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二十九年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病故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氏祖籍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石门坎，其远祖为明洪武年间随沐英南征兵员，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于陆凉（今陆良县）。王家到了王炽之父时，家道早已衰落。王炽年少，三兄天折，父亲王勋业去世后家计更为窘迫。母亲张氏、二妈姜氏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勉强度日。王炽自幼聪明好学，后人称他“幼而颖异……当出就外傅之年，即追有神童之誉。九龄应客，嘲言能对杨梅；双髻登筵，隐语能知荷藕。……昼则托业陶朱，藕资菽水，夜则留心贾董，启发篇章”。但因家境困难，王炽不得不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炽无从家乡收购土布等运到竹园、婆今（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家乡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没有几年，他就积攒了纹银百多两。

王炽有了资本，生意日渐兴旺。他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他的马帮往返于临安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邱北之间。王炽二十岁时，他家已成殷富人家。而此时的王炽，也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西元1861年）王炽因款待沪西大绅周廷升，买肉时与表兄姜庚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指使家人杀死姜庚，亡命昆明。之后投奔故旧马如龙（时为云南提督），并从军入川。不久又在重庆与人合伙重操赶马行商旧业。并开设商号“天顺样”，贩运货物于川滇之间。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王炽在省城昆明开设“同庆丰”，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数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票号……两号为虹溪王炽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仍亲赴重庆仿山西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

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绪六年（2431，西元1880），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拔，唐炯只得到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张海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之后，便答应在七八天之内即可借出十万两交盐茶道使用。唐闻之，喜出望外。说：“各大票号都不敢承担，他不过一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同一般。快去请来，我要见他。”第二天，张海槎把王炽请到唐府。唐炯以礼相待。话间再三问及借款之事有无把握，王炽说，不出十日即可送来，决不会坏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顿释，并告之其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王亦无他议。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着，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便将十万两白银全数筹足送至唐府。经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且与官府关系也日益密切。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馀年，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工业尽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光绪九年（2434，西元1883），法国侵越，垫支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

光绪二十六年（2451，西元1900），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同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国库亏空发生财政困难，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天顺祥犹清廷之一国库也。此后，天顺祥深得朝廷信任，慈禧太后对王炽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王炽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阳历12月25日），王炽病逝于昆明，嗣后归葬虹溪五山烟子寨。

王故后，其子鸿图继承父业，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2460，西元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2465，西元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功德事迹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向王炽求援。王炽力排众议，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只有先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才能谈自家的事，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百废待兴，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人祸未息，天灾又降，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

清廷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群”匾额以旌表中，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出资修建了享誉全滇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钱王故事

百余年来，在彩云之南的昆明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着绵绵细雨，红顶商人王炽的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脸上都脏兮兮的。柜前，许多小伙计正在那忙着算账，见了他们，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头都没抬一下，“存钱吗。”老人枯树皮似的双手颤微微地捧上了一枚油迹斑斑的铜钱，小伙计笑了：“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想给他存点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了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他苍白的须发抖动，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信义天下”的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庆丰的谣言开始多了起来，在当地引起巨大震撼，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事情已极为紧迫，大东家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彻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无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后，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把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

此后，人们对同庆丰的误会才渐渐消散，对王炽的表现深为钦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信用有加，不愧为商坛巨擘。于是大量的银子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同庆丰钱库。在那个没有多少法治和金融体制保障的社会，王炽的这一英明之举挽救了他的商业帝国。多年之后，他也因其富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其实，生活中诚信就是一面镜子，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积累一份动人的信义储蓄。因为诚信之力是不可忽视的，一点点欺诈就足以毁掉一切，乃至于我们的一生。背信是祸，诚信是金。

寻求政治上的靠山

王炽生于1836年，弥勒虹溪人（旧称十八寨），由于家境贫寒，14岁时又遭丧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辍学习商。王炽16岁时，母亲变卖首饰得银20两，交于王炽。王炽用这笔钱从家乡虹溪购土布挑至竹园、盘溪贩卖，又将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天资聪颖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炽不久便攒下了百多两银子。这笔银子成了王炽扩大经营的资金，王炽由此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建水、泸西、师宗、丘北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至他20岁余时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

与一般小商小贩不同的是，王炽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纪尚轻的王炽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

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气的王炽回乡后，宿有积怨的表哥与他发生冲突。在一场斗殴中，表兄被杀，王炽匆忙出逃，几经波折避祸于重庆。王炽见此地商业鼎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便萌生了设庄做贸易的想法。他认为单纯靠马帮贩货赚取微薄利润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临街铺面一间，挂出“天顺祥”的商号，贩卖马帮运来的货物。由于当时王炽的银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没有多大赚头，做大买卖又感到资金不足，于是他四处寻找融资渠道，想法与当地颇有实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资扩大经营，而王炽则组织马帮在重庆购买烟盐土杂贩卖到云南，又将云南的皮毛药材购运到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贩边买，获利颇丰。

智勇令人称赞

据传，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这件事传开之后，“滇南王四”名气更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王炽的生意也更加兴盛。王炽看准这个大好机会，一方面借机树立声望，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在叙府增设分庄，与席茂之合伙在昆明设立“同庆丰”商号。

王炽富而不惰，以身作则，亲自赶马运货到云南，又由云南办货至重庆，并在“天顺祥”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

光绪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

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富敌半个云南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 “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各省调剂云南协调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便达数百万两之巨。“同庆丰”还在四川代办盐运，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对“商道”有独到领悟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王炽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状元楼。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1903年12月28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回到了故里——弥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绿水的十八寨。时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为尘土，然而，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却一直流传于坊间，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最灵动的记录，引人深思。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弥勒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迹。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炽的晚年更以多年经商所信奉的原则：“道行、道德、信义”为本，将偌大的资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他出资修建昆明同仁街，铺设昆明至碧鸡关石板路，重建虹溪书院，捐巨资在南盘江上建成三座铁索桥，兴昆明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引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成我国第一个水利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等等。

王炽的故乡在弥勒县的虹溪镇，与白龙洞接壤，同时还有保存完好的三代一品诰封石碑坊。

三代一品封典坊位于弥勒县虹溪镇东门街中段。石牌坊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系青石建造，东西向，占地64平方米。石牌坊通高40米，宽6米，三重檐四柱三间，柱脚石墩有八个石狮子相对而立。牌坊坊头正中有一块镂空的石龙盘抱的直匾，上书“圣旨旌表”，下面横书“三代一品封典”的石匾。坊台基东西两面各有垂带式踏道七级，两边直柱上有三副对联。三代一品封典坊系虹溪王炽请通海名匠建造，王炽是当时云南富商之一，曾捐巨资效忠清廷，故受清廷敕封。王炽对地方也曾有过一些善举，有“乐善好施”的乡评。石坊雕琢精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83年公布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