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异常繁荣的美国物质文化生活深深吸引了闵泳翊。闵泳翊在美国参观了世博会场馆、示范农场、纺织工厂、医院、医药制造公司、电气公司、铁路公司、消防署、陆军士官学校、教育局等公共机关和设施，并深表折服。1883年10月12日，报聘使团在华盛顿白宫与总统话别。此后，洪英植及其随员崔景锡、高永喆、玄兴泽与外国人鲁越、宫冈、吴礼堂从原路返回，俞吉濬留美深造，而闵泳翊、徐光范、边燧（会日语）则在通晓日语的美国海军少尉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的陪同下取道欧洲回国，一路上经过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亚丁、印度、锡兰、新加坡、香港等地，闵泳翊一行不仅在英法继续领略先进文明，还在埃及游览了金字塔并叹为观止（但由于是法老陵墓，所以闵泳翊等拒绝进入金字塔内部参观，只有福久一人进入），在锡兰，闵泳翊又同当地高僧谈论佛教。总之，闵泳翊经此行而极大开拓视野，他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与外部世界接触最广的朝鲜人。

闵泳翊一行于1884年6月1日回到朝鲜，他在复命时，高宗国王问他：“美国富强天下第一云，卿今目睹，果然否？”闵泳翊回答说：“其国地多产谷，人皆务实，所以商务最旺，非他国比之矣。”高宗又问：“历览中何处为最胜乎？”闵泳翊回答说：“泰西皆以法京巴黎为第一，而以臣所睹，美国纽约为胜。巴黎非不繁丽，而其雄盛似不如纽约矣。”而且闵泳翊在归国后还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我从黑暗界去到光明界，又从光明界回到黑暗界。我将走的路尚不明确，希望不要太久。”他对美国的由衷叹服溢于言表。闵泳翊一行返回朝鲜以后，就直接引进了电气订单、邮政制度、育英公院、农务牧畜试验场等先进事物，有力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近代化。

闵泳翊在旧金山曾会见过中国领事黄遵宪。后来黄遵宪曾为此事作诗道：“褒衣博带进贤冠，礼乐东方万国看。尺二玺书旗太极，是王外戚是王官。”可见当时闵泳翊一行受关注的程度。

闵泳翊回国后被任命为右营使兼军务局总办，掌握了朝鲜的兵权，权倾朝野。此时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不再支持开化党的行动，而是坚决维护闵氏家族的利益；也不再反对清朝干涉，而是倚靠清朝，成为事大党的头目，与清廷驻朝将领袁世凯过从甚密，按照金玉均的说法就是“闵泳翊自游历欧米（美）以来，附清之志益固，憎恶日人外形于色”。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也在日记中斥责道：“如彼（指闵泳翊）顽愚，一周世界，而不知自强之为光；万般演谕，而犹乐属人而苟保，岂不寒心哉？”闵泳翊原本和金玉均、洪英植、李东仁等开化党人是至交，但由于闵泳翊的思想变化加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使他和开化党人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

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准备暗杀保守派大臣后夺取政权，闵泳翊正是开化党计划暗杀的高级官僚之一。当天夜晚，开化党人借邮政局落成宴会的机会，以宴请朝廷大臣和各国使节为名义，欲将闵泳翊等人一网打尽。宴会进行之际，开化党人在邮政局附近的民房纵火，然后大声呼叫“救火”。闵泳翊见此火势，没有等其他大臣起身，而是立刻独自冲出宴会场去救火。早已埋伏好的开化党人和日本杀手正等着向他行刺。当时，一个叫总岛和作的日本人为了抢头功，抢先对闵泳翊下手，开化党刺客尹景纯也向闵泳翊连砍数刀，砍中了他的头部和腿部。闵泳翊忍住伤痛，匆忙逃回会场，血污一片。在场的大臣和使节都大惊失色，纷纷离开。开化党的计划由此落空。

闵泳翊回到宴会场后就昏倒在地，为德国籍的外衙门协办穆麟德所救。穆麟德马上请来美国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即霍勒斯·艾伦）进行救治。闵泳翊九死一生，终于捡回一条命，但是他的生父闵台镐却在这场政变中被开化党人杀死。由于闵泳翊深得闵妃宠爱，因此在甲申政变被镇压后，闵妃对安连感恩戴德，允许他兴办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所西洋式医院——济众院（延世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

闵泳翊在甲申政变后蛰居了几个月，其间曾前往中国上海疗养，又以为生父守丧为由推辞右营使一职。他迟迟未能复出还有一个隐情，就是他在朝中遭到金弘集等人的排挤，权势下降，威风不再。1885年5月下旬，闵泳翊受命出使中国，经义州入华，在营口搭船前往天津，谒见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及“朝京事势不成体段，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俾付之以政府之事”，这里显然是在暗中毛遂自荐。他还探询大院君回国之事，李鸿章明告他大院君将获释，劝闵氏家族与大院君抛弃前嫌，但闵泳翊对李鸿章的答复非常失望，到7月下旬就不辞而别，乘船到烟台。8月间，高宗除授闵泳翊为右营使，并且派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等赴华招谕他回国就任，但闵泳翊没有听从。同年10月下旬，闵泳翊移住上海，11月时又断发洋服，前往英国，大概是负有高宗所托的某种秘密使命。闵泳翊在上海时，曾凭借他与法国驻津领事白藻泰（Georges Gaston Servande Bezaure）的交情而在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Escompte）上海分行存银34726两，并获取了14000两的信用证。闵泳翊赴英时停留于香港，在此期间，随行的两名朝鲜留学生闵周镐（后改名闵商镐）、尹定植偷走该信用证，冒充闵泳翊在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提取10000两后潜逃，带去日本给了亡命中的开化党人金玉均、边燧。于是闵泳翊与法兰西银行发生纠纷，香港的英国法院判决闵泳翊胜诉，由法兰西银行赔偿他的损失。因为官司缠身，闵泳翊的英国之旅未能成行。

1886年6月，闵泳翊又回到上海，7月12日返回朝鲜，授兵曹判书、左捕盗大将、典圜局管理等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报告闵泳翊归国情形说：“闵泳翊今日由沪同意大利领事东来，查泳翊为诸闵冠，尚明大局，且能直陈，如能得君，东事应可改观。”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墨贤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l）也认为“此人虽无材能，但极有权势，如能留此，或可对于推动革新有帮助。”当时，高宗和闵妃不满清朝干涉朝鲜内政，遂有联俄之议，闵泳翊回国后便卷入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他扮演的角色扑朔迷离。闵泳翊曾受高宗之命于1886年8月5日前往俄国驻朝公使馆请求保护，未被俄国公使韦贝（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бер）答应；其后他又在8月9月奉命将请求俄国保护的密信交给韦贝。而闵泳翊在执行高宗联俄政策的同时，却前去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那里告密，将联俄事实和盘托出：“韩廷信诸小人愚弄，时派人赴俄使韦贝处，求相助保护。为巨文岛，亦求俄派船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文凭密约。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后又将密信出示给袁世凯。此举导致袁世凯决议联合兴宣大院君废除国王高宗，另立李埈镕为新王，告密的闵泳翊处境也非常难堪，他自请到天津向李鸿章解释此事，途中在烟台转向上海、香港藏起来，不愿出面作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袁世凯仍未放弃废君的企图，又与金允植等商议，招闵泳翊回朝鲜，共同策划阴谋。闵泳翊应袁世凯多次电邀，于1887年6月回国，向高宗呈上起用大院君、停止卖官等10项改革建议，未见采纳。与此同时，闵泳翊被袁世凯招去策划废黜高宗、拥立李埈镕，他又分别泄露给高宗、闵妃和美国公使。袁世凯的废君计划遂告破产。闵泳翊请求韦贝协助他逃离朝鲜，然后于7月29日以去江华岛查看煤矿为名来到济物浦（今韩国仁川），翌日登上了俄国炮舰“西福齐”号，前往中国烟台。其后再赴上海、香港等地，并与袁世凯彻底反目。事后闵泳翊为了“将功赎罪”，又在1887年9月从上海拍电报到朝鲜，主张派公使常驻到欧美国家，以此乞求欧美列强的援助以抗拒中国，引起了“派使西国之争”（朴定阳事件）；1889年又寻觅西方贷款，亦在中国阻挠下无果而终。

闵泳翊自1887年逃到中国以后，远走香港、上海、苏州等地，再也没回过朝鲜。袁世凯认为他不回朝鲜的原因是“忌卑府（指袁世凯自己）得韩人心，恐见阴害，坚不敢回”。后来又在1893年向清廷报告了在华的闵泳翊与朝鲜王室之间的关系变化：“前数年韩君妃颇信闵泳翊，遇事辄寄电咨询。近年以泳翊反复无常，策无一成，王早厌之，以妃故不敢遽形于外。嗣缘闵氏中多毁泳翊，妃亦渐疑其不堪任事。唯念其系胞侄，不忍遽弃，而咨询各事因亦渐稀。”

闵泳翊流亡中国期间，朝鲜政府在之后十多年间曾授予他统卫使、判义禁府事、吏曹判书、驻欧公使、宫内府特进官、议政府赞政等官职，不过闵泳翊都没有回国赴任。但这并不代表闵泳翊与政治彻底绝缘，他在朝鲜政界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如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试图扶植闵泳翊上台以打开朝鲜局面，于是命其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与闵泳翊面谈，但闵泳翊明确表示不愿回国，另一方面闵泳翊也在密切注视国内动态，当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强迫朝鲜接受所谓内政改革条件，闵泳翊从香港致电国内说：“若施圭介一言，则受彼骗弄。安南覆辙，非姑息而速祸？国事在此，坚执自强，圭介计穷当辍，勿虑也”。在此期间，闵泳翊从香港来到上海，曾向在江海关任职的恩人穆麟德请教联俄制日的方案，穆麟德建议由高宗授予闵泳翊全权来联络北京的俄国驻华公使，但此事不见下文。1897年8月31日，朝鲜政府任命闵泳翊为驻欧洲六国特命全权公使，以寻求西欧列强对于高宗李熙称帝的支持。但法国对闵泳翊当年与法兰西银行的官司耿耿于怀，因而拒绝承认，加上闵泳翊本身就不愿参与政治，其出使之行也就作罢。

闵泳翊经历了政坛的大风大浪以后，逐渐心灰意冷，从1896年起不再过问政治，与吴昌硕等中国艺术家专心研究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另一方面，闵泳翊来华时，曾携带宫中的巨额内帑，他到了中国以后，利用这笔巨款经营红参贸易，不仅给高宗汇钱，自己也大发横财，腰缠万贯，“僭侈逾王公”。1897年在上海与他叙旧的尹致昊写道：“闵泳翊拥有舒适的房子和优越的生活，人也发福了，但他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仅仅满足了他的动物性而已。我不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时的朝鲜逐渐为日本蚕食，国势江河日下，闵泳翊身为一名朝鲜人也对此非常痛心。1895年朝鲜发生了“乙未事变”，闵妃被日本人杀害于宫中，闵泳翊听说这个消息后，内心更加痛苦烦闷，终日借酒浇愁，吴昌硕等劝阻不听。

《乙巳条约》缔结后，韩国国内流传着闵泳翊在上海养兵数十万以驱逐日本、庇护韩国抗日义兵将领、向清朝皇帝请求发兵东援等各种风闻，事实却是闵泳翊表示“不见韩人”，韩国志士安重根来上海求见时就吃了闭门羹，斥责他说：“公为韩国人，不见韩人而何国人见之乎？况公为韩国世代国禄之臣，当此岌嶪之时，都无爱人下士之心，高枕安卧，顿忘祖国之兴亡，世岂有如此之义乎？今日国家之危急，其罪都在于公等大官，不系于民族之过失，故面愧以不见耶！”闵泳翊以此来逃避国破家亡的现实。然而在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后，闵泳翊仍然出了4万元来聘请欧美辩护律师，试图搭救安重根。

在高宗被逼退位后，日本的韩国统监府盯上了闵泳翊贩卖红参的利润，指使韩国傀儡政府派玄兴泽到上海，控告闵泳翊挪用了当初给他的内帑，当地法院判玄兴泽胜诉，冻结了闵泳翊的银行存款，闵泳翊提出不服，法院又判闵泳翊胜诉，玄兴泽再次起诉闵泳翊，这时闵泳翊赶紧向日本驻沪代理领事松冈洋右示好，还说要把儿子送到日本留学，于是松冈洋右向日本政府保证闵泳翊所拥有的这些财产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绝无帮助海外韩人搞独立运动的用途，至此这桩官司才告一段落，时为1909年10月。

1914年6月8日，昔日的闵氏巨头——闵泳翊最终因酗酒伤肝而在上海法租界病死，享年55岁。闵泳翊病卒以后，纯宗李坧派李王职事务官多田桓前往上海，会同其子闵庭植将闵泳翊迁葬朝鲜水原。

闵泳翊“幼颇慧悟，嗜书画”，10多岁时就在朝鲜画坛上占有一席之地。1884年12月，闵泳翊在甲申政变中被刺，险些丧命，面对残酷的宫廷斗争，年轻的他只得亡命他乡，先是客居香港及广东，而后是苏州及上海，凭借着他深厚的汉学功底及精湛的书画造诣立足于中国。闵泳翊在今上海市北京路瑞康里766号建立“千寻竹斋”，作为自己在中国的家，自己也以此为号。

喜好交友、耽于艺术的闵泳翊来上海后，很快便融入了海派书画家群体，与吴昌硕、任伯年、胡公寿、钱慧安、蒲华等结交。尤其与吴昌硕友情很深，据朝鲜人金圭镇回忆，他曾在1891年去中国拜访吴昌硕，吴昌硕问他：“你认识闵泳翊先生吗？”金圭镇回答：“还没见过他。”吴昌硕突然改变脸色而不再理会他，同时金圭镇还称：“闵泳翊从1886年以来到苏州找吴昌硕后，便沉醉于艺术的忘我之境。”这些记录显示吴昌硕很看重闵泳翊的才华，也说明了闵泳翊来华后与吴昌硕的深厚情谊。而吴昌硕在闵泳翊去世后写的长诗《挽兰丐》序中写道：“（闵泳翊）客沪上，交卅余载，嗜予刻印”，据此可知他们的交情已经达到30余年。闵泳翊于1883年1月底来中国天津，吴昌硕正好也在1883年2月初因公来津，两人在天津邂逅相识不无可能，也符合吴昌硕“交卅余载”的记载。

闵泳翊书宗颜真卿，以画兰撇竹驰名艺坛，笔力雄健、气格清逸。当时沪上艺苑有“海上三丐”之称，“书丐”为高邕、“印丐”为吴昌硕、“兰丐”即是闵泳翊，可见这位朝鲜艺人在海上的名声。每到星期天，闵泳翊会邀请海上画派的诸位友人相聚于“千寻竹斋”，喝酒吟诗，挥洒丹青，笔走龙蛇。作为书画名家的闵泳翊尤对吴昌硕的篆刻相当崇尚而服膺，从他与吴昌硕相识之初就开始请其治印，在以后的日子里，从未间断，这位“海上兰丐”与“海上印丐”的金石缘、书画情近三十年。

多才多艺的闵泳翊亦善吹箫，他随身携有铁箫一支，常在书画之余、微醉之后，箫声咽嚥、如泣如诉，倾吐着他的忧国忧民、思乡忆旧之情。而吴昌硕为他刻的一系列印章，犹如一部印史，记录了他多舛的命运和深切的哀怨：“甲申十月园丁再生”，甲申年即1884年，闵泳翊在当年差点被开化党刺客暗杀。“椒房贵戚”、“石韫尚书”则记录了他曾显赫的身世。而“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显示了他对梅竹的深爱青睐和崇拜梅竹和情操气节。吴昌硕共为闵泳翊刻了300方印章，其中在《吴昌硕印谱》、《田黄堂印谱》中确认的有213方。

韩国历史学界一般把闵泳翊归为稳健开化派。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书籍大都称他为守旧派，这是不准确的。闵泳翊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急进开化派）都认同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主张进行近代化改革，闵泳翊和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甚至有过一段非常好的交情。但两者所选择的道路是不同的，闵泳翊选择了亲附中国而推行渐进式改革，金玉均等人选择了日本道路而发动甲申政变，因此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乃至水火不容。但不能因为道路不同就把闵泳翊评价为守旧派。

当时许多评论还指出闵泳翊公忠体国与富有能力，如金允植向李鸿章称赞闵泳翊“年虽少，公忠体国”，袁世凯致二姐的家书中说“闵泳翊乃此间第一公忠臣也”，美国顾问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也谓闵泳翊为“最有能力与最忠实的朝鲜臣民之一”。尹致昊则评价：“芸台（指闵泳翊）公心之可爱，而无容人之量”。除了政治上的才能之外，闵泳翊也很有经济头脑，他很早就统领褓负商，经营人参，潜逃中国后更是利用自己携带的内帑展开红参贸易，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而没有沦为一个落魄的寓公。

然而，闵泳翊的政治操守很成问题，经常表现出投机主义。突出的例子便是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后，闵泳翊先后向袁世凯和高宗告密，这种矛盾的做法使其失去的二者的信任，不得不潜逃中国，体现了他反复无常的两面派作风。袁世凯称他性格“僻浅多疑”，其叔袁保龄评价闵泳翊“狡黠过人”，在朝鲜人中也对闵泳翊有“反覆多疑吝陋”的印象。1887年闵泳翊最后一次回国时，曾提出起用大院君的建议，但大院君反应冷淡，认为闵泳翊早年和金玉均、洪英植交好，最后却成了仇敌；后与袁世凯共谋，却中途变卦，为人翻云覆雨，不足依恃。此外像穆麟德夫人、福久等欧美人士亦曾指出闵泳翊易受影响、反复无常的人格。闵泳翊颇受诟病的另一点则是为人吝啬。

闵泳翊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具有非常高的造诣，他的中国友人吴昌硕曾在挽诗中盛赞道：“丐也画兰兼画竹，唯不画土笔尖秃。千秋不让所南翁（郑思肖），空谷孤芳自幽独。”他的“芸楣兰”与兴宣大院君的“石坡兰”齐名。闵泳翊和吴昌硕的友情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