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玉貌同饮拆拆笺惊宠召

寓楼小集酌酌酒话平生

第二回 掘草充饥求生至马粪

为民请命纳税舍豚儿

第三回 赤地绝生机人兽相食

寒山寻出路星夜登程

第四回 别子到荒城双亲待毙

卖身投老吏五载离家

第五回 慷慨约同行不甘落后

凄凉愁独活勉祝成双

第六回 青眼相逢湖山留客住

素衣结伴风雨渡江来

第七回 各有深心殷勤为护士

独具正义慷慨说行人

第八回 亲手抚创痕旁人侧目

退身虚前席之子有心

第九回 妙事风重重汴梁小住

游兴生勃勃铁塔同攀

第十回 絮语蓄痴情争夸女性

酒家逢绝艳暗慕天真

……

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从小喜读中外文学作品。少年时代主要在江西读私塾。16岁回潜山自学。后考入蒙藏垦殖学校，因学校解散而返乡。

1918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年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

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此后创作了大量社会言情小说。1935年举家迁至上海，编辑《立报》副刊《花果山》。次年往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编辑副刊《南华经》。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写了许多小说和诗文。

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

1948年辞去《新民报》职务，结束了40年的新闻生涯。1949年初发表他的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写作生涯口亿》。

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孔雀东南飞》、《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诗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张恨水先生的《燕归来》即是以此开篇立意，紧紧围绕一个女学生和四个男学生爱情追逐的故事，因此激起无数向往花前月下之浪漫的读者的好奇心，不愧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山笔主。但是，如果这篇小说紧紧局限于此的话，则与时下汗牛充栋的快餐小说无异，也就没有张恨水先生今时的文学地位了。小说引子如下：女主人公杨燕秋本是甘肃难民，一家逃荒到西安时已近家破人亡，后得贵人相助辗转到了南京，从丫头变身为小姐，上学堂、穿华衣，食玉食，总算苦尽甘来。奈何好景不长，养父母先后去世，不容于义兄嫂，又不愿寄人篱下，所以决定返回故里与失散的家人相聚，并立志为西部开发做贡献。因为当时兵荒马乱，一个女子单身上路很不安全，所以就相约在学校对自己均有好感的四位男士即石耐劳、高一虹、费昌年、吴健生四人共同前往，也算是考察体验西部风情。另外一层大家心照不宣的就是，这次也是情感考验之旅，谁能雀屏中选，成为燕秋的如意郎君，就要看旅行中的表现了。因此，四位男士自然当仁不让，都愿意千里相随，一路护送燕秋到甘肃，以报得美人归，考验自此开始。

这一场表面上看去众男追女的闹剧，已经折射出民国二、三十年代新式青年的情感态度和追求方式。新文化运动解放后的中国青年，可能有的在家里接受的还是传统教育，但是在学校一般都开始接受西化思想，穿西服，念洋文，尤其是男女平等和自由恋爱等信条，甚或欧美女士优先的绅士教条也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才可能突破中国伦理的传统教条，出潼关、渡黄河、宿窑洞、食黑馍，千里相送，热情而执着，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这情感又并非坚定不移的，“纵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专情之人实在少见，所以四人中最为燕秋信赖的石耐劳、高一虹在觅到新欢后先后离去，而故事最耐人寻味的也正是这一点——最倚重的往往最先离开——不知道这样的安排纯粹是张恨水先生的个人经历，还是她对燕秋女士识人不逮的讽刺，或是对人性的某种剖析，追求的热烈与用情的浮动正好形成强烈的反比，那个时代的新青年已然如此，何况如今，另外，小说对几个青年男女的心态琢磨也很有意思。最后陪燕秋上路的高一虹、费昌年、吴健生等三人，虽然在女士面前争相邀功、互相妒忌猜忌，但经风雨、共患难，同学之谊或多或少还是有的。行事作为，三人虽然都是学生，然背景有异，学科不同，自然也就显出不同的特性来：首先高一虹乃南洋华侨，喜弄文学，交友甚广，为人较为虚荣然而心机不深；费昌年主修法律，思想颇有见地、城府较深，但为人比较厚道宽容；吴健生学理工科，为人较真小气，时常牢骚满腹，与燕秋距离最远，但对这份感情也最能坚守。

因此，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三位男士的形象就生动的跃然纸上了。当然，人物描写中最有意思的当数女主角燕秋女士。此女性情自主高傲，胸存大志，幼年的苦难更增加了她出类拔萃的睿智和出于日常年龄的成熟。所以，虽然偶尔有小女儿性情和心态，但有两点足可见其特别之处：一是自江南富庶之乡义无反顾地要回贫瘠荒凉的西北老家。如果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的话，那她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人生志向上明显高出同行的男伴；二是她平衡各方的“权术”手腕不能不说是高超。面对一拨追求自己的男友，既要他们心甘情愿地护送自己西行，又不能激化矛盾导致内讧或令自己难堪，所以小说中每每有这位女士义正词严的告诫、嬉笑婉转的点醒以及适时的情意外露，颇有帝王驭臣的风范。到最后总算找到了生命中的如意郎君程力行男士，旅途中留存下来的费昌年、吴健生虽然还是朋友，却大可以过河拆桥、寿终正寝了。当然，这只是出自个人揣测，小说结果固然如此，但动机却可以有多种解释，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也。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

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一行，目睹陕甘人非人类的艰苦生活，而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如小说《燕归来》）。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作品致力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创作了《五子登科》等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

除去人物塑造，这部小说最为精妙的地方应该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以及我国西北部人文风情的描述，这才足以显现一个优秀作家的文学功底和知识涵养。首先是对逃难灾民的苦难生活入木三分的描写，以前看书、看电视也知道中国古代一旦遇到旱涝蝗灾，灾民就得流离失所、啃树皮、吃草根，甚至人互食，但总觉得那是一种画面和概念，尚不能体验到这人间悲剧的惨状。

但是，看过这部小说，几乎亲历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一步步被饥饿逼向死亡的过程，再联想到灾荒或战争下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方才明白什么是“安居乐业”，什么是“国家慎战”；其次是对当时军阀混战，军队强拉壮丁、官僚鱼肉百姓的反映，燕秋的两个哥哥被强拉入军，父亲好不容易弄到的一担救命粮也被军队强行没收。在民不聊生的地方，政府不思抚民安政、休养生息、重建生产，而是雪上加霜，即使糟糠也不放过，这样导致的的结果是：灾荒过去五年了，仍然是千里黄土不见人烟，贫瘠农田不见膏粱，最大的西部省会城市西安破落不堪，曾经万人的小镇也人丁凋零。总之两个字——荒凉。

然而，这掩藏的更深层次的悲哀应该是对历史的荒疏和践踏。作者安排了一群重视历史文化古迹的主人公，一路护送美人归，也是一路游历风景名胜。此次的旅程从河南开封说起，经西安到兰州，这条路承载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曾经的黄河文明发源地，曾经的丝绸之路，曾经的大唐盛世，曾经的诗词曲赋，曾经的文化瑰宝，……最终，似乎都被黄沙厚土掩埋了，消失于历史的隧道。这其中的原因虽然有着自然环境的侵蚀，但更多的是后人的怠慢、疏忽甚至破坏，龙门石窟的艺术瑰宝成为“无头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太不懂得珍惜历史，珍视文化，又是一场“文化苦旅”。

书看完了，感慨良多，为人物性情，为社会苦难，也为历史文明。以前以为“鸳鸯蝴蝶”的小说流于浅薄，看后方才领略大家作品是不能随便以派别的帽子来扣的，而应该是尊重、分析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