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宝应、广德年间【762-763年，宝应（762年四月—763年六月）是唐肃宗李亨的年号，共计2年。广德（763年七月—764年十二月）是唐代宗的年号，共计2年】，与河南诸道副元帅李光弼一起，督唐军进剿自浙东聚众起事的袁晁、袁瑛农民军，于宁海西北40里的紫溪洞，终将据险抵抗的农军残部剿灭。《浙江通志·名宦》记其事：“洪经纶，丹阳人，谏议大夫，事德宗，靖田承嗣子之乱，受降卒四万，有功。时袁晁冦鄞，上命经纶叅李光弼，领军协剿，授以方畧，歼贼殆尽。”

1、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宝应（762年四月—763年六月）是唐肃宗李亨的年号，共计2年】李光弼出镇徐州【临淮王】，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史料记述其“曾派兵镇压浙东袁晁起义”，李氏是否亲自率军尚待考证；

2、宁海县洪家村《洪氏宗谱》及《宁海县志》述及：洪经纶以其“亢直忤时，退隐邑之花架山”，当地以洪经纶时任谏议大夫而建“大夫庙”。

唐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初一日，德宗帝下诏遣黜陟使分巡天下。洪经纶往魏博、成德、幽州等地，以河北黜陟使、谏议大夫而巡察河北诸道，推行两税法、按察藩镇各州，并承制罢强藩田悦兵。时魏博强蕃田悦，招致贤才，外视恭顺，内济其奸。经纶至，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议者以洪经纶为耿直，不桡权贵——此何其烈也。约于本年稍迟，以河北黜陟使之责，因议罢方镇兵，朝廷惟恐招来兵乱，而施行绥靖安抚之策【只维持不足一年时间，即招致兵变】，洪经纶遂左迁宣歙观察使。

同年，经浚县大岯山时，作《大岯山铭》，题刻于摩崖石壁之上，以祈国泰民安。洪经纶似已洞悉大唐国步艰难的现实，借此抒发其靖献之志，及对国家的砥柱中流之责。

《全唐文》收录的《大岯山铭》如下：“登于大岯，禹所经过。顶凸坤仪，根压洪河。天生忠良，济物弘多。山灵河神，俾环海戢戈。——唐建中元年四月廿六日敕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谏议大夫洪经纶题。”

《资治通鉴》也如《新唐书》类似之记载，如果说洪经纶置推行“两税法”于不顾，率然裁减天悦四万兵。引起“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司马光之说亦属客观，近代学者陈寅恪总结洪经纶裁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可知冒昧遣散军队鲜有不致乱者。”但是，司马氏将洪经纶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不晓事务”，稍失公允。当时的藩镇割据的军事实力已经发展到威胁中央政府的危险地步。稍后发生的“四镇之乱”，纵观历史上，西汉的八王之乱，事实验证了洪经纶裁减天悦四万兵的做法是有预见的，说明此举绝非“杞人忧天”。洪经纶更从侧面反映出，心怀国家，忧国忧民。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洪经纶的《大坯山铭》文上：“登于大坯，禹所经过。顶凸坤仪，压根洪河。天生忠良，济物弘多。山灵河神，俾环海戟戈。”作者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者盼求刀枪入库，四海安定的良好愿望，也是对他之所以首先要解除天悦部分军队的原因的注释。

【唐】德宗初立，不假借方镇、欲图裁抑方镇割据势力，实为朝廷大政【当然此后的事态导致其对藩镇姑息，以至加强中央集权政策失效，另当别论】。如建中二年初，李惟岳谋袭父李宝臣成德节度使位，德宗断然不许，田悦为其代请，亦不许——足见朝廷实施裁撤藩镇政策的决心。而建中元年初，洪经纶面对强藩田悦【魏博七州节度使】拥兵割据，“承制议罢方镇兵”，力挽狂澜之将倒，厥功至伟。

同年，洪经纶撰《大岯山铭》碑文【唐书法家张沔为其书】。作为河北道黜陟使的重要使命，洪经纶在河北割据藩镇落实推行德宗新政“两税法”，在洺州树立碑铭。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在河北藩镇得以实施，即始于洪经纶建中元年的力行。此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实力，也是德宗针对藩镇新政的体现。

新安自上古以来直至隋唐以前，“礼教未树，性气刚迫”。

洪经纶抵任兹土后，面对穷困流离、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简易抚摩，与之更生”；以德化乡闾，几成淳风。闲暇时，与名贤士人讲论，“诗文酬荅，冲澹纯雅”，首建宣歙义学，乐育英才，讨论儒术，讲义不倦，“稍暇，与士人讲论” 【明 嘉靖《徽州府志》寓贤列传】，儒生争相从学于门下。“沾濡既久，新安士始知中州礼教。”撰《五经大义》十卷集，五卷行于世。长庆二年，犹与博村范观察使传正公纪论“止善”之义。当时“去宋朱子尚数百年，而‘止善’之义已深昭于我公矣。”

洪经纶以高洁饱学之身，教化先进的儒家文明，敦进儒学文礼，功莫大焉，为唐宋“东南邹鲁”之源；而“止善”一记，“实开晦翁十传之首功”，功业巨大。正是以经纶公为主要代表的中唐中原士族的入歙，将当地“半原始形态的山越丛林社会”，推进到“封建化时期”（《论徽学》，朱万曙），迎来新安文化阶段的第一个顶峰时期。

史籍中关于洪经纶的相关记载：真伪质辨

《旧唐书》记载，【唐】德宗朝时，洪经纶作为采访使，曾上奏旌表幽州范阳人、御史大夫高霞寓。高霞寓家，其父祖“皆以孝闻”，“凡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乡里称美其事。”高霞寓与刘禹锡诗酒往来，交情深厚，刘曾作诗“赠澧州高大夫司马霞寓”。【唐玄宗时改唐初的各道按察使为采访处置使，肃宗时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处《旧唐书》称“采访使”，当为黜陟使误称。】

在担任宣歙观察使期间【任职当在建中元年至贞元三年】，时逢国家多难，赋役繁重，洪经纶“悉镇以靖约惇厚”。后挂冠归隐，择地而家于休宁县黎阳乡之黄石，“辟疆结庐，布袍萧散，种柑莳柏，摈谢尘纷”。

新安自上古以来直至隋唐以前，“礼教未树，性气刚迫”。 洪经纶抵任兹土后，面对穷困流离、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简易抚摩，与之更生”；以德化乡闾，几成淳风。闲暇时，与名贤士人讲论，“诗文酬荅，冲澹纯雅”，首建宣歙义学，乐育英才，讨论儒术，讲义不倦，“稍暇，与士人讲论” 【明 嘉靖《徽州府志》寓贤列传】，儒生争相从学于门下。“沾濡既久，新安士始知中州礼教。”撰《五经大义》 十卷集，五卷行于世。长庆二年，犹与博村范观察使传正公纪论“止善”之义。当时“去宋朱子尚数百年，而'止善'之义已深昭于我公矣。”

“采访使”，唐朝之“外官”。【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712年 - 756年在位】，全国每道置采访使处置使。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为观察处置使，“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贞观初年，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神龙二年【706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任职官阶一般五品上，亦有少数三品。

《新唐书》志第三十九下，百官四下载：“开元二年【714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716年】罢，八年【720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十年【722年】又罢。十七年【729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二十年【732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755-756年】，又兼黜陟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曰观察处置使。”

某些史书的描述，或由政治，或因民间误传等，其影响之大，足以导致后代文史家的不自觉因循、历代民众的思维倾向，甚至出现人为的错记、漏记，致使关于洪经纶的真实任职与勋绩在正规史述中未能得到正确体现，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与分析的客观实情。

史书中对洪经纶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为削藩裁兵，一为被【朱泚】授职。

然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奉天录》中的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矛盾及不一致的记载。如在以符罢田悦兵的表述上，《旧唐书》称“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洪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自京师长安至东都洛阳，通过访问，听说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魏博田悦违规养兵，就提前下符，遥向魏博方面传达裁兵命令。这似乎并不合理：长安方面对魏博维持庞大军队不知情？为什么不在京师就下达符文，而需要专遣黜陟使呢？这番描述也不免给人以道听途说的感觉。但是《新唐书》对这段文字作了改订，称黜陟使洪经纶是在到了河北（道）以后，才立刻下符罢兵的；【“会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归田亩”，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同时《新唐书》删除了《旧唐书》中《高霞寓传》的大部分文字，称：“高霞寓，幽州范阳人。其先不异居，孝闻里闾。德宗初，采访使洪经纶言之，诏表阙于门。霞寓能读《春秋》及兵法，颇以感慨自尚，狡黠多变。”

《新唐书》在洪经纶奏旌表高霞寓的时间节点上，将《旧唐书》中的“德宗朝”改成“德宗初”，一字的改动，应有深意。但是，欧阳修的改动忽略了另一个时间的节点。若是“德宗初” 奏旌表高霞寓，即780年时，高霞寓尚不足10岁的孩童，足见《新唐书》的一字改动也是自相矛盾，弄巧成拙，然而《新唐书》的修改，却为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中的洪经纶被斩一说创造了时间条件。所以，《旧唐书》的《高霞寓传》，可以作为否定《资治通鉴》二百三十一卷中洪经纶于兴元元年【784年】被斩之说的铁证之一。

虽然《新唐书》编写者欧阳修似乎把历史事件改得更合理了，但据何而改不得而知，《旧唐书》因何而作“至东都访闻”表述，是否部分采掇当时传闻或街谈小说，似亦无从知晓。此外，《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出于撰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感受，作了“素昧时机”、“不晓时务”一类评述，但这是在建中元年唐德宗遣黜陟使分巡各道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以后约160年及近300年后书写的，除了显得肤浅，未必反映历史全貌以外，恐怕亦并非合乎情理、契合于基本史实的史论。【参见本文此前对洪经纶黜陟河北道的评述。】

至于被朱泚授职一事，《新唐书》沿袭《旧唐书》说法，但与号称堪比正史的野史“《奉天录》”亦不一致。皆称史籍，该据何而参正呢？几个说法应该皆无所据，只是经过发酵的坊间传闻而已。因为，洪经纶此时已在宣歙观察使任上，远离了中央的政治中心，关山阻隔，并无返还京师长安的理由。【见以下辨析。】

至于《资治通鉴》关于洪经纶结局的推测【 “丙午，李晟斩文武官受朱泚宠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也是在当年【唐】德宗避走奉天约300年以后所作出的。以崔宣为例。兴元元年【784年】时，崔宣应该至少在110岁左右，却不料事隔几百年之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居然把当年的崔驸马拉进来凑数，居然把当初在武则天朝时忠义耿直，却遭受冤屈的崔宣，放到了唐德宗朝，让驸马爷又受了一次不白之冤。【事见《大唐新语·持法第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由于这一草率的错谬也足可见证史家写史的文学创作一面。到底是因为文史撰着的“资治”考虑，还是由于史料缺乏而作的揣测，抑或是基于什么杂史信笔编写，现代人已经无从确知，但这类编排杜撰是超乎常理的，疑点也是明明白白的。洪经纶所以被随手“借用”至此，显然亦是因为唐书的既有记载，已经赋予他以莫名所以的“史实”，而满足了史家的“资政”的需要，仅此而已。

通过分析，足以说明，史书关于这段历史的所谓相关记载，在以上论证的关键点上，本就缺乏反映史实的底本，很大程度上，实质上倒是文史家针对史事及既存相关史述的创作、发挥占据了相当比例，未可尽信也。

当然，考虑到文史家们在坐论历史时，时间上已经相距二百年左右，其中也涉及兵荒马乱的年代，内中渗杂传闻及个人情绪化的评论，亦属“正常”现象。然而，设法厘正史实，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总归也是关心这段历史真相的人们的当然责任。尽信史，不若无史也。

建中元年，洪经纶参与并力行唐德宗削藩裁兵之策，实有功于朝廷与社稷；兴元元年，被朱泚授职一事，实属捕风捉影，并非真相，而《资治通鉴》关于洪经纶结局的推测当然也并不存在。

洪经纶左迁宣歙观察使，其宦迹惠政，肇居歙州休宁，是事实上的历史存在。

附《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七十七】】中关于洪经纶的记载：

洪经纶，建中初为黜陟使。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令归农亩。田悦伪顺命，即依符罢之；而大集所罢兵士，激怒之曰：「尔等在军旅，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悦乃尽出家财衣服厚给之，各令还其部伍。自此人坚叛心。由是罢职。及朱泚反，伪授太常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