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淦林，现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学时曾在先生任教的阳明中学（现吉安一中）就读。2008年9月，丁先生返回母校时，深情地回忆起和王泗原先生的师生情：“当时学校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王老师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教导说，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王老师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解放后，王泗原老师被请到了北京，专门编审语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献，曾参与《辞源》的审稿，出版了《楚辞校释》和《古语文例释》等专著，颇受叶圣陶先生的赏识，几次催他出书，还专门为书题名。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出书，他都会寄我一本，还附信写出书的感受想法。”丁淦林说，母校的老师们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想要让国家发展好。

附：

音谷谈往录——王泗原

——王湜华

王泗原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语文老编辑，堪称圣陶仁丈的左臂右膀之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与家父交往至深。于楚辞的研究，尤有独到之处。每次来看望家父，总要静坐细谈移晷，然后离去。家父十分敬重他。

1954年，泗原先生的《离骚语文疏解》一书出版之前，曾拿手稿来请家父过目，家父一读之下，钦敬不已，未提任何意见，只是对原有的副标题《与郭沫若同志商榷》提了一下，建议删去。泗原先生欣然接受，删去。所以出版后赠书，他的题款是，“持谢伯祥先生，并请指正。泗原，一九五四年八月”。后来与他谈起这本书，他还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一本绝无错字的书，因为从头至尾一二三校，都是他一个人经手的。由此不难看出，他工作态度一向是多么认真仔细。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教科书的，那个时代教科书是能作到无错字的，其中有多少像泗原先生这样的编辑，付出了多少艰辛劳动啊！

泗原先生的祖父王邦玺先生，是清同治乙丑（1865）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守冷官之位长达二十年之久，却与中法战争中援台事件有着重要关系。我曾撰文，1994年发表于《传统文化研究》第三辑，兹不赘。编者特加编者按，在引了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的一段话后写道：“王邦玺就是这样有脊梁的中国人。特刊此篇以焕发其光耀，对当代人也必将有所激励。”这样一位真正的爱国者，长期默默无闻，而其人格之光辉，在泗原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一辈子艰守清贫，家一直住在西城丁章胡同的一所小破院里的小小三间东屋，朝西，真所谓冬寒夏炎。直到生活实在难以自理时，在女儿强令下，才接到女儿家住。穿的总是那么俭朴，只要还能穿的，一定继续穿，新的女儿递到手里也不穿。他一生始终这样，真是我们民族艰苦朴素的优秀典范。

泗原先生的又一部力作是《古语文例释》，是他用一辈子钻研古语文的心血撰写而成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巨著。他曾与圣陶丈口述其内容，圣陶丈极力怂恿他写成书，并为他题写了书名。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我认为，将是今后几代人用之不尽的古语文宝库。张中行先生，也只有张中行先生，才能写该书的书评，称之为“厉兵秣马”，一点也不过分，而实在还难以涵盖之。

他祖父有两部著作存世——《贞石山房奏议》与《贞石山房诗钞——释簪草》，到泗原先生晚年，已只有当年捐赠北京图书馆的一部还存世，成了孤本。泗原先生通过馆长特批，借了出来，手钞一部。然后又自费由自己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只印了三百部，总算没要他掏书号钱，已算是十分照顾他了。此时已赶上电脑排版的时代，书中不少字必须拼凑，十分难看，难能尽如先生之意。我深深为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并在先生亲自指导下，撰文介绍邦玺公。但先生还一定不许在文中提到他。先生就是这样谦虚为怀，只干实事，不图名利。

如果为祖父著作留存，也算是私心的话，那么为刘铎刘淑父女出诗文集，则当更能说明问题了。刘铎是明末被皇帝冤杀的，刘淑是抗清的民族女英雄，只是他隔了几百年的乡先辈而已。先生又是自费印书，亲自校对。遗憾的是，等书出版，先生却已作古了！

这样一位专门利他，一心为公为国家的先生，真应该成为世代人学习的榜样啊！

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

——张中行

一

我结识王泗原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以后一直在一起从事有关语文的工作。依世风，可以称他为老同事，或近一些，熟朋友，但都不妥，因为前者太泛，后者太轻。应该称为畏友。拙作《负暄续话》有一篇提到他就是这样称呼的，那里说：“王先生是我的畏友。小畏是他的治学，深入而精粹，不吹吹拍拍，华而不实。大畏是他固执，严谨，有所信必坚持到底，有时近于违反常情也不在乎。畏，就因为有不少我认为可学的，我学不了。”其时他的大著《古语文例释》还没出版。可是《离骚语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问世了，我读过，说他治学深入而精粹，根据的一部分就来自这本书。王先生写零碎文章不多，勤学少作，正是严谨的一种表现。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到古人。如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这样，四十万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实不然，因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两个方面看，一是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另一是有所论述，几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为定案。出版后给我一本，我打开看看，有知书之明，决定用较长的时间啃。暑中得暇，一共读了半个多月，勉强完了。想想，还是只能算作走马看花，并没往里钻。也不敢钻，因为，即如对于其中的有些则，确辨是非，就不只要思，而且要考，这就不能不往古籍的大海里跳。为学力和时间所限，我不敢跳，也就只好安于浮光掠影。但获得，或说深的印象，终归是有的。这所得，我想，对于想亲近或不得不亲近古典的人(数量不会很少)还会有些用。本诸“己欲达而达人”之义，写出来，用意可以说得形象一些，是：有谁想走上古典的征途吗？请先细心读读这本书，当作厉兵秣马，以免仓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

六

依世风，也要说说不足的一面，以表示不偏不倚。但这很难，因为王先生的学风是严谨，恪遵绳墨，磨砖对缝，还想从中找点缺漏就不容易了，何况我的学力，以及在这本大著上用的功夫，都有限。但应制文还是不得不作。挖空心思，只想到两点：一是有极少数讲法，可信的程度差些，应该说是可商；二是有极少数讲法，像是证据还不够充分，应该再补充些材料。

前者，可以举以下几则为例：

(一)457页“诗鸡鸣所咏者何”一则，“匪鸡则鸣，苍蝇之声”，王先生说：“窃以蝇字乃（圭黾）之误。苍蝇即今语青蛙。蛙声阁阁，似鸡鸣也。”案此说始于明朝晚年焦澹园……，《义府》卷上“苍蝇之声”条说：“焦澹园谓，蝇字乃（圭黾）字之误，诚然。”以下引《汉书·王莽传》“紫色（圭黾）声，余分闰位”，并进一步说《诗经·小雅·青蝇》的蝇也是（圭黾）之误。但这种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意，说是“穿凿附会”。其后，钱熙祚还举出理由驳：“《齐风》‘苍蝇之声’末章明言‘虫飞薨薨’。《小雅》‘营营青蝇’，《传》：‘营营，往来貌。’《说文》作‘营营’，训小声也。郑《笺》云：‘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其为蝇可知。焦澹园谓《鸡鸣》之蝇乃（圭黾）字，荒经蔑古，明人恶习。黄氏反引《王莽传》‘紫色（圭黾）声’以证之，并欲改‘青蝇’之‘蝇’。（圭黾）非上树之物，而云止棘、止樊、止榛，岂非笑柄？”(《义府跋》)可见这说法还有争论，所以可商。

同样情况是342页“钩以写龙，凿以写龙”一则，王先生说凿是酒器，……之误，也可商。因为还有另外的猜测，见于《义府续貂》，说是蔽膝，黻之误。

(二)40页“汉高之法三章是否杀人伤人及盗”一则，王先生主张三章，一是杀人者死，二是伤人及盗抵罪，三是余悉除去秦法。这也可商，因为法是要守的，犯则治罪，余悉除去秦法用不着守，也无所谓犯，与杀人、伤人、盗的性质不同。

(三)26页“子所雅言章旧读误”一则，王先生说应该这样断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样变，意思与传统读法无别，只是感到，一，念到诗书那里站不住，二，“皆”字有点突如其来。至于王先生提到的疑难，“若以‘所雅言’统诗书礼，则‘皆雅言也’为赘辞”，似乎同一意思重复说，古书中并不罕见。

后者，可以举以下两则为例：

(四)323页“主臣之语旧解多误”一则，王先生说谁都讲不清楚的“主臣”乃“臣以”之误。但古书中“主臣”的说法不一见，何以“臣以”都误成“主臣”？又，“臣以”并不是处处可通，如马融《龙虎赋》的“莫不主臣”就代不进去(王先生说是“必为讹字”)。总之，虽可备一说，却终嫌证据不够充分。

(五)321页“除某官之除1日解误”一则，王先生说“窃谓除某官之除乃阶除义之引申”。是否如此？总感到再加些证据才好。

最后说几句跳到圈外的话。这年头，按部就班上学，读，死心塌地求知，如还有些人，是愚公，因为费力很多，或有失而无得；在古典的大海中求知，并想考辨，解决一些疑难，为后学铺路，如王先生，是超级愚公，因为常常是，用千钧之力，所得也许只是沧海之一粟。但山总是愚公移的。由成就方面看，王先生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移了山。人都忙于求或忙于看，惟恐其结果就连有移山之举也不知道，所以我偷闲写了以上这些，用意是提醒一下，至少是与古典有较多关系的，不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