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2月初，朝鲜的亲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很快政变就被清廷驻朝将领袁世凯率军镇压。日本因卷入这场政变，因此与中国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风传中日即将于朝鲜半岛开战，高宗李熙和闵妃对此感到不安。于是穆麟德趁机建议说：“俄国之为邻国，宜预请该国，万一日清在朝鲜开启战端之日，务仰该国之保护。”他在1884年12月14日与礼曹参判徐相雨一起访问日本，在与日方谈判之余，会见了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Давыдов），明确提出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国”（русский протекторат）的地位，并派遣士兵保护高宗。这是朝鲜方面首次对俄国提出的“保护”要求。达维多夫没有当即答应，而是派参赞士贝耶（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пейер）访问朝鲜，以探明朝鲜的形势与朝鲜政府的意图。1884年12月30日，士贝耶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1885年1月1日觐见高宗，他还在汉城与中日代表接洽，并特别会见了穆麟德。穆麟德又一次极力怂恿俄国保护朝鲜，他说虽然朝鲜感激清军平定甲申政变，但朝鲜需要更强大的保护者，故希望俄国视朝鲜如保加利亚而予以保护；如果俄国不想这样做，那么就把朝鲜变成比利时那样的中立国作为回报，朝鲜租借给俄国一个不冻港（如迎日湾）作为军港，双方为此要签署秘密条约。但是，士贝耶只是来探明情况的，并没有缔约的委任，故朝俄双方未在这时达成密约，不过这为后来的朝俄密约做好准备。

士贝耶回日本后，通过驻日公使达维多夫将朝鲜的情况报告给外交大臣吉尔斯。吉尔斯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上奏中认为俄国若答应朝鲜的请求“既要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会激化和日本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很努力，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而这些付出大概勉强同我们获得的有限的好处相抵消”。所以那时俄国很矛盾，一方面不想放弃这次插手朝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担心激化和其他国家的矛盾。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既不给朝鲜正式承诺，也不让朝鲜失去希望。接下来外交部指示达维多夫，让其在处理朝鲜问题时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确信保护朝鲜不会和中日发生冲突前不采取行动，对朝鲜提出的保护请求，要向其表示，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到任后与穆麟德商量出一个保护朝鲜安全的万全之策。

就在穆麟德、士贝耶往来于汉城与东京的同时，朝鲜高宗又派出了近臣金镛元、权东寿、金光训、申先郁四人为密使，于1885年2月11日由朝鲜庆兴府渡图们江潜入俄境，向俄国边境当局递信称：“尽管朝鲜和日本订立了条约，但是由于发生了暴乱事件（甲申政变），我们现在不指望它的友谊；至于中国，虽然它把我们国家变成它的保护对象，但是我们对它也不抱有希望。我们把目光转向了贵国……”他们还表示：“朝鲜不希望请中国人来防卫，因为我们惧怕清军的强化和完全的隶属”。俄国沙皇听说后要求滨海边疆州当局保护朝鲜，滞留俄国的另一名朝鲜人赵重协（后改名赵重应）则抄录了这份敕谕，内有“命皇城（指北京）之大臣出使朝鲜，批准国书陆路通商一事，专任此大臣与朝鲜政府相议，审度利害，务使朝鲜有利无害”“命东海滨省将军及东海水师诸大将自行驾驶兵船，巡视朝鲜沿海，尽心保护，无受他国侵犯”等内容。

朝鲜与日本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朝鲜派使臣携国书到日本“表明谢意”，于是朝鲜政府任命徐相雨为全权大臣、穆麟德为副大臣再赴日本。穆麟德受闵妃集团委托，负有与日本政府交涉引渡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及引进俄国势力以对抗中日这两项使命。2月15日，徐相雨、穆麟德一行抵达日本东京，4月5日返回朝鲜汉城。在使团滞留日本的期间内，穆麟德与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当面提交了有自己签名的德文备忘录，备忘录中有“朝鲜王国只有被置于比这（中日）两国更强大的第三国的保护之下，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而这个国家只能是俄国”的言辞，备忘录还写道：“俄朝关系如何决定——是对日中两国使朝鲜中立化并保全之的俄、日、中三国协定或者保证、关于军事性保护的协定或者保证朝鲜独立的一般性保护——选择哪一项必须听凭俄国政府的决定。……在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包含让中国把军队撤出朝鲜的条款，日军也一定会和清军同时离开汉城，由此就产生了朝鲜需要本国的军事组织的问题，招聘欧洲人教官也在所难免。”由此可知穆麟德已从由主张俄国单独保护转变为中日俄的共同保证，并加入了聘请俄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的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形势的判断由中日开战转变为中日撤兵所致的。随后穆麟德与达维多夫、士贝耶展开秘密谈判，最终签订了所谓的“朝俄密约”。这份“密约”未任何载于任何档案资料，只能从后面的交涉中了解相关内容，而主要内容则在于聘请俄国军官4名、士官16名为朝鲜训练军队，朝鲜因财力短缺，可能会让出利权以抵付俄国教官薪俸。

就在此时，发生了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的事件，巨文岛事件促使俄国对“朝俄密约”作出迅速反应。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1885年5月7日上奏沙皇时强调：“我们在朝鲜最终目的不是取得同其他国家同样的地位，而是在这个国家确立我们绝对的影响力，取得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对我们太平洋地区产生有益的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朝鲜对于我们在远东的地位而言，如果不是危险的邻居，那么就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我们不得不顾及的邻居。”5月16日，穆麟德会同严世永为处理巨文岛事件第三次渡日，他利用这个机会在长崎致电达维多夫公使，表示朝鲜国王已经同意了“朝俄密约”，请按既定计划实行。而此前，达维多夫就已经收到了关于沙皇敕裁“朝俄密约”的通报，遂于5月18日派士贝耶再赴汉城以履行“朝俄密约”的内容。

然而，此时朝鲜国内的事态发生了变化。此前在高宗和闵妃的授意下，由穆麟德和金镛元等人分两路行动，进行勾结俄国的秘密外交，朝鲜政府及中日等各国毫不知情。但是金镛元、权东寿等人的行动被中国吉林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侦知，遂由吉林将军希元转咨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乃于1885年6月5日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质问朝鲜。在此稍早前，金镛元等人的活动也被朝鲜内部知情人告发。当时的朝鲜政府主要由金允植、金炳始等“事大党”（亲华派）把持，因此均不同意联俄，此事遂败露了。朝鲜高宗对此矢口否认，外务督办金允植则招来赵重协（赵重应）、金光训、申先郁对质，最后把他们及金镛元等5人流放了事。

金镛元等人的诡秘行动东窗事发以后，高宗和闵妃迫于中国及朝中事大党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放弃联俄的计划，再加上《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已经缔结，中日将同时从朝鲜撤军，战争阴云消散，因而贪图苟安的高宗和闵妃也就不再坚持引俄自卫了。但是士贝耶并不了解朝鲜的变化，仍按原计划出使朝鲜，于1885年6月9日抵达汉城。士贝耶来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穆麟德秘密制定了《俄国陆军教官招聘协定细案》。穆麟德害怕朝鲜政府中的事大党官员反对，没有经过朝鲜政府，直接秘密将此《细案》呈给了国王。但是穆麟德所托呈约稿之人将约稿内容报告给了外务督办金允植，于是继金镛元等人的活动后，穆麟德的行动也跟着败露了。金允植知道了此事后联合金宏集（金弘集）、金炳始等人向国王力谏“此非小事，万不可轻准”，阻止国王接受。但是高宗不想放弃此次“引俄”的机会，秘密派了三个近臣去见士贝耶。这三人告诉士贝耶，国王同意接受俄国军事教官，但是由于事大党的掣肘不得不秘密进行，国王近称臣和士贝耶约定：高宗会见士贝耶时，先不提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事；士贝耶离开汉城时，高宗会给他一封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亲笔信，等俄国军事教官来朝鲜己成为事实后，高宗再命令政府签署聘请俄国教官的正式协议。

两天后高宗的计划变了，让士贝耶先和金允植谈判，若不能成功的话，高宗再给士贝耶一封聘请俄国教官的亲笔信，高宗让近臣将这个计划秘密通知士贝耶。士贝耶只好和金允植在外衙门进行谈判，共会谈了三次（6月20日、6月24日、7月2日），士贝耶按照事先在日本与穆麟德的约定，强迫朝鲜接受俄国教官练兵，质问朝鲜外衙门为何要将朝俄密约泄露给中国人，穆麟德在此期间也为士贝耶鼓噪说：“十中国无如俄国，何恃其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窃为朝鲜危之。此约未成，中国必百方阻之，此约已成，中国亦无如之何”，“朝鲜政府每事屈于人，何独逞强于俄国乎？”金允植则不为所动，独当一面，强调“朝俄密约”是穆麟德的擅自行动，以士贝耶没有俄国正式委任状及朝鲜已决定聘任美国教官为由，拒绝谈聘请俄国军事教官问题，最后士贝耶无功而返。6月22日，士贝耶又觐见高宗，试图通过国王的渠道来解决此事，谁知高宗竟然拒绝了士贝耶的要求，后来也没有按秘密约定的那样给士贝耶亲笔信。金允植也在谈判期间展开外交活动，一方面向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和日本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照会，请求居中调停，阻止俄国的举动，另一方面则催促美国派教官来朝，以化解俄国的图谋（自1883年以来朝鲜一直请求美国派遣教官，但因美国反应消极而一度中止，朝俄密约事件后再度提起），甚至中日两国在朝鲜的代表也请求美国赶紧派教官来。士贝耶在汉城四面楚歌，黔驴技穷，遂于1885年7月7日灰溜溜地离开朝鲜回日本去了。此前俄国军方对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很感兴趣。士贝耶到朝鲜后不久，陆军部长万诺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要派军事教官去朝鲜，经上级批准后，他派什奈乌尔中校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去朝鲜了解朝鲜军队的现状及对军事教官的需求情况。在士贝耶离开朝鲜后，没过几日什奈乌尔中校军事代表团就来到汉城，鉴于士贝耶和朝鲜没能达成什么协议，他们一行很快离开了朝鲜。

士贝耶刚走，高宗就派吏曹参判南廷哲来到中国天津见李鸿章，商定对俄方针及要求清军暂缓撤军。1885年7月20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又委托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将自己拟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献给李鸿章，这实际上是日本调整对朝、对华政策的一个体现，里面全是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内容及教中国如何防俄的问题。由此可见日本为了成为朝鲜半岛最终的大赢家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即先假借中国之手抵制强大的俄国，避免俄国搅局，其后再打败中国。此后清廷在朝鲜行事基本与《朝鲜外务办法》吻合，李鸿章在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后所撰的《复朝鲜国王》也多有引用《朝鲜外务办法》的内容。不久，李鸿章下令罢黜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关键人物——穆麟德，以美国人墨贤里（H.F.Merrill）和德尼（O.N.Denny）取代穆麟德，分别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和外交顾问。另一方面，李鸿章也知悉了高宗和闵妃的贰心，便于1885年10月放回了壬午兵变后一直软禁在中国的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借以牵制高宗和闵妃。同时，又任命负责护送大院君的武官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以三品道员的头衔监视朝鲜，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就以这样的结果这样收场了。

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过去一年后，第二次事件又起。穆麟德的离开并未使高宗和闵妃停止联俄的步伐，自袁世凯到任后，全面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与干涉，他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中国代理商务委员，加强对朝鲜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时常出入宫禁，监视王室，引起了闵妃集团的不满。汉城又风传金玉均将联合日本浪人入侵江华岛，人心骚动不安。恰值此时，俄国首任驻朝公使韦贝尔于1885年10月6日（即袁世凯送回大院君的次日）抵达汉城，朝鲜王室内恐有中国支持的大院君夺权，外惧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卷土重来，唯有向俄国求助一途，于是便迅速和韦贝尔相互勾结起来。就在10月15日韦贝尔谒见朝鲜高宗的当天，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国表达好感：“诸事商于贵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还问：“兵舰常驻仁川耶？何时可来？”公然展现出亲俄的姿态。虽然俄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未派军舰来仁川，但朝鲜没有因此放弃引俄拒清的政策。当时中、英、俄深陷巨文岛事件中，各国互相牵制，尤其是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背景，使得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

进入1886年以后，朝鲜的亲俄派不断抬头，事大党势力衰落，高宗“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闵妃也“厌讳藩属”“尤忌华干预”，故高宗和闵妃成为亲俄派的后台。亲俄派以闵妃外戚为首，另有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金嘉镇、郑秉夏、赵存斗、全良默、金鹤羽（出身俄国朝侨）、蔡贤植（通俄语）等近臣策应。此外，高宗还将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时被发配的金光训、申先郁等秘密释回，策划新一轮“朝俄密约”，尤其是申先郁的妻子，因懂俄语，遂成为闵妃与俄国驻朝公使馆的联络人，闵妃还让她教外戚闵致宪之妾俄语。除此之外，闵妃还与韦贝尔的妻子及小姨子孙泽（德国阿尔萨斯人）过从甚密。袁世凯于1886年7月初略知朝鲜王室又在酝酿引俄，但未明其详。

当时，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1886年7月上旬返回朝鲜，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1886年7月25日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此后几日又来见袁世凯数次。第二次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8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斥责力主附俄之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并谴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李鸿章接报后，已有安排海军快船去朝鲜海面“操巡”的打算，但因局势并无明显变化，故未立即采取重要措施。醇亲王奕譞也认为事情相当难于把握，曾有“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着落后”的感慨。

朝鲜王室的引俄活动仍在继续。1886年8月5日，闵泳翊奉命去拜访韦贝尔，和韦贝尔交谈了四个小时。闵泳翊告诉韦贝尔，国王对袁世凯很不满，袁世凯的举措己经影响到“国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富强”；国王认为“朝鲜不是为中国而复兴，所以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阻碍一切改革行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国王认识到“和俄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是国家发展与和平的唯一出路。”韦贝尔没有答应由闵泳翊转达的朝鲜国王要俄国保护的请求，他建议朝鲜要避免“和中国关系破裂”，并认为，如果俄国答应了朝鲜的请求，“中国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8月9日，闵泳翊又把国王和领议政沈舜泽钤印的求俄保护的“密约”交给韦贝尔。闵泳翊奉国王命令联系韦贝尔并非亲俄，而是“阳顺引俄议，而阴密通华”，袁世凯亦得知韦贝尔正往俄国方面发去长电，料定是“密约”，故在袁世凯盘问下，闵泳翊于8月11日交出了“密约”抄稿。抄稿写道：“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威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当时中朝之间的电线发生故障，故袁世凯于8月11日连发的五次电报至8月13日才被李鸿章收到，至此朝鲜引俄之谋完全暴露。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一面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探商俄国不要接受朝鲜的请求；一面致信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在信中指出，“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发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奕譞将李鸿章的主张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8月17日降懿旨，指出现时情事未定，应先做好防俄的军事准备，并酌调兵轮到朝鲜海面游弋，等陈允颐和刘瑞芬将办理情况电告后，再请旨办理。其后吴安康、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

就在清廷高层紧锣密鼓地筹商之际，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袁世凯于8月14日就“密约”一事向来访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索回文凭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鲜）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石老（指大院君，号石坡故称石老）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发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其后的事态发展依然是朝鲜坚称绝无求俄保护之事，并多次向韦贝尔索回文稿，韦贝尔感到非常恼火，声明绝无“密约”文稿可给，并指责袁世凯不应过问此事。在袁世凯的淫威下，朝鲜政府还于8月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全良默4名亲俄“小人”下狱治罪，以示解决问题的诚意；袁世凯则一面持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一面催促李鸿章赶紧“派大员率兵查办”，即派人带兵来朝鲜行废立之举。但李鸿章仍按既定计划，等刘瑞芬和陈允颐分别调查之后再作定夺。1886年8月22日，驻俄公使刘瑞芬来电报告，称俄国外交大臣倭良嘎喱（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Влангали）表示“未闻朝有求保护之事。”李鸿章当日复电刘瑞芬，嘱咐他向俄国外交部声明：“如有此事，即作废纸。”俄方同意。与此同时，以查看电线名义来朝的陈允颐则报告“该处（朝鲜）中外人心慌惑，韩甚惧有兵至。李昰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对袁世凯联合大院君废黜高宗的计划持否决态度。此时高宗于8月20日派去天津说明真相的闵泳翊中途溜到香港，不肯作证，查明“密约”真实性的线索遂中断了；而日、俄、美等国亦对袁世凯逼迫朝鲜索回“密约”文凭的粗暴行为表示不满，再加上李鸿章接到了刘、陈二人的报告，遂决定了结此事。188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醇亲王等人的意见降下懿旨：“俄外部既称实无此事，韩廷已拿匪治罪，且允备文申叙，非国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废纸等语。有此两节，此事即可不再穷究”。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结束。

事后，朝鲜高宗于1886年9月派外务督办徐相雨去中国，分别向北洋和礼部表明“朝鲜无异志”，清政府则晓谕朝鲜国王亲贤臣、远小人。袁世凯亦在1886年9月底向高宗面呈“谕言四条”、“时弊十款”，力劝其改革内政，固依中国；又作《朝鲜大局论》，指出朝鲜对华向背之得失利害，断言朝鲜非依靠中国不足存。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朝鲜政府再无引俄之举。俄国则通过1886年秋李鸿章-拉德仁会谈及1887年2月、1888年5月的两次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确立了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疑点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韦贝尔所收到“密约”的真实性。朝鲜高宗一直坚称密约不存在，若有必是伪造；袁世凯则认为密约存在，朝鲜是在抵赖；韦贝尔虽然对外表明没有密约之事，但他的确收到过密约。而这个密约的真实性在当时即被人怀疑，如朝鲜政府的美籍顾问德尼在事件发生时就指出这是英国人捏造的；而据英国驻朝领事庄延龄（E.H.Parker）致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美国人墨贤理的密信中披露，所谓的“密约”乃是英国前任驻朝领事贝德禄（E.C.Baber）一手炮制的。而他的目的正是通过挑拨中、俄、朝之间关系，借中国之力赶走俄国、控制朝鲜，为英国继续占领巨文岛制造借口。若果真如此，袁世凯和李鸿章被英国人耍的团团转，竟然起了废君的念头，使中朝关系降至冰点。好在李鸿章等决策者谨慎处理，没有按袁世凯怂恿的那样兴兵废君，才使事件得以平息，免为英国人所利用。所以墨贤理评价道：“看来袁世凯在这件事中并不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反而变成人家（指英国）戏弄的傀儡。”但是英国伪造“密约”一说，只有庄延龄的孤证，故亦难下断语。

德尼则在1886年11月就第二次朝俄密约的真伪问题谈到：“英国从两年前就不顾朝鲜的多次抗议，占领了巨文岛，之后又持续向中国建议撤销朝鲜王朝政府，将其并入中国。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就撤销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袁世凯就开始为此制造借口。他指责国王写下了要求俄国保护的信函并加盖国玺，且承诺找出证据，而令他狼狈的是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估计或者是他自己写的，或者是别人拿给他看，他又愚蠢地当真了。”即认定袁世凯才是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始作俑者，甚至推断密约可能就是袁世凯本人伪造的。

另外，此次密约的关键人物——闵泳翊的行动也是疑点。事实上，与韦贝尔直接联络、求俄保护的正是他本人，向袁世凯告密的也是他本人。而告发高宗与闵妃联俄的做法关系到他所属的闵妃集团的生死存亡，且其行动自相矛盾，难以解释。袁世凯在当时就推测闵泳翊如此矛盾行为的动机有如下几种可能性：一是闵泳翊见朝鲜国王与亲俄派决心引俄，自知诤谏无效，便假装执行联俄政策，但暗地却请求中国解决；二是当时朝鲜国王的本来目的是先挑拨他国与中国争斗，趁中国力不能支再来引俄，闵泳翊便想趁着中国还有力时先引俄，使其在中国干预下平息下去；三是闵泳翊也是亲俄派，他在引俄时先试探中国态度，如果中国不过问便继续进行下去；四是闵泳翊与朝鲜亲俄派政斗，便假意顺从其引俄之谋，但却密通中国，借助中国之手铲除亲俄派。如果与前面所提及的英国领事贝德禄伪造密约一事结合来看的话，第二次朝俄事件也有可能是出于闵泳翊的计谋，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与贝德禄合谋，假称或利用国王命令去见韦贝尔，并交给他假密约，然后再向袁世凯告密，但没料到袁世凯不仅限于铲除亲俄派，更要废黜国王，因此闵泳翊十分尴尬，遂远走香港，拒绝出面作证。1887年袁世凯又招闵泳翊回朝鲜商议废君，结果闵泳翊不仅告发了废君阴谋，还与袁世凯彻底反目，此后滞留中国不返。然而闵泳翊的动机到底如何，因缺乏史料佐证，也无法明确地弄清楚了。

朝俄密约事件的实质是列强在朝鲜半岛的角逐的体现，并且与同时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构成了这一时期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缩影。朝俄密约事件牵涉国家非常多，朝鲜、俄国、中国、英国、日本都不同程度的卷入了这场事件，这说明了那时的朝鲜已经沦为各大国的争夺之地。然而，所谓的“朝俄密约”（尤其是第二次），仍是捕风捉影的产物，历史学家对于到底有无书面密约仍无定论。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两次朝俄密约事件不管是事实还是传闻，都是沙皇俄国“南下政策”和朝鲜王室出现亲俄倾向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对当时中朝的宗藩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使中朝关系发生严重波折，加剧了朝鲜对清朝的离心。

对于俄国来说，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只是俄国进军朝鲜的起步，尚未发展到侵略或干涉的地步。如果说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中的俄国还有一定主动性的话，第二次则完全是被动卷入的。事后俄国也确立了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直到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后，俄国势力才全面渗透朝鲜，开始同日本争夺朝鲜半岛。而朝鲜的积极性则比俄国强得多，但由于中国的干涉和俄国的消极，才在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后暂时对俄国断念。中国表面上平息了两起风波，但朝鲜王室并未放弃自主之路，他们稍后又去寻求美国帮助，于是引发了派使西国之争（朴定阳事件）。

甲申政变后，朝鲜高宗进行了朝俄密约事件等一系列“背华自主”的外交活动，但均都遭中国干涉而未达目的，而高宗遇事不敢负起责任，每每矢口否认，推诿臣下，导致他的威信降低。时人评述：“上凡于外交之事，始出独断，而一或溃裂，辄委咎于下，故任事之臣首鼠不肯戮力”。另外，因为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所引发的严重事态，闵妃受到惊吓而害了场大病，朝鲜官民亦抱怨闵妃集团引俄招来这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