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同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发展紧密联系着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制定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揭示出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的许多重要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和具体阐发，初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萌芽的重要表现。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关键时刻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随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人民发动了“秋收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在实践中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

1928年10月至1930年 1月，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地区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分析了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在理论上论证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朱德等还总结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并通过军事实践逐步制定出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

1929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乡召开，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红军中的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针对一些党员存在的主观主义思想，尖锐地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表明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反映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的雏形。

1930年 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积累的社会调查工作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檄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比《古田会议决议》大大前进了一步，其精神实质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了求得这个结合，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同时，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阐述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并且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概括了革命实践中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的思想路线；他还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初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以及独立自主的政治和组织原则。这是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反对本本主义》发表到1937年7、8月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逐步系统化、理论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土地革命战争继续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出现了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的局面，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持续了四年之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35年 1月的遵义会议上开始纠正王明的错误领导，此后又逐步地从政治、军事和哲学上总结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斗争领域，分析当时新的形势、新的矛盾和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着重指出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和危害性，并从思想路线上批评了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看法。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揭示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这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的一篇杰出著作。它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和阐发了有关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所作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它们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哲学的遗产，吸取了国内外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积极成果，运用广大群众所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完整地、明晰地论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实践论》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对认识论中的基本矛盾，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为中心，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揭示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和总规律。《矛盾论》针对教条主义者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对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系统完整地展开论述，突出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强调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并深刻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一个新概括。《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成熟的主要哲学代表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形态。这两篇著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学理论的多方面展开和不断丰富、发展

1937年7月～1949年 10月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经过挫折和失败后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并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实其科学真理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并根据抗日战争的新经验，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地考察战争，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战争中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观点，等等。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阐明了战略进攻的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军事科学作出了独特贡献。

1941～1943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3个决定，毛泽东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思想作风，指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风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打破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端正了全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早在3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40年代，他又根据党的领导工作经验，先后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和论述了党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如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抓紧中心工作和同时开展其他工作相结合、胸中有“数”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革命实践的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此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还写了其他一系列科学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论述和解决中国革命各方面问题的范例，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毛泽东还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参加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发表了讲话，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提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建国初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复杂的斗争任务，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而要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的战略策略思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号召广大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和解决新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1956年初，为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概括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中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各项矛盾，必须兼顾其两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两点论”。特别要抓住那些容易发生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地方和问题，对于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和非重点方面，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解决主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要从解决次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次要方面入手。

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强调群众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要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同时也指出要向外国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自然科学。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人家的短处、缺点不要学。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对于自己，既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失掉民族自信心。这样就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兴旺发达起来。《论十大关系》实际上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分析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而在理论上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准备。

1956年12月 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对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镇压和说服两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1957年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来他对讲话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在同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在文章中，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都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党和人民政府的调节，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加以解决。这篇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许多具体创造，如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矛盾；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法解决发展科学文化的矛盾； 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法解决经济建设、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深入阐述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的重要标志。

1957～1966年 5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过“大跃进”、“公社化”和“反右倾”等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觉察到这些错误之后，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重申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认真总结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等等，从而初步纠正了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期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曲折发展的10年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62年1月，毛泽东作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结合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反复说明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及其认识论意义，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他还阐发了必然和自由的辩证关系。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说明自由不仅包括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里进一步强调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才能不断地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同认识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必须有一个过程。要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在这里深刻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再次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认为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活动的自由。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1963年 5月，毛泽东又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该文中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基本思想。它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强调对广大干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多次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立面的结合、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辩证法规律一元化的思想。他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倡导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并注意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在50年代和60年代多次指出基本粒子并不基本，还可再分。他的这一思想推动了国际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并为科学实验所证实。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为纪念毛泽东这一思想对粒子物理学的贡献，美国科学家建议把比夸克更深层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晚年的主观主义失误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10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时期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作了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其中包括毛泽东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同时对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把它同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成绩和贡献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虽然长期担负着艰巨而繁重的领导工作，主要精力用于从事革命斗争实践，但他非常重视理论特别是哲学的研究和运用。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渊博的历史知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革命创造精神。他善于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概括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科学地解释“实事求是”这句中国古语，赋予它新的含义。他用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和语言，唯物辩证地论证和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

②在唯物论方面，深刻发挥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这既是中国革命长期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原则的简明、通俗的概括。

③在认识论方面，着重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进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指出正确的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提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论述和发挥。

④在辩证法方面，集中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强调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认为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死背硬套的公式，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他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论述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所包含的矛盾特殊性、一切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不同过程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斗争形式之对抗与非对抗的特殊性以及矛盾和矛盾双方地位的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如何正确分析现实中各种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论述了对立面的结合、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等重要思想。他还从哲学高度总结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着重指出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深化了自然辩证法思想。

⑤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重点阐述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是这些矛盾的性质同旧社会不同，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他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必须特别重视如何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把党的群众路线同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的各个实践领域，不仅解决了各个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为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提供了光辉范例。毛泽东一贯重视方法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善于把哲学原理具体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一整套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还大力倡导并且毕生致力于哲学的解放事业，强调哲学群众化，号召把哲学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的贡献。

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所概括的具体实践经验，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相比较，都有其特殊性。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化了的、丰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简单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具体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原理，揭示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并从哲学上概括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③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强调共产党人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要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原理的简单运用，而是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综合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得出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