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在《玉米》后记一中写道，他是在1999年写完《青衣》后，开始构思一个小说人物的。一天下午，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电视看到臧天朔在里面唱歌。臧天朔唱道，如果你要身体好，就要多吃老玉米。于是，毕飞宇确定了自己要写的人物叫玉米，是一个年轻的乡村女子。之后，毕飞宇便开始创作《玉米》，玉秀、玉秧的故事也随着写作的进行而不断涌现。

玉米：小说的主人公玉米，作为王家的长姐，父亲的荒唐行为和母亲的懒惰使她过早地承担起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职责，她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冷静。尽管她已经能够独自持家，早早掌握了家庭大权，甚至亲自惩罚数不清的女人让她们无颜以对，然而她却不知她的威严来自于父亲。她是一家之主，但她更是村里横行四方的村支书女儿。随着手握权力的父亲倒台，玉米的爱情梦想破灭，为了重新获得权力弥补家庭的损失，年纪轻轻的玉米选择了再次向权力妥协，下嫁中年丧妻但是手握重权的郭家兴，把向权力的媾和当作自身和家庭价值重现的唯一途径。

玉秀：玉秀是王家庄最漂亮的女孩，因为漂亮，再加上她特有的一种聪明的狡黠，在犯错的时候撒娇卖萌，总能得到父亲的偏袒。正因为有父亲的偏爱，玉秀敢于和众姐妹作对，敢于反抗玉米。王连方权力尽失后，漂亮的玉秀莫名承担了父亲的荒唐账，在麦场被人轮奸。玉秀面临的是王家庄人的糟蹋嘲弄，甚至连亲妹妹都对她出言不逊。当村子里的男人都以暧昧的眼光逼迫着玉秀，玉秀的生存也愈加艰险。她不得不来到镇上投靠玉米。原本飞扬跋扈的玉秀只好委曲求全，从而求得狭小的生存之地。当玉秀再度失身怀上郭左的孩子，她的人生又一次陷入深渊。

玉秧：玉秧在家中排行老七，父母重男轻女，她从小缺少家人的关爱，本身相貌庸常、性格木讷、才艺欠缺，被家人、老师、同学们忽视，自卑心理极强。她的学习经验就是背书，也正是背书改变了她的命运。玉米想：玉秧这丫头谁都不靠，完全是靠手里的一支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在玉米和众姐妹中，玉秧是走得最远的一个。走进了师范学校的王玉秧，因而具有了小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正因如此，她比玉米与玉秀越发显得无知和愚昧。

小说展现了玉米生存路上的欲望、挣扎以及对于权力的觊觎。玉米在爱情的幻灭和家族的腐蚀下，一步步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一去不回。而由土地走向城市的这条路，玉米即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也是最彻底的。彻底的依附于权杖之下，俯首前行。她以自己在王家庄的生命体验见证了依附权力对于女性的命运及生存的重要性，而郭家兴只是玉米抓住的有力跳板。郭家兴可以给她权力。在父权夫权和官场权力的多重压迫之下，乡村女性出身的玉米并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玉米单纯靠肉体取悦郭家兴在城市里生活还是缺少独立性，她仅仅是寄生在郭家兴的家里，而家里等待她的是势必是心无宁日，无休止的折磨和堕落。

无论是作为“生育机器”的母亲，还是玉米和玉秀两姐妹，小说中女性的一生都是可悲可叹的，权力阴影让姐妹二人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真正的生活，对权力的耳濡目染虽让她们短暂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荣光，却也因此承担了失权后的巨大屈辱。

乡村女性在亘古绵延的土地上对于男权文化的深度附庸，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在权力与诱惑下走向堕落，她们始终没能改变自己充满悲剧意味的生命轨迹。其鲜活的生命在经历鲜血粼粼的深刻教训后，以肉体和尊严换取的是生存的代价。由此展现于男权政治语境下，女性的流离失所和对个人命运的不可控。

小说中，玉秧接受魏向东的委托窥视同学，在窥视、告密，伤害他者的同时，玉秧自己的身体也被魏向东窥视、猥亵。即使当时因性无知的玉秧只是感到难受，而没有难过和屈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性知识的增强，玉秧的内心世界会越来越痛苦，正如她所做的噩梦。玉秧既是令人可恨的，又是令人可悲的、可怜的，她在人性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窥视与告密是人性之恶的集中表现。在一个缺少理性与诚信、自由与民主、宽容与尊重的社会中，窥视者和告密者就会生存和盛行，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个人的悲哀。毕飞宇用其冷静、客观的笔触讲述玉秧等人的故事，揭示了窥视与告密的主题。在对玉秧心灵轨迹的剖析下，展示了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丑恶。作品虽然淡化了表层的批判指向，却有了更深层次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人文主义精神。

《玉米》的语言是一种更加接近内心声音的产物，能干净利落地把作者情感和语言融和。作者情感的“自我”部分和作品中的其他部分，不见痕迹地糅合在语言中。在施桂芳生下了老八，也是王连方的男丁之后，“身上有了气焰”。这种气焰是获得了地位和尊严的体现，施桂芳的追求和自我满足始终在世俗人情的笼罩下。这种行云流水式的抒发感情方式，往往能带动读者从直面现实的负面体验中脱离开来，从施家庄到王家庄十年的时间内，施桂芳只是生育，作者用“虚设往事般的”侥幸，来描绘当事人的体验和记忆，避开了因生育而产生的巨大沉重，却又克制而轻盈地标出了人物思想的坐标。

毕飞宇常常在一个段落内就覆盖各种叙述主语，通过不断饱和语句的细节，使叙述内容和角度更加多样化。如小八子出生的重要时刻，王连方在检查春节，广播作为村子里权力的声音，很容易地将几个场面的人物聚合在一个叙述画面中：王连方、王家庄的男人们、有庆家的、王连方母亲、村里的空气……各有各的特点。在第三人称的语境中，因为事件人物的多样性，对作品的叙述可以演变为求属于各个叙述主语之间的落差，将不同叙述主体的相近性流畅地表达出来，营造出连绵不断的气势。

2004年12月，《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2011年3月，《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2018年9月，《玉米》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玉米》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于史诗般的宏大叙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全貌。（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授奖辞）

尽管存在着残酷与苦难，毕飞宇的这部书中也有希望，这种希望主要在于三姐妹对于生活贫困的蔑视，以及她们反抗各种势力，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未来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她们超越了自己身处的压抑环境，并最终鼓舞了读者。（《独立报》评）

毕飞宇把“玉米”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里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

《玉米》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从一个女性成长的瑰丽向往和粗砺困扰中被具体而特别地审美细化。乡野花朵的蓓蕾初绽之美无比迷人，而成熟开放之际的凋零过程又令人无比痛惜。梦想与现实经过漫长的较量，不是顺从，也不是抗争，而是担负，压倒了亭亭玉立的茎叶，而只能做玉米的认命并非就是结局，玉米以及玉米们的命运之上，留下的是永恒的清芬和依然带着花容对他人和未来的企望。（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评）

毕飞宇的《玉米》则巧妙地探入时代的权力末梢，让一位少女为了内心的体面和尊严，在强大的世俗伦理中勇敢地抗争。当玉米还是小大人的时候，她就深知家庭尊严的重要，并学会了利用一切手段，对有损于自家尊严的人群进行还击；当玉米看到父亲失势、家庭即将坍塌之时，她便以小小的身躯换取权势的资本；当看到妹妹的不幸之后，她又以惊人的膂力，为妹妹设计命运。在这个弱小而又强悍的女孩心中，权力、自尊、人性等以极为罕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注视着各种吊诡的世俗伦理，从而使她不断地坠入命运的怪圈。（《文艺争鸣》评）

毕飞宇，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当代作家。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写满字的空间》。《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 Sisters》（《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