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族和民间音乐千姿百态。《说苑·善说》载有一首《越人歌》，我们今天虽无法知道它的曲调如何，但从其楚译歌词来看，肯定是一首情意缠绵的恋歌，唱起来当是非常优美动听的。《襄阳耆旧传》载：“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谓之曰：‘子盍从楚之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与？始而曰：《下里巴人》，国中唱而和之者数万人。’”根据宋玉接下来讲到的，即使唱《阳春白雪》、《朝日鱼丽》这类“含商吐角”的“绝节赴曲”时，国中也不乏“唱而和之者”。《拾遗记》有“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的记载，说明楚人是有较高的音乐禀赋的，而且音乐的普及率相当高。楚国音乐的发达，不仅《九歌》所记甚详，而且已为闻名于世的曾侯乙墓出土的8种124件古乐器所证实，其发达程度早已不止于“五音纷兮繁会”了。

祭神或宗教仪式向来都是艺术创造的最当然和最丰富的源泉。它产生的第一种艺术产品就是舞蹈。原始舞蹈是宗教的主要表现工具，而最早的歌舞演员是神职人员——巫。楚巫特别精彩，他们有多元的功能，非北方诸国可比。根据古文字学家考证，“巫”字是手持旌羽的舞者的象形。《说文》释巫为：“以舞降神者也。”巫字的演变，说明了宗教与歌舞的关系。巫掌握着神权，兼通医祝。楚地之巫“实以歌舞为职”，目的是“乐诸神”，其功能如《国语·楚语下》记王孙圉所云，在于“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当然要有些飘飘然的神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把巫引进宫廷，亲自拿着羽绂，随着鼓点翩然起舞的楚灵王，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庙堂之雅与村野之俗，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有机融为一体。

楚乐舞追求装饰的精美、场面的炫华、形象的动人。巫舞的伴奏，据《九歌》所记，以鼓为主。正如《九歌》的尾声《礼魂》所描绘的：“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女倡兮容与。”迄今为止，鼓仍是楚地地方戏曲、曲艺和民歌演唱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有些民间艺术活动就直接以鼓来命名，如“挖山鼓”、“插田鼓”、“薅草锣鼓”、“打丧鼓”、“跳丧鼓”、“还锣鼓愿”……在戏曲“闹台锣鼓”中，鼓点具有指挥诸乐器之作用。楚巫的舞具有“芭”和“羽”，即所谓“传芭兮代舞”（芭即葩，指鲜花），“躬执羽绂”。每逢佳节盛典，楚国的男觋女巫们，一个个穿戴着艳丽的服饰，熏沐着芬芳的香料，手执着灿烂的鲜花和雉羽，合着徐疾有致的鼓点载歌载舞，以娱诸神。早期的巫舞，主要是用以事神祀鬼，它保持着神权迷信的尊严，是上古的宗教舞，后来楚地流传的端公舞，以及现在鄂西、湘西的土家族、苗族、瑶族的一些民间祭祀舞蹈，正是先秦楚国巫舞的余绪。

比起民间祀神的巫舞来，楚国的宫廷乐舞的气派就大得多了。楚辞《招魂》和《大招》对楚国宫廷乐舞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描绘。《招魂》写道：“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填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蔡讴，奏大吕些。……铿钟摇?，楔梓瑟些。”《大招》写道：“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魂乎归来，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魂乎归徕。听歌撰只。”《涉江》、《采菱》、《扬荷》，饶有水乡的韵味，据王逸《章句》注“楚人歌曲也”。《驾辩》、《劳商》，楚国古曲名。《激楚》，据朱熹《集注》：歌舞之名，即汉高祖所说的楚歌楚舞。据说，孔子曾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无独有偶，楚人也在欣赏乐舞感受美时进入“观者?兮忘归”的境界，即表现出一种沉醉于艺术美中的心灵状态。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还有鼓舞、文舞、武舞、优舞。“鼓舞”是以鼓为伴奏器祭祀娱神舞，女巫合着鼓点翩翩而舞，伴以歌唱。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绘鸳鸯壶上，就有一人司鼓，一人起舞的场面，造型奇特，动作豪放。画中鼓的形状，是兽座上饰以旌羽，这与南阳汉画像中的建鼓形状大同小异。而鼓舞场面一般为两人且鼓且舞，技巧程度较高，二者相比，显示了鼓舞这种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沅湘地区淫祀鼓舞的习俗久传不衰，至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郎州（湖南常德）时，还见到过“鼓舞”场面。据说现今湘、黔有些地方还保留有这种遗俗。“文舞”又称“夏龠”，舞者手执旄、羽。桓谭《新论》说：“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这位“躬执羽绂”的楚灵王，酷爱文舞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文舞也是一种巫舞、宗教舞，带有浓厚的仪式色彩。“武舞”又称“大武”，即干戚舞。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杜注：“万，舞也。”《初学记》引《韩诗》云：“万，大舞也。”

《大戴礼记·夏小正》云：“万也者，干戚舞也。”由此可知，此处的“振万”，正是大武之乐的别称。

据《吕氏春秋·古乐》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周代的大武之乐，就是参照巴人在战场上的歌舞编排的。

《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代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湖北省荆门市发现的“大武辟兵”铜戚，出自战国时代的楚籍巴人之墓，状如巴式戈，铸着怪异的神像，应为巴人表演大武之乐的道具。看来，楚人的武舞应是从巴人那里学来的。

楚辞《大招》中详细描写了武舞《大武》演出的情形：“二八接《武》，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据考证，《武》即《大武》，表演时有队舞也有独舞，反映了楚人在当时积极学习华夏正统姬周文明的情况。江陵战国楚墓出土一件浮雕短兵器，饰有一“武舞”者的形象：左手执干，右手执戟，头插羽毛，脚踏日月，形象生动感人。“优舞”，约始于春秋庄王时。其特点是善以形容取悦于人。

《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国艺人优孟，见令尹孙叔敖死后，其子贫困无依，于是就穿着孙叔敖的衣冠，仿其神态而舞，往庄王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复生，遂有“优孟衣冠”之典传世。楚国的“优舞”可能由此而起。

楚乐舞的形态特征和艺术特色

“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具一格”，这是楚人对乐舞艺术所采取的文化方针。楚乐舞源于中原，领略商周文化风采多年，与南方土著蛮夷文化的混融使其如鱼得水，充满活力，逐步摆脱中原传统礼制的桎梏而日益显露出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浪漫风采。楚舞以其婉曲流动的艺术美和富于浪漫遐想的强烈色彩，与手执干戚羽旌的中原宫廷的典重严穆的雅舞迥然不同。据费秉勋研究，楚舞的第一个特色是“飘逸”。体现楚舞飘逸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长袖；第二个艺术特色是“轻柔”。轻柔美的造成，主要得力于腰肢的纤细灵活；此外，舞女的服饰还要“尚华艳”。可见，长袖、细腰，是楚舞的基本特征，也是荆楚一带的地域风尚和审美观。

《楚辞》、《汉赋》以“美要眇兮宜修”（“要”古“腰”字，“眇”当细小讲）、“丰肉微骨”、“小腰秀颈”、“长袂拂面”、“舒妙婧之纤腰”、“抚修袖以翳面”来形容舞女的美。以“华采衣兮若英”、“盛?不同制”、“长发曼?”、“弱颜固植”、“?容修态”、“?光眇视”、“目曾波些”增加舞女的整体形象美。出土文物中对舞女的形象塑造，正是以达到这种美为目的的。长沙东郊楚墓帛画中的女子形象，是以盛?、宽袖、长衣、纤腰为特征的。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上，共绘有十一个舞女，其中两个丰容盛?、长袖细腰的女子正翩翩起舞；旁边有三个女子悠然静坐，似乎舞间小憩。另有一个女子挽袖挥鞭，分明是乐队指挥；另有五个女子正含笑注目，欣赏品评，整个画面洋溢着欢乐、愉悦的氛围。

张衡《西京赋》中的：奋长袖之飒丽”，傅毅《舞赋》中的“袖如素霓”，崔?《七依》中的“振飞?以舞长袖”等等，都是形容长袖飘动的一刹那。从安徽寿春出土的玉雕舞女、安徽临泉古城曾庄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对称玉雕舞人都可证实这一点。两者都是一臂将长袖横向甩过头部，在头顶上形成一个“S”形曲线美。汉画像砖石中的舞女形象，都是抓住情节发展的高潮，突出长袖舞动的一刹那。

舞蹈是“动”的艺术，“腰”又是人躯运动的枢纽，它的动作关系到舞蹈的艺术效果。楚国宫廷舞蹈，无论是羽舞、长袖舞还是猎舞、桑林舞，都明显地依重腰功，所谓“楚灵王好细腰”、“楚腰纤细”，都说明楚人已认识到腰功在舞蹈中的重要地位。可见，长袖细腰不仅是巫的舞姿特点，而且是对宫廷女伎的基本要求。楚人追求的“三道弯”式高难度舞蹈形态，充分表现了人体的曲线美。楚国美女为了细腰，不惜忍受饥饿，据《九歌》所记，楚女舞姿的重要特点是“偃蹇”（时仰时俯，一脚着地，修袖飞扬，绰约多姿）和“连蜷”（弯曲貌）。据说，楚女擅长“弓腰舞”。

《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舞者“绕身若环，曾绕摩地，扶于阿那，动容转曲，便娟似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驰骋若惊”，很讲究曲线律动之美，这是非细腰不可的。从上海博物馆藏品刻纹燕乐画像椭?上的舞人形象来看，楚国的舞人的确具有袖长和体弯两个特点，确实可以说是“偃蹇”和“连蜷”。楚人欣赏的舞蹈体型，是“丰肉微骨”而“小腰秀颈”，集苗条与丰满于一身，如此的体态和舞姿，况复“?光眇视，目曾波些”，无怪乎“观者?兮忘归”了。湖北省歌舞团创作和演出的《编钟乐编》舞者作“三道弯”以模拟楚舞，曾轰动京华。

《汉书·礼乐志》载汉高祖刘邦也喜好楚声：“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因此，“楚声”在两汉久盛不衰。高祖自己作《大风歌》、《郊祀歌》，传至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等形制韵律如同《易水歌》都是北地之声，他的宠妃戚夫人和唐山夫人表演楚舞时，高祖为她们唱楚歌。汉初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

据《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从其“翘袖”与“折腰”的特点来看，应是楚舞无疑，袖非长固难以“翘”，腰非细也难以“折”。她的“翘袖折腰之舞”舞姿已在河南南阳和山东曲阜的汉画像石中被发现。南阳画像石上有两个细腰的舞女，甩动长袖折腰而舞，但不是向后折腰，而是向右侧折腰，两袖向左侧甩，呈现翘袖的姿态。山东曲阜画像石上同样是女子双人舞，舞者束高髻，上襦下裙，长袖细腰，其中一个正向右侧身折腰，向右扬甩袖，甩袖的姿态与南阳画像石稍有不同。

楚地的祀神歌舞为汉代宫廷表演娱乐所用。《汉书·郊祀歌》中有“千徒罗舞成八佾，合好效欢娱太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瑟竽会轩朱”的辞句。

《东京赋》描绘祭祀乐舞的场面，“撞洪钟，伐灵鼓，旁震八鄙……”，在“钟鼓??”声中，“巫”女们“冠华秉翟，列舞八佾，……万舞奕奕”。实际上，八佾、万舞之类是从中原学来的。令尹子元曾在文王夫人馆侧建别馆以振万舞。《长扬赋》也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气氛。以娱人为目的的宫廷乐舞亦极为盛行。

《汉赋》中，以“鄢郢缤纷，《激楚》、《结风》……”、“《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描绘了楚郢都歌舞美妙缤纷的场面。这些战国时期的舞曲名，到了汉代都发展成为相和大曲的重要曲目，也是重要影响到楚舞的舞名。在当时的帝乡南阳，楚歌楚舞更有盛行基础。

张衡《南都赋》在描写南阳富商世家歌舞宴会时曾说：“坐南歌兮起郑舞，白鹤飞兮茧曳绪。……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乐歌也。”“西荆，即楚舞也，折盘，舞蹈。”从河南南阳的汉画像石上，仍可窥见楚舞的余韵流风，再现当年那种轻歌曼舞的场面以及那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楚舞。南阳汉画像石上的舞女长袖飘举，削肩细腰，舞姿造成了一种云飞波回的流线，一种振羽扬雪的轻盈，构成了傅毅《舞赋》中所描绘的“若俯若仰，若来若往”、“纤?蛾飞，纷?若绝。超逾鸟集，纵弛?殁。?蛇??，云转飘忽。体如游龙，袖如素霓，”变化莫测的动态美，这里运用蛾飞、鸟集、云飞、龙游等一连串比喻，使得它具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把楚舞中婀娜多姿的腰肢动作、飘动长袖的舞姿、纤秀婉约的体态以及回头顾盼的眼神描绘得非常鲜明生动，给人以潇洒俊逸的美感和游龙登云的神韵。

由此可见，古代舞者，尤其是舞女，以纤腰为尚，以长袖为美。因为它不仅能显露舞者身姿的秀美，也会使舞姿轻盈，增强舞蹈的表现力，显示舞蹈的飘逸风格。而且这种好尚还主宰了一定时代的服饰潮流，成为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审美表现。

后代的文人墨客常用“纤腰长袖”来形容楚舞，唐人薛能有诗云：“纤腰舞尽春杨柳”，刘禹锡有诗云：“至今犹自细腰多”，杜牧有诗云：“楚腰纤细掌中轻”。楚人生活在这样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国度中，足以为之自豪不已。

楚乐舞的创新意识和历史嬗变

楚人以其浪漫的气质和奔放的才华，不仅创造了独步一时的音乐文化，而且奉献了风格奇特的舞蹈艺术。楚歌楚舞不仅在当时耀眼夺目，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其流行和发展如春江湖水，滟波万里，衣被两汉舞坛四百余年，在盛极一时的唐乐坛上，楚声仍不绝于耳，《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楚乐舞在中国古代乐舞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时，我们从楚乐舞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中还可得到对楚乐舞、楚文化的一种新的认识。在以往的认识中，往往认为楚国地处南楚，属偏乡僻壤，因而保留于民族社会中的许多残余形成了一种封闭性的“巫音”文化。实际上，楚文化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一种开放意识极为强烈的文化体系。纵观楚文化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楚文化的精华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看，可以三句话概括之，即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这可以从《楚辞》中记载的楚乐舞的内容和形

式的变化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楚人擅长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而且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向来兼收并蓄，以求创新，因而对外来乐舞不是加以排斥，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融汇而使之成为一体，《楚辞》中所描绘的乐舞盛况可足资印证。如《招魂》“长发曼?，艳陆离兮。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其中的“郑舞”在表演上明显地楚舞化了，融进了楚舞的特征。“小腰秀颈”的楚舞舞女“衽若交竿，抚案下些”，舞女长袖飘动，忽如烟起，忽如虹飞，妙婧纤腰，腰肢偃仰，楚舞中富有特征的“细腰”、“长袖”舞姿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现。再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殷商时用于祭祀仪式的《代舞》在南楚祭祀仪式上“传牛尾”变成了“传鲜花”，依楚地风俗作了变通。而且殷商《代舞》和楚舞《鼓舞》合二为一了。同时，楚乐中大胆地采用了春秋战国时尚属少见的音阶和曲式，如《大招》描写楚宫演奏《大武》时“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所谓“极声变”，即“极变声”，“变声”是春秋战国时新出现的一种音阶组织形式。《大招》中的“乱”也是春秋战国时尚属新颖的曲式之一。

从前引《招魂》中，我们看到了楚乐舞实践的宏大场面：钟鼓竽瑟谐而鸣响，“激楚”郑舞五彩缤纷，吴?蔡讴别具一格，它无疑是一台震惊宫廷的大型乐舞演奏会。其活力，正是源于吴、蔡、郑、楚等不同地方风格乐舞的交流、混融；其成就，正是反映在“陈钟按鼓”创造出“独秀先些”的“激楚”，能奏出“涉江”、“采菱”、“扬荷”等独具江汉南国地方风格的“新歌”。《大招》中“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同样是一幅金振玉鸣、和而歌舞，代、秦、郑、卫、赵、楚诸乐纷呈的大型乐舞画面。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晋?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金奏即击钟而奏乐，这是一种很隆重的礼遇，只是楚人别出心裁，设置地下乐厅，故使?至“惊而走出”。标新立异，充满奇想，楚人就是这样立足传统，又扬弃过去。总的来说，此方面的例证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而这一切都说明，楚乐舞对新颖的乐舞内容和形式作了大胆的采用，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充分反映了楚人创新意识和变革意识以及楚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渗透力。

楚歌楚舞源远流长，尤其是早期的巫歌巫舞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以其极强劲的生命力在楚地一代代流传下来。这确实是一个饶有兴味而值得探讨的问题。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描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如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而其《踏歌词》更是把青年男女通宵达旦的热烈歌舞的精彩场面描绘得极为生动感人。词中透露出当时巴楚巫歌傩舞的某些形态和风韵。宋代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衡州上元记》一文，对其时南楚盛行的巫歌傩舞有过生动的描绘。明清时期，傩歌巫舞在湖北、湖南一些地方志及文人诗词中不断出现。原在楚境生活的今土家族、苗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其踹堂舞、摆手舞等的方式和形态在文献中都有详细记载。据《峒溪纤志》载：“苗人每遇令节，男子吹笙撞鼓，妇随男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曰踹堂之舞。”《楚峒志略》载：“苗人刳长木，空其中，宴饮之后，令妇人之美者击之，凡善歌者，皆伶服按节而和，曰跳鼓。”《苗防备览·风俗下》载：“土（即土家族）俗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初五六之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摇摆发喊，曰摆手。”

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湘西采风时，曾兴味十足地观看当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时至今日，贵州、湖南等省苗族地区，还流行“鼓舞”，也称“踩鼓”，伴唱乐辞有《踩鼓歌》。在鄂西、湘西有一种极为特别的现象值得注意，即不识字的农民都能演唱《九歌》，他们的民族采纳并融合了楚歌声腔。鄂西北山区民间的民俗舞蹈《端公舞》（又名《扛神》），可以说是楚文化艺术的一支细流，目前仍流传于这一带民间，如谷城县的端公舞和南漳县薛坪镇的端公舞，据有关专家指出，《端公舞》是楚人遗留下来的典型楚巫舞的再现，《端公舞》场次繁多，又因地而异，稍有不同，如南漳的《端公舞》有15场，而谷城的端公舞只有9场。但大都包括有“迎鸾接驾”、“铺坛”、“请神”、“安神”、“喜神”、“修桥补路”、“苞茅缩酒”、“舞刀”、“舞火”、“散花”、“送神”等场面，有歌有舞，风格各异，楚风味颇浓。这种舞蹈，正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巫教祭神歌舞，明显含有楚国巫风的韵味和风格，其中也似保留有古代相邻各族相互影响的痕迹。而且这种舞蹈现今在鄂西北山区民间颇受欢迎。

从远古时期的南方原始乐舞活动，到春秋战国之际的楚乐舞艺术体系，到魏人刘邦建国之后的两汉时期楚歌楚舞，再到唐宋之际的巴渝竹枝踏歌，乃至近现代仍存于故楚民间的请神、跳丧、“哭嫁”等荆楚遗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乐舞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相通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精神。尤其是现存于民间的“活化石”是研究楚辞的文化背景和宝贵的文化参照系，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而又丰富的民俗学文化学价值。有专家指出：在楚文化研究中，历来存在着重雅轻俗的传统，今天若能在传统材料、传统方法等“雅”的领域里下功夫的同时，又能在民俗民风、少数民族文化等“俗”的领域里用力，楚文化研究将有大的突破。因此，研究楚歌楚舞，不能仅以文献、考古为例，而要把读书、考古、采风三者结合起来，其中重要的在于采风。这对于我们综合探讨楚乐舞艺术，把握这种艺术风格和文化精神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摘自《江汉论坛》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