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一个非常正直有才气的封建文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桀骜不驯性格，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这种性格随着他阅历的增长日益显现出来。他在四十四岁时写的《自为墓志铭》中自我解剖说：“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又说：“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袁宏道《徐文长传》说他：“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可惜一代文豪，终因壮志难酬，竟然抱愤而卒。他在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府中的狂妄表现，一般人难以接受，惟有豁达大度的胡公爱惜他是个人才，才能容忍他。徐渭性格的洒脱旷达、放荡不羁，与他卓越的才学、独特的个人修养有关。

徐渭聪明好学，八岁即能写文章，转易多师，学习制艺，希望走科举之路。二十八岁时又师从季本，研究王阳明的学问，认为它类似于禅，于是又去研究禅学。由于他受多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思想比较复杂，但无疑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师季本倡导“良知”说，以至“后生者起，不以良知无不知，而以所知无不良”，他则认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以“利人”作为评价圣人的标准，正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他的《问军中之系于国用》说：“吾宗异秦嬴，秉德嗜仁义，……余虽有两儿，性颇仇简册，饮牛未渴辰，按项不能俯，缘兹伤后昆，思欲谱先代。”表明他自己还是遵从儒家的仁义道德，只不过他的两个儿子颇有叛逆思想。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之，而且还劝导别人，“请君听予言，作善降百祥”。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激励着他，他想施展抱负，希望能得到名公要人的提携，结果却让他心灰意冷。他在《上萧宪副书》中说：“往者志身困骞， 将望援于仁人，而以幼竖书生，任其狂悖。”他的《寄彬仲》表达了自己生存的困境：“学剑无功书不成，难将人寿俟河清，风云似海蛟龙困，岁月如流髀肉生。” 其言外之意是社会现实还算不上“河清”，自己犹如一条受困的“蛟龙”，空有一番本领，却毫无用武之地。徐渭在现实中的一次次碰壁，使他苦闷异常，于是他把杜甫引为知己，他在《题自书杜拾遗诗后》中感叹道：“余读书卧龙山之巅，每于风雨晦暝时，辄呼杜甫。……为录其诗三首，见吾两人之遇，异世同轨，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杜甫始终奉行儒家思想，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始终没能得到重用。对此，杜甫感慨系之，发出了“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秋兴八 首》其二）的悲愤呼声。徐渭与之相比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曾得到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器重，为其一生绘上了光彩亮丽的一笔。

徐渭知恩图报，特重“义气”。他念念不忘那些帮助过他的人， 如胡宗宪、张元忭等。虽与张元忭“礼法”不合，拂衣而去，但在张死后，他仍然身著白衣，抚棺恸哭。徐渭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在行为上往往又不受儒家礼法束缚，力图超越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这番解剖一方面表明了徐渭的“义” 观，同时也可以见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

徐渭对旁学杂书，兼收并蓄，不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且还受释、道等思想影响。他曾说：“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寇》。”徐渭不仅研读过佛道教经典著作，而且还和许多高僧、道士 相互唱和，从而也了解了大量佛道教人物的内情。特别是道教对徐渭的影响更大些，他自号为天地山人、青藤道士。徐渭身上也体现出相当浓重的仙道思想，他放诞任性，我行我素，“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徐渭非常推崇庄子，《读庄子》说：“庄周轻死生，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生死反大事？”表达了他对庄子的企慕。他也非常崇拜魏晋时代的风流人物，《青白眼》云：“阮生（即阮籍）醉不醒，瓷瓦却惺惺，解将岩下电，换看世间人。”庄子的旷达不羁、阮籍的诗酒仙侠很适合他的口味。徐渭愤世嫉俗，与世寡合，俨然是一个悖逆时代的弄潮儿。因此，其作品中多有讽刺之笔。

徐渭身上还流露出相当浓重的“侠”气。其《侠者》诗说：“路逢知己身先许，事遇难平剑欲鸣。自古英雄成济处，也应君等为横行。”以剑来了断难平之事，其侠义精神于此可见一斑。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说：“文长怀 祢正平之奇，负孔北海之高，人尽知之；而其侠烈如豫让，慷慨如渐离，人知之不尽也。”此评可谓独具慧眼，切当之至。徐渭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理想人物，只好把眼光投向历史，他钦慕历史上的豪侠人物，赞扬他们的高义行为，对祢衡、鲁仲连、荆轲、高渐离、战国四君子等都非常敬佩。他在《仲虚将入燕临卷漫赠》诗中说：“都城盛豪贵，门客复几千，试求四君者，可复如其然？……俯首往昔事，更欲倾肺肝。”在那“凤鸟不可得，苍鹰以为求”的当时社会，徐渭不只一次的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流露出浓浓的感伤情调。这些历史上的侠义人物为徐渭树立了榜样，也深深影响着他的人格构成。袁宏道《徐文长传》说：“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其实，何只是他的诗，他的杂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徐渭独特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在戏曲选材上的一些倾向，他善于从传统题材中创出新意，揉进与传统思想相悖逆的意识，并把自己的苦涩感情倾泄在他的杂剧中，从而形成了其杂剧意气豪达的风格。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许多地方充斥着不合时宜的悖逆意识，主要表现在：

首先，悖逆官府人物，常常以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待之。徐渭生活的时代，皇帝喜仙好道，不理朝政，官场腐败，所以，他根本不把官府人物放在眼里，而且耻于与官场人物交往。徐渭是封建社会中富有正义感的正直文人，恃才傲物，屡困场屋，终苦一生。徐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极为清醒，他对统治者的劳民伤财表示不满，其《伐木图》诗前小序云：“时宫殿灾，方采大木。”诗曰：“一斧 劈残深雾，万牛挽动横沙，知费几番造化，正宜今日皇家。”宫殿失火，殃及树木，对统治者的大兴土木提出了委婉的讽刺。徐渭曾游历过齐、鲁、燕、赵等地，自 负才略，富有治国用兵之术。他对国防建设甚有感触，屡发感慨。《胡市归》写他游胡市的感想，批评统治者“从来无上策，莫笑嫁王嫱”。由此可以想见他对官府人物的态度肯定好不了多少。

徐渭愤世嫉俗，自视甚高，他看不上官场人物的所作所为。这种悖逆思想的产生来自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了解。他既企慕历史上的豪侠人物，又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扼腕之恨。《淮阴侯祠》云：“丈夫勋业何足有？为虏为王如反手，提取山河与别人，到头一镬悲烹狗。”对英雄末路的悲剧结局，表现出深深的反思。对历史人物是如此，他对当代人物更是有说不尽的心酸。《射鹰篇赠朱生》云：“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间向谁语。”《寄王君》又说：“未遇而索居，益足见高致。烦君将此言，寄语诸君子。”这是徐渭对友人“未遇”的劝慰之词，也始终凝结深藏着自己的“未遇”情结。

徐渭早年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物，从他的《自著畸谱》来看， 他二十岁中秀才后，从二十三岁始参加科考，直到四十一岁，连考八次，却屡屡败北。四十四岁时还想参加考试，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废考。他热切向往功名顺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儿抱策满万言，殿头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龙颜笑，明日金鞍摇马鞭。”此诗虽是写给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 他在《省试周大夫赠篇罢归赋此》中说：“十谒九不荐，那能长作儒，江光凌弃璧，关色黯归繻。薇蕨求新主，羹汤问小姑，风雷亦何限，终是恼凡鱼。”一次次痛 苦的科考失意极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伤心。他的《桑枝半月一蝉振羽》说：“饮露自怜留月伴，吟秋谁解倚风听。人间梦想冠缨贵，唱断清声唤不醒。”对痴情 进入社会上层的某些人物，借秋蝉的鸣声巧妙地提出了讽谏。从热中功名到淡薄名利，这是徐渭思想的一个巨大转变。

显然，徐渭是带着他的社会体验进行杂剧创作的，他把自己满腔 的垒块愁发泄在他的杂剧创作中，通过滑稽怪诞的戏剧场面来表现他的悖逆意识。《狂鼓史》、《玉禅师》、《歌代啸》中都有对官场人物的刻画和揭露。徐渭对社会黑暗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官场人物的态度上。他对现实生活中曹操式的大官僚，巧借历史人物从正面予以揭露批判，而对为数众多的中小官僚，则擅长创造荒诞的喜剧场面，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揶揄之。《狂鼓史》、《玉禅师》虽然均取材于前人作品，但作者却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作者采用佛教因果报应的方式，让罪恶多端的曹操下在地狱，而让忠义正直之士祢衡登上天堂，这种情节设置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创作意图。祢衡裸体羞辱曹操，击鼓历数曹操奸险狠毒、乱杀无 辜的罪恶，可谓气势逼人，扬眉吐气。曹操则丑态百出，制造了许多笑料，增加了喜剧色彩。徐渭选取这一历史题材当不无用意，在性格的旷达洒脱方面，徐渭与祢 衡可谓有相似之处。祢衡才高气盛，不为奸贼曹操所用，敢于击鼓痛骂，终被曹操借刀所杀。在某种程度上，徐渭身上有祢衡的影子。徐渭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恃才清高，傲骨凛然，其《胡麻赋》表达了自己的高洁人格：“揭揭高茎，一枝四棱，比于凡卉，如兽有麟。”徐渭把祢衡引为同调，而对曹操则终无好感。他在为姚江人郑姓塾师所写的《少年》一诗中说：“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沈参军》云：“参军青云士，直节凌邃古，伏阙两上书，裸裳三弄鼓，……借剑师傅警，骂座丞相怒。”《送梁君还昆山》说：“翻嫌养鹦鹉，持赋似祢衡。”《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则云：“啸蹙风雪悲下雨，丈夫自是人中虎，骂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终埋江夏土。南州有士气不羁，应科赴召靡不为，闱中幕下岂所志，有讬而逃世莫知。”从诗意看可谓是为自己 画像。徐渭在诗歌、杂剧中多次写到曹操，其真意当是在指桑骂槐，借祢衡之口痛骂当朝曹操式的官府人物。

徐渭在《玉禅师》中把临安府尹柳宣教设置成一个背景人物，没有让他直接上场，但其批判的矛头直指柳宣教这类人物却是毫无疑问的。柳宣教仅仅因为老僧玉通和尚没有去拜见他，就设毒计毁灭玉通和尚的圣洁，可谓阴险毒辣至极。况且，玉通和尚是出家人，不应参与世俗事务。柳宣教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官府人物的一个缩影，徐渭对他的批判态度非常鲜明。当然，也不否认徐渭对玉通和尚投胎复仇的做法持有异议。

最具有滑稽性、讽刺性、批判性的当然还是他的《歌代啸》杂 剧。此剧中昏庸的州官是徐渭集中讽刺的对象，徐渭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予以舞台形象化，又演绎了成语“张冠李戴”，写成了此剧。州官因 在家偷丫头，受到州官奶奶的严厉管辖，家中闹得很不太平。李和尚偷冬瓜，与王辑迪的老婆偷情，嫁祸于张和尚，州官却判张和尚有罪。州官对此非常简单的民事纠纷也误判，其办案水平可想而知。第三出州官上场时说：“只我为官不要钱，但将老白入腰间。脱靴几点黎民泪，没法持归赡老年。”州官既不要钱，又要老白 （白银），真是自打自的嘴巴，其自我讽刺意味跃然纸上。当李和尚要求替师兄还俗时，昏庸的贪官还要他走“通靴州的路径”，向他讹诈二三百两银子。因李和尚无钱，州官又要判他三条罪状：知恩不答、夤夜私行、聚众喧哗。

徐渭对贪官极为痛恨，感叹正直清官的稀少。他在《徐侯去思碑 阴》中盛赞碑主：“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来，如公几有？”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当时官府人物几乎无官不贪的普遍现状。因而，现实生活中的冤假错案之多也就难怪了。有感于此，他的《雪里荷花》也说：“六月初三大飞雪，碧翁却为窦娥奇。近来天道也私曲，莫怪笔底有差池。”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气，于诗于剧中均得 以流露，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徐渭改造传统题材或运用滑稽荒诞剧从事杂剧创作的原因。现实官府人物如此，徐渭只好把自己的希冀，寄托在理想官府人物身上。 《雌木兰》中征东元帅辛平对木兰的识才、重才，《女状元》中丞相周庠对黄崇嘏才能的爱惜，都是徐渭心目中理想的官府人物。对这类官府人物，作者都极力美化 赞扬之。

其次，对世俗社会的悖逆。世俗社会的人们淫贪无度，崇尚金钱，觊觎权势、地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徐渭对此极为痛恨，发出了强烈地铲除呼声。《昙阳》其七云：“男女兼黄白，叮咛嘱再三，特将铁扫帚，痛扫世淫 贪。”《歌代啸》杂剧《楔子》中的那首《临江仙》词，非常清晰地交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谩说矫时励俗，休牵往圣前贤。屈伸何必问青天。未须磨慧剑，且去饮狂泉。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探来俗语演新编。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实际上，徐渭并非只是“等闲看”，他对当时社会的浇薄世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他的武器不是刀枪剑戟，而是手中的笔。在其杂剧中，世俗成为他揭露批判的一个焦点。所以，他要为“好人不在世，恶人磨世尊”的社会时俗呜不平。《狂鼓史》中恶人曹操地狱受审、好人祢衡升天的设想；《玉禅师》中红莲、柳翠的堕落风尘；《歌代啸》中阴盛阳衰、贪淫肆虐的社会现实，都使作者深感痛心。所以，徐渭在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雌木兰》、《女状元》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理想境界：君臣无猜，没有贪淫，女子经过乔装打扮，可以代父从军，可以考中状元。徐渭在深情地呼唤着一个政清人和、人尽其才社会的出现，但是那毕竟太遥远了。

再次，对佛门弟子的不恭态度。佛门弟子本应念经拜佛，道行高洁，要戒酒色财气，戒荤辛，不偷盗，不撒谎。而《歌代啸》中的张、李二和尚却与佛门戒规相背，喝佛骂祖，丑态百出，世俗得很。李和尚贪酒好色，食荤茹肉， 撒谎骗财，无恶不作，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转嫁给师兄张和尚，到头来却万事大吉。州官只凭张和尚的一顶帽子和李和尚的一张利嘴，就判定张和尚有罪，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结果，李和尚成为住持，张和尚戴枷受刑，勒令限满还俗。

第一出中，半路出家的三清观张和尚的上场诗，露骨地表明了他的金钱欲望：“谁说僧家不用钱，却将何物买偏衫。我佛生在西方国，也要黄金布祇园。”在自报家门大意时又说：“紧自人说我等出家人父亲多在寺里，母亲多在庵里。今我等儿孙，又送在观里，何等苦恼！”他虽然没犯色戒，但利心很重，他想骗取师弟李和尚的钱，加在自己的秘密菜园上，贪图些私利。而李和尚却无视佛门清规戒律的存在，酒色财气，编谎诓骗，偷盗骂人，俨然是个世俗的市侩。他埋怨佛祖：“咳！我的佛，你也忒狠心。若依愚见看来，佛爷爷，你若不稍宽些子戒，那里再有佛子与佛孙？”其师父当初也是“酷爱摴蒲，太贪杯斝，死恋裙钗”（第一出），既赌博又贪杯，还爱恋妇女，并与李和尚有同性恋行为。有其师必有其徒，张、李二和尚在菜园里的一段对话，更是对他们无视清规戒律的大胆表白。他们相互调侃，一方面是自我暴露，自打嘴巴，讥刺了佛门弟子的罪恶行径，剥下了佛教僧侣的神圣外衣，显示了佛教自欺欺人的虚伪面目。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交代了州官在家偷丫头被州官奶奶管教的情景，为下面的戏打好了铺垫。

《歌代啸》制造了许多笑料，是一部活泼的闹剧。徐渭曾在《头陀趺坐》跋语中说：“人世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祗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徐渭用“笑”代替“啸”，隐含着他对世事无可奈何的难以言说。他认为“啸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为触祸机”，这是对他《歌代啸》杂剧的最好注解。

第四，徐渭的悖逆意识还表现在他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在徐渭生活的时代，女性被封建礼教所禁锢，要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徐渭二十八岁时曾跟随王阳明的弟子季本学习，深受其师思想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妇女解放思想。徐渭大胆为这些下层女性唱赞歌，讴歌她们的英雄业绩，为她们的翻身解放摇旗呐喊。在徐渭的杂剧中，女性不再是弱小可怜者，而是敢于走出 家门反封建反礼教的勇士。《西北三首》（一）言：“西北谁家妇？雄才似木兰。一朝驰大道，几日隘长安。……当垆无不可，转战谅非难。”热情赞颂西北妇是木 兰、卓文君式的英雄。《雌木兰》中花木兰乔装打扮，代父从军，勇武无敌，建立了不朽功勋，被封为尚书郎，木兰却辞官不做。《女状元》中的黄崇嘏文才超群， 女扮男装，赴京赶考，夺得状元，被授予司户参军，深得恩师周丞相的器重，欲把女儿嫁给他。在得知真相后，不仅没有怪罪她，反而十分高兴，命人写本奏与皇上，让别人代替她的官职，把她娶来做儿媳妇。徐渭十分欣赏她们的才能，把她们作为剧中主角，并给她们安排了美好的归宿。由此可以见出徐渭对女性人物的肯定和赞扬。王骥德《曲律》卷四说《四声猿》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并说此二剧是“刳肠呕心，可泣神鬼”之作。

《歌代啸》中更是塑造了两个性格鲜明背离传统妇德的叛逆女子形象，一个是自由寻找幸福爱情的王辑迪的妻子吴氏，她上场时自我介绍说：

揽镜自照，容颜颇不后人。不期嫁了王辑迪，偏生得刁钻丑陋，异样猥囊。可惜一块好羊肉，倒送在狗口里。这还是俺爹娘的不是。从古道：‘相女儿配夫。’你就未曾见那做婿的大来动静，也该先看你做女儿的从小行藏，你把我当做谁哩!

吴氏不满意父母包办的婚姻，自己寻觅有情人，物色到出家人李和尚，并与之私通。吴氏是自我觉醒的女性形象，其大胆的悖逆行为，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缺陷。另一个是州官的妻子。作者在第一出中就预先埋下了伏笔，借李和尚之口道出了州官奶奶的严厉。州官奶奶直到第四出才 上场，州官怕妻子上堂打探，特意在穿堂后门新添了一道栅栏阻住她。州官奶奶为让州官下堂，在后宅草屋放了一把火。堂堂州官在家中的地位殊为可怜可笑： （奶）今已无事，且唤那歪材料过来，发挥他一番，权时消遣。（叫介）歪材料那里？

（州便衣急上）有，有。下官在此静候多时，未敢擅离寸步。

（奶）歪材料!你割爱偷丫，尚称初犯。我新规方整，又弄乖滑。似这严大胆包天，想要我寸身入土。若不与你见个势下，可也情理难容。

（州）奶奶，下官恪守新规又有何犯？

此段对话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夫妻双方地位的悬殊。与王辑迪家一样，都是阴盛阳衰，女人顶天立地，男人驯顺受气。作者这样设置安排情节，自有其深意在：作者对现实社会中的男权制极为反感，而倾向于同情弱小女子，并把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女子身上。如果说吴氏、州官奶奶只是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叛逆者的话，那么花木兰、黄崇嘏这一文一武就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巾帼英雄。作者对男性官员非常失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有才华的女性人物身上。虽然作者在《雌木兰》、《女状元》中塑造了爱护人才、扶持人才成长的元帅辛平、周丞相的形象，但这毕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戏”，而不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只不过是作者的理想寄托罢了，是“借彼异迹，吐我奇气”。《玉禅师》中的妓女红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柳宣教的同伙，但也是作者深表同情的一个软弱 女性。她上场时的一番话，表明她身不由己：“柳老爷，你热时用得我莲儿着，只恐霜后难教柳不残。……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样犯佛菩萨的 事!咳，官法如炉，也只得依着他做了。”官府的淫威由此可见。看来，红莲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也是迫不得已的，罪魁应是柳宣教。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中评其诗是“贳酒悲歌，意气甚豪”。其实，并非他的诗如此，其杂剧也有此特点。

徐渭在连遭挫折感觉前途无望后，已看破世情，遂以诗酒为伴， 佯狂玩世，处处表现出不同凡俗的品格。他的《青藤书屋图》题为“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可谓是其形象写照。他的《五友斋》题为：“松竹梅兰， 四君子落落孤标，谁可入侬朋友社。笑谈诗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应为尔主人翁。”把品格高雅的“松竹梅兰”四君子与自己相提并论，可以看出他人格的雅洁， 与污浊世俗人格的比照又是何其鲜明。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徐渭完成了他的戏剧创作。他把自己对社会世俗的了解，融进了杂剧形象的塑造中．形成了独特的批判 性、讽刺性特点，其真意往往于歌哭笑骂中透露出来。

澄道人可谓是徐渭的心腹知己，他十分赏识《四声猿》，推许为 “明曲之第一”，可以与王实甫、关汉卿辈争雄长，他说：“每值深秋岑寂，百虑填膺，试挟是编，睹其悲凉愤惋之词，想其坎壈无聊之况，骨竦神愤，泪浃巫峡， 何待猿啼，诚有如天池生之命名者？……至其抑奸即以扬善，戒淫即以启悟，奖勇即以振懦，怜才即以厉顽，为劝为惩，似有过二十一史。故将拟为晴空之霆击，清 夜之钟鸣，岂仅为猿啸之哀而已哉!”澄道人知人论世，议论精警，可谓切当。

徐渭杂剧的悖逆意识，来自于他的悖逆人格，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特定的时代氛围造就了他的悖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他在文学艺术史上的不朽地位。

[1]澄道人.四声猿题辞[A].徐渭.徐渭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7—1358.

[2]徐渭.奉赠师季先生序[A].徐渭集：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515.

[3]徐渭.论中三[A].徐渭集：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489.

[4]徐渭：戒舞智[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73.

[5]徐渭.自为墓志铭[A].徐渭集：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639.

[6]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A].徐渭.徐渭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348.

[7]徐渭.入燕三首：其二[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70.

[8]徐渭：黄鹄歌送冯君（鸣阳）会试[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59.

[9]徐渭.昙阳：其九[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12.

[10]徐渭.徐渭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2.

[11]徐渭.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27.

[12]澄道人：四声猿引[A].徐渭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7.

[13]澄道人：四声猿原跋[A].徐渭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