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12 08:45
《热潮诗》是由杨光治提出的一种诗歌现象。他1992年写过一本书《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初谈热潮诗》，同时亦有关于《浪子情怀》的评论：有杨光治在诗刊的《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初谈热潮诗》，正式提出“热潮诗”这一命名。
杨光治提出的一种诗歌现象。他1992年写过一本书《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初谈热潮诗》关于《浪子情怀》的评论：有杨光治在诗刊的《从席慕蓉、汪国真到洛湃－－初谈热潮诗》
这一诗歌奇迹是从1987年春点燃、跟着席卷全国的席慕蓉热开始的。到至今为止，光是席氏正式授权出版的花城出版社已将其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印行了150多万册，其他出版部门印了多少？无从统计。与此同时，这三本诗集的衍生本－－合集、赏析集的印数也很多。这不但给众多读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了推动了新代诗歌作者的诗风的转变。
席慕蓉热的余温未冷，1990年夏天，又爆出了汪国真热。他的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潮》、《年轻的思绪》等）至今已印行近100万册。今年6月，当汪国真来广州参加他的母校－－暨南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引发一阵热烈掌声的时候，一股新的诗歌热潮，却在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出现。毕业于某名牌医科大学，当了两年医生即投身商界的年青小子洛湃，成了大学生们的热门话题。他的诗集《浪子情怀》（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光在华南师范大学就销售二千多册，有人一次买了七本。据说，在暨南大学，“《浪子情怀》发售还不到三天，不知道洛湃的同学就像外星人那样稀罕。”连非学文的同学也自发组织洛湃诗歌讨论会。据报道：在广州新华书店北京路门市部，《浪子情怀》已成为继“席慕蓉、汪国真诗集之后最畅销的诗集”。这股热正向全中辐射，北京一家个体书店进了六千册还说“远远不够 ”……如今，第一版三万多册已售完，正赶印第二版。此热大有“燎原”之势。
三股诗歌热潮接连爆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景观，但这决不会是绝后的现象。后继者是谁？未知道，笔者在寻觅，在期待。
《浪子情怀》未正式出版，它的清样的复印件已在广州一些大学校里流传。今年5月31日晚上，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中山医科几十位学生聚会于华燕宾馆，座谈洛湃。因笔者与席热、汪热有关，而且是《浪子情怀》的作序者，所以被邀请参加。会上，同学们对洛湃的作品尽情地各抒已见，还以举手方式进行“民意测验”，气氛很热烈争论中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席慕蓉、汪国真的作品联系起来；大家认为应该给这类读者众多的诗歌定个名字，以便称呼。
有人提出叫“通俗诗”或“流行诗”，但马上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会将它与“通俗小说”、通俗歌曲“、“流行小说”、“流行歌曲”等连系在一起而降了格。因为它们毕竟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其中很多作品，比严肃诗人严肃作品更为严肃，而且水平也很高。同学们七嘴八舌举了一大串例子：席慕蓉的《长城谣》、《悬崖菊》、《千年的愿望》、《铜版画》、《忧思》……汪国真的《美丽的愿望》、《给友人》、《那凋零的是花》、《夏，在山谷》……洛湃的《黑蝙蝠》、《赏花》、《岁月》、《迷宫》……大家者认为这些诗毫无庸俗的脂粉与奶油味，不能与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混为一谈。
有人提出叫“平民诗”，但也很快被否决。“平民”是“贵族”的相对，“平民诗”意味它充满着平民意识，表现手法易为平民所接受，但未能包含“热”的特征。
笔者提出了“当潮诗”的概念，取“当代潮流”及“当代读者阅读潮流”的意义，但未获多数的赞成。
会后细想，既然这种诗是以在读者中形成热潮为主要标志的，那就干脆称之为“热潮诗”。它得到了几位朋友的认可。
这一命名未必科学，也未必能为公众所受。既然至今仍未想出更恰切的称谓，只好以此名之。
从席慕蓉、汪国真与洛湃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热潮诗的一些基本特点。
席慕蓉是“纯情型、，她抒写的主要是爱情、人情（包括人际关系及对时光流逝的情感等）、乡情。这些情是“我“的，也是人人心中之所有，者是最值得珍贵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情味，所以能叩响众多读者的心弦。她的作品已为人们熟悉。
汪国真的诗则以哲理的内涵取胜。今年五月上旬，桂林市一位年青导游对我说：“汪国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点出了汪诗的指向性－－为当代的中国青少年而作。这位诗人针对青少年在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来着笔，“只要青春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明天还在》）。洋溢着温暖的微笑。有人却说：“士大夫的闲愁与伤感是其全部诗作的主旋律”。这要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洛湃是以浪子的形象在读者眼前亮相的。“穿上牛仔裤我要去流浪/迷人的黄土中为我问候远方”，“我不能一个人走出一条路/但我要走/我不能一步留下一个脚印/但我要走/我不能与你同行/但我要走”《浪子》。诗行中闪现着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当生活的强者的身影，跳动着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击波逐浪者的亢奋的脉搏，因而赢得了正忙于编织未来的彩梦的青年朋友的掌声，有人称之为“激情浪漫型”。
不管是“纯情型”、“哲理型”还是“激情浪漫型”，热潮诗人们的作品都能“撄人心”，当代的中国的色彩十分鲜明。
这是热潮诗内容方面的特点。表现手段方面，也有其特色。
有人说过，席慕蓉的诗“不是留给人去研究或反复笺注的诗歌”，汪国真、洛湃的诗也写得平易。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都意象单纯，结构明晰，句子简短而晓畅。他们用语言作桥梁，将自己的心与读者的心连结在一起，不像某些人那样，为了表未自己“高级”，而用语言作藩篱，将自己与读者分隔开来。热潮诗的平易诗风，正适应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今天的读者“胃口”，适应当代众多中国人的“消化”水平。这是热潮诗高明的一着。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和欣赏诗歌，只是一种业余的文化活动，哪里有兴趣去破译神秘的“密码”，去猜混沌的谜语？如果有人将平易视为低水平，那么，在这些人心中，大概“老枢能解”的白居易应被驱出大雅之堂，而艰涩险奥的攀宗师则应头顶“诗王”桂冠！对此，我只能付诸一笑。
热潮诗的另一特点是真实、亲切。这是它赢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黑夜如黑色锦缎般/铺展开来/而轻柔的话衙耳旁/甜蜜地缠绕过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时刻/渴望/你能/拥我/入怀”（《美丽的时刻－－给H．P》）。大胆却不庸俗，真实地表现了人之常情。
“你拥抱了晨钟/怎么可能拒绝暮鼓”（《生活》），“生活并不都是欢乐/回忆却是一首永恒的歌”（《缅怀》）。汪国真阐发的哲理不是智慧超人的哲圣面壁多年的独家心得。它源于平凡的生活，而且早已蕴藏于凡人的心中。
“目标在远方”，“只挣扎着向高处生长”的洛湃，抒情很有个性却又不是孤家寡人的。“生命的瞬间如此珍贵/为什么不敢公然开放”（《白昙花》）。这是顽强进取的真实呼唤，而不是伟大的空话。
真实，使人感动；亲切，容易进入心扉。他们所抒写的之情，同样是读者心中之情；所阐发的哲理，都是读者能悟到的哲理。诗，把热潮诗人与广大读者紧连在一起。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的魅力离不开艺术的美感。这三位热潮诗人的语言修养虽然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大地要机械化耕耘/粮食要高速上去”之类的大空话，“今天晚上/不吃饭/不吃饭”之类的大白话，“掌外掌，非非掌；掌个掌形，外外掌形”之类的大“黑”话及“时低首 见一阳具/高高勃起”之类的大粗话。他们坚持写诗。
席慕蓉虽然无心作诗人，但却“如金匠 日夜捶击敲打”，精制“溥如蝉翼的金饰”及“光泽细柔的词句”（《诗的价值》），其清丽的艺术风格已为众所公认。处于激烈的争议中的汪国真，有一位坚决的反对者指斥分的诗是“经过矫饰的感情被精致地安装进句子的结构”。这不也承认了分的诗具有“精致”的一面吗？让我随手拈出几句：“阳光仍是那么浪漫/泼洒了一地笑声”（《秋景》），“潮汐把柔长的鞭子甩响/森林梦一般歌唱/狂飙凄厉地与太阳搏斗/乌云偷袭了皎洁的月亮”（《音乐》）…都具有精致的美。洛湃虽然是初现于诗园，但正如一位论者说：“佳句层出不穷，特别精彩”。就让我们欣赏其中几句吧：“大山以远古的壮丽/拓开荒原苍凉的岁月/巉岩与巉岩之间 沟壑/一落千丈 两面峭壁相对千年/都读不懂彼此的奥秘”（《岁月》）。这些句子都是诗的。
可见，热潮诗所以能“热”，绝非偶然。
虽然热潮诗中之精品比其分诗歌的精品来毫不逊色，但热潮诗决不是完美的艺术品。对它的艺术品位，我只能下之个朦胧的论断。现在，人们对汪国真的作品议论纷纭，捧之者赞为“千古绝唱”，不捧之者贬为“流行性感冒”、“对语言的施虐”，其实都不是。他的位置本来在“中间”，何必一定要把他推向极端？
“传统”与“先锋”之间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评介汪国真诗作的文章，题为《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文章提及汪国真在这“峡谷”中找到一块“沃土”，“长成了自己的风景”。其实席慕蓉、洛湃也是这样。未来的热潮诗人也将会是这样。
“传统”与“先锋”本来是对立的，但对待热潮诗的态度却呈出一致－－和站在诗坛的一方，合演反对热潮诗的混声二重唱。
“传统”主要是指责热潮诗没有表现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指责不无根据，因为热潮诗人写的多是“我”，甚至是一些琐事。但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并非水火不相容。赞美爱情的忠贞，抒发对故乡的思恋，鼓励人今在挫折面前不在沦丧，到了暮年不要悲观，表达要打破铁饭碗自闯出中的愿望，等等，都不是主旋律的反调，而是和谐的协奏。热潮诗人传导温馨的爱，鼓励人们发奋前进，并没有背离时代精神。当然，写人们一边谈恋爱一边想着抓坏人，写“我”失意时不叹息一声而是向着世界欢笑等的作品，思想境界极高，但如果不这样也不等于背离了“双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一文艺观点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作品的内容如果脱离读者的思想、感情的实际，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来，任作品的思想境界更高，效果也不佳。“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会创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能赶上去”这类的“诗”，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双为”方针应当时刻坚持。所谓“坚持”，是指认真贯彻，而不是只这留在口头上。请诗人们不要忘记，广大青少年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分们是我们民族的未赫，是我们事业的希望。通过诗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他们的灵魂，培养他们对真、善、美的热爱，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热潮诗的经验，很有值得吸取之处。诗人必须为少男少女着想，努力创造他们喜爱的诗歌。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共悲欢吧，拉下严师的冷面，会使你也获得绚丽的青春。
“先锋”派似乎已抛弃了十年前对艺术宽容的祈求，他们对热潮诗的批判极为严励。《“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一文，就是代表。该作文作者断言汪诗堕落成了奴婢和戏子；对汪国真的“我的诗以读者为重”的观点十分反感，指责汪“使诗歌从主体的地位上落下水来，充当了教化或某种世俗需要的工具”，导致“诗歌良知的湮没”，、至少使中国诗歌倒退了十年“－－面这十年的“一切，正是中国现代诗歌自“朦胧诗”起到新生代诗人历时十余年痛苦追求才终于获得的”。这位论者的情绪太激动了，简直与汪国真不共戴天。
这是“先锋”对热潮诗态度的最鲜明的表现。
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本体”必须受到重视。但如果因此而将诗歌与社会、读者硬性疏离开来，这样，诗“纯”得可观，也空虚得可以。此文的作者宣称，“先锋诗歌的探索者逐渐将目光由外部世转向内部，对生存进行更为深邃的体验和把握。这一探索无疑应当受到尊重，但请问；作为被探索对象“生存”，一旦离开了社会，还能“生存”吗？诗就是应当以读者为重，要不写来干什么？就算大作“纯”到100%，也得有人去欣赏。“诗歌良知”出自诗人的良知，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是其特点。所以诗歌不应当回避教化的责任，应当敢于面对“世俗”。如今“世俗”这一阵地已被离奇的武打小说，扭扭捏捏的流行歌曲占据得太多了。如果诗能进驻，让这上“世界”中的“俗”少一些，是大好事。“先锋”所强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指艺术性，这与“教化”及“世俗“并非一定相克。热潮诗追求两者的结合，而且已取得了可喜成功。奉劝这位朋友：不要再怀恋1986年那次“空前规模的集结”了，因为那不是“先锋”的光荣，而真正是“绝不为严肃的诗人所认同的”，“对语言的施虐”，上文所列举的大白话、大“黑”话、大粗话就是证明。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集结”，广大读者不会如此热烈欢迎席慕蓉、汪国真，不会出现热潮诗。
热潮诗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滚滚而流，热浪拍击着峡壁。不管峡壁发出什么样的回响，也不能阻止它前进，它迳直泫进众多读者的心中。
大家不是希望百花齐放吗？那么，为什么不让热潮诗占有自己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