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庙”小学内，庙后面有6间教室，门前有三搂粗的一棵大国槐，枝叶照满整个庭院，大概是1937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的同学发现教室屋檐下墙洞里有一对儿麻雀生了窝小麻雀，天天唧唧喳喳飞来飞去，这对同学们很有诱惑力。

一天下午，趁老师外出，大家商量决定摸麻雀，用6个同学搭人梯上墙，3个大点的同学在底层，2个同学在中间，足踏着肩，第三层是他一个人，只见他一手抓住槐树枝，一手往麻雀窝里摸。当时，还派两名同学在大门口放哨，如发现老师回来，敲门传讯。他刚抓出一只小麻雀递下来，正想再摸第二只，突然，放哨的同学还未来得及敲门便喊了一声“老师回来了！”随从门口跑进来。摸麻雀的同学，呼啦散了，先是底层的三个同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了，二层的两个同学摔了个仰面朝天，爬起来也跑了，全班同学都为三层的振忠担心。可只见他两手抓住了树枝。悬在了空中，老师跑到树下，叫他慢慢松手，用双臂把他接下来。

这把老师吓了一大跳，真生气了。这位老师姓张，名玉轩，是本县六区钱庄人。40岁左右，教书倒也认真，但思想比较守旧，主张严师出高徒，一般学生写错了字要打手板，违犯纪律要打屁股，集体违犯校规要处罚“首犯”。这次摸麻雀，别人跑了，抓到的只有他一个，追查“首犯”，理应从他开始。张老师在同学们面前，用打屁股的大板子指着他问道：“王振忠，你只要说出谁是领头的，便没你的事。”老师一连喊了七、八遍，他没吭声。老师急了，叫他趴到板凳上打起屁股来。一下、两下，一直打到十几下，他还是不吭声。老师再问他：“谁是领头的？”他还是摇摇头，不吭声。

老师问急了，他只回答了一句：“领头的是我自己。”把张老师气得团团转，无计可施，只好罢休。

从这以后，他在同学们中，迎得“硬汉子’、“有勇气”的美名，他成了自然的“小领袖”。

儿童团的好团长

柳绿花红，莺歌燕舞，一片勃勃生机的家乡，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春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年龄满10岁的王振忠成了抗日儿童团骨干分子。这时他已进入屯头村当铺完小上学。这个学校是当时屯头镇抗日儿童团活动的中心地，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天天抗着红樱枪在校内操练队伍，教唱抗日革命歌曲，他在队前打拍子指挥唱歌，非常活跃。他领导的儿童团，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打到鸭绿江边》等10多首革命歌曲。每次县、区开大会赛歌，他指挥的儿童团，总是胜利者。

他领唱歌曲或领呼口号都是认真的，对日寇充满着无比的仇恨。有一次，在屯头集上宣传时，当歌唱到“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时，手中的木刀一挥舞，碰在一个赶集听唱歌的60多岁的老大爷头上。大爷哈哈笑着说：“你这儿童团，把我当成日本鬼儿了……”

当时，儿童团不但唱歌进行抗日宣传，还抗着纽樱枪帮助自卫队站岗放哨捉寻汉奸呢。有一次，他领着儿童团员，在屯头村北门站岗，捉住了一个县城里鬼子派来的探子，把他交到抗日镇公所，受到了镇政府领导的表扬。

敌占区的“小延安”

193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下旬就下了大雪。泰西抗日根据地相继被日寇占领。王振忠的家乡屯头镇，日伪军也按上了据点，肥城至平阴城公路两侧挖了封锁沟，按上了碉堡。敌人天天清剿扫荡，屠杀抗日军人、干部，迫害抗日家属群众，有的用洋狗咬死，有的把人杀害了，把人头挂在村头树上示众。乡镇政府完全白化，伪镇长、保长经常带领日伪军到抗日家属和群众家捕人，甘特汉奸便衣时时出现在街头巷尾。

王振忠面对敌人的暴行，时局的恶化，和一切革命者一样，没有被吓倒，进行抗日活动的意志更坚定了。从1910年到1943年2月，他和两个哥哥王振鲁、王绪斋在屯头镇当铺完小上学，密秘进行抗日活动。

他的大哥王振毅，于1937年参加抗战工作，先任抗日区长，后任肥城县委敌工部部长。他的家离日伪据点不足一公里，但大哥经常领着当时抗日县政府的吴力践、徐麟村等一些领导人晚上来家活动。家里只要一来人，他就和家人一齐活动：一是放哨，二是传递情报。有一次他赴潘庄送情报，一出村被敌人发现追去，因为是晚上，他顺着金线河沟跑了一段，巧妙地伏在土坑里，躲过了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当时县政府领导，拍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说：“你真是个抗日的小英雄！”

敌人为破坏抗日活动，逮捕抗日人员。设在屯头镇内的几个狗特务，都是本材人。他们象狗一样，天天围绕着抗战人员的家宅活动，对抗日的同志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自己侦察准确了，便向肥城县府领导作报告，抗日县政府把他们抓起来镇压了。这件事对屯头镇的汉奸，具有震慑性的作用，对抗日活动影响是很大的。他上学的当铺完小，虽然是日伪区政府办的，但教师都是爱国者，又加王振忠等一伙同学抵制，日语课始终未上。日本规定的语文、修身等“大东亚共荣”汉奸文化也没上，换上的是《木兰词》、《古文观止》，岳飞和文徵明的《满江红》、《史可法守杨州》等课目。

肥城县抗日政府领导安排他在学校中串连一部分同学在课余时间进行密秘抗日宣传，进行反法西斯形势教育。如“苏德战场”、“百团大战”、“日本袭击珍珠港”等，鼓舞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新闻，很快通过学生的口传向社会。

他在大哥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10多个同学参加的读书会，读革命书籍，进行革命理论的学习。书是他从抗日领导同志手中借到的，由他一人一人单线传递，还规定不许外传的纪律。阅读的有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三风》，还有解放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等。当时对培养抗日干部、鼓励同学参加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铺学校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有桑毅修、曲子玉、王振鲁等十二三人。他们受到革命教育，先后逃出日寇铁蹄的统治，陆续奔赴解放区，走向抗日战场。

屯头镇当铺完小，虽然在日伪占领下，由于不少同学是抗日干部子弟，又加上王振忠为首的一伙进步同学进行抗日活动，抗日空气极其浓烈，活动一直不断，所以有“小延安”之称。

走向革命战场

1943年3月，是王振忠家遭大难的一年。这一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敌人垂死挣扎，拼命报复的一年。肥城县内的敌人变本加厉，他们一面组织日伪军疯狂向解放区扫荡，杀人放火，实行三光政策；一面在日伪统治区加紧伪化，强化治安，逮捕屠杀抗战家属，他家就是其中一家。

1943年2月下旬，肥城县演马庄和屯头镇据点的日伪军200多人突然将振忠的家团团围住，将其伯父、伯母、父母、姐妹等20多口人逮捕，关押到演马庄据点内。敌人这次同时逮捕的抗日家属共有200多人。肥城抗日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他的大哥王振毅率领县大队，逮捕了伪军头子家属20多户。后经屯头镇的开明绅士喻代恒等人从中周旋，双方谈判打成协议，决定两方各自释放其家属。敌人却背信弃义，对他一家只放出其伯父王清东一人，其他人一直关押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军解放演马庄据点时，才救出来。

1943年4月，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他和哥哥王振鲁、王绪斋弟兄三人一起被送往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上学。他在抗日第四中学四年多时间，是他一生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最长的一段。他认真地学文化，学习政治理论政策和军事。同时长期的配合军事和政治斗争，在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开辟新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1943年至1945年麦、秋假时，他在肥城二区、三区和东阿县牛角、铜城区等地方协助政府搞夏征和秋征工作。1945年参加阳谷战投，打平阴攻聊城，做敌前宣传和新区宣传工作。他都是小组长，带队的。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时期经受最大的痛苦就是和亲人离别。

1943年2月被日伪剿家离开父母等家人时，他才14岁。这天下午他正在本镇学校上学，当同学悄悄地告诉他家中被剿时，他愣了一会，不顾一切地跑回家去。当他跑过屯头南门距家还有100多米时，他看清楚了，一个日寇队长指挥着一部分枪上上着刺刀的日伪军，如狼似虎的在他家出出进进，他伯父、父亲被日伪军用绳子倒手绑着，十几个日伪军端着枪如临大敌，同时也把伯母、母亲、嫂嫂、妹妹赶上囚车……

伯父、父亲的胸膛和脖子上正流着血，但仍昂着头，似乎告诉孩子们、乡亲们不要怕，要团结起来斗争。

这时，王振忠怒气冲天，脑子完全炸了，他要冲过去和敌人拼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邻家二牛叔两只粗大的手把他紧紧地抱住了，强拉到自己家藏了起来。只到晚上，王二牛叔告诉他：“全家人被抓到演马庄据点里去了，只有你两个哥哥、嫂嫂因没在家，没抓去。你的家门被封，还有便衣汉奸在周围走动。家是不能去了，只有去找你大哥想法报仇。”他听了，两手抱着二牛叔大哭起来。

从此，他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走向抗日的战场，不过他无论走到何处，只要一想到故乡，一想到在日伪据点内受苦的亲人，一谈到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无一次不是怒气冲天，热泪盈眶。

他望着故乡的方向沉思，默默地念道亲人。正如古诗所云：“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这时，任何的艳花笑语，战友的团聚，都会引起他的思乡之情，精神上无限地痛苦。

他对敌人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所以在对敌斗争中，都能机智勇敢地圆满完成任务。1945年6月麦假中，他从抗日四中学回到肥城县二区搞麦征工作。他和区抗联副主任张力峙、曲子玉同学三人一组，负责二区敌占区和接敌区的20多个村的麦征工作。当时除城里还被敌人盘踞外，其他碉堡全部被打掉。白天小股敌人虽然在二区北部抢掠，大股敌人才敢到二区南部山区扫荡，但到晚上，敌人就不敢轻易出来了。所以，到晚上便成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时间。这里的村保甲政权是敌人建立的伪组织，由于敌我力量的变化，它们绝大多数变成了两面政权，一面公开为敌人服务，一面暗地里和我们联系，交公粮，有的还在敌人出动时给我们送情报。但是他们三人工作组在这里征公粮、进行抗日活动还是非常危险的，随时有遭敌人袭击的可能，区上给他们配备了武器，随时准备战斗。

他们这次麦征工作分两片召开伪村长、伪保长会。一个在伊家沟小学教室内开的，有十几个村的村长、保长等20多个人参加。这天天很黑，没有月色，会场中间放一盏豆油灯。张力峙、曲子玉同志带着枪在大门口检查进来的每一个人，并在暗处负责会场警卫，王振忠负责讲话。他由于事前有所准备，就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抗日战争形势，讲到交抗日公粮，合理负担政策，最后反复号召伪村长和伪保长说：“希特勒已完蛋，日本鬼子也是兔子尾巴不长了。要把公粮按时送到仪阳庄解放区，为抗日多出力。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当时他虽才16岁，但是1.9米的个子，一手卡腰，一手挥舞着，高亢洪亮的声音，讲得激昂慷慨，腰下盒子枪上的红绸子随风飘舞着，俨然象一个有极强鼓动力的演说家。虽然面临被敌人袭击的危险，但他勇敢地站在会场中央，一丝不恐惧，讲得非常自然，宣传了形势，教育了长期为敌人服务的伪村、保长，顺利地完成了小麦征收任务。

194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在石坞村又一次召开村长、保长会，参加会的有伪村长、保长共二十八九人。这次会议是他和曲子玉负责会场警卫，张力峙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城南关的伪保长假借解手之便，悄悄地想从院墙豁口溜走，被他机警地抓住，会后把他带到抗日区公所驻地黄柏山，对他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当晚放他回去。这个伪保长经过教育表现很好，不但提前送交500公斤公粮，有两次城内敌人出动抢粮，他还事前送出情报，避免了大的损失。

1945年7月下旬，他同王振鲁、曲子玉、王绪斋、徐松林等20多位同学由县大队一个班护送，从当时县政府住地肥城三区牛家庄赴黄河西东阿县北部解放区冀鲁豫边区抗日四中上学，中间有两条敌人封锁线：一条是肥城老城至东平县公路，公路边有王瓜店、屯头、演马、东平老城等20多个大据点；一条是肥城老城、大封、石横等据点。从老城至石横有一条50米宽，8米多深的封锁沟，大的路口有碉堡，内住有伪军。

他们吃过午饭，从县政府驻地起身，决定当晚突破封锁线。不巧，天下起小雨，他们只好冒雨行军。他们每人带两个手榴弹和一个小包袱，内包几件单衣、一床被单，几本书和一个学习本子外，别无他物。这是县府领导动员的，把棉衣寄存到房东家，轻装过封锁线。因道路泥泞，行走很艰难。当从老僧台到黄庄时，天黑下来，只好摸着走。曲子玉、朱因久有几次从山崖滑到山沟里，是他摸着下去，把同学拉上来，并不时地小声喊：“勇敢呀！前进！跟上！别掉队！”当走到东里村大街上，路过长着一株老槐树的大门口，他站住了，向院内张望，这家就是他外祖母家。他从小失去亲生母亲，好多年住在舅父家，是表姐照顾长大的。他多么想进去看看，但不能啊！还在敌人眼皮底下，他考虑片刻，摸掉眼泪，又迅速前进。

出东里村到玉皇皋公路时，他和部队一起上公路侦察，其他人停下来待讯号。突然，山上碉堡里射出一阵枪声，后面的同学认为敌人发现了，便从公路向后退了100米，伏到高梁地里。他伏在公路边沟内，一动不动地观察动静。经很长时间察听，摸清了敌情，敌人是因虚惊打的枪，并没发现什么。他及时发出讯号，大家安全通过了第一道敌人封锁线。

到达大封庄西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已是午夜三点多钟，从车庙村找了一个老大爷作向导。这次还是他和部队的同志先侦察，没发现敌情，部队就伏在公路两侧掩护，他又返回领着大家翻过封锁沟。不料，刚要过公路时，被据点巡逻队发现，敌人乱打一阵枪，他们飞速向北跑去，摆脱了敌人。不过，他的一只鞋掉进了封锁沟内，走路一跛一歪的，脚上磨了不少泡，但他还是一声不吭的走在前面。他们经过艰苦努力，冒着大雨，行军l4小时，跨过两道封锁线，在黎明前到达了根据地——陶山前涧北村。天亮后，一看他一只脚磨得全是血泡，一只脚全叫石头扎烂了。他没叫一声苦，用破布将脚包上，早饭后又翻山入平阴地，过黄河，奔向冀鲁豫第四中学。一路上，他忍着巨大痛苦走路，大家帮他拿行李，他皆拒绝，总是笑着说：“我比你们棒，革命吗，就得吃苦。”

王振忠视金钱如粪土，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革命利益放到第一位。1945年12月初第一次打聊城，从冀鲁豫四中抽掉15个同学，赴前线做宣传和维持治安工作，由赵长文指导员带队，共分三个组。他任第一组组长。当晚7时许接到命令，有刘姬老师编写《解放东昌府》歌曲，用陕北小调唱，大意是：“鲁西古城东昌很有名，大运河北平通往南京城……一九三七年日寇占聊城……”王振忠打拍子领着唱，大约晚10点从四中学所在地——东阿县西部秦老庄出发。秦老庄至聊城约20多公里，午夜3时到达聊城东关时，东关已解放，正在打扫战场，压送俘虏，搜索残敌。

王振忠领的工作组，每人从伪军手中交获一支日本大盖枪，每人左臂上带一红色“纠察队”袖标，帮助部队打扫战场，维持秩序。当他们走到一个伪军大队部门口时，突然从院内走出一位20多岁的少妇，虽然天还不亮，但还能看得清，她用手巾包着头，但烫发还露着一部分，脸用锅灰抹过，和白白细腻的脖子极不相衬，最显眼的是她穿着一个女人破棉袄，凸着肚子，用两手抱着，缓慢地向门外走，大家认为是孕妇盘问几句便把她放走。他警惕性特别高，他发现这位孕妇行迹可疑，为什么她两只手用力抱着肚子老是不放，他用枪指着命令她把手放下，快走！那少妇一惊，哗啦从身上掉下一个包袱。经审问，她原是聊城汉奸大队长的三姨太，她把搜刮人民的财产——银元、元宝、金银首饰、玉器等约八九公斤，包在包袱中，想装孕妇混出去逃走。他把这些东西和这个女人按照人民军的“一切交获要归公”的规定，交纵队司令部。当时纵队首长表扬了他和他的工作组，并给他的小组记功表彰。

与妻生死离别

1947年2月，他参加了冀鲁豫边区党组织的武装工作队，向泰安县南部、宁阳北部，汶河两岸新区进军，进行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从抗日四中学调40多个年龄较大、政治观念较强的同学参加，他任组长。他们在这些地区完成了土改、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后，于5月中旬调回学校。王振忠又参加了第二野战军“南下干部工作团”，于1947年7月2日在山东省东阿县位山渡口过黄河南下，进入大别山区。

他在南下前，于5月初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肥城县屯头镇，见到了父母、伯父母、嫂子等，还见到美丽贤惠的爱妻，下旬他和冀鲁豫四中学告别，和朝夕相处的校长、老师、同学告别，到河北省大名府第二野战军南下干部工作团集合。7月2日晚，在现在的山东省东阿县位山渡口和他的老同学曲子玉离别，过河随军南下。谁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今生今世最后的一次见面。

5月初，他回家时，正是1947年各解放区贯彻党中央“五一”指示，进行全面土地改革时期，当时县内执行左的政策，错斗了自己的家属，侵犯中农利益，家中人怨气很大。这个家为了抗战，全家40多口人坐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狱，几乎全家被杀，二嫂因被敌人吓病而死，在经济上遭受极大的破坏，180亩地几乎全部卖掉，家中财产除自助革命以外被日伪抢夺一空。解放了，这次又被土改，家中人真想不通。面对这些情况，他坚信党的主张，以共产党员的立场观点，耐心和家人解释。不管父母、伯父母的如何怒骂，家人的怎样疑问，他总是说：“这些错误党一定会纠正，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她的土改政策是对的，我们一定坚信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他在家住了短短三天，向家人邻人宣传了三天党的主张。他向弟弟妹妹反复讲解共产党、毛主席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强大的，要一定跟着共产党走，鼓励他们长大了要参加革命。

他和爱人阴玉珍的团聚是短暂的，但爱情是纯真的，是深厚的，为了革命使一好对夫妻夭折了。1946年2月春节，他和玉珍结婚，在家住十五天，为了革命工作便很快离开；第二次夫妻团聚，相隔一年多时间后，是1947年5月上旬，王振忠回校路过家乡，在家住三天，为了革命战争匆匆离开，他每次回家总是匆匆离去。当家人和玉珍同学挽留他多住几天时，他总是说：“革命工作忙，革命需要一身许国，不能顾家……”谁能想到，这次她们夫妻的离别，是永远的离别。

王振忠和玉珍结婚，虽处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有父母之命，媒婆之言，但俩人从小相爱，青梅竹马，他俩小时是同学，互相爱慕，振忠在当铺完小上学时，学校和玉珍家是邻居，经常见面，互相问候。玉珍16岁时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振忠十五岁时已是长得眉青目秀、身高一米七的漂亮小伙子。他们二人相爱为家人知道后，双方父母主动让媒人成全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结合，是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时期产生的一对典型新夫妻，但是双方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牺牲了爱情。

王振忠烈士的一生正如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热血洒江南

王振忠牺牲的消息，最早是在1949年初桑毅修从中原解放区向家来信得知的，信中告诉家人：振忠牺牲了，情况也不详细。不久由黄梅县政府寄来了烈属证。1949年秋末，湖北、安徽两省解放后，王清东（烈士的伯父）怀着极大的悲痛，到湖北、安微省找一同与他南下的同学，还在部队上找到和他一起作战过的通讯员小张，由小张同志领着到现在的安徽省金寨县城南毕家弯村亲自看了烈士战斗和牺牲的具体地点。

1947年秋，安徽省金寨县为南下部队解放后，王振忠担任了金寨区副区长，后担任区长兼区队长。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善于指挥小部队作战，深得战士和同志们拥护。他当区长后，和国民党还乡团及当地土匪打过多次仗，消灭了不少敌人，交获了不少武器。他牺牲前，区中队从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有两挺轻机枪，战斗力相当强，有一次战斗，他领导的区中队打败200多人的还乡团队伍。王振忠领导的区中队，几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和嘉奖。

1948年2月的一个夜里，国民党一万多人包围了县政府和县大队的驻地金寨村，敌我力量悬殊，战斗相当激烈，形势极其严峻，县领导组织了几次突围，均遇到敌人拼命阻击，没有冲出重围。正在危机关头，他领导的区中队临危不惧，从五六公里外赶到，在敌人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从金塞西南部冲进城内，冲开了敌人的包围，使县府人员和县大队冲出重围，安全转移。

战斗中，身边机枪手牺牲了，他端起机枪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最后他的腿被敌人打断，他趴在地上，两手按着机枪，射出仇恨的子弹，区队同志抬他撤退时，他拒绝了，他高喊：“同志们，打呀！要用我们的血肉，保护县委、县府的安全！”最后从振忠背后，冲出一伙敌人，声嘶力竭的喊：“缴枪不杀，捉活的！”向他扑来。这时，王振忠人民忠诚的儿子，怀着对敌人无限的恨、对祖国人民无限的爱，毅然拉响了刚准备好的手榴弹组，和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沾巾。王振忠虽然牺牲60多年，但他为祖国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回荡在祖国的大地上，鼓舞着人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勇敢地去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