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潇洒的汪瑞闿到南昌任按察使时，整个南昌城都轰动了。南昌城的妇女们听说新来的按察使是个美男子，都纷纷涌向街头，争相观赏他的美丽风采，一如西晋时人们围观美男子卫玠时的盛况，卫玠后来死了，史书中有“看杀卫玠”的说法。此年，江西武备学堂成立，汪瑞闿担任首任总监（校长），培养了一批杰出将领，如二次革命时担任讨袁军任总司令的国民党陆军上将李烈钧，担任过江西陆军总司令的国民党陆军上将欧阳武，两广新编第六军总司令及广东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林虎，黄埔军校第一任教育长、国民党陆军上将胡谦，北伐战争时建国军增援军总指挥伍毓瑞，江西辛亥起义功臣彭程万等等都是江西武备学堂一期学生。后来，柯逢时转任广西巡抚，兼兵部侍郎衔。当时会党造反，土匪遍地，广西动荡，民不聊生，州、县官员多不敢赴任，租税亦无法征缴，财政入不敷出。柯上任后，把汪瑞闿调到广西，任命他为巡防军统领，筹备大量军械、粮饷，招募兵丁30余营，协同清军镇压叛乱，广西局势得到稳定，受到清廷嘉奖。

上海第一任警察局长，江苏第一任公安厅长

上海、江苏的警察事业肇始于清朝末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四月，当时兼管治安的绅办闸北工程总局改为官办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以上海道台瑞澄为督办，已在军政界崭露头角的道员汪瑞闿出任总办，以城内各局隶属。翌年，两江总督端方奏准上海推广巡警，正式成立上海巡警总局，瑞澄任督办，汪瑞闿被委任为总办（总局长），招募警务人员1000 余人，并按照西方警察模式在上海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建立了完整的警察体系。当时的上海巡警总局共辖4 路19 区。每路设正巡官1 人，直辖一个区警管区域。路下每区设副巡官、巡长、巡记各1 人。同年，因北市与宝山县交界地区市面日兴，且与浦东一水相隔，交通繁剧，盗贼混迹，尤难防范，又添招巡士2000 余人，由总办汪瑞闿会同江海关道总理其事。每月添拨关税银1 万两，不足之款，由地方捐税支配。巡警所管地界分4 路，每路设1 个分局、5 个分区，遍布巡警岗位。并另设骑巡队，分驻浦东、北市两处，昼夜梭巡，以补站岗巡士的不足。消防队、侦探队也同时成立。又增设水巡警局1 所，担任黄浦江与苏州河警务。巡警总局雇有外籍人员，专备与租界有交涉时使用。后来每年经费银增至6 万两，概由关税项下开支。 这样密集的防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上海的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善，成为各地学习的样板，纷纷效仿，建立起严密的警察组织。

清光绪三十四年，江苏省设巡警道（相当于后来的公安厅），置公署于省城苏州，委上海巡警总局总办汪瑞闿主持该道，并总办上海警务。 至此，汪瑞闿成为掌握生杀大权的上海、江苏两地警察的总首领，是名符其实的上海第一任警察局长，江苏第一任公安厅长。

辛亥革命后，汪瑞闿因维护清廷，思想保守，被罢职，赋闲在家。学生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再三邀请恩师汪瑞闿赴江西任职。汪瑞闿念及师生情谊，决定赴江西担任民政长（即省长），结果却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差点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各省军政大权力集中于都督一人手中。袁世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集权，树立威望，提出“军民分治”，即由中央向各省派遣民政长，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要求地方自治。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1912年12月10日，被李烈钧剥夺兵权的余鹤松受袁世凯怂恿，指使部下在南昌发动兵变，反对李烈钧。李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李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知道自己还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作出让步，于是就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责，并且请袁任命民政长，以便自己专心治军。李想到了一个人选，即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原江西武备学堂总监汪瑞闿。当年就是汪录取李，后来又推荐李到日本留学。李回国后在江西新军当管带时从事革命活动，清廷要抓捕他，身为常备军统领兼臬台的汪瑞闿不仅向李通风报信，还资助路费，帮李逃亡，至今令李十分感激。于是，李派人与汪联络，并一再敦请，汪同意了。当时汪的哥哥汪瑞高、同乡杨士琦是袁世凯的红人，经他们一撮合，袁世凯表示认可。

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任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4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任命令。李没料到的是，其部属纷纷反对汪到江西来任民政长，尤其是水巡总监蔡锐霆，反汪态度最为坚决。蔡原为江西武备学堂的学生，因为违反校纪，被汪开除，当年就曾发狠：“你今天把我赶出学堂，我明天要把你赶出江西！”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对汪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国民党江西支部则以“省长简任须经民选”等理由，要求袁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李陷入两难之中。20日，汪到达南昌，受到共和党人和西省议会的热烈欢迎。李表面上也表示欢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会后就反悔了。水巡总监蔡锐霆故意晋谒汪瑞闿，当面对汪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见势，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12月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十人召开拒汪大会，由水巡总监蔡锐霆、警察总监陈廷训任主席，军界高级将领欧阳武、刘世均等出席了会议，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其两日内离省。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感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悄悄离开行馆，藏匿起来。第二天，他即写信给李烈钧，声称要赴沪就医。李派员假意表示挽留，遭到拒绝。当日午后5时，汪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十分震怒，电令准汪病假20天，严厉斥责李烈钧，要求他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李此时才撕下伪装，公开拒绝汪瑞闿回任。袁下令扣押李从日本订购的一批军火，并派兵舰六艘到九江江面示威，又策动江西反李势力举行声热浩大的集会，声讨李的“十八”大罪状，要求汪到江西上任，通电主张武力解决江西问题。李也组织人集会，通电反对汪到江西任职，又以冬防为名，派遣军队分驻要隘，要求发还军火，双方对立，气氛紧张。副总统黎元洪出面调解，提出“撤兵、迎汪、惩凶”三个条件，李公开通电拒绝，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袁世凯因为要忙于召开国会，选举大总统，于是作出让步，如数发还所扣江西军火，任命赵从蕃任江西民政长（也遭拒绝了），派王芝祥为“查办使”，南下查办江西事件，暂停争端。史称此事为“江西民政长事件”。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引发“二次革命”，最终以袁全面获胜告终。袁再次派汪瑞闿到江西任民政长。当时镇压二次革命的刽子手、袁称帝的积极拥戴者李纯署理江西都督，采取严厉政策打击国民党，取缔国民党各级组织、解散省议会、逮捕议员、严禁群众集会、查封报馆，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气氛。汪瑞闿临行前，袁世凯的心腹杨士琦告诫同乡汪瑞闿，要他到江西后要妥善处理好与军阀李纯的关系，汪没有听进去，结果落得“群起而攻之”的下场。李纯告发他贪污，汪被解职，于1914年1月再次迫卷起铺盖离开江西。两年后，汪又东山再起，出任北洋军阀的参政院参政。

把祖先肖像印在钞票上的省长：北洋政府于1921年公布《征收纸烟捐章程》后，考虑到上海为全国卷烟制造运销的枢纽，决定在上海成立全国纸烟捐务总局，汪瑞闿任总局局长，成为全国烟草税的总负责人。

抗日战争暴发后，汪瑞闿经不住名利诱惑，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兼省财政厅厅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再次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伪政权高官的日子并不好过，1939年1月3日，伪省长汪瑞闿、杭州市长何瓒等出席在杭举办的朝鲜特产展览会时遭爱国志士袭击，汪瑞闿中弹受伤。何瓒不久在家中又遭枪击，一命呜呼。汪瑞闿主政浙江时期，曾发行一种货币，称为铜元币，竟把自己的祖先汪华肖像印在上面，一时成为笑谈。当时钞票最小的是一角，零星找头十分不便。汪瑞闿令人在浙江印刷了一种“铜元币”，每券相当于一枚铜钱，青蓝色，寸半长，八分宽，竖印一个头戴王冠、身穿蟒袍、白面长须的半身像，看起来像个财神菩萨。实际上此人却是唐朝节度使汪华，他曾经管领过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封上柱国越国公，后来历代加封，称“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清朝咸丰年间，再次加封“襄安”二字。杭州七宝山上还有他的祠宇，就是俗称“汪王庙”。从《盱眙汪氏家谱》可以得知，汪华是盱眙汪氏的先祖。汪瑞闿当了封疆大吏，要显一显祖宗的权威，把汪华给请了出来。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游诗讽刺道：“铜元市上少通商，代用流行券一张。不画财神媚大吏，何人认识是汪王？”可惜好景不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汪大王铜元币”变得一文不值，自动失效。此事倒成为货币史上的一则趣闻。1941年1月24日，汪瑞闿病逝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