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12 15:33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罗田大河岸古楼冲人。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1890年起，先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1903年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拣到知县。光绪三十三年举贡考试名列第一，不久，调往京都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
王葆心（1869-1944）是湖北罗田人，民国时期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罗田大河岸古楼冲人。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
清光绪十六年(1890)起，先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和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光绪二十九年乡试中第3名举人，拣到知县。光绪33年举贡考试名列第一，不久，调往京都就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就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其间，因为目击清政府腐败，外侮凌逼，发愤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和《圻黄四十八寨纪事》(后增订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搜遗辑轶，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和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整理成为眉目清豁和情节生动的史著，用以补正史缺失、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民国元年(1912)担任湖南省官书报局总纂，继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民国十一年南旋，就任湖北国学馆馆长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一年，及就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广搜博览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把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和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和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写为《方志学发微》一书。成书前，先撰写《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一卷问世，为当时修湖北志方案。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间，因为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为抢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曾2次北上，第3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就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是年退居罗田故里，担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并以《发挥初期异同荟笺》等著作，抒发自己对侵略者仇恨。民国三十三年，为了进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东义民抗暴保乡用兵之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为过度劳累，归家半个月，卧床不起、时年77岁。
王葆心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
《虞初文志》
《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
《续汉口丛谈》
《重修湖北通志条仪》
《历朝经学变迁史》
《经学研究前后编》
《中国教育史》
《古文辞通义》等20余种。
《方志学发微》
《增补修志通则》
《采访志书条例》
《天完志略》
《江汉献征录》
《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建国后，董必武多次指示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
著名爱国学者方志学家《王葆心传》出版。
我国著名爱国学者、方志学家王葆心的传记《王葆心传》日前由崇文书局、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作者叶贤恩为湖北鄂州市委退休干部，他历经数年、不辞辛苦，对王葆心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
中国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一致认为，王葆心
此间专家评论，王葆心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已发表的著作有《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重修湖北通志条仪》、《历朝经学变迁史》、《经学研究前后编》、《中国教育史》、《古文辞通义》等20余种。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和《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转自：2009-09-03《新华网湖北频道》方政军
《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
《虞初文志》
《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
《古文辞通义》
《重修湖北通志条仪》
《历朝经学变迁史》
《经学研究前后编》
《湖北革命实录》
《中国教育史》
1867年，生于湖北罗田大河岸古楼冲的一户耕读之家。曾在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1912年，任革命实录馆总纂。
1922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值湖北国学馆成立，又应聘任馆长。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应聘为教授。
1932年，任湖北省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
1944年，在罗田病卒，时年77岁。
王葆心与武汉的教育很有缘分。清末，他就曾在汉阳晴川书院（今武汉三中校址）担任过院长（山长）。也就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举人，赴礼部任职。
民国初年，湖北教育界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以前清举贡及两湖师范学堂和存古学堂的学生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两派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教育当局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便怂恿当时湖北督军肖耀南出钱创设“国学馆”。
1923年，肖耀南正式在武昌设立“湖北国学馆”，并聘请上年从京城回汉的王葆心为馆长。此时的湖北国学馆中，有内课生和外课生之分，内课生又分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本科则分经、史、理、文四科；外课生被甄录者，按月应课，以一年为限，次年另行甄录。后人评价说，此国学馆之办法不伦不类，本不合学校编制系统，之所以如此设立，乃为苟且调停而已。
不久之后，王葆心又受骋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6年秋，国立武昌大学成立，由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组成筹委会，王葆心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武汉大学成立，下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个学院，王葆心又和苏雪林、叶圣陶、冯沅君等人被聘为教授。王葆心的教育活生涯不断延续。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就有在大学期间所著的教材。
他于1906年撰写出版的《高等文学讲义》，于1907年3月，即被“学部审定作为中学以上各种学堂参考书”。这本教材，除了“分科大学文科诸君多辗转购求”用作教材之外，还有一些古文专家，如马其昶、姚永朴、陈衍等，都对其书称美有加，“咸深印可”。尤其是林纾，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称其“近百年中无此作”。可以说，这本旨在为初学古文的人学生提供切实可用的教科书，在面世后，是颇受欢迎的。之后，王葆心又对原书作大幅度的“重订补充”，将书由四册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扩充为十册二十卷，并将书名改为《古文辞通义》，作为《晦堂丛书》的一种。1916年8月再版发行。这本《古文辞通义》因而成为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以后的武汉大学任教时，这本书同样作为了武汉大学的教材。
1932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恰逢社会贤达屡次倡议修复黄鹤楼，并一致委托王葆心撰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该文3000言，音韵铿锵，对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气磅礴，各报纷纷转载，一时掀起了空前的重建黄鹤楼热。只是因洪灾与日寇逐渐进逼上，重修一事便搁置下来。
在肩负了重修湖北通过的重任后，王葆心广搜博览，研究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然后，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条仪》一卷问世，以为当时修湖北志方案。
这部条本，就是其50余万字的宏篇巨著——《方志学发微》的第一卷。为什么把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作为第一卷呢？那是因为王葆心在掌握的大量史料、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宋元以来仅存不多的志书，也多有互相沿袭、缺少条理、难以贯通的弊病。他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是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集方志学之大成”的《方志学发微》，全书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导源篇、派别篇、反变篇、赓读篇、义例篇。
这部巨著成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一经问世，便成为方志界的指导文献。l984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发行了该书的前三篇，在“出版说明”中称：“王氏此项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来史志学者所未曾做的工作”。
王葆心对重修湖北通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1934至1936年间，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此时，湖北通志的编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抢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王葆心两次北上，在北平图书馆的楚学精舍中查阅资料。据说，曾经有一个陈姓浠水人到楚学精舍来拜访王葆心，套过近乎之后，委婉劝说王葆心出关，去伪满政权任职，并许以利禄。王葆心当即起身呵斥其出卖民族利益，投敌求荣的可耻行径。陈某被呵斥，只得羞愧而去。而王葆心却因愤怒而一度昏厥，幸有助手施救，才缓缓苏醒。事后查明，陈某实为日伪政府的机要秘书！
第二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乃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
应该说，王葆心的晚年，在方志学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遗著达170余种。除已刊有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再续汉口丛谈》，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史志不分家。提到王葆心，还必须提及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中国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实录》，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这部革命史时，他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摒弃了“以君主一人为体，统领历史”的陈腐观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动”为中心，“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以民权代君权”的修纂理论，主张“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还认为“政治既有更张，文籍随世递交”，即使被立传的人“日后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过去之陈迹初无改变。”这些是他对历史编纂学的卓越贡献，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日军迫近武汉，王葆心毅然辞职，携书6万余卷回到故乡罗田，任罗田县志馆馆长，1944年，为进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东义民抗暴保乡用兵之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过度劳累，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77岁。
王葆心去世后，有人在罗田王葆心墓，写下《谒王葆心墓》，诗文如下：
一抔黄土草萋萋，碑壁寒伧香火稀。谁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宝国君师。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借鉴其诗，亲笔题下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
【社会评价】“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
——董必武
“集方志学之大成”
——张春霆
“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萌芽。”
——闻惕生
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纯笃，学术渊深。早年从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民国后，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白爵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书达数百卷，实足矜式士林，有功来学。兹闻溘逝，悼惜良深，应予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彰闻耆贤之至意。（此段文字来自网络）
【相关人物】
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国后，最高职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与王葆心为黄州同乡，早年亦为知交，在武昌大学与和武汉大学多有接触。
1944年，王葆心去世，在重庆的董必武曾撰挽联云：“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解放后，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氏墓茔时，董必武又以旧联题写墓门，以为旌表。并多次指示湖北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护下，其大量的珍贵著作手稿一次次躲过了文革动乱，几经辗转最后被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馆里。1959年夏，董必武同志在湖北省谈地方志，他强调各县要修县志。王葆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甘鹏云、傅岳棻、卢木斋、张国淦等耆宿动议编修《湖北文征》，进行地方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解放后，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议下重新启动，由湖北省文史馆于1964年完成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