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载泽和其他四位大臣出洋考察历时半年余，其中重点考察了美、英、法、德、俄、日，这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其中尤其是以采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日本、英国、德国为重中之重。考察的结果实际上是为选择君主立宪制模式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策依据：美国与法国是民主共和政体，清政府绝得不能效法；英国是虚君，亦不能效法。所以日本无疑就成为中国的清政府效法之首选。

载泽出洋考察结束回国后，力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载泽还著有颇具史料价值的《考察政治日记》。在日本考察时，载振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的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载泽一行回国后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将日本的宪政摆在列国之首，奏请仿日、德例，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载泽任度支部尚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载泽加贝子头衔。

宣统元年（1909年），载泽任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宣统二年（1910年）任纂拟宪法大臣。

宣统三年（1911年），载泽任清政府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的度支部大臣兼盐政大臣，但是载泽不同意庆亲王奕劻召回袁世凯的意见，力持杀袁世凯。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在奕劻等人的保举下复出后，载泽被迫去职。有学者认为载泽参加过宗社党，似证据不足。可以肯定的是，清帝退位后载泽没有参加过复辟活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孙殿英盗掘慈禧太后陵墓之后，载泽代表清朝皇室到清东陵将慈禧太后的遗体重新安葬。

民国十九年五月初九日（1930年6月5日），载泽去世。

载泽等考察大臣出洋前后到了14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

载泽等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

载泽向慈禧太后提交的报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出了立宪的三个好处，载泽提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对慈禧这个当权者而言，立宪让她放弃的只是行政权，而她家的君位却可以“万世不改”，这正是她和平让出行政权所可以换来的对价。

载泽的第二个理由是“外患渐轻”。这一点是从融入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世界列强多是立宪的民主国家。清朝如果也能立宪，就不会再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和威胁因素，也不会再拿什么专制、人权出来说事了。

载泽认为立宪的第三个好处是“内乱可弭”。应该说，载泽的这一观点非常犀利，确实打中了革命党人的要害。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同时坚定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有过这样一场谈话：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又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当然，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同时，还带回来很多关于西方宪政制度与思想的资料，这些促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爱新觉罗·溥瑛（1920年生，母朱氏）

（以上参考资料）

《考察政治日记》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1905年）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6年，一说此折实为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与新任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等所拟，一说为梁启超代笔）

载泽故居号称“泽公府”，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89号，现临街部分开设巴国布衣酒楼。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