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三：由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曾有报纸报道过与海原接壤的中卫、优羌等地火山爆发，形成多处温泉。研究主要根据至今仍存在的温泉推测。也有传说在震前，曹洼乡附近的南华山一煤矿突然喷出烈火，大火映红了周围的天和地。

推测四：“太阳黑子大爆炸”引发大地震。有推测认为，太阳黑子表明太阳大气当中有强磁场，是太阳活动的标志和先决条件，黑子多的年份太阳活动多。太阳活动主要是以激波、高能粒子流等方式，冲击地球磁场和电离层，太阳活动对地球大气及地球内部物质运动也产生影响。据统计，旱涝、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都与它有关。

推测五：万有引力引发的大地震。有关学者认为，就像月球等天体与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作用引发地球潮汐一样。这种引力对地球固体介质同样产生作用，引发“固体潮”，如地震。

推测六：陨石引发了大地震。这种推测认为，有一块体积不小的陨石撞击到了海原地震活动断裂带上的甘盐池湖心，使成千上万积攒的能量瞬间爆发，形成了海原大地震。

受灾最严重区域为海原县。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八成。半年后，翁文灏与谢家荣在“咨呈国务院内务部”的正式官方文件，则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

受灾第二严重区域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进行地震考察时，还能看见不少的地震遗迹：厚厚的砖筑城墙还在，南城门上刻着“镇秦门”几个大字（城墙现已被拆除），该县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横截为二，上段与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转了方向。

1922年八、九期《地学杂志》的资料表明这次地震共死亡人数234117人。海原和固原为其极震区，其中海原县死亡73064人，占全县人口的59%，占总死亡人数的31.2%，固原县死亡39068人。此外，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超万人。地震还压死大量的牲口，造成大量房屋倒塌。

海原大地震是中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没有任何一次地震的波及范围可以和海原地震相提并论。

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17省区市有感，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

据有关资料记载，距震中200公里的兰州“倒塌房屋十分之三”；

距震中400公里的西安“门窗暴响，房摇墙踏，被毁房屋约有百户”；

距震中700公里的太原“房屋间有倒塌，人民微伤”；

距震中1000公里的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

更远的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

广州“掉绘泥片”；

汕头“客轮荡动”；

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

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地震波及最严重的是邻近的二百公里范围，包括海原县、固原县、隆德县、西吉县、靖远县、会宁县、景泰县，邻近的陕西省的咸阳、西安等、新疆等地出现房屋倒塌，范围达170万平方公里。中国全国包括香港等地均受地震影响，北京、上海、太原、重庆、广州、汕头等等城市亦有不同程度破坏，全国约四分一面积的人感受到震动。全世界的九十六个地震监察局监测到这次地震，地震波绕地球两圈。

海原大地震在宁夏、甘肃和陕西的53个县中均造成了大量伤亡，其中海原、固原、靖远、隆德、会宁、静宁、通渭七县死亡人口均在万人以上。但因受原始档案资料缺失、统计标准不同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总死亡人数一直说法不一。1921年初，甘肃震灾救济会统计为30余万人，可能有估算的成分；同年3月初，《中国民报》报道为359842人，这就很具体了；同年，中华救灾协会《救灾周刊》统计数为266167人，与同一年的另一个统计数据有9万多人的差距；同年秋天，翁文灏、谢家荣在实地调查后向上呈报的数据为246004人，人数又大幅度下降；1922年，谢家荣在文章中称死亡人数为234117人；1996年，楼宝棠主编的《中国古今地震灾情总汇》确定为235502人；2003年，甘肃省地震局研究员刘百篪的考证数为273465±9700人；2008年，宁夏地震局曾宪伟认为死亡人数应为258707人至283407人；2010年，宁夏地震局认定为26万余人至27万余人。不久前，又有媒体报道死亡数字为28.82万人。多采用27万余人的说法。

2005年12月17日，从事地震研究多年的南京大学天文系的老师韩传寿独家披露，对于海原大地震23.4万甚至10万死亡人数的报道均是错误的。

韩传寿说，因为发生地震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统计数据并不完全。“我发现23.4万死亡人数的统计是根据当时甘肃11个县计算出来的。而当时受灾面积又何止11个县，地震波波及范围达到70-80个县。”

韩传寿介绍，地震发生在晚上，北方天气异常寒冷。由于居民都在室内，死伤更为严重。有的人闷死于窑洞，重伤者活活痛死或惨遭狼吞食，许多人被冻死、饿死。事后北洋政府没有采取救灾措施，致使灾情扩大。第二年春季瘟疫蔓延，又造成大批人死亡。韩传寿在翻阅资料时发现各地方的地方志对当地死亡人数记录也不尽相同。他潜心分析当地的土壤情况、测量当地与地震中心海原县的距离，并根据当地以前是否发生过地震来分析计算死亡人数。经过近2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韩传寿统计出海原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应为不少于28万人。这也是上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大地震。

2010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邓起东在宁夏海原县举办的海原大地震学术研讨会上说，经过地震学界新的调查，确认海原大地震共造成27万余人。中国近现代重大地震考证研究项目宁夏项目组2010年的一项调研称，23万余人的数据是基于宁夏、甘肃64个县的调查情况，没有包括陕西省的受灾情况。实际上，海原大地震受灾范围包括陕甘宁77个县，共造成27.34万人遇难。

海原大地震在我国近代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在震后立即决定建立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科学考察组第一次进行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我国第一份震区裂度等震线图；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万国地质大会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站到世界讲台上宣读与海原大地震有关的论文。尽管全球每年都要发生许多破坏性地震，但像海原大地震这样留下丰富的地质遗迹的还极为少见，而具有重要科学考察价值的则更少。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活教材”。

1922年，世界万国地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中国学者第一次站在世界讲台上宣读了关于海原大地震和中国地震活动构造带内容的论文，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的极大重视。

海原是个多地震区，地方史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地震记载。在现存的固原地方史书中：明嘉靖《固原州志》、明万历《固原州志》、清康熙《隆德县志》、清乾隆《海城厅志》、清光绪《海城县志》、清宣统《新修固原县志》、民国《固原县志》、民国《重修隆德县志》、民国《新编化平县志》等九种。每本史志几乎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载。海原大地震在《固原县志》中的地理志、居民志、物产志、建置志、职官志、艺文志等专志都有详细的记载。据统计有大量文字记录的档案、诗文有26处。地震活动性是地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六盘山地区的地震按时间顺序画成地震序列图。可以看出本区的地震活动有着明显的起伏，即相对的活跃期和平静期。据专家分析六盘山地区历史地震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活跃期和两个平静期。海原大地震发生在空区，震后空区消失。大震前的序列特点，据《固原县志》记载：海原大震前的1913年4月24日、25日、27日、29日，1914年1月14日、18日有七次地震，此后再没有地震记载。相隔六年后才有1920年的地震。这些资料说明海原大地震前很不发育。根据研究推测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地震发生。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这样一份档案记录了当时震后的惨状：“连日各地仍震动不息，人心惶恐，几如世界末日将至所选。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见、耳不忍闻。甘人多倚火坑（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旦失此，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缩露宿，匍匐扶伤哭声编（遍）野，不为饿殍亦将僵毙。牲畜伤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艺文志·大文》石作梁《庚申地震记》亦载：“固原地震未有预征，亦未有人早知。但未震之先，有居山之人，有时夜半看见山中闪火，并闻沟内空响。又有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强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

现存的典型地震遗址景观有：海原县干盐池唐家坡田埂错动；海原县干盐池解家庄地震地表破裂带遗迹；海原县干盐池城垣遗址；海原县西安镇袁家窝民房遗址；海原县城关镇小山地震地表遗迹；海原县李俊镇联合村海子遗迹；海原县盐池乡石卡沟地震最大水平位移遗迹；海原县高台镇刺儿沟探槽剖面；西吉县震湖乡党家岔堰塞湖遗迹；固原市彭堡镇石碑塬塌山遗迹。

海原地震地质公园，2006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海原大地震遗迹遗址”已被批准为“国家级典型地震遗迹遗址”。

海原地震博物馆，2010年12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余名干部、群众在海原县南华山下隆重集会，纪念海原大地震90周年，地震博物馆开馆。

震湖，西吉县（过去属海原版图）因山体滑坡，堵截山涧、深谷、洼地和沟壑，形成了四十多处地震湖，当地群众叫水堰，星罗棋布地摆在全县境域。党家岔堰湖是其中最大的地震堰塞湖，也是宁夏最大的堰塞湖。现有水面南北长3110米，东西平均宽600米，水面积达186.6万平方米。平均水深6米，最大水深11.5 米，蓄水量1120万立方米。湖内生长着鲢、鲤、草鱼等近10种鱼类，其中有彩色鲫鱼。每年春季有成群的野鸭到这里“落户”，直至湖面结冰后才恋恋不舍地南去越冬。还有大山雀、猫头鹰等近10种野生鸟类。堰塞湖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湖中生长着五彩缤纷的鲫鱼，在科学界仍然是个谜。

海原地震旅游带位于国务院2000年4月批准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扶贫实验区六盘山旅游区，地震旅游的开发和利用与六盘山生态旅游、浓郁的回乡风情、灿烂的丝路文化和丰富的古迹遗存紧密联系、互补，这种多元性与独特性的有机结合必将成为本地区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发挥好海原大地震旅游资源的优势，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地震后，“海原活动断裂带”在240公里范围内出现的断头沟、断尾沟、断塞塘、槽形谷等异常地貌，屡见不鲜。这些复杂地貌，承载着与地震相关的大模样和小细节，发布着古往今来的地震信息，都是研究地震的活资料。

1983年，宁夏地震局专家组织开挖探槽并进行科学研究。探槽呈北东─南西向布置，地层为全新世。所显示的大小不一的古断层崖崩积楔及包含了几个古人类活动的文化层，为研究和确定海原活动断裂带不同地段的6次八级左右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及重复间隔，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尽管全球每年都要发生许多大地震，但像海原大地震这样留下丰富地质遗迹的还极为少见，而具有重要科学考察价值的则更少。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地质遗迹，是一部“活教材”。

《固原县志》记载道：“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强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

民国《重修隆德县志》辑录的震前的“震兆六端”，在地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流传甚广。

“震兆端”即：“一、井水本湛静无波，倏忽浑如墨汁，泥渣上浮，势必地震。二、池沼之水，风吹成毂，荇藻交萦，无端泡沫上腾，若沸煎茶，使必地震。

三、海面遇风，波浪高涌，奔腾萍溷，此为常情；若风日晴和，台飓不作，海水忽然浇起，汹涌异常，使必地震。

四、夜半晦黑，天忽开朗，光明照耀，无异日中，使必地震。

五、天晴日暖，碧空清净，忽见黑云如缕，蜿如长蛇，横亘空际，久而不散，使必地震。

六、时值盛夏，酷热蒸腾，挥汗如雨，蓦觉清凉如受冰雪，冷气袭人，肌为之粟，使必地震。”

据说在海原大震前，有许多征兆在昭示这一次灾难的降临。那一年也是持续大旱，气温异常且居高不下，天气或骤降雨雪，或土雾弥涌日月昏暗，或黑或黄大风扬沙肆暴，鸡犬不宁，无故乱啼凄叫，牛、马、羊、猪等家畜惊慌不安，飞禽惊鸣掠空而过，地下水位或升或降，西北天空光球滚动，山谷空响，地下炸雷隆隆。

在靖远县的论古，地震当天，太阳刚落山，天空中即裂开了一道白色的光带，停滞不动，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时，这条白光才又突然消失不见。

商贩的警告

《枣桃歌》：据说在海原大地震前，有个须发全白的老乞丐，腰里别着打狗棒，领着一只白狗娃，左手拿一个枣，右手拿一个桃，一路高叫“枣桃（早逃）！枣桃！”

童谣的隐喻

《摇摆歌》：海原童谣。是民国九年（1920年）岁末海原大地震前，在极震区传唱的童谣。震后，当地人认为小儿谣谚天开口，就是大地震的前兆。

《摇路》：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出现了很多小路，老乡把它叫“摇路”。专家们在大地震考察时，从地图上看，有摇路的地方就有断裂带。另外，沿着断裂带走，有大地震形成的河流，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等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交通运输通道。

和所有的自然灾害一样，海原大地震后，谣言、神话四起，扰人心乱，在海原，盛传两个老道的故事。地震前还流传着一首摇摆歌。其内容：“大豌豆开花，摇一摇，麦出穗；不是王法吆，摇摇摆，咱两个睡。一碗羊肉摇一摇白花了；世上的好人吆，摇摇摆，贼杀了”“雷吼一声口子开，摇一摇，天塌了，摆一摆，山塌了。咯呀咯噔摇，哗呀哗啦摇……”这是后人第一次记录下这一蹊跷古怪的史实。其中的玄机无人可解。

商队的奇遇

据说，有一支骆驼商队途经海原县的甘盐池，刚巧碰上了地震，地震将大地震开一道宽宽的裂缝，整个商队的人和骆驼连同携带的财物全部坠入其中。很快，地震又将裂缝弥合，商队在顷刻间便无影无踪。震后曾有人前来寻觅旧迹，试图挖到珍宝，最终一无所获。

盐贩的迷惑

据说，地震时有2个盐贩住进海原县西安州一家小旅馆，结果被倒塌的土墙掩埋，生死不明。几天后，店主将他们从泥土中挖出，2人居然毫发无损。店主要向他们收取7天的住宿费，两个人一脸迷茫，“我们昨天才住下，怎么要收7天的住宿费？”原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泥土中睡了多久，待店主说明情况才恍然大悟，并越传越神秘、越传越离奇。

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王浩堡何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突见大风，土山崩溃。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

“李俊堡西山崩堕，沟壅成湖。三营至海原杨郎镇间，地裂而复合，黑泉涌而旋凝；有盐骆驼七八链（驼五只为一链）中途陨没。十合堡南山走失，夷为平地。治城东门外河水矗立如群峰。各地坠崖断岫，填壑停流，不一而足。迨初八夜，比户搭棚，并肩席地。寒气凛冽，砭人肌骨。时震势犹甚，人心彷徨。讵料棚火失慎，风力助威，远近棚户，尽数焚如。由是均在冰天雪地中露宿过夜，而冻死者时有所闻。”（亦见《地理志》“地震”）

“……山走失，夷为平地”，由此亦知，《在山走动的地方——1920年甘肃大地震》，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如是报道，亦非耸人听闻。

卷之三《居民志》：“1920年地震，压死人民五万有余，甚至全家、全村断绝炊烟。”

1920年12月16日，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一笔：“夜地震约一分时止”。

寥寥八个字，记下的是当时北京感受到的地震—仅仅属于可感级别，并未造成任何破坏。而鲁迅先生不会想到，他记下的是千里之外的大地震传导到北京的余波。这八个字成了海原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记录。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这次震撼。

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吊扇长时间晃动，英国领事馆的时钟、信号钟都停止了摆动。

在香港，一位名叫福契特的神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到床在晃、纱帐在动。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地震仪上也清晰地刻画出了异常的地震波。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有类似的记录。

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

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问题—震中在哪里？

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此次地震震中在距纽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直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离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

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音）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作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和其他人不同，他们(传教士)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地震仪上的笔尖正在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于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

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虽然没能记录下全部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

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炽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

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

“1920年12月16日，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大约1200公里，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许多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一些情况。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在距中国海125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走向市场的主妇们突然觉得晕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样感觉……”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佚名作家撰写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

董善征，海原县西安乡一位幸存者，“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

马成虎，“爷爷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2010年12月，95岁的马成虎对五岁时经历浩劫的记忆仅止于此，他一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两人。95岁的马成虎住在宁夏海原县城边上，他这一生居于此，只是宅院由土窑洞变成平房。百余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万人坟遗址，经过90年的风雨侵蚀，仍隐约可见一处处连绵的坟包。未曾迁居他地的马成虎，仿佛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地震最后的守墓人。

冯志录，海原县九彩坪拱北幸存者，数年前对宁夏《在山走动的地方》记录片摄制组描述说，“老人们说那时间地摇时……我们那个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摇着扑下来了，山洼里开的都是这么宽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着垒了下来。

吕金芳，85岁（2002年采访，已去世）是干盐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洞子（窑洞），一下子摇得没有痕迹了，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洞子里。”

张怀智，96岁（已去世）说：“地震把崖窑的门壅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

李百春，海原大地震幸存者，宁夏海原县关桥乡贺堡村六队人。

田百选（1920年出生），海原大地震幸存者，海原县史店乡田拐村人。

罗俊梅（户口信息显示罗俊梅生于1919年8月15日），海原大地震幸存者，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人。

大震之后余震极多。16日大震后震中当晚有余震数十次，其他地区也有五六次到十余次不等，地震过后，每日都有2~4次余震不断，但时间较短,烈度不大，一直持续了近3年,其中也有较大余震，如1921年2月15日余震使武山广武坡土山崩塌，3月27日余震使锁罕堡(今属景泰)新建房屋倒塌，压死数人。在大震中未倒的城墙、鼓楼、房屋等在余震中倒塌现象明显。关于余震次数以固原为例，从地震发生的1920年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1月30日，共计510次，其中较大余震204次，微震309次。

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倒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和震后的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孚，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动。郭增建说，1958年去考察时，听见有人说母亲在麦草堆里生下了他。

在公权力的触角尚未能抵达震区之时，灾民们依靠私力救济共渡难关。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县时，也听老乡们提起，大地震刚发生时，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现成的饮食都拿出来一起分享，过了几天之后，心理上就产生变化，各自考虑各自的未来，不再能随便去别人住处吃喝了。“在大灾面前，一开始有公心，后来私心居上。”

地震发生初期，各种自救、他救以及赈济尚能有序进行。然而随着地震所带来的各种伤害的延续和加深以及余震的恐吓，灾民在困境之中茫然无措，在长期的饥饿和寒冷中逐渐失去理智，进而采取极端的行为。于是“彼此争物者，互相窃用者，乘间抢妇者，藉灾刁亲者，打伤人重者，无所不有，兴讼不已。”乡村之中，甚至有贫民聚集在一处，谋划抢劫富农储藏的财物和粮食；有的人因为长时间的饥饿而极度愤世嫉俗，动则以武力报复别人；还有人乘夜间主人熟睡之际偷窃牛羊。各种现象可谓无奇不有。更为严重的是，还有灾民结伙抢劫质库，这种事件最先发生在固原县的杨郎镇，该县地方官为了安定秩序，将抢劫团伙的主谋枪决示众，杀一儆百，以震慑人心，才使得混乱的情况稍微缓和。

灾区的真实情形如史料记载，“固海地震以后，灾民流离失所者沿途弃逃，亡不得葬，生不得食，加以匪人成群，时有煽惑”。灾民长期苟活于世，无食无衣、无依无靠，极易被煽惑而引发动乱。针对灾民缺衣少食的情况，地方官员只能向邻近受灾较轻的县寻求帮助。以固原县为例，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在震后一片狼藉，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得到了邻县平凉陆统的救助。平凉陆统安排人给固原县送来两车锅饼，装有锅饼的车刚行驶到固原城外，还没来得及交割，就遭到“饥民蜂拥半道拦乞”，护送物资的兵丁举械呵斥，饥民却无动于衷，为得一口粮食“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饥饿引发的狂躁情绪，使得灾民将食物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地震后初期，灾民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存有盼望，还愿意听从地方官员的指挥，安心等待各方的救援，并盼望着能通过社会各界的救助使他们度过危机。然而，已经遭受过天灾猛烈打击的灾民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渺茫的希望，选择通过暴力的方式摆脱饥饿。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同时也预示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在萌芽中。海原大地震之后“满市飞灰，即身带货币，亦无地购物，乡城同起恐惶，于是饥民乘机夺食，土匪亦因之四起”。同样，“迩来山谷僻远之处，或牛马放野而无人收，平昔殷繁之区，或为盗匪掘履而无所忌。惨象之中，乱机潜伏”。

甘肃省远离中原的地理特征以及民国时期该地动荡的政局，本生就容易滋生各种社会问题。海原大地震给陇东地区造成巨大破坏，更加重了该省人民生活的困苦。当劳动力缺乏、粮食匮乏、人民生存无望的时候，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就被催生出来了。同时，陇东和陇南地区山地丘陵居多，山大沟深，地形复杂，与外界交通困难，成为滋生土匪的有力条件。地方行政机构由于战乱等一系列原因，常常无作为，当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地方政府很少秉公处理，这就更加纵容了各路土匪的横行。

海原大地震受灾最重的甘肃南部及东部各县，在震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土匪的侵扰。震后，饥民不堪忍受痛苦的生活，有的成群结伙占山为王；有的拉帮结派成立帮会，与政府分庭抗礼；有的乘机组建或加入各种名号的杂牌军，抢掠百姓，挑起战乱。整个灾区长期纷扰不休，兵、匪不分，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据资料记载，至1931年，重灾区各县几乎都有各种名目的土匪或帮派。其中，西吉县有王富德，平凉县有惠彦卿，庆阳县有赵文华、陈硅璋，洮岷有鲁大昌、景瓶娃，漳县有张忠，徽县有王佑邦，康县有张俊曜，文县有白云，礼县有史鼎新，陇山有王长胜，另外，徽、成、康各县还有“红枪会”、“扇子会”等。这些土匪头及其团伙，长期盘踞在贫穷的地方，欺凌软弱无抵抗力的人民。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剿匪不力，更纵容了土匪的恶行。土匪们盘踞在深山老林中，隐藏身份，伺机而动，令居住在附近村落的居民苦不堪言。在当时的通渭县，“民国16年2月2日凌晨，窜匪9人，骑马持枪，闯入襄南镇董盘桂家，将董捆绑吊打，逼去全部银钱之后，又冲进马家店孙泽家中行抢。并打死赶集乡民2人，伤4人”。1928年10月12日，“不明来历之土匪一伙，攻陷静宁县城，大肆抢掠而去”。受震灾危害更为严重的海原县在1925年，“外匪内乱不断，地方治安混乱；是年，全县发生牛瘟，十栏九空”。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不见，全县旱匪交迫，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当时的固原县，1929年夏，土匪蜂起，海原吴发荣、临夏王占林等大股土匪先后进入县内，烧杀抢劫、鸡犬不宁。1930年4月，土匪王占林围攻固原县城，民团固守未果，匪众抢掠四乡，杀人近千。在当地人的眼里，土匪冷血残忍、杀人如麻。曾有当地人回忆说，“甘匪”穷凶极恶，除了抢劫东西以外，还会伤及无辜之人。可见，天灾的长期威胁，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进而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震柳精神

哨马营的五株明代柳树，生长在干涸的小河床上，植根于海原地震地表破裂带左旋水平位错值最大地段地。其中一棵直径约1米的大树，在地震中因地表错动而被撕裂，左旋位移量达0.4米。古柳树虽遭摧残，但劫后余生，残躯吐翠，葱绿遒劲，堪称奇观。这棵古柳被专家确定为“震柳”。为了让人们铭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救命的小炕桌

海原县西安乡农民张学军家如今把一张经历了那次大地震的炕桌供奉在祠堂。地震时，张学军的曾祖父正抱着张学军年幼的祖父坐在炕上，情急之下，他的曾祖父把他的祖父塞到炕上的小桌下。结果，他的曾祖父遇难，他的祖父却幸存下来，后来繁衍30多口子孙。从此，这个小桌便成为他家的“圣物”，被供在高处，年年举行纪念活动。供奉这个小炕桌不仅仅是在见证那次大地震，更多的是怀念那份感天动地的父爱。

窑洞经不起摇动

走在海原县关桥乡何堡村六队，一条过去的河道依稀可辨，河道两边的高崖上，被人们依崖挖出很多窑洞。经过90年风雨的剥蚀，窑洞只剩下了大致轮廓。窑前荒草丛生，垃圾遍布。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栖身之所。这些窑洞已被废弃多年。据村民说，自从地震之后，村里的人都不敢住窑洞了，几乎家家都盖起了房子。

海原大地震时，据当时地方政府统计，房屋、窑洞倒塌达20万间之多，破坏和损坏更不计其数，掩埋了不少居民点。窑居是造成地震人员伤亡惨重的一大重要因素。

大地震使海原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变化。在大地震前，海原地震带大多数人居住在崖窑里，由于窑洞地震时极易坍塌，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有了这次地震教训后，海原地震带上的居民大多抛弃了窑洞居住方式，选择了有一定抗震力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居住。

海原当地的窑洞有两种：一种叫“拱窑”，是夯土墙承重，利用土坯发圈筑成的拱顶；另一种窑洞叫“崖窑”，沿山脚下的陡崖挖成。这两种窑洞的抗震性能都较差，一旦倒塌，室内人员死亡率极高，尤其是拱窑，在七度区已倒塌过半。

十一月初七的祭奠

每年快到十一月初七时，海原当地的人们就会想起这一天。每年这一天，村民们都要上坟。几乎家家都有在地震这一天去世的人。

在海原县县城西南角，有一个占地近200亩的“万人坟”，安葬的就是地震遇难者。每年的十一月初七前后，都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其他地方的人远道而来，到海原县县城外的“万人坟”和其他地方祭奠。其中，到“万人坟”祭奠最多时竟达千人以上。地震后，由于遇难者太多，无法一人一墓，因此有很多都是合葬墓，有的墓穴竟掩埋了7具遗体。对这刻骨铭心的日子，回族人称之为“纪难日”，汉族人则叫“劫难日”。

炒豆子

每年的十一月初七前后，海原当地民众还有一项风俗习惯是炒豆子，将扁豆、黄豆等原粮炒熟吃。这一风俗习惯是为了纪念地震时期人们经受的苦难。地震时，很多人被压在房子下面，就是靠着吃原粮活下来的。这一风俗也表达了人们感恩生活的心愿。

房门后的铁锹

地震过后，很多人家认识到了窑洞的危险，盖了新房子，但也有一部分群众盖不起房子，仍然住在土窑里。无论是住土窑还是住房子的人，他们都习惯性地在门背后放一把铁锹。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灾难来临时，有自救的工具。经历过大灾的人们开始有了强烈的防灾意识。

当时甘肃省通讯网络落后，只有简陋的电话线网络，难与外界接触。北洋政府并没有积极救灾及防治，国内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内部贪污腐败，造成很多救灾灾款未能直接抵达灾民及省政府手上。

北京政府得知灾情后,没能及时有力地开展救灾活动,仅仅依靠社会团体尤其是甘肃震灾委员会等组织筹集钱款赈灾。地震发生数月后，北京政府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协同派委员谢家荣等6人，驰赴受灾地点,实地调查。他们于1921年4月15日搭乘京绥火车到绥远,取道宁夏,到达皋兰、固原、平凉,又由平凉经天水返回兰州,走访了灾区的重要地点。调查小组于1922年完成了《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调查报告。

海原大地震来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创严重，加上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一时之间难以组织救援。“兰州骑马到海原就要好几天，更何况道路都遭到破坏。县政府大概只有静宁等少数地方有记载救灾。其他的县府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政府也采取‘以工代赈’疏通道路，给灾民发放工钱，但都是少量的。”

1920年12月29日，甘肃省省长张广建曾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王世相等人向内务部致电求援。

张广建也曾以“十万火急”致函大总统，请求支援，但致函的时间是1921年1月20日，距离地震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对救灾的态度，可见一斑。

固原电报局被地震摧毁，工作人员用门板等搭起临时住所，从这里向外发出第一份震灾电报。

地震发生一个星期后，国内有《晨报》《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申报》《南京日报》《盛京时报》《大陆报》等几十家各类报纸的记者考察和报道了这次大震，这是全国新闻媒体首次大规模对自然灾害的综合报道。由于北京政府在半年后才开展灾害调查，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成为政府和国内外民众了解灾情的唯一渠道，也成为研究这场重大灾难的重要史料。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媒体对此次灾难的报道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反应快，16日发生地震，20日《中国民报》就做了报道，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已是非常迅速了；二是报道规模大，灾后，几十家国内报纸都派记者考察和报道了这次地震；三是报道范围广，报界除报道甘肃的地震情况外，对陕西、山西、直隶、河南、山东、湖北等十几省受到地震影响的情况也加以报道；四是后续报道时间长，媒体对于海原大地震的后续报道，一直持续到1922年年初。

除此之外，上海和北京还派电影工作者到灾区拍摄，这是我国首次以电影胶片形式记录自然灾难。拍摄完成后，在当地和北京、上海等地放映，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撼。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对于当时对灾区的募捐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惟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万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

国际饥饿救济协会首次向全世界发出了海原地震灾害信息。海原大震后不到80天，即1921年3月初，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J.W.霍尔（J.W.Hall）、U.克劳斯（U.Close）、E.麦克考尔密克（E.McCormik）等到达震区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22年美国地理杂志上，列举了大量有关灾情的实际资料，特别是对地震滑坡作了很生动的描述，并附有珍贵的震害照片。

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

在直奉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赈灾无望的情况下，新兴社会力量（包括商人、士绅、社会名流、政府职员、宗教团体人士、知识分子等）以改良民生、造福黎民为宗旨,成立民间性救灾组织。地震发生后，在北京成立了甘肃震灾救济会(地点设在崇文门外)，另外还有稍早因华北旱灾成立的华北救灾协会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向全国各界和海外华侨募捐。当时的各界要人和知名人士也在募捐呼吁书上签名，这是我国第一次由于地震灾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大型募捐活动。在新闻媒体的宣传影响下，北京义赈会共募集捐款14万元，其中用于赈灾的捐款总计13.5万元。此后，甘肃震灾救济会派出调查员前往甘肃灾区调查灾情，他们于1921年2月初到达平凉、隆德、静宁、会宁等地并发回电报、书信描述地震灾情。他们发回的电报、信函成为外界了解地震情况的重要资料，《中国民报》公布的甘肃省震灾赈灾会的《甘肃地震灾情调查表》和华北救灾协会的刊物《救灾周刊》在对外界公布灾情、制定救灾决策和宣传救援进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华洋义赈救济会在治理河道壅塞险情方面做了诸多工作，“通渭之散渡河上流壅塞二处，固原艾蒿里之清水河上流壅塞一处，隆德滥河壅塞三处,海原清水河壅塞一处，又苦水河下流壅塞三处……皆由华洋救济会招本地灾民开挖，寓以工代赈之意……以上各河工，于民国十年（1921年）11月以前一律竣事。共用款约10万元左右，其中除用于河工外，复从事于桥梁及道路之修筑”。会宁县东九十里处之响河被山崩壅塞，上流水积成湖，经华洋救济会以工代赈，设法开通。其附近之东西大道被山崩阻塞者三里有奇，亦由救济会修理通行。通渭县史家山驿路陷落一里许，皆经华洋救济会拨款修理。

海原大地震后，曾有不少地震工作者深入震区，对海原地震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1921年4月，北洋政府委派内务、教育、农商3部委的翁文灏、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杨警吾六人赴灾区考察。他们于4月15日离开北京，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灾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此次考察历时4个月，除考察灾情外，专家组还特别注重地质考察，分析海原大地震的原因。尽管当时交通不便，他们考察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对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末能实地考察，但是他们所到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翁文灏一行的这次调查堪称是我国地震史上第一次对大地震所做的详细的科学调查。

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谢家荣、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后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恒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却是各国所罕闻，外国地震，人民大抵受伤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则死者甚多，受伤而生存者甚稀。分析原因，他认为和这里民众多穴居黄土坡内，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筑有关。

翁文灏由此提出的改良办法，包括“宜劝人民建筑时，务用木柱梁柱相维，庶能支持”，还包括培植森林和开浚水利。

有关地震研究，翁文灏亦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

和后来地震前兆及其预报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 定西、静宁等县知事的报告显示，地震时多有大风晨雾，甘州、玉门等县则报告地震次日大风晦暗，黄沙飞天。海原县知事还表示，震时“见红光”。谢家荣认为，“地震时发生尘雾或昼晦，乃因尘土烟灰等，经震动而飞扬，或因土山崩塌，黄土散满空中致，有此现象固无足怪也。”至于红光现象，谢家荣无法解释，认为“恐不尽确实”。

所谓鸣声，指地震前后有如雷如炮的声响，也有的地方地震时没有声音。谢家荣表示，声浪高低似与振动强弱有直接关系，至于发声与震动孰前孰后，似不一定。他并没有将震前的鸣声与地震前兆联系在一起。

地下水的变化，也受到了关注。泾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尺许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视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论，至于这些县的报告是确实或者纯属牵强附会，颇难断定，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

一直到30多年后，对这些异常现象的研究，在中华大地突然成为显学。

1922年，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j·w·霍尔(j·W·Hall)、U·克劳斯(U·Clormik)、E·麦克考尔密克(E·Mcormik)等，也曾到达震区调查结果发表在美国地理杂志上，题目是《在山走动的地方》。在这篇报道中列举了大量有关灾情的实际资料，特别是对地震滑坡作了很生动的描述，并附有珍贵的震害的照片。解放后，我国地震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组成地震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这是继翁文灏等人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较大的调查。这支考察队翻山越岭，跨沟渡河，历时一个多月，取得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又有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地震部门到震区考察。编写出版了《1920年海原大地震》一书。

1979年，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局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队，在银川召开了“1920年海原地震学术讨论会”共同对这次地震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1980年代后，关于海原活动断裂带项目的研究列入国家地质所和宁夏地震局的专家历时4年，在取得了重大科研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海原断裂带》这一科技著作。

1981年，先后有日本、美国、原苏联、加拿大、泰国等10多批30余位外国专家来宁夏，从事地震考察和研究。国内专家来的就更多了。中国海原不但又一次成了世界地学界关注和开展地震研究的“风水宝地”，而且也成了世界认识宁夏，了解宁夏的一个“窗口”!

在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看来，海原大地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其震级与死亡人数之高。“翁文灏等人的调查，象征着中国地震学的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中国现代地震预报的第一枪，也是从那打响的。”

所谓“现代地震预报第一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打响的。郭安宁的父亲郭增建，即是探索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

30多年前发生的海原大地震，成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项目。同样由6人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从北京出发，对海原、固原、西吉三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访问考察。

郭增建说，他们访问考察的重点是搞地震预报。“为何要搞预报？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大跃进时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意思是土、洋两种办法都要搞。科研单位都提出宏伟目标。我们搞地震的提出地震预报。也是两条腿走路，有的研究观测地震前兆的仪器，这算洋的方面；土的方面，就是我们到海原考察。当时叫民间取经。地震前有无前兆？百姓观察到什么？我们6个人去全面访问。”

地下水的变化问题，被当地老百姓提了出来。“他们说地震前泉水很大，震后没了，让我们帮忙找。我们也找不到，因为地层都变了。”郭增建回忆，当地居民还提及，地震前后的气温变化，他们6人当时也为此展开讨论。

“这是中国第一次小规模讨论地震预报问题。”郭增建说，当时只是感觉地震预报很难，并没听见国外有反对声音，而且日本、苏联当时都说要搞地震预报。

20多天的行程，使郭增建等人发现了此前翁文灏等人没有发现的长长地震断裂带。对此后中国地震事业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预报的前兆系统，就在这次考察中建立。

有关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被归结为地下水、动物、地声、地光、气象等方面。“以后的地震前兆基本也是这些类型，只是海城地震前多了个地气雾。”郭增建说。他们最终写了一份报告，用蜡纸刻了二十几本。中国地震预报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但他又认为，这并非阻绝地震预报探索的理由。作为地震系统的研究人员，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主张，即便在地震局系统内也难获奥援。他关于地震预报的书籍，甚至于地震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

将在海原举办的海原大地震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张培震将做《地震科学技术发展》学术报告，有关地震预报的话题，也将在这个最初的原点再度激发出火花。

地震发生后的救济，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没有有效救灾。海原很多人都埋在万人坟了，好几个人埋在一个坟里。”当年海原的遇难者后代，也已迁徙到周边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万人坟这里会陆续从甘肃、青海、陕西及宁夏其他地方涌来上千名祭祀者。

2010年12月16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牵头下，海原大地震90周年祭日举办开馆仪式。并请阿訇在海原地震万人坟遗址上举办祈祷仪式。

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纪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人。

2020年6月，海原作家石舒清在《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2期发表《地动》，纪念海原大地震一百周年。

1979年5月，“1920年海原大地震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召开，并于次年9月出版《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此外，“中国活动断裂及古地震讨论会”对海原活动断裂带及其他活动断裂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讨论，推动中国地震科学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1981-1982年，海原活动断裂带的部分专题研究工作开展。1982-1985年，中美地震科技合作研究在海原活动断裂带宁夏段进行，先后发表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论文，引起世界地球科学家的关注。1988年10月，《海原活动断裂带1:50000地质填图》完成；1990年，《海原活动断裂带》出版。

2006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批准建立“海原地震地质公园”。

2007年，《光明日报》则推出长篇通讯《海原大地震留下的大奇观、大财富》，2018年，有自治区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呼吁：“保护海原地震遗迹，开发利用地震文化”。

2010年12月15日，在海原县举行了海原地震博物馆开馆仪式。

2016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专程前来考察地震遗迹，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散文《百年震柳》。

2017年5月12日，海原县在银川市举行《海原大地震》连环画系列丛书首发仪式，系列丛书共分《史海钩沉》《旧闻拾遗》《民间纪实故事》《防震减灾科普》四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历史背景、震后惨状、赈灾故事及地震遗迹。

2020年9月12日是第21个世界急救日。由宁夏应急管理指挥部、宁夏军区主办的海原大地震100周年军地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宁夏海原县举行。

2020年10月23日-25日，宁夏地震局联合自治区科技厅、宁夏大学、中卫市政府、海原县政府成功举办海原大地震100周年纪念国际论坛暨宁夏土木工程防震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2020年12月16日，纪念海原大地震100周年暨中国地震观测百年发展历程纪录片《寰球大震》发布。

2020年12月16日，固原市地震局开展纪念海原大地震100周年系列活动。

周廷元，地震时静宁县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周廷元并非自我夸饰，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然后回到室内跪下向神祷告，如神愿意的话，他愿以死来换取赦免群众……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张思义字鼎铭，安徽合肥人。民国九年知事，政清民和，振兴教育。斯年冬月七日夜地震成灾，县城及四乡房屋倒塌，人无食宿，秩序率乱。公竭力防范，请赈劝捐，设粥厂，发寒衣，日夜巡察，躬亲操劳。自冬徂春，民生渐复，弭患无形。”

“谢莹字时同，安徽芜湖县人。1922年任知事，心慈政平。念震灾后，疮痍满目，倡办慈善会，劝捐舍施寒衣。”

“夏际文吉轩公（夏福安）之次子也。性谦和，与人无争。民国九年地震成灾，办理粥厂，倡捐秋夏粮20石，并向邻村劝捐秋粮30馀石。”

石作梁固原警佐（公安局长），饬官督警营救保卫受灾群众出力尤多。《艺文志·大文》收其所撰《庚申地震记》，值得一读（另有拙文述及）。徐步陞《石氏节略记》称其：“至于维持震灾及办团守城，诚有可颂之德、可歌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