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蒙古语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机遇，共有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和阿尔泰四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两个布里亚特族边区。然而，随着俄罗斯族人大规模撤离，与莫斯科的经贸联系削弱，图瓦等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人们从农场和企业盗取一切值钱的东西变卖，或大肆抢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纪汗国。这期间，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族专业人员被排挤，离开图瓦，使图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达到90%以上；但图瓦政府从不承认该地区存在民族冲突，认为俄罗斯族离开只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如车臣的杜达耶夫一样，图瓦、布里亚特的政治精英们也试图获得更多经济、政治利益。1992年，图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过图瓦自治宪法、成立民族卫队。图瓦的议员还经常派代表参加泛突厥主义（与雅库特和阿尔泰边区代表一起）、“泛蒙”会议（与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担忧：图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车臣。叶利钦曾赋予图瓦等地各种特权，使其成为“特别行政区”，直到几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权。

当然，图瓦、布里亚特等共和国疏远莫斯科的态度，也源于中央对其经济发展不够重视。幅员辽阔的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欧洲，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是其边远的蛮荒之地，属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这些地区着眼于经济上的需要（例如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合作）而宣扬泛蒙古主义；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张和要求独立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愤之语，他们甚至不惜夸大“泛蒙”激进派的严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视。

也有一些史学家、政论家和人权组织出于反俄情绪和政治需要，积极推动“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亚特著名的激进分子斯托马欣写道：“俄罗斯民族总是野蛮地征服其他民族，对他们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从精神上，也从肉体上。”他称，“大屠杀、流放到西伯利亚送死、饥荒，完全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掠夺其财富，消灭其古老文化……”这类“种族灭绝、恐怖和法西斯主义”措施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俄帝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靠它而存在，这也是她对被征服民族（从波兰人到车臣人，从犹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欧亚主义谎言都不能让经历过俄罗斯地狱的各民族忘记这一切。”

在俄罗斯蒙古语族地区，当地人毒打、残害俄罗斯族，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义者手拿棍棒、螺丝刀等血洗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族村庄，20多名村民被打伤。这本是有组织的、被挑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当地报道说，这是流氓滋事，当地政府也将其作为普通纠纷淡化处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对待光头党肇事。

日本推动“泛蒙”

作为外部因素，日本对“泛蒙”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日本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原苏联解体前后，大批日本人来到远东、西伯利亚。

2000年，东京的田中明彦教授曾给布里亚特开出发展经济的“秘方”：将布里亚特共和国改名为“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立即就会吸引眼球和外资——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投资。田中教授称：日本人几乎不知道你们共和国，他们仅仅把布里亚特看作俄罗斯的一个地区而已。但是，我们与蒙古已经有了特殊关系，所以，你们也该正名，说母语，因为在东北亚，日本人与蒙古人的基因最接近，“日本人永远都乐于帮助蒙语民族”。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23年）。1958年，赫鲁晓夫政府将其更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当时，官方解释是：这样更符合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实际。但更名其实另有原因：原苏联有一个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而蒙古国是原苏联的盟国，中国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原苏联政府需要避免领土纠纷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存在，一度成为二战后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1990年代里，布里亚特发起了为共和国“正名”的政治运动，认为1958年的更名是“原苏联对布里亚特民族镇压行动链条上的一环”，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将布里亚特与乌斯季-奥登、阿金区合并（领土平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布里亚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实际上是迎合、鼓动布里亚特的政治运动。

造访布里亚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频繁，但谈判经年，却未迎来日本人的大笔投资。显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发展经济合作；到后来，这些情形也引起当地官员的怀疑。有一次，布里亚特总统列·波坦波夫曾说起：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日本领事说，对不起，我对于与您会晤不感兴趣：“你们来了，鞠躬，很客套地说话，但是，经济合作没有任何推进——尽管你们对布里亚特的矿业潜力非常了解。”

布里亚特采用双国语：布里亚特语和俄语。但是，田中教授公开宣扬：没理由“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采用双语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亚特人的悲剧》被译成蒙语，在布里亚特官方报纸上发表，其中称：私有化导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罗斯族占据，是对布里亚特人的毁灭性打击；布里亚特境内本来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罗斯族都是外来人，但他们却在各方面都成为主人；俄罗斯人的到来还导致生态恶化，纯净的贝加尔湖处于灾难边缘。

田中在《蒙古民族与自由》一书中表示，谈及蒙古民族和语言的统一性，就必须将布里亚特人纳入视野：“内、外蒙古之间不存在任何自然边界，外蒙古和布里亚特之间也是如此”，就如发源于蒙古的鄂尔浑河一样，在补给了大量水量之后，下游变成色愣格河注入贝加尔湖。这样，贝加尔湖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湖——确切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民族的湖。显然，这是宣扬了一种以布里亚特为核心的“泛蒙”地缘政治思想，涉及三个主权国家：中国、俄罗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设想，中、俄的领土将被肢解，在蒙古、中国、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包括所有蒙古语族的“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大蒙古国，将成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担其特定使命。

“泛蒙”与喇嘛世界

与蒙古国民、中国蒙古族一样，俄罗斯国内的蒙古语族也多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而从中、俄历史来看，泛蒙思潮往往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动结合。除了历史、种族、语言之外，“泛蒙”的另一个思想纽带，就是藏传佛教（喇嘛教）。身处中、俄两大国夹缝中的蒙古国，1991年以来积极推行所谓“第三邻国”的外交思想。美国、日本等国是“第三邻国”，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第三邻国”；同时，蒙古语族与同信仰的中国藏族感到亲近。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和中国藏族一起，形成一个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国前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表示：我们等待阁下您已经等了400年，强调同属蒙古民族；并认为，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将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联系在一起。

2006年8月，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蒙古政府对达赖来访高度重视。一些人称：这是独立的蒙古国的意志的体现，表明：蒙古国不畏惧中国的压力。当然，蒙古国主要希望借助达赖访问改善蒙古国的经济社会困境；此外，还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亚尔表示：达赖来访让蒙古民族联合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其分裂立场出发，达赖喇嘛寄希望于蒙古、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2007年11月，达赖称：藏族和蒙族是孪生兄弟，号召俄、蒙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团结起来；并称：若他作为“政治难民”老死异乡而未见“西藏独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罗斯或蒙古转世，继承其衣钵。

俄罗斯的蒙古语族都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而蒙古语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达赖为时髦。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图瓦领导人与达赖打得火热；卡尔梅克总统伊柳木日诺夫几乎每年都要拜会达赖，私交甚笃。俄藏传佛教（喇嘛教）领袖明显同情和支持“藏独”势力。

1991年以后，中国内蒙古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煽动“泛蒙”思想和运动；俄罗斯的“泛蒙”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中国。

2008年是“藏独”能量释放的高峰，而在内外压力作用下，“藏独”可能与“泛蒙”（与“东突”合流之事，已见诸报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独”暴乱后，3月16日，俄罗斯联邦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尔吉·布达耶夫迅即表态，放言“希望西藏发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国民主化”。“藏独”骚乱事件，也在俄罗斯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徒、蒙古语族中继续发酵。

2008年3月14日“藏独”暴乱的一个教训是：骚乱蓄谋已久、组织良好，在国内各省“同步”、“齐动”，许多中国驻外使馆被袭击，也做到同步化。显然，没有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这种组织程度是达不到的。

一种前景令人担忧：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同时爆发类似骚乱，或各种潜伏的危机同时爆发，形成某种“联动”、“同步化”。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向来与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员方面联系紧密；此外，一些破坏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来，许多外国组织和个人深入辽远的中国内地，其中一些人负有某种秘密使命：收集情报，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收买人心，挑动特定族群间的对立，制造事端。这些手法并无新意，但却会产生效果。类似前景在考验我们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原苏联曾支持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其本身也面临“泛蒙古主义”的威胁。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在原苏联远东、西伯利亚频繁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情报，试图开辟北进基地。为此，日本还利用“泛蒙古主义”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影响。而当时的苏俄为了防范布里亚特边民与日本勾结，索性将东西伯利亚州一分为二：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原苏联政府将原属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给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边区和乌斯季-奥登民族边疆区，以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生战事时，原苏联能保持后方稳定。二战期间，与日本达成临时和约的斯大林政府严厉镇压“泛蒙古主义”——在“泛蒙”重灾区布里亚特，千万当地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大林甚至釜底抽薪，将远东的几十万日本人和朝鲜族强迁到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