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因国史馆本纪告成出力保奏，奉旨侯补侍读，后加四品衔。同年，王鹏运开始患上了鼻病，久经医治无明显效果，以致后来因此受到别人的攻击。同年，开始刻《四印斋所刻词》。同年底，王鹏运父亲王必达在甘肃平凉去世。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丁忧，停官奔丧。自平凉扶柩归乡，秋日经过朱仙镇，年底才抵达桂林。

光绪九年（1883），在家居丧，春夏间有书寄番禺冯恩江。同年夏，鹏运兄弟离家北行，在汉阳鹏海沿长江而往江西，鹏运当与兄维翰北上，在秋天到达开封，住在兄长家，至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离开封到京。在开封期间曾与黎献臣、管敬伯、李文石诸人以诗词相唱和。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服满回京。入京后，作《齐天乐·甲申十月服阕入都畴丈瑟公鹤老诸前辈皆有喜晤之作感旧述怀倚此奉达》词。十一月，起复委署侍读。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补缺，担任正六品的内阁侍读。闲暇时仍与端木埰、许玉瑑等人以词相唱和。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况周颐自四川入京，结识王鹏运，随后参与到中书词人的唱和中去。四月二十日，王鹏运的夫人曹氏因病去世，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能因为情绪抑郁，他此年词作很少。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王鹏运考取御史，奉旨记名以御史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大部分时间王鹏运在生病。七月，遭人弹劾，因查无实据而作罢。对此王鹏运心情很不痛快。

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王鹏运续撰《皇朝谥法考》成并付印，此为内阁侍读、司谥议的职责。

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况周颐、刘福姚、邓鸿荃相继到京，王鹏运与之同游唱和。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王鹏运延请蓟州李髯为序楫、序柯两孙课师，教读于寓所，王鹏运与之多有唱和。七月，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王鹏运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同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王鹏运站在主战派一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及战后，对时局都非常关心，都在积极建言。在中日甲午战争及和议的过程中，王鹏运上奏达二十次以上，从各个方面为朝廷出谋划策，争取战胜侵略者；直到最后和局已定，还在据理力争，为了国家安危可谓不遗余力。三次专折弹劾李鸿章，在其他奏折中也屡次指责李鸿章主和卖国，措辞不可谓不严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王鹏运参加了康有为在京城发起鼓吹变法的“强学会”。同年，康有为多次找王鹏运代递奏折（以王鹏运的名义代上）。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临朝训政，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六君子”被杀，八月十四日（9月29日），上谕称康有为包藏祸心，潜图不轨，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事，又私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叛逆之首，命各省督抚严拿。八月二十二日（10月7日），诏有言责诸臣，各抒谠论，指陈得失。面对这样的形势，王鹏运不得不于次日上《请端学术以正人心折》弹劾康有为，表明态度，以求自保。

约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鹏运升任礼科给事中，后转任礼科掌印给事中。

光绪二十六年（1899年）七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两宫出奔。京城官员也纷纷仓皇出逃。王鹏运则闭户读书。七月中旬，朱祖谋、刘福姚因住处受到骚扰，搬来四印斋与其同住。中秋以后，三人每晚选用短调，各赋词一两阕。王鹏运痛感朝中某些大臣昧于形势，妄图以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抗击拥有先进武器的西方列强，且同时树敌太多，以致造成难于收拾的局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的创伤。在此敌我力量悬殊、中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只有早日争取和平一途。王鹏运对引起祸端的某些大臣非常痛恨，坚决要求给他们应得的惩罚。于闰八月十一日上《为首祸之臣情罪重大请饬交廷议折》，请求将庄亲王载勋等造成祸乱的大臣议明罪状，严加治罪，以平民愤而促和议。

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王鹏运上折，弹劾在庚子之变中掌握军权、间接造成祸乱而没有受到惩处的大学士荣禄。折入留中，王鹏运遂于五月请假出都南归。不久至上海，曾讲学于南洋公学。六月中旬，在南京与缪荃孙、徐乃昌等相会，多有唱酬。九月，至开封，与其兄王维翰及嗣子王郮共同生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王鹏运在上海遇到前往广东任学使的朱祖谋，向朱祖谋出示其所作词九集，云将删成《半塘定稿》，坚决要求相互订正词集，敦促其抄写副本，并允许其任意删削。九月廿八日，至苏州访郑文焯，赠其所刻《梦窗甲乙丙丁稿》；十月初二日，两人租画船载酒抵达光福里，用三日时间遍游邓尉诸山。十一月下旬，再游南京，滞留度岁，与缪荃孙、张仲炘、徐乃昌、陈锐等唱酬甚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扬州仪董学堂聘王鹏运为监督。王鹏运莅任后进行了一些革新，得到的评价颇高。空闲时不废吟咏，并与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多有文字往还。此年三月，王鹏运曾赴江西南昌，望庐山风景而忆儿时旧游，并留有词作。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下旬，况周颐过江访王鹏运于扬州，唔于东关街安定书院西头之寓庐。仲夏，王鹏运自扬州过江访旧，与郑文焯重会于苏州。五月廿六日，王鹏运在上海遇到郑文焯，郑文焯将王鹏运请其订正的《校梦龛集》归还王鹏运。同年夏，同友人游西湖归，经过苏州，住两广会馆，中暑疾，不到十天，至六月廿三日去世，享年仅五十六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归葬于故乡临桂城东半塘尾之祖茔。

王鹏运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他任台谏时的作为可以分以下几方面：

一、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反对李鸿章的和议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七月十七日，王鹏运上《倭夷肇衅请任亲贤以资勘定折》，主张起复贤明的恭亲王奕訢出来主持大局，不久恭亲王受命督办军务；随后，王鹏运还奏请变通捐级章程充饷。黄海大战中国失败后，王鹏运于八月二十六日上《请直捣倭巢藉纾寇患折》，奏请允许总兵刘永福率兵远征日本，同时上《请电令云南兵将北上片》，奏请电令曾与法军交战声威颇著的滇军北上策应；九月十八日上《请拆除山海关一段铁路以防倭人抢占使用折》，同时上《李鸿章于前敌各军禀报往往改易字句欺罔片》弹劾直隶总督李鸿章；九月二十九日与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一同上《荐户部尚书崇绮片》举荐前户部尚书崇绮理财以济军需；十月初六日上《请颁内帑以励军心折》请求动用内廷存储以充军饷；十月初九日上《请派董福祥募兵练兵并由神机营军械库拨给装备折》和《请饬八旗都统择能员训练以重防务片》；十月二十二日上《为和议万不可行请立罢奸邪以坚战计事折》，弹劾主和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十一月十七日上折言勿为和议所误，仍宜修战备；十一月三十日上《请罢李鸿章奏》；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请将甘肃提督李培荣骄纵掊克各节查明严办片》，同时上《请催解黄仕林等予以严办片》，弹劾李鸿章诿过纵奸，要求将李鸿章匿藏的溃逃之将黄仕林等严办；同年，他还曾上《请令沿海侦探俄、倭动向片》。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是和是战，朝野上下颇有争议。王鹏运是坚决主战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他曾奏请饬办近畿沿海渔团，组织渔户以防外敌；二月十四日上《割地讲和万不可行折》（即力争和议奏），仍一力主战。三月二十二日上《和议要挟已甚请回宸断（而安危局）折》（即再争和议奏），仍主力战，并力陈割地之害。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辽东、台湾、澎湖，赔款二万万两，日人可在中国口岸从事工艺制造。四月七日，王鹏运上《敌势不能持久缕析具陈折》，认为日本国微兵寡，不能持久，故不能主和。四月八日清廷批准中日和约。四月十七日，王鹏运上《请令诸臣趁俄、法、德阻换约之机收回辽台折》（即三争和议奏）；四月二十四日上《李鸿章父子不可假以事权折》，弹劾李鸿章父子。同时上《还辽赔款巨大事关国家大计（应予拒绝）片》，认为日人退出辽南侵占各地，不能增加兵费；闰五月初八日上《撤兵宜杜奸谋折》，认为不能贸然撤军，并指责李鸿章专权。在中日甲午战争及和议的过程中，王鹏运上奏达二十次以上，从各个方面为朝廷出谋划策，争取战胜侵略者，表现出赤胆忠心；直到最后和局已定，还在据理力争，为了国家安危可谓不遗余力。

二、为康有为代递奏折，支持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京应进士试，积极组织应试举人反对和议，并到处宣扬其变法自强的主张，王鹏运对其主张和目标是认同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康有为找王鹏运代递奏折。所谓代递奏折并不是王鹏运帮康有为把康氏署名的奏折代为上奏，而是以王鹏运自己的名义上奏，也就是说他是认同了所上奏折中的意见的，在他人看来即是他自己上奏；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康有为替担任监察御史的王鹏运代拟奏折，王鹏运必须为所上奏折承担责任。五月，王鹏运代康有为上《请修京城街道折》，奉旨允行。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代王鹏运所拟奏折还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十一日所上《枢臣不职请立罢斥折》（弹劾徐用仪），六月十九日所上《慎旌奖广东善堂事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九日所上《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和《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所上《请改律历折与请开制度局折》。另据孔祥吉考证，《疆臣笃老昏瞽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折》“系御史王鹏运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之重要奏章，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递上清廷，尽管康有为已离京南下，但很可能由康氏代拟。”此外，王鹏运还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过《外患日深请讲求商务折》，十二月十五日上过《请铸银元开矿务折》；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过《请行实政以图内治而弭外侮折》和《请速建京师大学堂片》，都与变法维新有关。此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王鹏运还参加了康有为在京城发起鼓吹变法的“强学会”，可见他自觉而积极地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了。

三、不畏强权，正直敢言

最能体现王鹏运不畏强权敢于进言的是其谏阻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慈禧太后不顾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还要到处搜刮，以重修圆明园供其享乐。且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颐和园落成后，光绪帝常侍奉慈禧太后驻跸于该处，以随时听候其训示。有鉴于此，王鹏运于三月十三日上奏，言慈禧太后住颐和园是应该的，而光绪帝则应该暂缓几年才住颐和园侍奉慈禧。之所以这样说，意在使光绪帝摆脱慈禧牵制，独立处理军国大事。折中言以光绪帝之圣明，不会有修复圆明园之举，意在趁机从反面谏止重修圆明园。虽然王鹏运所奏颇触慈禧之怒，但整个奏折措辞是委婉得体的。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王鹏运此次上奏，光绪帝因畏惧慈禧，将加罪于王鹏运，后因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的斡旋，终于没有治罪。此奏的结果是此后光绪帝自颐和园回宫较早了；而至当年八月重修圆明园工程还是开工了（后中辍）。

四、讲求商务，开矿铸钱

王鹏运曾上《外患日深请讲求商务折》和《请铸银元开矿务折》，向朝廷建议讲求商务、开矿铸钱，以达到与列强竞争、使国家富强的目的。

王鹏运认为，在世界各国竞争的时代，必须讲求商务，确保利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抓住时机，立即讲求商务，就可争回利权。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外患日深请讲求商务折》，认为外患日深，人心渐异，必须迅速讲求商务以维系大局。并分析今日之天下为一通商之天下，各国藉商务之盛以凭陵于中国，中国坐商务之弛以受辱于各国；认为为了发展商务，朝廷上下应讲求护商便民之策，并具体建议宜先办二件事：一是设立商务局，一是整顿招商局。此折上奏后得到重视，光绪帝命军机大臣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十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回奏光绪帝，对王鹏运的建议多有采纳。

王鹏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上《请铸银元开矿务折》，认为近日以来，京师钱价日贵，银价日贱，并非私铸充斥、银号把持所致；实际因倭人串同内地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引起。而倭商将购去的中国制钱提炼出金银，又将净铜售予中国，从而牟取暴利。鉴于此，他提出了两个变通之法：一是中国自铸银元，一是允许并支持民众开采矿藏。此折上奏后，光绪帝命军机处交户部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户部与总理衙门回奏表示将切实办理。

五、关心民生，为民请命

王鹏运能留心民间疾苦，关心民生，了解到民生艰难的情况即具奏上闻，可以说在这方面尽到了言官的职责。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中日战起，国库空虚，清廷曾向民间借款以充军饷等。先是王鹏运因山西官吏于息借民财一事办理不善，曾经奏参上闻。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上《奏息借扰民请旨寝罢折》，他了解到江西办理此事，其苛虐正与山西相似。摊派太多，且有鞭扑禁押之事，可想而知全国均是如此。必然让贪吏奸胥借此敛财，而国家、民生两受其害，故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将息借全部停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四日，王鹏运上《请饬直隶顺天妥筹赈抚以苏民困片》，奏称顺天府蓟州三河、顺义等处，灾民困敝异常。其时春抚将完，麦收尚远，深恐民食不继、无以为生，请饬妥筹赈抚。光绪帝即命军机大臣着孙家鼐、陈彝将被灾虚实轻重情形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王鹏运生当晚清这一内忧外患已深的时代，且其仕途不顺，报国无门；其生平经受疾病的折磨，又经受过父母兄弟妻儿先后去世的剧痛，于是逐渐形成了忧郁伤感的性格。他平生的种种情感都诉诸词，而悲伤痛苦之情自然是其主调。通观其词集，其悲苦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忧国伤时之悲。王鹏运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鹏运在战争期间一力主战，并积极建言，但最终清廷在战争中失败，以割地赔款了局。此后西方列强逼迫日甚，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西狩，王鹏运更是在京目睹了这幕历史的惨剧。王鹏运对国事、时局的担忧和悲伤痛苦的情感都在其词中有或隐或显的表现，特别是在《庚子秋词》和《春蛰吟》二词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频繁。王鹏运在其词作中表现出对国事的担忧和关注，对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投降派的讽刺和指责，对外国侵略者的斥责和痛恨，同时表现出了其忧国伤时的悲伤和痛苦。如其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闰八月底的《凤来朝》词云：“热泪向风堕。压城头、坏云磊砢。正黄头市饮、歌相和。叹回面、有人过。 目断西征烽火。动哀吟、杜陵饭颗。自灭烛、深宵坐。又点点、乱磷大。”词中王鹏运将自己比作落魄的杜甫。压城句出自庾信《同卢记室从军》诗：“箭飞如疾雨，城崩似坏云。”坏云，崩裂的云，借指围城的强大军队。黄头，女真一部落名黄头女真。宋人蔑称金人为黄头奴。此当指入侵的八国联军。王鹏运在围城中，眼见侵略者放纵猖狂，思念西去的光绪帝，深夜难眠，只有哀吟和向风洒泪而已。其时词人的悲伤痛苦可想而知。

其二，亲友去世之悲。王鹏运自幼丧母，后又丧父，故自号“半塘老人”。其后生子未能长成，不到四十岁妻子去世，一兄一弟也先后弃他而去。其词友韦业祥、谢元麒英年早逝，端木埰、许玉瑑等先后去世，志同道合的挚友杨锐不幸被杀害。王鹏运本来就是非常注重亲情和友情的人，见到这些亲友多数不能长寿而中途夭逝，哪能不悲伤痛苦？王鹏运词集中有悼念亲友的词作近二十首，集中体现了其伤悼亲友的悲伤痛苦之情，如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初，王鹏运接到幼弟辛峰去世的噩耗，作《满江红·辛峰殁于泰州。七月三日设奠成服，赋此招魂。老怀惨结，墨泪俱枯矣》词哭之，此词悼念幼弟，可谓伤心悲痛欲绝。此外因时、因地、因物的触发，王鹏运词作中都可能表现这种对亲友去世的悲伤痛苦。如王鹏运《百字令·叔问寄赠魏普泰二年法光造像记，文曰：为弟刘桃扶北征，愿平安还。时予季新亡，读之惨然。赋此以寄，叔问去秋亦有鸰原之痛也》词，此词作于王鹏运幼弟辛峰去世不久，他收到郑文焯寄给他的魏碑拓片，由其文字内容引发了对亡弟的怀念和悲伤，“佛也无灵，天乎难问”二句，足证其悲痛之深。

其三，不遇之悲。王鹏运终生进士未第，他报捐内阁中书，任职后十年未得升迁，后转内阁侍读，在任上又是将近十年；官终正五品的礼科掌印给事中，求一外任而不可得，最终郁郁而去。王鹏运的才华不能在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发挥，只能寄托在词作上。王鹏运怀才不遇之悲叹也屡见于其词，特别是其进士屡举不第，尤为其心中最大的遗憾。在其《长亭怨慢·亭皋木叶下纷纷，七见秋光老蓟门。多少天涯沦落意，未应秋士独销魂。此己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风，又逢摇落，古所谓树犹如此者，岂欺我耶？用石帚仙自制腔，以写怀抱》《金缕曲·六月三十日，鹤公招同夔笙小集市楼》《鹧鸪天》（笑里重簪金步摇）等词中，其不遇的悲叹均有深刻的表现。如其《思远人》词云：“潦倒蓬蒿三径晚，身世共虫蛰。撑肠广厦，低头江岸，吟啸意谁识。 茂陵老尽秋风客。那更一钱值。笑大户今朝，醉乡深处，红笺为生色。”词中撑肠三句用杜甫诗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又《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作者以杜甫自比，自己潦倒不堪，心忧天下而报国无门，唯有嘲笑自己沉醉在酒中。词中不遇之悲伤痛苦可见。

其四，欲归不得之悲。王鹏运故乡桂林山水秀丽，景色宜人。故乡又是王鹏运父母墓庐所在和亲人所居，并留有许多美好的童年记忆，王鹏运在词作中表达的对故乡的思念和向往是真切而深沉的。王鹏运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兄弟们归隐故乡，相守以终老。故乡常在王鹏运的魂牵梦萦中，但真要归去又恐怕很难。先是王鹏运尚有功名心，力求有所进取，归隐故乡只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打算，是不可能归去的，有《临江仙·己丑除夕》《蓦山溪·怡贞下第游粤，作此送之》《南乡子》（烂醉复奚疑）等词可证。王鹏运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底的《木兰花慢》（童游牵梦惯）词序云：“今年春日，颇动故园之思，尝倩恒斋丁丈绘湖楼归意图，并赋词寄兴。既而归不可遂，而恒斋出守，画亦不可得。顷阅辛峰词，有用稼轩翠微楼韵题杉湖别墅一阕，林容水态，摹绘逼真，益令人枨触不已。故乡风讯，咄咄逼人。南望清漓，正不独一丘一壑，系人怀抱。依韵属和，辛峰其知我悲也。”序中所云欲归不得，心中悲伤痛苦，可谓直接道出了其心声。后来心灰意懒之时，王鹏运打算归隐，并毅然投劾出京，才真的有了归隐故乡的可能。但是此时王鹏运却没有资财归乡隐居生活，其作于南归之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的《长亭怨慢·腊月四日偶然作》词云：“几绝倒、先生归计。百瓮黄齑，费人料理。落落云孤，等闲舒卷定何意。寒毡青拥，还约略、儿时味。鸥鹭莫惊猜，试认取、盟书一纸。 愁寄。问家山何处，黯黯夕烽西起。白头吟望，尽销得、杜陵憔悴。看倦羽、已落江湖，漫犹忆、巢痕云倚。只催换新声，未惯玉箫月底。”词中百瓮二句，据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引《苏黄滑稽帖》：“苏曰：王状元未第时，醉堕汴河。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钱，若死于此，何处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阳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钱几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瓮黄齑无处消破耳。’”此词自嗟身世，叹家贫欲归无计，忧国伤时，诸感纷至沓来。王鹏运自知家贫欲归而无法实现，会惹人嘲笑，更可见出其心中对此的悲伤痛苦。

正是其词中所表现出的上述各类悲伤痛苦，共同奠定了王鹏运词作的悲伤痛苦的情感倾向。

影响

王鹏运与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合称为“晚清四大家”，由于他的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被尊为“晚清四大家”之冠。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词人文廷式、朱祖谋、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

王鹏运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鹏运。晚清词学的兴盛，王鹏运起了重要作用。

王鹏运致力于词籍校勘，前后达三十年，其校勘硕果有《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并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校勘成果为四印斋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从而开创词籍校勘之学。

选本

词籍校勘版本当为首要之选，只有好的版本，才是精良的校勘成果产生的先决条件，否则版本不善，不但达不到理想效果，反而贻误读者。《四印斋所刻词》所据有金元旧椠、诸家抄本、辑本和世罕流传的明清刻本。王鹏运校编词籍，力求善本，并用多种版本参校，校勘精到。如校宋范成大《石湖词》一卷、《补遗》一卷，用知不足斋丛书本，以韩氏读有用书斋藏汲古阁钞本校。王氏为刊印词籍，广求善本，朋友同好皆慷慨示书。如编刻《东坡词》，得到友朋惠助与鼓励，所用底本为珍稀善本。《花间集》十卷，每半页十行，行十七字，原本曾藏聊城杨氏“海源阁”，卷首有“传是楼”徐氏、“听雨楼”查氏藏印，是用淳熙十一、十二等年册子纸印行。王鹏运同年杨保彝（字凤阿）将家藏秘本《花间集》借给他，王氏得以悉心校勘，如式影写，付工精刻。

作跋

王鹏运编刻的《四印斋所刻词》每家卷末多有跋语，交待校编始末，其中有以绝句形式作跋，丰富了跋语的表现形式。光绪戊子（1888年）初春，《稼轩长短句》校刊成，王鹏运于“四印斋”题绝句三首以为《稼轩长短句跋》：

晓风残月可人怜，妸娜新词竞筦弦。何侣三郎催羯鼓，夙酲余秽一时捐。

层楼风雨黯伤春，烟柳斜阳独怆神。多少江湖忧乐意，漫呼青兕作词人。

信州足本销沈久，汲古丛编亥豕多。今日雕镌拨云雾，庐山真目问如何。

诗跋既有对稼轩词内容的概述，又有自己词籍校勘心得的展露，同时有对版本的优劣的评价，堪称开启了晚清民国以绝句形式表现词籍校勘序跋先河。综观古今，以绝句论词，不乏其例，体例精善，而用绝句代序跋，当不多见，诸多序跋大都以散文形式表达。此前亦偶有用诗的形式作跋，如宋代秦观《好事近》词出，宋黄庭坚跋秦观《好事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黄庭坚对秦词十分欣赏，特为一词作跋，这在词籍校勘史上实不多见。王鹏运用绝句作序跋，其体颇善，精炼典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同时与所论文体、对象契合，评论形象生动，拓展了诗词的议论功能。

理论与方法

王鹏运词籍校勘理论因素，散见其词籍校记及序跋之中，諟正词籍传播中所发生的讹误，校词作之误、校字词之误、校倒文错简、校脱漏衍文、编辑遗佚，尽量达到存真复原的目的，其校勘方法、校勘原则和校记处理均有特色。

校词牌异。校宋贺铸词《七娘子》亦名《鸳鸯语》，《迎春乐》亦名《辨弦声》《攀鞍态》《辟寒金》，《一落索》亦名《窗下绣》。

校词作者异。校宋李清照《菩萨蛮》，见《词统》，一作牛峤；又，校宋李清照《玉烛新》，见《梅苑》，一作周美成。

校词被误收。校毛抄本误收他人之作，校宋李清照《漱玉词》，（王鹏运）案：毛钞本尚有《鹧鸪天》（枝上流莺）一阕、《清玉案》（一季春事）一阕，注云：《草堂》作少游、永叔，而秦、欧集无。今案：此二阕别本无作李词者，当是秦、欧之作，且脍炙人口，故未附录。校词被漏收。

校词句异。校宋赵忠简《好事近》：“进退只毫发”，一作“尺退进毫发”。又，校宋袁去华《贺新郎》：“憔悴楼上谁家”，“楼上谁家”别作“何处楼头”，一作“楼上人家”。

校字误。校《稼轩长短句》字误，卷十《鹊桥仙·寿词》：“人间八十最风流，长贴在儿儿额上”句，校者云：下“儿”字当作“孙”，为黄荛圃、顾涧薲所嗤笑，顾氏认为“儿儿”或是“奴家”之称。毛本讹脱，触处皆有，王氏予以校正。

校形似而讹，校宋王沂孙《庆春宫》：翠围腰瘦，戈选作“翠瘦腰围”。

校既倒且异，校宋赵鼎《满江红》：“一抹寒青”，一作“修眉一抹”；“挽取长江”，一作“挽将江水”。

校错简。光绪丁亥（1887）九月，王鹏运从杨凤阿处借元大德信州书院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以之校汲古阁毛刻一遍。毛刻本也出自元刻本，只是体例有别而已，并十二卷为四卷，篇目比大德本少十阕。大德本原缺三页，毛本亦未刻。毛本又脱去《朝中措》《新荷叶》各一阕。王氏校得毛本错讹，如错简等。大德本第六卷《丑奴儿》后半部分缺处恰与《洞仙歌》（飞流万壑）一首相接，毛本于是把两首刻在一起，使人初看就是一首《丑奴儿》。

校衍文。校宋李清照《好事近》：“正是伤春时节”，此词上段末句“是”字疑衍。又，校宋周邦彦《红罗袄》：“空怀梦约心期”，按《词律》作“空怀乖梦约心期”，多一字。

辑遗佚。端木埰从南京友人处寻得宋张炎《山中白云词》抄本二卷，王鹏运将其与《四库全书总目》及《词综》对比，知卷数不合，虽首尾完整而序跋阙如。王氏以近今选本校之，发现抄本中字句亦多歧异。抄本存词一百五十首，王氏又广为搜辑，复得词一百零七首，编为补遗二卷附后。王鹏运编刻词籍，有辑佚之举。如校编《山中白云词》从词话而辑，然词话又出自昔人书画题跋。

自王鹏运合刻《双白词》出，仁和许迈孙以为尚非足本，于是重翻刻龚翔麟刻本。王鹏运以此刻及从书商所得曹炳曾旧板，将其与《双白词》订讹补阙，补《双白词》所刻少四十阕，作为续补附后。王鹏运广为辑佚，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辑张炎“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蒲萄画卷”词，以补《山中白云》之阙，全词为：“想不劳、添竹引龙须，断梗忽传芳。记珠悬涧碧，飘飖秋影，曾印禅窗。诗外片云落莫，错认是花光。无色空尘眼，雾老烟荒。一翦静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真味深长。有清风如许，吹断万红香。且休教夜深人见，怕误他、看月上银床。凝眸久，却愁卷去，难博西凉。”唐圭璋说此词从书画题跋中辑，见吴昇《大观录》卷十五，内载张玉田题赠温日观葡萄墨迹《八声甘州》一阕，王鹏运从《莲子居词话》辑此词而补张词之佚，然王氏亦不知其真正出处是《大观录》。

王鹏运“四印斋”刻词，其校勘多用对校之法，用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到版本异处，就在旁边标示，这种方法主要在校异同，不校是非。在校词时，王鹏运等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参互对校。如校辑宋张炎《山中白云词》，王氏就用了抄本、《四库全书总目》及《词综》本。在缺乏文献资料情况下，王鹏运词籍校勘也用理校之法。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鹏运校勘元刘因《樵庵词》，依据《御选历代诗余》《花草粹编》《词综》等斠“知圣道斋”旧钞本，并从《历代诗余》校补《玉楼春》《菩萨蛮》两阕于后。同年八月，《樵庵词》刻成，王氏再校，“补遗二阕，疑非刘词，气格不逮远甚，《菩萨蛮》一阕尤逊。癸巳中秋前四夕，刻成覆斠再记。”用理校法从气格推断，怀疑所补二阕非刘因作。这种校勘法，需校者对词家词作有透彻理解，对词作特点有深刻把握，方能比勘出其中的微细差别，否则很容易流于主观想象。王氏这种勇于否定自我的校勘态度是可嘉的，词籍校勘就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校词法亦用词籍校勘的特殊方法，即以律校词法，从词作音律上的规定来斠正讹舛。如校字误，宋周邦彦《解蹀躞》：“候馆丹枫吹尽，面旋随风舞”，据《词律》“面”字恐“回”字之误。以韵校衍，校宋周邦彦《玲珑四犯》：念想，《词律》本“念”下有“细”字；又，校宋周邦彦《月下笛》：沉沉雁啼正哀，王鹏运按：《词律》“沉沉”二字上多一“夜”字。校分段误，王校宋曹冠《望海潮》，并按：此调佚后半阕，海昌蒋氏“别下斋丛书”本于“舆”字分段，恐误。

王鹏运词籍校勘处理原则，意在存真，刊刻时一仍版本之旧。光绪戊子（1888年）春，杨凤阿听说王鹏运正在校刻《稼轩长短句》，即将家藏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借与他。王氏遂抄写合刻，对词集中缺笔与讹夺现象，敬而避之；对不合六体现象，悉仍其旧，尽量保持原刻面目。

《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每家词后多有小跋。《四印斋所刻词》与《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后跋语简短，不似《彊村丛书》之跋，往往长篇大论。王鹏运四印斋刻词校记多置于正文中，对校本未具体点出所用何本，多用“别作”“一作”等笼统言之。王鹏运校刻词有序、校记与跋，此类所占比例为大。其中许多序跋堪为美文，如缪荃孙所撰《宋元三十一家词序》，探版本之微义，抒校讐之苦趣；念王氏之兀兀穷年，博搜广寻，洵为倚声之幸也；缪序文采斐然，切中肯綮，实为一篇华美典雅，内容具体的序跋佳作。王鹏运四印斋刻词对数量不多的词人一般无序、校记与跋。

影响

由于在词坛的声望以及词学上的成就，王鹏运成为清末“临桂词派”的代表。况周颐、朱祖谋随王鹏运校勘词籍，成果斐然，留下经典性的词籍文献文本，不能不说是王鹏运的影响。

王鹏运还组织词社，开展系列词学活动，如咫村词社、梦龛词社、庚子唱和，加强词学爱好者的联系，促进词学发展，充分表现出其词坛领袖作用。“晚清形成的以四大家为代表的这一词学流派，王鹏运是其开创者和中心领袖，王鹏运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都为该派奠定了基础。”王鹏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邀朱祖谋合校《梦窗词》，并定校词义例，从此词籍校勘上升为一门学科，丰富发展了汉语古籍校勘理论，“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对晚清民国词籍校勘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对后世词籍校编影响很大，并成为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文本资料。

清末民国词人朱祖谋：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半塘定稿序》）

清末民国词人况周颐：①鹏运直谏垣十年，疏数十上，大都关系政要。②鹏运内性惇笃，接物和易，能为晋人清谈，闲涉东方滑稽，往往一言隽永，令人三日思不能置。甫通朝籍，即不谐时论，致身言路，敢于抨击权强，夙不慊于津要。惎之者复百计中伤之，卒坎壈于仕途。才识闳通，不获竟其用。③鹏运微尚萧远，书卷而外，嗜金石书画，亦不为意必。唯精揅词学，生平悃款抑塞，一寄讬乎是。（《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

中国近现代书画家叶恭绰：幼遐先生於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彊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於先生无间焉。（《广箧中词》二）

中国近现代诗人沈轶刘、原上海文史馆馆员富寿荪：鹏运为清末四家先导，上承嘉道之敝，下开同光变革之风，文廷式、朱祖谋、况周颐，皆受其指授。（《清词菁华》）

中国近现代文艺批评理论家许文雨：其肆力于词，在朱疆村先，而境诣转逊。（《人间词话讲疏》）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朱存红：作为台谏，王鹏运总能为国家为朝廷积极建言，恪尽职责。他在甲午战争期间坚决主战，反对和议；参加强学会，支持维新变法；不畏强权，正直敢言；讲求商务；关心民生，不失为一位立朝刚直、颇有作为的爱国官吏。作为台谏的王鹏运也为清季词坛群像增添了光彩。

王鹏运著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统名《半塘词稿》。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2卷，《半塘剩稿》1卷。此外，还校勘有《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

自号由来

王鹏运自号半塘老人、半塘僧鹜、鹜翁。时值壮年并不老为何取号老人呢？他说：“古诗上云，父母在，恒言不称老。余一身不幸，幼年失母，中年失父，令人心悲，人不老心已碎，自称老人是用来铭记我的不幸啊！”“我是父母的体魄所依，有父的一半，有母的一半，所以谓为半塘。”

王鹏运的爱妻曹氏先他而去，虽无嗣，妻生前他不纳妾，妻亡后不续弦。据说王鹏运曾找到一位算命先生推算他的八字，算命先生算后叹道：“心高命平，是半僧人命也。”王鹏运听了，就把半僧作为自己的号了。

一位老人为他占卜，曰“刻鹄类鹜”，意为本来想雕刻天鹅却雕刻成了鸭子。王鹏运伤心地说：“我愧不能像天鹅一样高飞蓝天，只好把自己当成鸭子一样藏在水草丛中，少惹事生非了。”所以他又把鹜翁作为别号之一。

王鹏运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高祖王云飞迁家至广西临桂，父亲王必达开始以临桂县籍应试，自此为临桂人。

父亲

王必达（1821年-1881年），字质夫，号霞轩。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咸丰五年（1855年）谒选得江西建昌县令，升任饶州府知府、江西督粮道、甘肃安肃兵备道，调任广东惠潮嘉兵备道，卒于途次。

妻子

曹氏（1851年-1888年），生有一子一女。子早殇。

儿子

王郮，王鹏运之子早殇，遂于光绪九年（1883年），收其兄王维翰之子为嗣。原名王瑞周，字以南。后改名郮。曾长期官河南河工同知，居开封。育有子序楫、序柯、序枫、序梅四人。

广西桂林市东榕湖南岸有一座王鹏运铜雕塑，雕塑站的石台叫邀月台，建于王鹏运祖居西园遗址上。其祖居西园，为清时桂林城中一大私家园林。铜像近旁，有两块他怀念故居的词作石刻。

晚清况周颐撰《礼科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