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演进的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在世界法律史上独树一帜。

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其中，古代中国过分地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法的预防功能。

中国古代所讲的礼其实是无所不包的，其涵盖了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规矩礼节，一旦不遵从即为“失礼”。如果严重违背礼，可能会“出礼则入刑”，刑律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后也是最严厉的工具，也是凝聚民心的有力武器。

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实质上是家族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兼有司法职权，司法与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的、封闭的中华法系。

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宁人，平争止讼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谐，从而带来无讼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重视集体、大局的利益，使得个体成员的诉讼必然会受到社会、家族和家庭观念的抑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们对权利的积极追求与重视的共同作用下，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发生了转型。

在法律审判中，无论民众还是司法权行使者，皆强调天理、人情、国法的有机结合，而且在更多情况下将人情因素放大。如孔子所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指中国人更讲究人情因素，并将之视为高于法律的规定。在古代的“皇帝开恩”，也表明了法律在中国古代从来都不是解决纠纷与矛盾的最后防线，而毋宁是求助于人情和权威。笔者以为，这也并非不良因素，而是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使然，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使儒学成为显学之后，统治阶级要求人人克己，无意中已然抬高了人的亲情伦理因素，人们习惯了伦理约束与礼教约束，以此约束自己，也约束他人，进而使彼此的权利义务对称，维持一个自足自给之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

事实上，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可圈点之处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仅仅通过上述几个方面表征而已。

（一）以刑为中心（重刑轻民）到以民为中心（民刑并重）

古代中国，法即是刑，法律就意味着刑法与刑罚，同时，刑也就是法。刑事性的法律规范不仅存在于应当由刑法予以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而且在许多民事经济领域，刑法与刑罚也涉及到其中，使本来由民事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被烙上“刑”的印迹。这样，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以刑为中心，重刑轻民是其突出表现。从古代的一些立法实践来看，所立的基本上是刑事类的法律，不论什么原因都可能违反刑律的规定而受到刑事处罚。特别是对民事事务的刑事化，民事活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因而经济的不发达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刑事性使人们都认为法律是用来镇压民众的，而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权利的，这种重刑轻民的倾向的基础就是在经济上的重农抑商。

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带来其他各方面的全球化思潮，使得权利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进而导致基本理念和制度的变迁。由此导致法也不再是以刑为中心，而是以民为中心，民刑并重，刑法与刑罚是为民事领域的经济活动而服务的，刑法与刑罚被大大地限制，其作用的范围被大大地缩小。例如，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民事经济类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它为中国法律以民为中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使民刑并重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同时，中国现在的刑事案件比重日益下降，相对来说民事类的案件的比重却在上升，也验证了这点。

（二）程序工具主义（低程序化）到程序正义的转型

程序工具主义或低程序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是指这种程序只重视判决的实体而轻视判决的形成过程。即使有程序的存在，也只不过是为实体服务的工具，自己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实体与程序不分，中国历来的立法重点是在实体方面，成文法典相当发达，却没有出现一部程序法典；（2）民刑不分，司法上没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严格区分，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刑事诉讼的程序，采取刑事手段等；（3）从案件的审理来看，没有一套固定的应予严格遵守的规则，司法者可以随意启动和终止审判程序，庭审调查由司法者自己选择；（4）传统法律即使有程序性的规定，也是残缺不全的，没有一套封闭、有序、较为完整的程序。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程序性的立法日益完善，其突出表现是在立法实践上有三部诉讼法的颁布并实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法律甚至是实体性的法律，也有相当多的程序性的规范，例如，《行政处罚法》中对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仲裁法》本身就一个关于程序性规范的立法成果。同时，特别是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对中国影响巨大，程序正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体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在中国逐渐具有独立性的价值，为公正的审判结果的产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程序正义的观念和做法保证了司法结果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即使被认为公正的实体结果，由于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也会使当事人难以认为是公正的；即使实体上不是非常公正，但遵循了严格的程序作出判决结论，当事人也是可以接受这个结论的，因为程序的独立性价值日益深入到人们的基本观念之中，程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可或缺的法治因子。

（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1）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2）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3）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4）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5）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1）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2）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3）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4）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5）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还有：“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主要体现在：（1）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意义上的司法与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2）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3）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中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一）从法律集团本位（义务本位）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

中国古代社会从本位的角度来说是“集团本位（家族本位）”时代，这种本位在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它极可能会对个人的权利进行干预和干涉，甚至淹没个人权利。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集团本位主义的实质就是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与法律属性的公的性质密切相关。这种义务本位的扩展，最大的后果就是对个人权利的无视甚至毫不顾及地侵犯，进而不利人们对权利的进取，于社会与个人等都是不利的。

中国现代社会开始重视个人权利，并正向权利本位扩展，无论是从主体抽象人格及财产权的绝对保护，还是对个人隐私权和精神利益在制度上的确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本位观念的提出和推广，对人们积极地创造财富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例如，中国目前的立法基本上是权利性的立法，确认和保护各种权利及各种权利的行使，最为注目的是物权法的起草与制定，这本身就是确认权利归属，以及对权利，特别是对私权利的保护，从而鼓励了人们对财富的进取心，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司法上，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是一些民事类的案件，要求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的占绝大多数。总之，权利本位呈现出“权利化”倾向，并且日益强烈。德国学者耶林曾说过，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深深地印证了权利本位的合理性。

（二）从法律的伦理化到理性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化，并非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是伦理性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伦理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伦理精神。这种伦理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现为：（1）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其产生的经济原因；（2）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历史；（3）儒家思想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4）封建统治者对家长权、父权、族权特殊作用的经验总结。同时，这种伦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现为：（1）司法审判案件时按“君臣之义，亲子之亲”的道德原则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2）司法判决不是首先寻找法律依据，而是考虑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3）司法者经常受当事人的情感、生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在伦理化向理性化的转型的过程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出以后，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基本上根据法律的规定。伦理化的道德虽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减少。中国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对伦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国社会中法治因素与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会呈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良好态势。这反映到人们的思维中则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伦理化的道德。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说道德并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国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

（三）从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

法的精神是指构成法的各种关系的综合与抽象，也就是法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直接决定于法的意志，意志具有专制性，也具有民主性；前者表现为人治，后者表现为法治。人治在本质上来说所体现的是拥有极权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志蕴含这种意志的法既是极权的一部分，又是维护极权的工具，从政治上构成了一种专制的模式。这主要表现为：（1）人治在政治上的表现的不是民主和宪政，而是专制；（2）人治并不是没有法律，法律只不过是实行专制的工具而已，是通过法律进行专制的统治；（3）人治通过法律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但法律并不是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国家机器的工具，表现为权大于法；（4）古代中国社会的人治表现出高度化的极权。

中国向法治化的转型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来被载入中国的宪法，这种法治观念与方法被提高到了宪法层面，同时也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基本观念也正在向着这一方面发展，他们运用法治的思维对案件进行审理，所得出的判决结论必然是法治化的结论。中国现在的法治既包括硬件性质的法治，也包括软件性质的法治，前者是依据法治的精神而被奉为的法制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所决定形成为制度的法律内容及表现方法；后者是法治精神，即对法律至上、权利平等观念的认可和应用。中国目前的法治正在重视这两方面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对法治精神的培养与塑造。

（四）从法律价值由“无讼”到正义

古代中国人“无讼”，“贱讼”，并不是真正地对诉讼本身的鄙视，而是害怕诉讼，厌恶诉讼，其原因为：（1）不体面的诉讼有辱人格的诉讼程序；（2）官司（不管输赢）会导致“结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3）诉讼中易受讼师撮弄敲诈，不得不低声下气屈己求人。概言之，古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而不是对诉讼本身的道德或者价值评价为出发点而去无讼。从宏观层面看，“无讼”的原因有：（1）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农耕文明；（2）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经济因素；（3）宗法文化与宗族组织制度；（4）思想文化渊源是中国文明的法自然；（5）无讼的社会根源是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6）政治根源是和谐与稳定。

目前，中国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向正义与公平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现在的立法需要遵循法定的立法程序，这种程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保证立法正义的必然性的措施，只有通过这种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法律。因此，从价值层面来说，立法的过程就是对立法正义的永恒追求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具有正义观念的法官越来越多，其法律思维也具有正义的因素，特别法官对个案的审理与判决的本身，就是一个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的过程，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实现法律的个别正义，通过正义化的程序审理案件所得到的结果也应该具有正义性，法官对每个案件的正义的不断的实现，在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最终也可以达到全社会一般正义的实现。总而言之，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是我们的一般经验，对法律的制定和对法律的运用其实就是不断地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在共同的协调中实现最大优化的正义与公平。这种公平与正义的观念与精神在现在的中国正在广泛地传播，逐渐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思维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文化上的精神支持，进而为判例法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在宏观上对中国实行判例法提供了法律文化环境，从而加速了判例法之中国化进程。

对此做出估计是很难的，因为我国对法律文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又加之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如此的密切和频繁。对此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作探讨，单从法律文化的概念来讲，在我国学术界也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如下几类：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是人们从事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它泛指一定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既包括法律意识，也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是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和知识，是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习惯。”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是以往人类法律活动的凝结物，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状态和完善程度。”“法律文化由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组成。”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思想观念、理想人格、情感倾向、行为趋向。即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价值选择、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

——有的学者“将法律文化理解为法律现象的精神部分，即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法律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要认识和定义法律文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其一，法律文化对比会经济具有依附性，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法律文化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法律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

——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方式，便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而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着法律文化的性质、作用、功能、表现形态等等。

其二，法律文化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社会的要求。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为统治阶级服务。法律文化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但由于它的浓重的法律色彩，使得这种文化类型的政治功能显得比其他文化类型突出和强烈。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法律要求和意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人类彻底摆脱愚昧和野蛮，向更高级的文明社会迈进的社会精神财富。

其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文化的属性和与文化同样的认识方法。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即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法律文化的认识和定义也应当从意识和精神的层面和领域上进行。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认识，我认为，法律文化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体现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要求的所有法律现象的总和。包括法律心理、法律行为、法律制度以及组织机构。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既是一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的发展史。而作为一部文化发展的历史，它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冲突、斗争、选择。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是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紧密相连的。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内容，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法律文化的现状也就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科技文化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使社会结构及人们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要求并决定着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必须进行发展变化，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面临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为适应当代中国的发展，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具体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来予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中国特色表明了法律文化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属性。它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法制实践所决定的。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是由中华民族这一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进行的。民族首先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民族是源出于共同的祖先因而具有亲缘关系和某些相似生理特征（如相同的肤色、毛发）的群体。而民族性体现的更是一个文化性的概念。民族是在一共同的地域，由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信仰等文化纽带维系的群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影响着当代中国人对法律的情感、期待、评价、追求及其制定、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活动。因而，中国的法律文化必然会打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的深刻烙印，显示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和个性。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在中国这个国情特殊而又复杂的国度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自然条件中，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人口、民族结构、历史文化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特殊的国情也使得我们不能够、也无法去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或制度。这就要求我们不是将引进的外来经验和制度主动适应国情并使之本土化，就是现实、国情和社会实践使外来的经验和制度在中国进行转化或变形。当然，我们强调中国的法律文化有中国特色，既不是主张片面追求“特色”，事事标新立异，更不是反对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的文明成果，而是强调中国的法律文化的构建目标要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趋势两者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正像很多人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日益频繁，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很多方面逐渐趋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看到，在更多的方面，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化，国际化的趋势并没有使世界变得简单和枯燥，而是使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和五光十色。

——社会主义表征了法律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它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根本制度所决定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不仅应当是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媲美的法律制度，更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先进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也应当是人类法律文化史上最优秀、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或理想的层面上，而应当转化为制度上与现实中可以真实感受到的比较优越和优越性。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应当更具有民主性与人民性。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应当真实地、充分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依照人民意志治理国家，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也应当是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以人民群众为创造主体的、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文化。第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应当更充分地保护人权，不仅要保护政治的权利和自由，也要保护经济的、社会的权利和自由；不仅要保护普遍的个人的人权，也要保护特殊的群体的人权，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人权。因此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应当是一种高扬人权至上的法律文化。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更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更有效地铲除腐败行为。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应当是能够更有效地引导、教育和弘扬社会的主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更有效地规避和铲除文化毒瘤、社会丑恶现象，使之得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第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根本使命应当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服务。

——法律文化作为中心词语。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内容，其概念如前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关于法治的阐述，基本可概括为8个字，即“好的法律”、“普遍遵守”。据此，我们也可将法治国家的特征定义为“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和法制完备”，“司法公正、制约权力、依法行政和首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