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初八日卯时，哲宗无嗣而薨。在哲宗升遐前夕，朝鲜王朝的两大外戚集团——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围绕王位问题展开博弈。李昰应透过宫女们的中介向赵大妃进言说，如果安东金氏抢先决定王位继承，那么会使新王继嗣于哲宗，这样翼宗的后嗣将有断绝的危险；又透过赵成夏上书于赵大妃，建议让自己的儿子入继翼宗大统。赵大妃被他说动，在哲宗薨后立刻决定以李昰应的嫡次子李命福继承翼宗大统。然而，赵大妃的决定遭到了把持朝政的领议政金左根、判府事金兴根等安东金氏权臣的反对，理由是“我国古来无生存大院君，将处其父以何位？且兴宣性质不好，若恃太上之尊，揽朝政而浊乱，则必为国家大患！”但院相郑元容支持赵大妃的决定，就连安东金氏出身的金炳学也支持李昰应，安东金氏考虑到李昰应是一个街头无赖，没有多少能力，便不再坚持反对，于是赵大妃派领议政金左根，都承旨闵致庠去李昰应家接年仅12岁之李命福入宫，五天后即位，并改名李熙，是为朝鲜高宗。至此，李昰应隐忍数十年的障眼法终于奏效，

主词条：大院君改革

就在高宗入宫的翌日，李昰应受封大院君，号为“兴宣大院君”，可谓一步登天；其住宅拓而新之，升格为“宫”，称“云岘宫”。最关键的是，李昰应被垂帘听政的大王大妃赵氏赋予“协赞大政”之权，替年幼的国王打理朝政。在议论大院君待遇问题时，金左根、金兴根等声称“内外朝体例甚严，臣等与大院君恐无相接之时”，暗示了对李昰应参政的抵制之意。随后举行哲宗国葬，按惯例宗亲是被允许同群臣一道参与的，赵大妃趁机命令大臣与大院君商量节省国葬经费之事。以此为契机，李昰应开始逐渐参与到朝廷各项事务中，并掌握了实权，所有政事均须禀告于大院君前。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三日，赵大妃撤帘归政，李昰应虽无“摄政”之名，却在事实上成为朝鲜唯一的独裁者。

就这样，朝鲜王朝500年来首次出现国王本生父在世并执政的局面，李昰应终于可以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首先，他着手培植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权威。李昰应笼络了一批有才干的贵族，金炳学、洪淳穆、朴珪寿等名士能臣纷纷投入其麾下，同时他还豢养李景夏等武人酷吏来肃清犯法者和反对者，以杀人立威。时人形容其权威说：“（李昰应）出行，人皆屏息侧足，无敢仰视者，虽幼稚儿童，亦不敢作声啼哭”。他执政期间“邦内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谈朝廷事，常如鬼扑临门”。一些人暗地咒骂他为“凶鲜君”（在朝鲜语中发音类似兴宣君）。

接着，李昰应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不是推进近代化的改革，而是修补旧体制的改革。他执政之际，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混迹民间多年、深知朝廷积弊的李昰应认定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实现富国强兵。他的改革从重建景福宫开始，随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大院君改革）；对外则厉行闭关锁国，号召斥和攘夷，领导朝鲜军民抵抗法国入侵的“丙寅洋扰”和美国入侵的“辛未洋扰”，在全国各地竖立他手书的“斥和碑”，并拒绝接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送来的国书，只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下同清朝一国往来。多年后李昰应总结道：“十年辅政，自以欲富国之策，又当二次洋乱而已。”

李昰应的改革措施以决断性和实效性著称。当时，他的命令即“大院位分付”几乎取代国王教旨而成为金科玉律（只有重大事项或法令的宣布才以大妃或国王名义），史载“云岘十年当国，威行内外，‘大院位分付’五字风行三千里，如雷霆汤火，吏民惴惴，恒忧攸司之律”，因此他的改革执行力度很强，可谓令出必行。不可否认的是，其改革的许多政策客观上看是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百姓利益的，这自然与他的身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些仅仅建立在固有体制基础上的改革无法拯救已经走向衰亡的朝鲜王朝。虽然法、美军舰退出朝鲜，但西方势力的大举东来并非李昰应所能阻挡得了的。李昰应却得意忘形，写下“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扫除氛祲风涛定，扶植纲常日月悬”这类豪言壮语。李昰应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目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十年改革不仅使朝鲜失去自主开放和实现近代化的机会，更为自己埋下倒台的祸根。而且由于李昰应大兴土木和加强军备，向农民索要太多，导致咸镜道稳城、全罗道光阳、庆尚道宁海、黄海道海州、庆尚道安东等地爆发农民起义，北部农民不堪天灾和剥削，从同治八年（1869）起大批逃亡中国东北，形成最早的一批中国朝鲜族。这些其实是封建制度衰亡的征兆，不是李昰应从体制内的改革所能解决得了的。

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在成均馆儒生李世愚的建议下，李昰应被尊为“大老”。“大老”在当时的朝鲜是对大儒宋时烈的尊称，李昰应曾自诩他也是“大老”，含有占据话语权的意图，也是个人崇拜的体现，为此祭祀宋时烈的“大老祠”不得不改名为“江汉祠”。李昰应的权威达到顶峰。然而，由于他在改革中结下的太多怨仇，以及一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人物崛起，注定了他的垮台。

李昰应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在同治三年（1866）特地从妻家中挑选了一名闺秀，作为高宗的王妃、自己的儿媳，是为闵妃（明成皇后）。李昰应将闵妃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棋子，忽视她的存在。同治七年（1868），李昰应从高宗那里喜得第一个孙子，即完和君李墡，却不是闵妃生的，而是高宗宠姬李顺娥生的。后来闵妃得宠，两次怀孕，但其结果不是流产就是夭亡，其中一次还被认为是李昰应送来的山参引起的。而李昰应为了巩固王权，主张尽快立储，并有意立李墡为世子。这自然使闵妃与李昰应产生了很大矛盾。闵妃除了怂恿高宗外，还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不仅把娘家骊兴闵氏凝聚起来，而且联合了早先被李昰应排挤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甚至笼络了李昰应之兄李最应（兴寅君）、李昰应长子李载冕等人，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伺机推翻李昰应。

就在李昰应之声望如日中天的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在儒林中享有很高名望的崔益铉上疏针砭时弊，批评李昰应治下的朝鲜“政变旧章”、“彝伦斁丧”。崔益铉的上疏按惯例先呈送到云岘宫，被李昰应退回，但闵妃听说后，判断扳倒李昰应的千古良机已至，便派人找到崔益铉要走上疏，然后高宗嘉奖崔益铉并给他升了官。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李昰应的同党安骥泳、许元轼等弹劾崔益铉，成均馆儒生也卷堂（罢课）抗议，高宗却下令流放安、许二人。处于风口浪尖的崔益铉又在十一月三日以辞职为名再次上疏，直接针对李昰应，从道德上抨击其种种失政，质疑其掌权的合法性，指责李昰应“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明确要求“若其不在其位，而惟在亲亲之列者，只当尊其位、厚其禄，勿使干预国政”。高宗接到上疏后，于十一月四日夜对大臣宣布：“予以冲年入承，全然昧事，幸赖大院位辅相之道，至为壮成，今则亲执万机。”大概是受到闵妃的指点，他又在次日收回成命，理由是赵大妃撤帘时他就已经“亲总庶务”了，这暗示了李昰应执政的非法性。李昰应的亲信领议政洪淳穆、左议政姜㳣、右议政韩启源等大批朝臣要求处死崔益铉，高宗虽将崔益铉下狱，却只流放济州岛，于是洪淳穆等集体“出城”抗议，欲架空朝廷，然而这正中闵妃的下怀。高宗顺水推舟，将洪淳穆等罢官，并起用闵妃集团的人马来顶替。至此，李昰应的十年势道一夕崩塌，闵妃集团取而代之。

李昰应失势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出居于汉城南郊孔德里别庄，“日与诸客诗酒自娱”。此时实权掌握在闵妃及其养兄闵升镐手中，他们大力清洗“云边人”（指李昰应的亲信），对于李昰应的政策“毋论善否，一并矫革”，令李昰应更加不满。同治十一年（1874）七月二十八日，李昰应所设置的用于强化国防的江华岛镇抚营也被革罢，他不忍坐视，入宫极言其不可，高宗表示同意，但等李昰应一出宫，其亲信镇抚使申櫶就被罢免了，这应该也是出自闵妃的嗾使。李昰应闻讯大为失望，随即去德山给南延君扫墓，然后隐居杨州直谷山庄，“日与韵士唱和消遣，谢却宿客，杖屡逍遥于田野之间”。

李昰应的亲信采取种种手段报复闵妃集团。他下台一个月后，景福宫就发生爆炸事件，364间殿阁被烧毁；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闵升镐与闵妃的母亲韩昌府夫人李氏在家中被炸弹炸死；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的宅邸遭纵火。这三次的“火贼窝主”被查出是李昰应亲信、前庆尚道兵使申哲均。虽然在审理申哲均的过程中并未牵扯到李昰应，但自然使他更为闵妃所仇恨。与此同时，儒生们认为高宗不孝，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起不断上疏请求高宗敦请李昰应回京。高宗在闵妃的撑腰下，对这些人毫不客气，将李汇林等上疏者发配荒岛，并宣称：“此是间人骨肉者，煽动内外，眩惑人心者也。自今以后，若有更为伏阁者，当以极律磨炼”。但在光绪元年（1875）六月，仍有儒生赵忠植等4人冒死上疏，请让李昰应还京。高宗一怒之下，命令将这四名儒生全部处斩，李昰应遂于六月二十二日入京，进宫对高宗说：“儒生等为我等父子之事而上言者也，若欲杀此辈，则请先我而后杀儒生！”高宗和闵妃不得不同李昰应达成某种妥协，将这四名判死刑的儒生改为流放，并允许李昰应回到云岘宫居住。

李昰应本人也没有放弃对国政的干涉，他在蛰居直谷山庄期间写了名为《直谷闲商》的小册子，抨击闵妃集团的内外政策，其中对闵妃集团对日破冰之举反对最力。仍然具有影响力的李昰应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闵妃集团，使其难以积极对日交涉。日本为促使朝鲜接受其要求，在光绪元年（1875）八月挑起云扬号事件，翌年正月，日本以追究此事件责任为由派遣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军舰前往江华岛，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条约。李昰应致函诘责申櫶等谈判官员，企图阻止朝日建交；又上书议政府，斥责闵妃集团妥协路线，称他将不辞率家仆与日本一战。但李昰应此时的积极活动只能使闵妃集团对他更加警惕，从而加速其对日妥协，其结果就是光绪二年（1876）二月《江华条约》的缔结。

光绪七年（1881），清朝驻日外交官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一书在朝鲜披露。书中提议朝鲜要与中国、日本、美国联手对付俄国，此虽为闵妃集团所赞同，却引发儒生掀起“辛巳斥邪运动”，反对最力的地区正是最支持李昰应的地区——庆尚道（岭南）。李昰应的亲信安骥泳等人利用社会上对朝廷不满的情绪，图谋发动政变，打倒高宗和闵妃。李昰应虽未直接参与，但其庶长子李载先成了安骥泳计划拥立的新王。后来因人告密，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李载先被赐死，不过李昰应本人未遭牵连。此事平息后，李昰应亲自策划了一场更大的复辟行动。

当初李昰应下台之际，人们欢呼从其高压统治中解脱出来，并称崔益铉为“崔忠臣”，但由于闵妃集团的腐败，导致人们又怀念起李昰应。光绪八年（1882）六月，旧式军人无法忍受新旧军间悬殊的差别待遇，发动了“壬午兵变”，他们去云岘宫找李昰应求助，李昰应表面上叫他们解散，暗中却煽风点火，对这起兵变的扩大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起义军民杀了李昰应之兄李最应以及闵谦镐、闵昌植、金辅铉等闵妃集团权贵、捣毁别技军军营和日本公使馆，赶走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打死十余名日本人，甚至冲进王宫——昌德宫（景福宫爆炸后王室迁到昌德宫），追杀闵妃。闵妃化装成宫女，在李昰应之妻骊兴府大夫人的帮助下逃离王宫。起义军民拥戴李昰应入宫，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务，并禀决于大院君前”。就这样，李昰应在起义军民的拥护下第二次上台。

李昰应通过兵变上台后，不顾众臣反对，宣称闵妃已死，煞有介事地为她举行国葬。他还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当政时的一切举措，但对外政策远没有起义军民那么极端。他执政后便派遣官员前往釜山的日本领事馆，将兵变状况通报日本领事近藤真锄，并向其表示遗憾。同时又任命李承宇为告讣使，出使中国，企图以传统形式在清政府那里蒙混过关。然而还未成行，日本和清朝的军舰便接踵而至了，其干涉力度远超李昰应的想象。最终，李昰应在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三日被宗主国清朝逮捕，他的第二次执政仅持续33天（逮捕李昰应的过程参见壬午兵变词条）。

“孑身就道”的李昰应在七月十五日留家书一封于李载冕，写道：“第今日事，亦一快行，而从入大舰，详察动静，亦一壮观……且观接待之道优别，其中若干人至恭，尤为谢谢……此舰咸曰：‘今日太公之入于天朝，大幸大幸’云”，嘱咐李载冕“勿动勿动，安静安静”。内容看起来颇为乐观，其实不过是在家人面前强颜欢笑罢了。同时信中也提到他“衣服与什物无之”的窘况。而他在船中写下“有意山川依故国，无边江海是吾家”之句，则流露出他的豁达情怀。

七月十九日深夜，一路晕船的李昰应抵达天津。翌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母丧丁忧）要求他马上去北京，李昰应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暂缓，二十二日终于在袁保龄等的护送下登程进京。二十三日，李鸿章回到天津，对清军的果断行动大加称赞，并主张将李昰应羁押中国。二十五日，走到京郊通州的李昰应接到清廷旨意，要他回天津接受李鸿章的审问。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二日，李鸿章等清廷官员审问李昰应有关此次兵变的原因、杀害诸臣的理由和魁首的姓名等。李昰应不卑不亢，指出兵变原因“全由于财赋之臣，徒自肥己，滥杀人命，致此万古所无之变”，并谴责闵氏戚臣闵谦镐等的贪虐不法，认为他们在兵变中被杀是罪有应得，同时坚称自己事先并不知情，只是奉王命平息变乱。当被问及乱党有谁时，李昰应则称“一国之民，皆是凶徒”“军民咸动，难辨首从”。李鸿章警告：“如此不言，阁下难免赵盾之诛。”李昰应说：“此为春秋笔法，我若有一分不轨之心，南、董之笔乌可免也？惟天在上，愿与发告人一质，死无余恨，如不对辩，独受万古难洗之名，不当不齿人类，禽兽耻不同群。”八月十日，李鸿章奏请将李昰应安置于直隶省城保定，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两天后清廷批准。十五日，李鸿章命周馥护送李昰应至保定府，并出台“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采取“优给廪饩，严其防闲”的方针。李昰应在赴保定前的家书中表示自己无论去哪里都会“平心”，嘱托“家间事与教子之道少勿虚旷”，感慨“大抵八字所关”。

重新上台的闵妃集团虽请求释放李昰应，其实毫无诚意，只是为了向臣民表现“孝道”的作秀而已，比如奏请放还李昰应的使臣赵宁夏就说：“李昰应此次秉政，非出自国王之意，论寡君情私，当以释回为是，若论公义，则不能顾情私。”而且赵宁夏在华期间，正值李昰应受审之时，赵宁夏等不但不为李昰应辩解，还落井下石，称“太公以言激之，致此变乱”。

光绪九年（1883）六月，慈禧太后起用醇亲王奕譞参政，会同筹办中法越南交涉。醇亲王跟李昰应同样是一国之君的生父，李昰应及其亲信以为是天赐良机，便倾尽云岘宫的财产来向醇亲王行贿，据说花了六万两银子之多，结果到翌年春就传出李昰应将在醇亲王的庇护下获释回国的风声。高宗和闵妃对此惶恐不安，甚至派韩圭稷找日本驻朝代理公使岛村久求助，请求在李昰应回国时出兵保护，后在闵泳翊的反对下无果。尽管醇亲王因“甲申政潮”最终取代恭亲王，但迟迟没有释放李昰应的迹象（据说醇亲王确实曾为李昰应求情，而慈禧故意拒绝以敲打醇亲王），无财可贿的李昰应在光绪十年（1884）五月派侍从李益瑞到北京都察院喊冤，清廷不予受理。

当时，朝鲜民众普遍同情李昰应，连驻朝清军都察觉到这点，如壬午兵变后袁世凯曾对接待他的朝鲜官员金昌熙说：“初我兵登岸，我与丁军门（丁汝昌）赤足先登，问之土人，莫不美扬太公。”英国驻朝领事阿须敦也注意到朝鲜的下层民众普遍认为李昰应是好人，期盼他尽快回国。光绪十年（1884）二月李昰应回国的风声流传朝鲜时，庆尚道就有人图谋起事，拥戴李昰应之孙李埈镕为王。同年十月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时，也企图利用李昰应的权威，其政纲的第一条就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袁世凯对李昰应在朝鲜所享有的威望早有感知，在甲申政变期间就建议“李昰应亦可饬其同兵至，暗置营中，以收人心”。李鸿章也改变两年前的态度，力主释放李昰应，并派负责看管的候补道沈能虎与李昰应接洽，告知甲申政变和闵妃已死（后被证实为误报）的消息，李昰应听了后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地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一面极力向清朝表白忠诚，一面强烈要求回国。但慈禧借口日本人不喜欢李昰应，若马上释放的话会妨碍甲申政变的善后，故没有采纳李鸿章的建议。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闵妃集团引俄拒清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败露，让清廷的态度彻底松动。这年六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通过其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向李鸿章捎话，建议中国释放李昰应。以此为契机，李鸿章重提释放李昰应之议，并将李昰应接到天津，与其笔谈。知道闵妃还活着的李昰应显得比之前消极不少，强调自己无心干政，又说将顺应大势、不再坚持锁国的主张，甚至还建议清朝仿元朝征东行省故事，派大臣监国，称“此实非为保自己之计，即断断为国之心”“本国百口同然，如闻此命，大小必手舞也”。对于李昰应如此“卖国”举动，李鸿章自然“太觉奇崛”，但清廷对李昰应的态度还算满意，决定放他回国。

不过，李昰应回国还需要以朝鲜遣使请求的形式。之前李昰应之子李载冕回国时，李鸿章嘱咐他转达要高宗遣使的意思，高宗和闵妃听说是真要释放，便极不情愿了。无力忤逆清廷的他们被迫在三月二十日派出闵种默为首的陈奏使，但拖延其行程，在陈奏使抵达北京之前先派闵泳翊赴天津确认此事，然后派金明圭、李应浚恳求李鸿章不要放李昰应回国，甚至还行了贿，然而无济于事。八月十二日，清廷以接受朝鲜奏请的形式，颁布释放李昰应的上谕，护送他回国的任务由袁世凯负责。二十五日，李昰应抵达仁川，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年的故国，在赴汉城时“沿途百姓遮道攀辕，无不欢声雷动”。但与民众欢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宗和闵妃的冷淡反应。在李昰应一行登陆仁川时，朝鲜政府竟然无人迎接，袁世凯大为不满，催促朝鲜政府派人迎接李昰应，于是高宗才在次日勉强派中使、都承旨出迎。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率40名清军护送李昰应入汉城，高宗虽亲自前往崇礼门迎接李昰应，但“相不交一言，人骇之”，可见这对父子之间的感情淡漠到何等程度。

李昰应受到的热烈欢迎使闵妃集团更加如坐针毡。就在李昰应登陆仁川当天，他的一名旧仆被毒死，次日朝鲜政府揪出了参与壬午兵变的金春永和李永植，将他们以大逆不道之罪凌迟处死，于是“此次从昰应归者十数人逃窜一空，只剩向在津通事金炳文，昨又几为捕去”。这显然是闵妃集团翦除其羽翼、示以下马威之举。九月十日，闵妃集团出台“大院君尊奉仪节”，严禁朝鲜官员与李昰应交往或私通信件，加紧对他的监视。甚至连李昰应生病也阻挠医生医治，李昰应无法忍受，向清朝请求返回天津安度晚年，经袁世凯反复开导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另一方面，袁世凯通过与李昰应的接触确认其有才干、得民心以及亲华的态度，主张“如能假（李昰应）以事权，必有一番振作，朝鲜乃可自立”。李昰应也未放弃政治野心，便同袁世凯勾结，不惜废掉儿子高宗。光绪十二年（1886）发生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中朝关系降至冰点。袁世凯主张中国派兵废黜高宗，另立李氏贤者。背后则是袁世凯与李昰应约定立其孙李埈镕为王、由李昰应摄政。尽管清政府没有批准袁世凯的废王之请，但袁世凯仍不死心，在翌年继续筹划此事，却遭闵泳翊告密而失败。

李昰应见袁世凯难以成事，便又向日本及流亡日本的开化党人抛出橄榄枝，甚至在光绪十六年（1890）会见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时公然以“开化党”自居，让日本政府不要再怀疑他是过去那样的“顽固翁”，并把自己与李鸿章、伊藤博文相提并论，将东山再起之意表露无余。他与开化党人也确实有过秘密联络。开化党人朴泳孝在光绪十三年（1887）透过被朝鲜雇佣为制粉教师的日本人小川实与李昰应取得联系，光绪十七年（1891），李昰应对小川实声称自己和李鸿章有过约定，所以希望金玉均、朴泳孝从日本举兵反攻朝鲜，至少也要在新闻上散布这个消息，以便制造让北洋水师出兵朝鲜的口实，帮助自己夺权，不过此阴谋因朴泳孝的反对而流产，闵妃集团也得知此事。光绪十八年（1892）春，有刺客闯入云岘宫行刺未遂；五月，云岘宫发生炸弹爆炸事件，爆炸时李昰应正好外出散步，侥幸逃过一劫，接着又在李载冕和李埈镕的寝室下发现了未爆炸的炸弹。这些事都被认为是闵妃集团所为。

当时，朝鲜民间流行秘密宗教“东学道”，李昰应执政时曾处死过东学道教主崔济愚，但下台后又企图利用东学道对抗闵妃集团。光绪十九年（1893），东学道在报恩郡举行集会，号召“斥倭洋倡义”，李昰应趁机派人打入其中，想把事情闹大，以便浑水摸鱼，然而未能得逞。光绪二十年（1894）春，全罗道爆发了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官军节节败退，连朝鲜王室的老家全州都失守了。据说全琫准早就见过李昰应，其起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扶持李昰应执政，东学军上招讨使洪启薰的呈文更是明确提出“上奉国太公之监国，以全父子之伦，君臣之义”。在高宗和闵妃看来，这无疑坐实了李昰应与东学道的勾结，因而急忙请清朝出兵扑灭起义。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而出兵朝鲜，战争阴云密布在朝鲜半岛上空。

日本为了在中日开战前控制朝鲜，选择扶植李昰应来取代闵妃集团。从四月底开始，日本人就几次潜入云岘宫，试探李昰应的意思，但李昰应不为所动。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军突袭并占领了景福宫。同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派兵救出了被闵妃集团监禁的李昰应亲信侍从郑云鹏，让他随同与李昰应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进入云岘宫，说服李昰应入宫执政，但李昰应依然不答应，冈本甚至做出剖腹自杀状以威胁，引起李昰应的恐慌。此时，得知进展不顺的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专程赶赴云岘宫，以“阁下如拒绝我们的劝告，我国便不得不考虑转向别的方案”等暗含威胁的言辞力劝李昰应入宫，冈本、郑云鹏也跟着怂恿，李昰应遂有所松动，但要日本人做出不损害朝鲜领土完整的保证才能同意，于是杉村濬用汉文立书保证道：“日本政府之此举，实出于义举，故事成之后，断不割朝鲜国之寸地”。其后李昰应又要求得到国王传他进宫的宣旨，日本人便让亲日开化派官员草拟了宣旨，李昰应接旨后才入宫。由此可见，李昰应第三次上台带有被胁迫的因素，而这种不和谐因素也埋下了后来他与日本冲突的种子。

同日午前11时左右，大鸟圭介与李昰应分别进入景福宫，高宗下阶相迎，李昰应见高宗后与他执手对泣。李昰应指责高宗失政，高宗也一再表示忏悔，两人互相搀扶走入宫内。与此同时，李昰应还一度原谅了“垂泪认罪”的闵妃。随后高宗下了一道“凡今庶务，遇有紧重事件，先为就明于大院君前”的教旨，把国政完全交给李昰应。就这样，李昰应凭着农民起义和日军入侵，第三次上台执政。

实际上，此时的李昰应不过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实权掌握在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手中，而包括与清朝断交、展开内政改革乃至镇压东学党等种种行为都是在日本的指使下进行的，并非出自李昰应的本意，他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与开化派争权夺利（当时李昰应的政治活动详见日朝同盟条约、甲午更张等词条）。为了寻找外援，李昰应先输款于平壤清军，企图里应外合驱逐日本人，史载“大院君事大的野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李埈镕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隐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中国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日军占领汉城后，“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但随着清军在平壤战役的溃败，不仅李昰应的反日计划落空，他也因给清军的密信为日军缴获而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李昰应见一计不成，又联络全罗道的东学军，敦促他们再度起义，可是由于实力悬殊，少量日军就迅速击垮了十万东学军，李昰应的反日行动也彻底暴露。

当时，日本以井上馨代替大鸟圭介为新任驻朝公使，李昰应便前往公使馆拜访井上馨，称自己并不反对开化，但反对冒进，并向井上指出日本在朝鲜采取武力手段，而且亲日政权颁布了许多有违朝鲜民情的法令，已失去民心，还给井上写了“汉高帝之得天下心也，先以约法三章，台执应可知也”的一行话，希望日本改善对朝政策。然而井上馨不但置若罔闻，还在背后骂李昰应是只“老狐狸”。他指出李昰应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并且“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开国五百三年（1894）十月二十一日，井上馨以私通平壤清军和煽动农民暴动为由，逼李昰应下台。李昰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执政就这样收场了。

李昰应虽然丧失了政权，但仍不甘心。他对执政的开化派恨之入骨，收买了一些“壮士”，准备刺杀当权官员，法务协办金鹤羽就在家中被刺死。李昰应的孙子李埈镕因刺杀金鹤羽的嫌疑而于开国五百四年（1895）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警务厅严加拷问。此时闵妃的权力有所恢复，内部大臣朴泳孝揣摩闵妃之意，将前一年的李埈镕谋逆事件和这次的金鹤羽暗杀事件一起清算，主张将李埈镕判处死刑。经过李昰应夫妇的多方奔走，甚至在法院门口跪坐痛哭，加上金弘集、井上馨的劝告，李埈镕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乔桐岛。但李昰应的亲信朴准阳、李泰容、高宗柱等因李埈镕事件的牵连而被处死，李昰应的势力更为削弱。开国五百四年（1895）四月二十九日，朝鲜政府再次颁布“大院君尊奉仪节”，派巡检看守李昰应，将他软禁起来。李昰应幽居于汉城南郊龙山麓、汉江滨之孔德里别庄（此处在25年前被他选定为墓地）中，过着“朝闻水村渔歌，夕听暮砧之急，读黄山谷之诗集，又追忆十年前之远游，描兰花以消闲”的生活。

开国五百四年（1895）七月十三日，三浦梧楼代替井上馨出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上任后，就策划暗杀亲俄反日的闵妃。当时日本已经雇佣了数十浪人，且有失势之朝鲜训练队协助，但仍觉得毫无借口。冈本柳之助认为最好拉拢闵妃的政敌——李昰应。因为李昰应在朝鲜颇有威望，且日本打出李昰应的旗号，可以将按暗杀闵妃行动掩盖为李昰应发动的宫廷政变，三浦也颇为赞同。由于李昰应一贯反日，所以有人提出异议，三浦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

八月中，日本公使馆就数次派铃木顺见、堀口九万一、冈本柳之助等人潜入孔德里别庄，劝说李昰应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按照当时日方的说法，李昰应无法克服对闵妃的新仇旧恨，同意参与暗杀闵妃的行动。八月十七日，李昰应当着他子孙的面，在孔德里别庄中与冈本柳之助达成了4项协议：李昰应辅佐高宗，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等组阁；将李载冕安插在宫廷；李埈镕送往日本留学。李昰应也派使者洪显哲多次秘密出入日本公使馆，商议入宫的计划。到八月二十日凌晨开始行动时，李昰应策马当先，进入宫廷，先在康宁殿停顿后前往长安堂与高宗面谈。之后闵妃被日本人残忍杀害并焚尸，史称“乙未事变”。据说李昰应得知闵妃被杀后“拍手大笑”，还送给参与事变的日本人19000元的“谢礼金”。乙未事变以后，李昰应又提议废闵妃为庶人，并强迫高宗让李载冕担任宫内府大臣。乙未事变发生当日清晨，汉城市内就遍贴李昰应亲笔署名的“告由文”：

“近日群小壅蔽聪明，斥贤用奸，维新之大业将中途而废，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余生于宗亲之家，而不忍坐视，故今欲入阙，辅翼大君主，逐斥群邪，成就维新之大业，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尔等百姓；尔等百姓安其堵、守其业，勿为轻动。若尔等百姓兵士有阻我行者，则必有大罪，尔等悔而无及矣！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国太公示。”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李昰应完全是被日本逼迫而参与乙未事变的。日本外交官内田定槌在《赴任地回忆录》披露，乙未事变当日凌晨，李昰应犹豫不决，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因此冈本柳之助和堀口九万一动员士兵强行把李昰应拉出来，一同前往王城。也就是说，李昰应并非杀害闵妃的主动参与者，而是被日本人挟持的，他之前与日本签的协议以及事变后的“告由文”都是强迫签名或伪造的。其后各国公使相继进宫询问情况，“各国使臣咸谓大院君祗如庙中土偶人，其实日本欲乘机举事耳，于大院君何尤”。李昰应也曾向俄国和美国公使透露他被日本兵软禁在宫阙中。朴殷植便将李昰应比喻为中国春秋时代未弑君而被记录为弑君的赵盾，并对李昰应未能力抗日本表示遗憾。当代韩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李昰应在乙未事变中是清白的。

乙未事变后，李昰应就住在景福宫中，但未掌握政权。建阳元年（1896）2月11日“俄馆播迁”，李昰应返回云岘宫居住。新成立的亲俄政府比被推翻的亲日政府更防范李昰应，于2月13日恢复了“大院君尊奉仪节”，对他实施软禁，并将他剩下的亲信尽数逮捕。4月15日，法部顾问具礼（美国人）建议李昰应写一封公开信以澄清自己在乙未事变中的真相，李昰应谢绝道：“天日在上，公议自在，似不俟我言，应已默会矣。”当年高宗生日，李昰应欲见一面高宗而不可得。光武元年（1897）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曾向清政府报告道：“乙未八月闵妃被戮，王疑其父串通倭所致，怨恨益深，遂标兵数十名榜于其门前，凡遇有与昰应府内往返者，均严加审讯，方许出入，本年六月间又派巡查十名守垣内。昰应大怒，每人杖一百，即时入宫见其子，谓：‘乙未以前闵妃未死，尔之疑我，知系为妻蛊惑，今之派兵防我，设巡查于我庭前，殊不可解。尔无父母耶？抑我无妻室耶？倘尔疑我为逆党，即请杀之，何致竟设巡查于内室耶？但自今以后，勿谓有本生父母！我已八十老人，将去黄泉，亦不与尔相见！’等语。王闻之不觉泪下，请息怒，及许严责总巡官。昰应不听，乘怒而归。嗣后该巡查经已撤去，惟尚有暗查密探于其府之左右近地。”

是年10月，高宗成为大韩帝国皇帝，而李昰应在8月就已卧病不起，到光武二年（1898）2月22日去世于云岘宫。临终前，他对身旁的李载冕说：“我得谒主上，死且不恨，何为而可？”说了三遍后，又说：“驾不动乎？”到戌时就“长噫而绝”了，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伤感呜咽。5月25日，高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与先于他一个月去世的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合葬在孔德里。但高宗没有出席李昰应的葬礼。当高宗在楼上望见李昰应的送葬行列逐渐远去消失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声彻于外，人以为犹有天伦之感”。隆熙元年（1907）8月26日，纯宗为其祖父上尊号为“大院王”，又赠谥号“献懿”，称“兴宣献懿大院王”，墓所迁至坡州，称“兴园”，1966年迁葬京畿道南杨州市。

李昰应年轻时混迹于花街柳巷之中，不仅是为了韬光养晦，他本性亦淫荡好色，流传出许多风流韵事。野史盛传他在落魄时宠爱一位红颜知音般的妓生，日本人细井肇写的朝鲜宫廷秘史《国太公之眦》称其名字是桂月，韩国作家柳周烈写的大河小说《大院君》中称其名字是秋仙。高宗即位前夕的李昰应为了攀上赵大妃（神贞王后）、探听宫中动态，巴结大妃的近侍宫女徐氏与张氏并与之通奸，等到他成为大院君后，纳徐氏为妾而不纳张氏，导致张氏怀恨在心，后来撺掇闵妃打倒李昰应（这位张氏就是义亲王李堈的生母，亦是李昰应之心腹张淳奎的妹妹）。李昰应还爱听盘索里，重建景福宫后，他在庆会楼举行的落成宴会上看中了演唱盘索里的女子陈彩仙，纳她为妾，并封她的老师申在孝为五卫将。丙寅洋扰前夕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李昰应设妓乐于禁营，纵情声色十余日之久。他还挑选妓女中美貌者轮番入侍云岘宫，称为“待令妓生”。李昰应甚至与许多士大夫家的命妇发生性关系，传得朝野皆知。

李昰应葬父的奇闻流传甚广。南延君李球去世时，李昰应只有十七岁，为了帮父亲寻找墓地，他找到一位风水师，到忠清道德山的大德寺时，风水师指着一个古塔说：“彼大吉壤，贵不可言！”李昰应为之心动，回家卖掉了所有家产，换了2万两钱，用其中一半贿赂大德寺的住持，让他放火烧寺，然后李昰应兄弟奉南延君灵柩而来，在下葬前的晚上，李昰应的哥哥们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衣老人怒骂道：“我是这个塔的塔神，你们为什么要夺取我的住所？如果下葬，那么在虞祭结束之前，你们兄弟全部都会暴死，快离开吧！”哥哥们便给李昰应说这个梦，李昰应反而大喜，拉着哥哥们去推石塔，斧子一砍就飞出去，李昰应自己扛上斧子，向天大喝，斧子砍下去时就不飞出去了。埋葬了南延君后，李昰应又害怕被别人移走，便熔化数万斤铁来使墓葬牢固，又覆盖上砂土，修成了一座伏雉形的坟墓。结果暴死的不是李昰应兄弟，而是大德寺的住持，相反李昰应却在十余年后果然生了位“真龙天子”。

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是，忠清道德山的伽倻山大德寺石塔向来以风水宝地闻名，人们说若在此下葬则子孙中会出现帝王。虽然许多人垂涎于此地，但又碍于嫌忌而未遂。李昰应想将他的父亲改葬到那里，当时金炳冀的家仆孙德重与李昰应过从甚密，李昰应遂与之合谋，借助安东金氏的权力夺取大德寺的地皮，改葬南延君于此。在他们破坏石塔时，突降雷雨，身边的帮手们都为之惊诧，李昰应却不动声色，安抚帮手们继续干活。塔下有三颗舍利子，李昰应居然将其吞食，时人为此事惊讶，一直流传着这些传奇故事（一说未降雷雨）。

李昰应年轻时在权贵面前摇尾乞怜、装疯卖傻，流传出不少他受到侮辱的故事。有一次他拜谒金左根，另一官员沈宜冕也在场，等李昰应退出时，沈宜冕对金左根说：“宫道令当守宫而已，何至纍纍曳履于宰相家？”由于声音太大而被李昰应听到，让他怀恨在心，高宗即位后沈宜冕就被罢官。

当时，发生宗室李夏铨谋逆伏诛的事件，李昰应在拜谒金炳冀的妻舅南秉哲时，南秉哲严肃地对他说：“尔知夏铨谋！”李昰应大惊，面如土色，叩头道：“君何作此恶剧？”南秉哲转而大笑道：“时伯（李昰应的字）何其胆小也！”李昰应汗流浃背而出，对人说：“是日当减十年寿算！”时人将他的表现比作青梅煮酒时的刘备。

安东金氏权贵中最看不起李昰应的人是金炳㴤。有一次李昰应画了自画像，去乞求金炳学、金炳国、金炳冀题写赞词于其上，三人答应，却在金炳㴤面前碰壁。金炳㴤骂道：“我身为宰相，怎么能给你这种人的画像题赞？”碰巧其侄金性均来拜访，在对金炳㴤行礼后也对李昰应行礼，金炳㴤呵斥其侄说：“你身为士大夫之子，怎么能向兴宣君下拜呢？”李昰应成为大院君后，欲杀金炳㴤，安东金氏家族成员献了好多贿赂并苦苦哀求才让金炳㴤免于一死。（此外一些相关事迹见金炳冀、罗阁夫人等词条）

李昰应十分迷信，“卜筮谈命者不离左右”。他还制造并利用谶纬等迷信手段为其重建景福宫营造舆论（详见大院君改革）。景福宫工程奠基后的五月，在汉城彰义门外的石琼楼出土了一个被称为“寿进宝酌”的铜杯，上刻诗曰：

华山道士袖中宝，献寿东方国太公。

青牛十回白巳节，开封人是玉泉翁。

百官都认为这是盛世瑞兆，纷纷撰文对李昰应歌功颂德，朴珪寿更说诗中的“国太公”指李昰应，这就是李昰应被称为“国太公”的由来。

李昰应诙谐幽默，说话经常逗得满堂大笑，“凡朝臣之贵显者以至士庶出入门下者，皆与以绰名”，如赵宁夏长得高就叫他“长台”，金世均脸扁就叫他“匾台”，李敦荣不苟言笑就叫他“寒冰”。大臣金辅铉不为李昰应所喜，其父死，他为了让李昰应来吊丧，便利用李昰应喜欢开人玩笑的嗜好，故意给李昰应的一个门客透露自己父亲小名狗子。该门客便向李昰应提及此事，李昰应听说后大喜，赶紧前往金辅铉父亲的灵堂，用朝鲜唤狗之语“獒獠獒獠”喊了几声就走了。金辅铉反以为荣，在吊客录上写“某日大院君入哭”。李昰应幽默的性格深得下人之心，却让不少士大夫对他很鄙视。

李昰应被羁押保定期间，居于旧清河道衙署，平日以画兰自娱，中国士绅多往索之。时人张一麐因其父在直隶做知县，并负责监视李昰应，故他得以随其父接触李昰应，并“以扇乞画”，李昰应作画后落款称“某某雅士”。之前闹了个笑话，有人乞画，李昰应问身边的华人给事在中国如何尊称，对曰“老爷”，于是他就落款“某某老爷”。后来有人提醒他老爷是奴才对主人的称呼，李昰应才一律改题“雅士”。

李昰应在同治年间执政时就通过吴庆锡、卞元圭等燕行译官与一些清朝士大夫展开书信往来，称为“神交”。跟李昰应书信往来的清朝士大夫有万青藜、徐桐、袁保龄、樊彬、皂保、黄云鹄、张丙炎等10多人。李昰应将他画的墨兰图或自己的肖像画寄给他们，他们则题诗称赞，同时李昰应也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有关中国局势的情报。他们之间往来的近百篇尺牍被收录于《天雁尺芳》、《清人简格》、《北雁尺一》三种文献中。

李昰应被幽禁保定时，拜访他的中国士大夫也很多，大院君与他们展开笔谈。有人问：“通商之事，各国皆然，公胡独异？”李昰应回答：“小邦不可与上国比。小邦地小人少，闭关自守，犹惧不免侵轶，若更与各国互市，是速其亡也。且上国与外洋通商数十年矣，蒙未见其利也。”又有某位清朝翰林前往慰问，以文王羑里比喻李昰应的处境。李昰应回复道：“不敢当，不敢当。文王，古圣王也，何可以况夷虏？且今上圣明，非桀纣比乎！”该翰林咋舌而退。

李昰应是一名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兰花，由于他自号“石坡”，所以他画的兰花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石坡兰。他的画兰技巧是跟金正喜学习的，但后来连金正喜都自叹不如。石坡兰、秋史笔（金正喜书法）、紫霞诗（申纬诗歌）被誉为当时朝鲜的“三绝”。此外李昰应对书法也颇有造诣，尤工隶书。

李昰应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其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李昰应为人果断，个性极强，与闵妃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埋下了朝鲜亡国的祸根。与李昰应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朝鲜人对他的评价虽然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惜”字。

处士黄玹评价：“乃云岘者，流涎壮金（安东金氏）之富贵，一朝得志，淫侈骄狼，猖狂自恣，视壮金而又过之。斫伤元气，结怨黔黎，徒以穷心土木，左袒色目（指偏袒南人），为十年事业。呜呼！时耶？运耶？千载之下，亦必有叹息痛恨于斯者。”又对他的一生总结道：“昰应十年秉钧，功罪参半。甲戌（1874）后，与明成仇隙日深，濒危者数，杜门十数年。每国家有变，辄为众所推挽，屡起屡踬，汔可自艾，而恩仇一念，至死不变，故人少之。然年高饱经历，名闻外国，朝野倚为大老。及其死，远近震悼。”

文学家金泽荣评价：“大院君才气过人，虽千百人，一闻其姓名，终身不忘。用事十年之间，救弊为多，然不学无术，闇于大体，乐权势，好轻侠，睚眦必报。尤于伦纪之变，处之不善，使国脉凋伤，人惜之。”

朝鲜大臣金允植在壬午兵变时向清朝介绍李昰应时称“其为人狠戾自用，亦有才干”“兴宣秉政十年，毒虐生民，胁制君王，年壮而无反政之意，举国皆有不韪之心，而谁敢搅之？又常凌侮君王及闵妃，如家人小儿”。但后来转变立场，并在李昰应死后为其撰写墓志铭，盛赞“于赫维王，命世英贤。气钟河岳，名振海寰。发祥储庆，载诞圣人。圣人穆穆，王作翰屛。大公无私，朝着清明。惠洽八域，丰年穰穰。道存辟卫，义严尊攘。兴弊补漏，苏枯弱强。从欲以治，风动四方。流言居东，几几赤舃。处困如亨，华夷敬服。顷值多难，百六之会。进退维忧，安危身佩。王心不颇，如鉴衡平。不拘疏节，迈往任情。维孝友于，施于家邦。恤穷赈贫，若时雨降。功存万世，德隆三尊。撝谦不伐，虚己下人。授简赋雪，挥毫写兰。品格高古，风韵翛然”，又在其遗像题赞“十年辅政，大振纪纲。赤舃几几，处变如常。千载之下，复见姬氏之雅量”。

史学家朴殷植认为：“大院君几乎能国矣，而惜其学不国矣。……大院君刚猛果敢，风驰电掣。制合变通，则旧例不足存；事属断行，则人言不足恤。如排除权戚、霹破门阀、革军布、撤书院之类皆出于卓绝之毅力，累世习惯之铜柱铁壁，触手而碎，真政治上大革命家也。……惜无其学，治内则私智自用，动多过举；对外则排斥为主，闭锁自瞎，卒乃变生肘腋，祸烈于国，半岛中兴之运遂不复焉。呜呼！惜哉痛史始此。”又说：“以大院君言之，虽其得失有不可掩者，而其为政也，府库充溢，军饷裕足，近民之官必择廉白，小民安业，军乱、民乱必不作焉。内乱不作，外部之干涉奚由而至哉？惜乎此老，政治犹为彼善于此，而乃陷于势权争夺之冲，一蹶不起，屏居蓝田，嘿嘿度日，以军变之故，暂得政权，旋蒙戎首之名，皓发南冠，孤吟异域，为天下笑，不亦悲乎？”

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壬午兵变后评价李昰应“实为祸首罪魁，其人奸狡枭杰”“凶狡险踪，恶迹众著”；但到两年后甲申政变时不得不承认“昰应柄国十年，虽举措间有贪暴，而操纵尚能自如，其才气实非朝列所及”。

护送李昰应归国的清廷驻朝官员袁世凯更是盛赞李昰应“与各国谈，必推尊中国，其诚服之情，溢于言表；其笼络人才，剖白事机，顷刻应变，了然指掌，诚东方第一人才也”。

壬午兵变时随军来朝鲜的清朝文人周家禄在诗歌中称赞李昰应“雄才大略政自我，富国强兵功在民”。

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则评价李昰应“好弄术智而不知大体，喜生事而无一定之计划，性残酷骄慢而内荏多猜，实朝鲜民族性质之代表，而乱亡之张本人也”。

李昰应在当时的日本被认为是敌视近代文明的朝鲜顽固派头子，特别是由于他早期拒绝接纳日本国书，后在其主导的壬午兵变中又发生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人之事，所以日本对他的评价偏否定。同治九年（1870），被朝鲜拒之门外的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上书中提到：“朝鲜有太殷君（大院君）者，国王之实父也……专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无深谋远虑。厚税敛畜金谷，下民莫不怨怼焉。一日举我三十大队，以蹂躏彼之巢窟，则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纵七擒，实易易耳。”过了二十多年的甲午更张时期，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依然对他持负面评价：“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支那，不知有其它，是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评价李昰应：“其天资狞猛惨酷，害人无所忌惮，摄政十年之间，屡起大狱，朝野之人被处死刑者不下十万，其阴险世所共知，又一方面而言，视其为人，好修内行，好读书，言必称周公孔子之道，常主张国体论，用我日本之言来形容其做派的话，就如同兼备儒者与皇学者精神之人。”甲午更张时期，福泽承认李昰应的确“英迈”，但又说其英迈“是东洋流的英迈”，其实“不过是纯然的腐败国之普通顽固翁耳”。曾搜集关于李昰应的大量野史传说并撰写《国太公之眦》一书的日本记者细井肇评价他说：“弄其专权，自立于王者之上，窃国太公之尊荣，恰如独裁大王而不听一切人言，治政十年，杀戮无辜二十万人，擅长阴谋，敢于在骨肉缘戚之间迭起爆杀、毒杀、惨杀、刑杀等一切血斗之惨剧而无所顾忌。”

不过，也有日本人对李昰应持肯定评价，如德川幕府遗老胜海舟称李昰应“虽有种种批评，自是一世伟人”。曾在朝鲜生活多年并参与过乙未事变的日本记者菊池谦让也认为李昰应是“支撑濒临灭亡的近代朝鲜的英雄”，不过又说“若使大院君如其摄政初期之志、使此英雄了解近世的智能与开国（开放国门）之大事、使此英雄成就国民统一之伟业、使此国太公恢复李朝之王室，则半岛国民很可能就于亚细亚以近世之强国而保其命脉、建立使一千多万民族自立的国家之繁荣”，对李昰应透露出遗憾与惋惜之情。

当时的欧美人对李昰应的评价多针对其气质和性格，随其立场而褒贬不一。丙寅邪狱前夕的法国主教张敬一评价他说：“大院君身材不算太魁梧，清癯而硬朗，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令人望而生畏，性格急躁而好读书。统治新政府的大院君虽然革除一切积弊，但却任意作恶，杀人无数。因为搞不清他会以什么理由来杀人，所以尽管我们暂未遭受这个恶人所降下的灾祸，但我不放心。”

光绪十一年（1885），美国驻朝代理公使福久谒见刚从中国回来的李昰应，对他的评价是：“我发现大院君是一个保养得非常好的人，六十八岁（应为64周岁），但看起来不超过五十岁。 他的脸庞显示出极大的决断和坚定，具有很高的智慧。”

英国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写道：“我曾见过大院君，那时他虽已老，而充满活力与充沛精力的姿态、锐利的眼光，以及精力旺盛的行动，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大韩帝国皇室关系密切的美国人讫法（胡默·赫尔伯特）对李昰应的评价是：“他是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傲慢的气质的人物，老百姓虽然憎恨他，但同时永远尊敬他，实际上他是登上近代朝鲜政坛的强人。当他遭到不论道德、经济、政治的问题还是亲族间的问题，不管多么艰难，不顾一切只向自己想要的目标推行到底，他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他具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

英国记者麦肯基评价“大院君无疑是当时在远东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身高约5英尺6英寸，腰板挺直，精力充沛，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是一个统治人民的真正领导者”。

到了现代，史学界对李昰应的评价有较大争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中评价李昰应“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使朝鲜继续停留在落后的封建阶段，挽救摇摇欲坠的李朝封建统治制度”，但又肯定李昰应加强国防的措施“顺应了朝鲜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爱国斗争要求，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来朝鲜认为李昰应“本应该把国家引向近代化的道路，能动地进行对外活动，但他却认为闭关自守的政策才是维持封建国家的唯一出路。……在朝鲜封建国家还没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大院君闭关自守的政策，虽在当时阻止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维持国家的独立方面，多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落西山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他统治期间，封建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和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化”。

韩国史学界对李昰应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否定李昰应，认为他整顿传统秩序、加强专制王权的改革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了韩国的近代化之路，因此称他为“保守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乃至反历史的保守政治家”，尤其对他的锁国政策痛加批判，比如学者柳国铉认为“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并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对应，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的反应。尤其是大院君将艰难击退西洋人，暂时克服洋患视为独善其身的方法，从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鄙视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认定为野蛮的敌人和有害的东西，这是大院君的一大错觉和局限。”他指出，“如果大院君能够以纵观世界与历史的慧眼，合理地实施对外政策，则不至于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韩民族经历那么多耻辱和痛苦。”另一种观点则对李昰应予以肯定，认为他执政时期，可从抵抗外势侵略、保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正因为在此期间对传统社会的弊端进行果断的改革，从而为近代转型准备基础，促进了朝鲜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进程。比如韩国早期著名历史学家李瑄根、曹直亮等评价李昰应是“近代倾向的改革家乃至独裁者”。有韩国学者认为，对李昰应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观的影响，理应对李昰应重新评价。比如延甲洙透过分析李昰应与西洋各国接触的事实，指出李昰应并非简单的锁国主义者，他实际上主张在强化国力以后自主开放，反对的只是欧美对朝鲜的无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条件下的锁国政策是李昰应面临民族危机所采取的果断的政策。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更是指出对李昰应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诋毁，以此来衬托日本使朝鲜“开化”的“功绩”，对李昰应最先使用“锁国”一词的就是日本人，因此这种殖民地史观需要彻底的批判。

李昰应的玄孙李清曾出资建立石坡学术研究院，整理李昰应的相关史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兴宣大院君史料汇编》（共4卷）。主持编辑工作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权锡奉表示：“做编辑工作的同时认识到大院君的一生充满荣辱和戏剧性，再次感悟到解读他本人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