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1 15:19
汉协胜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厂址设在汉口六合路。承包武汉的大型建筑,是当时众多营造厂中最富盛名的一个。近代的建筑师们，为了烘托出武汉的繁荣，将鳞次栉比的近代建筑群不断矗立在武汉三镇；近代建筑业的营造厂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去承接各项工程。在它们的相互竞争中，形成了“套承发包”制度。当时武汉的大型建筑都是由这些营造厂承包建筑。其中最大的是浙帮沈祝三于1908年创办的汉协胜营造厂（简称汉协胜），是众多营造厂中最富盛名的一个。
汉协盛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厂址设在汉口六合路。厂主沈祝三，浙江宁波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系木工出身，曾从其母孙仁山在上海各处做临时工数年，又经 孙仁山介绍而认识王文通（王在上海杨瑞泰营造厂任职）。复经王文通介绍转荐于杨瑞泰营造厂，厂主杨斯盛委以监工之职。杨除自营杨瑞泰营造厂外，又与张继光、邵春荣等另组协盛营造厂于上海。有次，该厂承包英商平和洋行打包厂的建筑工程，在这项工程中有凿旱井一口的项目，要一气呵成，日夜开工，不可间断。夜间工人畏寒，天又下雪，不肯下井，沈自告奋勇下井自干，遂为洋人赏识。平和洋行于1904年又欲在汉口建筑平和打包厂，英人征得杨瑞泰营造厂主的同意，指派沈祝三来汉主持营造。沈到汉以后，一面建造打包厂，同时又承包其他工程。上 海协盛厂主以鞭长莫及难以兼顾，就将汉口业务交给沈祝三负责，沈即自立汉协盛营造厂。汉口平和打包厂工程就是汉协盛承建的第一项工程，很为平和打包厂主满意，汉协盛因而声誉大振。沈为借誉于杨斯盛，故用“协盛”二字，但前冠以“汉”字，含有不忘其本之意，但经济完全独立，与上海协盛厂无涉。
建筑设计系由外籍设计师把持，后逐渐产生一批中国设计师。当时开工的设计事务所有27户，其中甲级23户，其余为丁级。著名的有杨基本、卢镛标、缪思钊等开办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业务较为发达。事有凑巧，英国人海明司来汉想从事房屋设计和监工业务，他是英国人，又有些门路 ，像英国的银行、洋行、工厂的建筑工程，多能包揽；当时英国领事馆也给他一些帮助支持，介绍他一些生意。沈祝三与海明司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沈祝三给海明司以经济上的援助，海明司才开设了景明洋行，专营房屋设计和监工业务，而该行承揽的设计工程亦概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包施工，彼此相互利用。几十年来，景明洋行发展成为汉口的一位的房屋设计事务所，而汉协盛营造厂也发展成为汉口业务最发达、规模最大的营造厂。
景明洋行除向业主收取5~10%的设计费用外，还向汉协盛索取5~10%的费用。在每一笔工程造价总数上，景明洋行就剥削10~20%，真是“吃透两头”了。据说巍然矗立的景明大楼（今民主大楼），除设计绘图由景明洋行花费人力及一套图纸外，所有全部建筑材料、施工费用等等，都由汉协盛出资。实际上是沈祝三为了业务上的需要赠送给海明司，以示答谢景明洋行的。数十年来，海明司从一笔笔工程中剥削汉协盛职工的，这个景明大楼只不过是“便饭点心”，谁知他一共压榨了汉协盛职工多少血汗？
汉协盛的业务蒸蒸日上，经常施工的有一二十个工地，在最高峰时多达40多个，场面之大可想而知。几十年来它营造的大型建筑工程有：第一纱厂、武汉大学、汇丰银行、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汉口打包厂、和记蛋厂、日清轮船公司、日信银行、平和打包厂、景明大楼、圣教书局、隆茂打包厂、英美烟草公司、英国小学校、交通银行、卜内门洋行、德林房子、既济水电公司、保安大楼、花旗银行、广东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三菱公司、日本医院、汉口总商会、慈德里、南洋大楼、硚口烟厂、永兴洋行、西商跑马场、梅神父医院、以及住宅、电影院、图书馆等大量工程。有些建筑工程设计复杂，技术要求较高。沈祝三不惜工本从上海招聘技术员工来汉工作，进行岗位职务培训，以利业务需要，同时也造就了大批建筑人才。
沈祝三为人一贯守信用，工作重质量，做事干练，且能英语，可以直接与外国人交谈。在经济上，汉口的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王道平与沈是同乡，经常给予方便和支持，使沈能向该行透支周转资金高达三四十万元以上，而王道平的四弟王佑霖是汉协盛附属企业阜城砖瓦厂的总管（经理），相互间都有照应。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因而工程越做越多，业务越做越大，设备不断增加。施工机械有英制倾覆搅拌机1台和英制打桩机1台（后仿制4台）。起重设备是用电动控制的。还购置卡车20多辆，以及轮船拖驳多艘。江面还有替代运输的传 输工具，并配有专业的搬运工人。由于汉协盛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也有往来，每年以低于市场约20%的价格直接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金钩两三万吨钢筋运到汉口，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1927年市场流通的国库券大幅贬值，1块银元可换近500元国库券，不少营造厂受贬值影响，而汉协盛用200吨钢筋换了2万银元，再去换国库券，转手之间从中发了一笔大财。
阜城砖瓦厂原是由德国人汉贝和萨克斯所开设的制窑厂，生产砖瓦。辛亥革命后（1913年），由德国人出卖给沈祝三经营。厂址设在汉阳赵家台，占地约三四百亩，生产的砖瓦质量很高，是当时武汉有名的产品。除自用外，还供应市场。1915年将16门窑扩建为32门窑，日产红砖达3万余块。1916年又建32门轮窑一座，并购置60匹马力蒸汽机一台，单缸16英寸砖机两台，每台日产砖坯15万块。到1920年，有男工300余人，年产红砖1000万块，产值很高。1931年和1935年两次遭受水灾损失。1938~1945年武汉沦陷期间，被日商中和岗本占用，生产设备遭到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曾被作为敌产没收，后经申请发还，1946年估价约值5000万元。 此外，1924年又创办阜城轧石厂于硚口双厂巷，1930年后又在轧石厂内另建炼灰厂，使用立窑烧炼石灰，聘德国工程师为其设计。内有轧石机器两部，都是向英国订制来的，一切设备应有尽有。
沈祝三利用剩余建筑材料或旧料建筑了许多房屋，如在中山大道下段建的三元里二层楼房屋，分为南、北二部（即南三元里和北三元里），约计120多间出租，每月每栋收取租金8.30元（灯水费在外）。三多里是石库门面加街住宅，计20多间（二层楼）；三有里是二层楼连街面在内，约有30多间。因三多里、三有里用料坚固，所收租金较高。此外，还有共和里一带房产、德华里1/3的房产，以及武汉女中的大块地皮，都为汉协盛产业。每月收租，先由丹凤公司经手，后自设经租处，由陈仁寿收取，收入可观。所有以上产业，沈于1926年向政府登记，具报资金总额为108万元。沈祝三从1918年起，很长一段时间患眼病，多方医治无效，又赴日本就医未愈。双目失明后，不能亲自出马管理，只能坐在家里听汇报，对关键性的问题作出指示或决定。为了继续承接工程，就请张赐荣负责业务、戴震伦负责财务、沈绪全负责材料、王佑霖负责阜城砖瓦厂、徐日省负责炼灰厂和轧石厂，总管工（即今之主任工程师）林锡卿技术好、经验丰富在武汉很有名气，打字员杨宗熙（女）还负责外文翻译，这些人员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全厂员工最多时达到300余人。
汉协盛全盛时期，沈祝三雄心勃勃地想独揽武汉营造工程，对同业中稍有声誉的营造厂商均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竞争，甚至迫使建筑材料行听他的指挥，不准与其同行业打交道共往来。如汉成昌石料行，其时是武汉产量最大的一家石料行，沈祝三威胁要他只对汉协盛一家营业，不准与其它营造厂来往。
沈祝三为了扬名以扩大影响，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如捐宁波同乡会的四明公所工程，甚至其日常开支也由沈出资捐助。又在麟趾路独自捐建武汉女子中学校舍（即今市第八中学）。1928年承建梅神父医院（今传染病院）完工时，由于外国人节外生枝要求返工，经四次返修不取分文亦在所不惜。1930年该厂承建武汉大学时，上万工人做了二年多，到快完工时，上万工人做了二 年多，到快完工时武大提出要做一个水塔和配套泵房水池，沈也答应承做而不取分文，做好后作为捐赠。
汉协盛营造厂经沈祝三苦心经营正值声誉日盛之时，却由于下列原因，逐步走向下坡。其一是厂内管理不善；其二是同业竞争激烈，相互争夺业务，不顾成本削价承接工程。如1930年承接武汉大学工程，估价错误，以低价标得建筑全，施工中又遇到大水成灾，损失甚巨，到结算时竟亏损40万元以上，大伤元气。到经济困难时，不得不将三元里房屋和阜城砖瓦厂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连本带利滚成100余万元，到武汉沦陷时才以伪中储券归还清楚。1941年1月沈祝三在汉口病逝，终年64岁。他的两个儿子还在后方读书，家务由其妻黄琴芳主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儿子返汉继承父业，但无起色。至1949年武汉解放，汉协盛方告结束。
沈祝三(1877～1940)，亦名栖，字卓珊，浙江鄞县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商人，汉协盛营造厂的创始人。
中国国货公司、汉口工商联大楼、福新面粉厂、第一纱厂等。其他小工程遍布武汉三镇。在承包汉口传染病院工程时，4次返工，直到业主满意而后止。承包武汉大学工程，漏估开山筑路费用，为支持学校，不但不要求修改合同，而且在工程完竣后奉送水塔、水池两项工程，蚀本20余万元，将三元里、三多里房产向浙江兴业银行押贷作抵。武大校长王世杰曾表示感谢。
沈熟谙营造业务，1918年患青光眼病，双目失明，看不见工程图纸，凭人口说默算工料，计算工价，指挥施工。亦热心公益事业，汉口四明公所和武汉女中建筑工程，为其以半价资助完成。沈不附势，不涉足政坛，亦不愿担任同业公会职务1938年武汉沦陷，其营造厂未曾内迁，此后业务萧条，日益亏损，竞至靠变卖存料维持。1940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