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2年（乾隆七年壬戌），王见川赴京考，散除县职，这才来到京城候补。候补期间，他曾奉令往六安州查水灾。不久，又奉令解送银子往天长、盱眙、泗州赈济。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切中时弊，提出“以工代赈”的治理江南水患的良策，既解决灾民的生活，又修筑了防洪堤坝，大称上（指皇帝）意，皇上刮目相看，于是授予他安徽歙县知县一职。到了歙县，王见川以一介书生领此要缺，视大割如烹小鲜。不单单催收征税收，安抚百姓，很得上下口碑；还以兴修水利清理积案雷厉风行而著称；人们尤其称赞他的经济措施、文章道德和实干精神。

关于兴修水利、清理积案，还有一则小故事。话说他运用“以工代赈”办法，治理歙县水患，得到良好的效果。这治水期间，有一天，天气炎热，见川派人到田间去买西瓜慰问民工。他发现同一丘田出产的西瓜，其中有一箩筐特别鲜甜，其它质量较差。见川追根究底，结果从最甜的西瓜地下挖出了腐尸。一件积案终于破解。这就是盛传一时的“西瓜案”。

可是一年未满，王见川便不干了，以“母老，去籍数千里，不能迎养”为理由，告养在籍。（注意一下：古人是很讲孝道的，以孝字请假、辞职，皇上是没理由不准的。当然，这些都是托词、表面文章，跟“移孝作忠”的说法一样都是骗人的把戏）。这里，有一件事可以略微说明当时的一些情况。徽州知府黄某做生日，所辖各知县都借机进贡，惟见川礼薄。酒酣，黄某突然举起手中高脚标说：“诸位请看此杯多精致。”从座者都赞赏不已。见川却回答：“酒杯虽美，但杯脚太小不稳。”知府听出了言外之意，面露不悦之色。见川终因官场人际复杂，不愿同流合污，未满一年便辞职回家。

回到家乡以后，王见川以培植后进为务，孜孜不倦。

等到母亲终养以后，王见川已经五十来岁了。

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孟冬，王见川受聘为《永定县志》总纂，开局于尊经阁。

1754年被允许以书局自随，留意风察。三月来到太平高陂，一边设馆授徒，一边继续编纂县志。还创建汲古文会，从课程上物质上帮助学子进修学业。

1755（乾隆廿年乙亥）夏，县志完稿。后人评价此志“纪事核实，叙事详明”、“信非名手不办”。县志完成后，王见川想起母亲遗愿，乃发起倡建高陂石桥，捐得白银三千两，建起了一座至今仍为永定名胜的宏伟壮观的石拱阴桥——高陂桥。桥成之日，王见川心情激动，诗兴大发，题下一副对联：

一道飞虹，人在青云路上

半轮明月，家藏丹桂宫中

此联以河的下游为观察点，极赞桥之高、桥之美。构思精巧，格律严谨，词句美妙。或许，王见川在联中，还多多少少包含重新出仕的愿望在里面。

高陂桥建成后，王见川又再倡建高陂天后宫。然后回到仙师，发动仙师父老兴办“丽正文馆”（今仙师中心小学前身），岁时课士。

1760年（乾隆廿五年庚辰），“丽正文馆”竣工后，王见川又向知县张所受建议，改建县城的凤山书院（凤山公园前身），得到采纳，扩大了院舍，改善了设施，题捐谷六千余桶，以资每岁修缮膏火，并津贴考试，刊勒成书，嘉惠士林。从此，凤山书院成为永定最大最完善的学府，对本县文化教育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晚年，王见川校订永定王氏宗谱。还在县城兴建全县王氏总祠，名曰“弈槐堂”，使人皆知敬宗睦族之谊。

后来，他还曾应嘉应州刺史詹公之请，掌教培风，讲学造士。士庶为之讴思，儒林为之瞻仰。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王见川去世，享年67岁。他担任浙江副主考时的学生、后来担任广东学政的郑虎文为他作《王介石传》，记录他的生平。

崇礼谦逊 不媚权贵

王见川年少时在高南塘读书。有一天，他发现带来的大米快吃完了，便请伙房工人顺路到自己的家里取米。刚好，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米了，他的母亲只好将刚放进锅里准备煮饭的米捞起来，让工人送过去。工人为了让王见川安心读书，未把此事告诉他。可是，王见川发现了异样，责问工人为何米是湿的。工人以走路时不慎滑倒，米袋掉进水坑为由，搪塞应对。为此，王见川还不客气地怪罪了工人。过了几年，王见川中了进士，与母亲谈起此事，母亲才把真相如实以告。王见川听了顿感惭愧，后悔当初错怪了工人。于是，他特地买了一大串鞭炮到工人家里燃放，并向他赔礼道歉。全村的人知道后，对王见川更加敬重了。

王见川在歙县任职时，徽州知府黄某过生日，借机敛财，所辖各知县都逢迎进贡，唯王见川秉性刚直，不媚权贵，只稍带薄礼。酒酣，黄某突然举起手中杯说：“诸位请看此杯多精致！”从座者都赞赏不已。见川却回答：“酒杯虽美，但杯脚太小不稳。”知府听出了言外之意，面露不悦之色。任知县未满一年，见川终因官场人际复杂，不愿同流合污，以“母老，去籍数千里，不能迎养”为由，告退朝堂回原籍养亲。蒙恩诏举行褒赠庆典，奉郎官册荣归，留养在籍侍亲。

崇文重教 泽被乡里

乾隆十七年（1752年），王见川受聘在深渡桥畔（今高陂桥）的太平文馆设帐讲学，深受太平里士绅和学子的欢迎。他还在文馆创立“汲古文会”，会员有西陂林亭（号雅韵）、林揆（号一翁），田段廖仲常（号体先）、廖怀清（号芬堂），上洋陈必元（号璋岩）、黄裳吉（号含斋）等。“汲古文会”经常举行笔会，谈诗论文，切磋科举时文，大大提高了太平里文人学士的学识与水平。“汲古文会”的文化活动一直延续至清末。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王见川受聘为《永定县志》总纂，开始设志局于尊经阁，次年“以书局自随”，留意风察。3月来到太平高陂，设局于太平文馆，一边设馆授徒，一边继续编纂县志。他广邀太平里儒士提供资料，参与讨论，广泛搜集，因此县志中太平里的资料特别丰富。而廪生吴峄上随其至高陂，所以与他讨论的特别多。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县志完稿。有首、末各一卷，正文八卷，分八纲三十八目。山川目则亲身寻源竟委，四周皆至，支分派别，有条不紊，远轶前志。土产目创分为通有、仅有、偶有三类，注释甚详。义租目记载房屋、田产租银，刑法目有处罚罪犯各种措施，崇祀目列编钟等乐器，详其形制及用法，俱甚精核，以为考鉴之资。后人称赞此志“纪事核实，叙次详明”“信非名手不办”，并将他所编纂的县志称为“王志”。

乾隆以后，永定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全县掀起了兴办书院的高潮。王见川从高陂回到仙师后，发动仙师父老兴办丽正文馆（今仙师中心小学前身），岁时课士。丽正文馆占地一亩多，都是平房。正堂有四厅，左右横舍各有二厅四室。正堂大厅祀奉朱熹等众多神位，每年春秋例祭，祭资出自文馆置办的蒸尝田。取名丽正，是追溯唐玄宗创办史上首个书院——丽正书院。文馆建成后，聘请绩学之士为教师，教授周边村庄学童，培育了不少品学兼优的秀才和举人。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王见川向当时的知县张所受建议，改扩建县城的凤山书院（今凤山公园前身），得到采纳，在文昌祠建立堂楹，祀奉文昌帝君，左右祀奉题捐众姓及首事。共计学舍五十间，题捐得义租谷六千三百二十四桶，学子们得以专心进修学业。每年招收肄业生童五十五名。其中，府学优等生员二名，县学优等生员八名，新进府学生员一名，新进县学前列四名，备取童生四十名。学院考后，取录发送。学生每人月交膏火钱四百八十文、茶钱十五文，每月三次考试，每次考试给成绩优异的学生赏钱一千文，进入院试、县试、乡试、会试的学生都有奖励。从此，凤山书院成为永定最大最完善的学府，对永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永定在闽西客属八县设县最迟，但“科甲巍峨，为数郡之冠”。王见川翰林为永定科举才子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此后，永定又陆续出了12位翰林。在科举时代，永定共计出了39位进士、13位翰林。

修高陂桥 名联流芳

王见川母亲吴氏娘家在太平里塘下，王见川小时候就在高陂读书12年，因此对太平里有深厚的感情。王见川在高陂太平文馆讲学、编纂县志有四五年之久。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见太平文馆侧交通要道上的深渡桥年久失修，王见川想起母亲遗愿，乃发起倡建高陂石桥。深渡桥位于高陂镇和兴村先富路旁塘下村的险石峡，桥下水深不可测，所以得名“深渡桥”。此桥曾几度修建均被洪水所冲毁。王见川联络本里乡绅，为募资撰写《募修高陂深渡桥序》，他的义举得到太平里士民的热烈响应，募得白银3000两，次年建成了一座至今仍为永定名胜的宏伟壮观的石拱阴桥——高陂桥。石桥为半圆形独拱，孔径横跨20米；拱圈由条石干砌，设计精密，建筑坚固；全长60米，高15米，宽7.5米；桥台护墙以块石浆砌，上盖屋顶。桥建成时，王见川亲笔在桥上题写了一副内容恰切、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对联：

一道飞虹，人在青云路上；半轮明月，家藏丹桂宫中。

此对联把桥上桥下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极赞桥之高、桥之美，构思精巧，格律严谨，联语优雅，两百多年来被楹联界誉为“绝对”，广为传诵，为石拱桥锦上添花，成为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桥两边门顶的横匾，则是西陂儒士林雅韵应征题的“长桥永泰”四字，寄托了民众的美好愿望。由于此处原为高陂古驿站，后来人们就把此石桥称为“高陂桥”。从此，“深渡桥”就成了“高陂桥”。

王见川的楹联，对后世影响巨大，所撰写的高陂桥联格调自然清新，文采斐然，意境高雅，手法巧妙。王见川与富岭王述中（字绍麟）是同宗，又是挚交，常应邀至其家作客并留宿。他曾为其新建造的大楼题楼名“中隆楼”，还为中隆楼题写楹联：

东道驻神龙，蜿蜒回旋朝北阙；

西山列锦嶂，钟灵毓秀壮南闽。

王见川善于在楹联中暗藏历史典故，对仗工整又不乏意趣。如题赠给高陂镇西陂村活泼堂林升峻的楹联：

负拔俗雄姿，梅鹤钟情，想见孤山风韵；

建干云华厦，芝兰绕砌，犹传十德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