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后方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福建军区独立第十团医生。参加了闽西地区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支队司令部作战参谋，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独立第二团营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团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五十二团参谋长，第四十六团参谋长，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七十一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19日，我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王香雄任参谋长。空4旅8月8日移驻上海。空4旅下辖驱逐第10团、第11团、轰炸第12团、冲击第13团。

1950年6月9日，驱逐第10团在徐州成立，以四野116师348团团部为基础，加上在空军机关工作的部分干部、华东军区调来的部分干部和第5、6航校速成班毕业学员组成，当时装备米格─15型喷气式驱逐机38架、乌拉-9飞机3架、雅克-17飞机4架。

1950年6月23日，驱逐第11团在南京成立，以叁野102师306团团部和警备304团团部部分人员，加上在空军机关工作的部分干部和第3、4航校速成班毕业学员组成，当时装备拉─11型驱逐机39架、乌拉-9飞机4架。

1950年6月23日，轰炸第12团在南京成立，以叁野100师299团团部为基础，加上在空军机关工作的部分干部和第1、2航校速成班毕业学员，当时装备图─2型轰炸机39架。

1950年8月1日，冲击第13团在徐州成立，以华北军区独立206师616团团部为基础，飞行员是第1、3航校一期提前毕业的学员，当时装备伊尔─10型冲击机25架、乌伊尔-10飞机3架。

1950年8月，全旅飞行员进行了飞行训练，飞行员平均飞行了12个小时，有91名飞行员放了单飞，50名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执行战斗任务。10月，苏联空军巴基斯基部队离开上海，空4旅10团和11团开始担任战斗值班。12团参加了刘伯承在安徽组织的抗登陆演习和国庆一周年阅兵。

1950年10月26日，党中央和军委空军命令空4旅到辽阳集中，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1月初，空3师7团调入空4旅，同时空4旅接收了苏联空军在辽阳的一个米格歼击机师的装备，在此基础上，空4旅改编为空4师，王香雄担任空4师参谋长，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争中升任空4师副师长。

回国后，王香雄任空26师师长，空6军参谋长、副军长，空9军副军长、军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

1964年，王香雄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王香雄去世。

1918年4月，上杭县才溪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降生一男婴，户主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给男婴取了一个很女性味的名字——王香。王家共有二男三女，因为家境窘迫，先后把3个女儿都卖给别人当童养媳了。王香长得秀气，自幼聪明伶俐，父亲克勤克俭千方百计求亲友资助，好不容易送他读了2年的初小，实在负担不起，只好让王香中途辕学。王香掇学后，到一家药铺当学徒。

1929年7月，才溪农民在“朱毛红军”的策动下，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王香积极参加了村儿童团，幸福地进了高级劳动小学(后改为列宁小学)就读，实现了自己求学的愿望。他勤奋好学，记忆力特别强，老师讲课，能默记下来，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校期间被选为才溪区儿童团副团长。1931年3月，王香从列宁小学毕业后，被选送进才溪药材合作社当学徒。由于他工作热情很高，刻苦用功，一方面学习中药知识，一方面学习制药技术，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掌握了一百多种药品，合作社黄社长表扬他“是个聪明才子”。1932年王香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当选为团支部委员。当年5月，在一次扩大红军会议上，只有14岁的王香响应党的号召，和同伴王绍、刘满喜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才溪乡苏主席拍了拍成为红军战士的王香雄的肩膀，夸奖说：“王香啊，你虽然年纪小，但有雄心壮志，将来一定能做大事。所以，我建议你从今以后，名字后面加一个‘雄’字，改名叫王香雄。”王香一听乡苏主席表扬自己，虽然不大清楚王香与王香雄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但还是很乐意地把名字改称为王香雄，从此，王香雄之名名闻遗还。经批准后，王香雄等三人到白砂福建军区司令部报到。福建军区红光药厂有一个医生听闻王香雄是个难得的医学人才，便向领导索要王香雄，司令部同意把王香雄分配到南阳茶树下军区红光制药厂去工作，当了一名司药。

1933年王香雄被选送到福建军区后方政治部担任宣传队长兼互济会主任。不久，又被送进红军学校学医3个月，后分配到四都红军医院工作，担任医生助理，并由共青团员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王香雄被调到前线独立十七团当医生，10月又调到独立十团当医生。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王香雄被留在长汀四都随福建军区部队参加反“围剿”战争。1935年春，国民党大肆进攻长汀、瑞金，实行大规模的“围剿”，福建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被包围、打散。四都红军医院的伤病员被迫疏散在山区老百姓家里，王香雄奉命带了十几名伤员疏散到武平、上杭等地，随游击队坚持斗争。当年秋天，王香雄潜回家乡——才溪。此时，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才溪全区设立22保，逃亡的地主豪绅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夺回土地、血洗乡里。国民党才溪乡公所强拆民房35座、派苦工劳役2万余工日，勒索红军家属和群众光洋I万多块，建造了一座占地10亩，墙厚3尺的土楼，名曰“永安楼”，妄想永固平安，当地群众暗地里却咒之为“血泪楼”。以乡长刘逸怀为首的反动派，四处搜捕红军及其家属关进土楼加以迫害。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才溪地下党组织领导人邱启化(邱于华)、王权、刘荣等人，立即派人与岩下山红军游击队联系；准予组织第二次武装暴动，攻打国民党乡公所，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同志。王香雄积极参加秘密会议，讨论制定暴动方案。

1936年5月13日夜间，王香雄和王权、邱启化等人率领暴动队员50多人，武装包围乡公所，乡长刘逸怀的护卫班长刘荣是地下党员，受党组织指示负责内应。刘荣见暴动队员包围了乡公所，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条枪用绳子捆好，从窗口传递给暴动队，并暗示勤杂员迅速打开乡公所大门，暴动队员们一涌而进，当场击毙乡公所财粮干事黄树炳，随即把企图躲进炮楼负隅顽抗的乡长刘逸怀击毙，乡公所其余人员跳楼逃命去了，暴动队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才溪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立即从上杭县城调遣了300多兵力前来进行疯狂的镇压。暴动武装寡不敌众，且装备较差，形势极为不利，21位暴动队员惨遭杀害。暴动队被迫转移，王香雄和王权、邱启化等率领十多名骨干撤离才溪，辗转于蚊洋、古田、龙岩一带，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上级组织，加入了张鼎亟领导的红军游击队。

1937年春，王香雄与张思垣、邱相田等人取得联系，到龙岩白砂参加了闽西抗日义勇军，在第一支队司令部任文书。同年10月，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王香雄调任二支队司令部参谋。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2000多名闽西儿女，告别闽西南父老乡亲，开赴苏皖抗日前线，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达苏南时，王香雄改亲自指挥的安徽芜湖关徒门战斗，他带领支队侦察连一个排，配合三团部队打进伪军张德海司令部，缴获敌人许多作战文件和地图，对新四军研究江南敌伪情况，起了重要作用，王香雄受到粟裕副司令员的表扬。

1939年冬，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机关合并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二支队机关直属队部分人员组成新二支队。王香雄改任新二支队侦察参谋，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很器重他，说他是个有经验的参谋，对江南情况较熟悉，每次派他去外出侦察，都能完成任务，及时地为部队提供敌伪情况，有效地帮助司令部下定作战决心。有一次，廖海涛派王香雄去南京汤山侦察敌情，王香雄带了4名侦察员深入敌据点，捕捉到一个伪军副队长，把宝华山一带的情况模得一清二楚，使新二支队顺利地打通了句北通往江北的交通线。1940年7月，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驻在三茅峰、杜家边。王香雄带上侦察班长陈桂生和侦察员童金华化装成当地农民，到镇宝公路边庄稼地里帮助老百姓干活，严密观察敌人车辆行动规律，经过3天的侦察，查清敌车辆来往情况，注意到日寇每天有一辆汽车开往宝捻，早去晚归，而且车速不快，时速不到奶公里。王香雄把2名侦察员留下继续侦察，自己赶回司令部，向廖海涛副司令汇报侦察所得的情报，并建议打一个伏击战。廖副司令员听完他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好!我们可以有计划在公路上面下地雷炸翻敌人的汽车、消灭敌人。”并指示王香雄返回镇宝公路继续侦察、监视敌人的动向。结果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炸翻了敌人的汽车，俘获日军士兵2名，缴获步枪十余枝和机枪一挺。

王直将军在《忆王香雄同志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说：王香雄同志在江南敌后几年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劳累，为了消灭敌人打胜仗，多次外出侦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敌情、地形、民情都搞得清清楚楚。每次的战斗胜利与他的周密侦察是分不开的。

1940年9月，王香雄随部队进入太湖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江苏南部的太湖和涌湖之间及附近几个县即宁沪铁路以南的武进县南部，宜兴县、无锡县的西部和南部，浙江长兴县的部分地区，称为太涌地区。这一地区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而且这里地处宁、沪、杭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是日寇、国民党、新四军三方必争之地。这一地区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此伏被起，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9月，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地方实力派程维新在宜兴县组织“人民抗日义勇军”，李复也组织了“苏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为了在太澜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派杨洪才率四团一个主力营进入太湖地区，1939年10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下达命令，将上述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独立二团。1941年4月，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在宜兴闸口成立，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独二团归该旅建制。组织任命王香雄为独立二团二营营长。接到命令后，王香雄感到自己难于胜任，他找到他的老乡、同学、旅政治部副主任王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说：“王主任，你是熟悉我的。我长期在机关工作，甚至连连长、排长都没有当过，现在马上叫我当营长，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管理指挥部队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你是不是出面帮我向上级建议让我继续当参谋。”王直心直口快，嗓门也大，他笑着说：“你这就差了，你怎么不会当营长?你在部队经过长期锻炼，旅首长相信你可以当好营长。要带好部队就要从实践中去摸索，熟悉了工作规律就有把握了。当然，你面临的困难是有的，而且还很大。太湖地区敌人据点密布，又是处在敌我顽三角斗争的最复杂、最尖锐的地方，斗争是艰苦的，独二团又是新组建的，比较复杂，团长程维新和一营都是统战部队，处处都要注意党的统战政策。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王香雄听了他的一席话，增强了信心，王直还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训赠送给王香雄，王香雄更是成竹在胸，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二营担任营长。

王香雄到任不久，二营发生了意外事件，营教导员谢寿华携枪逃跑了。在处理此事之后，旅长罗忠毅要王香雄改任营政委。刚刚从机关干部来当营长，营长位置的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改行当政委，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行对他来说又是陌生的。所以，王香雄思想上不免有畏难情绪，罗忠毅旅长知道后，找他谈话，耐心地听他汇报，便问：“你是共产党员吗?”王香雄回答说：“是。”罗旅长语重心长地说：“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的分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什么工作都要学，什么工作都要干。做任何工作都是从不会做到会做，不熟悉到熟悉，实践出真知，党叫你干什么工作，就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把工作做好。”当然，罗旅长也对王香雄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谈了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办法。旅参谋长王胜也是王香雄的老乡，鼓励王香雄说：“在革命队伍中，军事、政治是很难分家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都要做政治工作，都要指挥打仗嘛!”在旅首长的鼓励下，王香雄解除了思想包袱，立即表示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把工作做好。

王香雄担任二营政委后，于1941年5月，率二营一个连到武进县七区，即鸣凰、前黄、南夏墅、礼嘉桥、板上一带，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当时，这里是伪化模范区，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土匪，各霸一方。而共产党在这里的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伪化反伪化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激烈。6月5日，王香雄率领二营一连与第七区自卫团指导员朱真率领的武装会合后，进入礼嘉桥西北的大塘里村时，突然遭到盛计然伪军的包围，因事先没有得到情报，来势凶猛的敌人到了村边才被发现，王香雄指挥部队仓促应战，因敌众我寡，且情况不明，只好边打边撤。可是在村里做群众工作的朱真来不及转移，不幸被盛计然伪军抓去了。朱真被捕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被敌杀害前，朱真同志面对持枪欲放的伪军宣传说：“我为抗日而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给我报仇的。”“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鬼子杀害自己的同胞啊!”朱真同志壮烈牺牲后，当地群众深深怀念她，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章家桥附近的土岗上。朱真是武进县七桥人，性格刚强，抗战爆发后，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并人了党，在革命实践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女干部。王香雄对于朱真同志的牺牲感到很痛惜，后来他建议武南县民主政府为朱真竖立了一块墓碑，碑文刻上挽联诗：拯民救国竟催山，慷慨成仁贼垒中。漫说男儿多大志，谁言女子不豪雄。青山此日埋忠骨，彤史他年尚义风。煮豆燃箕同一哭，河山半染血花红。

大塘里村战斗后，王香雄率部转移至宜兴闸口地区。这里周围有敌人3个据点，西南是和桥，常驻日军1个中队和宪兵一二十人，还有伪军1个连3东西是漕桥常驻日军七八十人、伪军1个营3东北面为运村，常驻日军八九十人、伪军1个连。敌人企图搞垮新四军独立二团，在用军事围困无济于事后，便在独立二团团长程维新身上寻找突破口。程维新是地方实力派，名义上是新四军独立二团团长，保持着与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是个风吹两面倒的骑墙派。因此，敌伪头面人物纷纷出动，给程维新大献殷情，日寇中队长中野对程维新故作姿态，表示出一种和解气氛，不但停止“扫荡”，还向程维新提出：互不侵犯，“友好相投”的意愿，表示愿与程维新谈判。革命意志薄弱的程维新经不起敌伪的引诱，竟和日寇暗中勾结相互达成默契，把新四军独立二团暗地里改称为“自卫团”，还被指定闸口地区为他的驻防区。王香雄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太湖地委报告，太湖地委书记陈立平直接约程维新到冯家塘谈话。程维新毕竟做贼心虚，隐瞒了事实真像，诡称“这是与敌人斗智和斗力的一种巧妙结合，是权宜之计，可以保存和发展实力。”但程维新也不敢大胆妄为，此后程维新把独立二团团部和一营、三营的部队驻扎在闸口西南的史家庄一带，不再到别的地方活动了。

王香雄率领独立二团二营一部回到闸口地区，在姚桥头、朱树下、尹家塘几个村子里休整，补充弹药和物资。3日晚，王香雄拟率部插进南宅地区，以便到锡西开展工作，因为事前未得到敌人增兵和行动情报，思想上有些麻痹，又逢当日下午天下大雨，行军不便，便请示团政委陈立平、参谋长杨洪才同意，把部队留在原地驻扎。不料日军就在当天调集兵力约干余人，从常州、无锡长途奔袭而来，包围闸口地区。4日拂晓，日军已完成对问口地区的包围，陆路由北控制了运村、漕桥、万石桥、和桥与沿公路线上的主要路口，北面控制了运村至杨桥一线，西面用炮艇封锁了钟溪至和桥的塘河及钟溪至杨桥一线，分数路向程维新率领的独立二团部队(团部及一、三营)驻地史家庄、欧家塘等猛烈攻击。王香雄率领的二营当时未受敌攻击，当他听到枪声后，立即和团政委陈立平、参谋长杨洪才一起商议对策，陈立平政委考虑到程维新虽然有两面派行为，但毕竟还未完全达到出卖灵魂与我翻脸的地步，还是应以大局为重，在他遇到危险的严重关头，支援他一把，遂命令四连向史家庄方向出击，以策应程维新突围，六连2个排负责掩护陈立平、杨洪才及地委机关人员向南宅突围，六连另1个排向归美桥方向警戒。王香雄亲自率领五连抢占小湾渡掩护四连出击。可是，程维新团部及一营毫无战斗准备，在数路日伪军突然围攻下，只进行了局部抵抗，很快被敌人打垮，程维新本人只带了短枪班及部分护卫人员向北突围。在五坪至沈家坪之间程维新被敌人的掷弹筒打伤，幸被当地群众抢救脱险，下午在敌空隙间的万福向西突围。驻在史家庄的三营营长刘孟根听到枪声后，没有主动迎敌，突围至扶风区去了。奉王香雄命令出击的二营四连进到杭桥头附近与敌遭遇，立即抢占制高点与敌激战，各路日军发现新目标，随即向四连阵地扑来。王香雄率领的五连占领小湾渡桥后，听到史家庄方向的枪声稀疏，而四连出击方向枪声密集，王香雄立即就判断出程维新团部及一营已经被打垮，四连受到日军攻击，于是王香雄立即派2名通讯员向四连传达撤退的命令，四连奉命边打边撤，过了小湾桥与五连汇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香雄指挥四连为前卫，五连为后卫，向马庄桥方向撤退。在小湾桥与日军激战中，五连连长梁阿虎壮烈牺牲。当王香雄指挥部队撤退时，日军穷追不舍，封锁了六连的退路，并从东、北、南三面包围四连、五连，形势十分危急，王香雄沉着指挥，以部分兵力阻击敌人掩护其余部队继续向北撤退，当他们欲渡漕桥河时，发现谈家好和漕桥河北岸被日军占领，便立即命令部队向西突围。当部队到达钱家好时又受河阻隔，在这前有河阻，后有追兵的危急时刻，王香雄在沙滩村的老房东邓怀银划来一只船神奇地出现在王香雄的面前，王香雄紧张的心情舒展开来，硝烟涂抹的黑脸上绽出了笑容。邓怀银冒着生命危险接应部队渡河，为了争取时间，在王香雄指挥下，除乘船渡河的指战员外，能游泳的战士们跳下河游到对岸，有的人还灵机一动，找来木脚盆当独木舟，终于使部队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当敌人赶到河边时，只能望河兴叹了

当天下午王香雄率领部队安全到达分水墩附近的杨铁里，是夜陈立平政委和杨洪才参谋长率领部队也到达杨铁里，两支部队胜利汇合了。这次战斗整整和敌人周旋了一天，毙伤日伪军100多人，新四军也付出较大的代价，宜兴县委书记孙宁，五连连长梁阿虎等20余名指战员牺牲，受伤20多人。程维新突围负伤后，转移到上海去治伤，伤愈后，他收拾残部投靠了国民党。

1942年10月，王香雄奉命率二营部队摧毁寨桥敌据点。寨桥西邻涌湖，伪军张来胜的一个排兵力盘踞于此，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人民群众切齿痛恨。为了消灭这股伪军，扩大武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打通武南与涌湖以及武南至闸口地区的通道，王香雄奉命与武南县委、丁舍区委联系派遣侦察员潜入敌据点，买通伪军一个副排长和一个班长，摸清了敌据点的兵力、装备，商定内应时间、办法。11月28日夜，王香雄和杨谷方、钱梦梧一起指挥部队悄悄地摸进敌据点，当场击毙敌排长，其余伪军呆若木鸡，乖乖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由于王香雄等采取了智取的战术，只费了一粒子弹，摧毁了敌据点。至此，武南地区的湖岸一带没有敌据点了，为扩大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2年，王香雄率独立二团二营在太涌地区打了60多次较大的仗，摧毁敌据点3个，缴获机枪12挺，掷弹筒1个，步枪107枝、快机驳壳枪31枝，毙伤敌264人，俘敌138人。

1943年1月，王香雄奉命率五连前往湖洲以东地区，接应四连归建二营，相机消灭敌人。当王香雄率部在南得镇西北的太湖边靠岸时，没料到伪军纠集了1000余人从东、南两面黑压压地向我军猛扑而来。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进攻，王香雄和全体指战员知道已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誓与敌人战到底，王香雄相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古兵家之训。他分析了敌情和地形后，命令指导员陈阳德带一个班、一挺机枪，抢占东面土坡上的一座小庙附近的制高点阻击东面之敌，他自己带2个排，集中力量阻击南面之敌。王香雄对战士们说：“大家要沉着，听从指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胜。我的驳壳枪没响，谁也不许打枪，要等敌人靠近我们阵地时一齐开火，阵地一定要守住，那怕是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掩护部队反击。”在他的鼓励下，指战员沉着待机，敌人离我阵地只有几十米远的时候，王香雄犹有闲情逸致，拿起机枪班长郁金南的黄烟斗抽起烟来，其实他只是借抽烟之机，不急不忙地边观察边思索。当敌人进入离王香雄30多步的时候，王香雄的驳壳枪打出了一梭子弹，大喊一声：“打!”战士们随即甩出50颗手榴弹，几挺机枪同时开火，杀得敌人死伤一大片。王香雄身先士卒大喊一声：“跟我冲!”战士们一齐跃出战壕来个大反冲，把南犯之敌打垮了，东面的敌人慌忙溃退。此役毙伤敌人数十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10多枝。

此后不久的一天夜里，王香雄与团政治部主任林胜国率领部队转移到平顶山宿营。平顶山是太湖边的一个小岛，方圆不足一华里。为了加强警戒，他们把岛边的2只渔船分成2组，派党总支书记黄冠球和六连指导员戴述周带6名战士，装扮成捕鱼人的样子，在太湖上分散活动。次日上午11点钟左右，日军3艘巡逻艇在湖西游卡，发现2只小船，便一边打炮，一边加速飞奔而来，船上的黄冠球、戴述周和6名战士勇敢沉着，故意“南辕北辙”，把渔船全速往平顶山相反的方向驶去。敌汽艇穷追不舍，当敌汽艇靠近渔船时，船上的8位勇士同时甩出一徘手榴弹，炸死了汽艇上的好几个鬼子。敌艇遭到突然袭击立即掉头，以更加凶猛的炮火轰击渔船，结果2只渔船被炸沉，黄冠球、戴述周等8名勇士牺牲了6人，2人落水脱险。隐蔽在平顶山上的王香雄和战友们，眼看战士牺牲，无不义愤填涝，但只好将满腔仇恨化为泪，强忍泪水，没有暴露目标，使整个部队安全转移了。

2月5日是农历的除夕，王香雄率部回武南活动，获得情报：杨树园伪自卫团严文耀、戈阿焕的大部份士兵已回家过春节去了。王香雄抓住战机，命令团部锄奸干事曾庆瑞带领武南县短枪队袭击伪军据点，除夕夜10点多钟突进据点，果然敌据点空虚，短枪队只放了4枪就结束了战斗，生俘伪军6人、缴获长枪8枝，轻机枪1挺，子弹700余发。为了庆祝胜利，武南县民主政府特地在鸣凰附近召开祝捷大会，以战斗胜利的喜悦来庆祝春节。

1943年初，日军进一步推行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在武南、锡西部署“清乡”，对宜兴加强了“扫荡”和“蚕食”。日伪军强拉民快，沿锡宜公路至湖边的灵台，再向北沿湖的五洞桥、丫河至常州城西，构筑作为封锁线的竹篱笆。在武南新四军游击区南北长60里，宽30里的范围内就构筑竹篱笆墙100多华里，在杨桥、灵台、五洞桥、港桥、庙桥、无家桥等地设了8个据点，修筑梅花柱式的碉堡30多座。在水陆交通要道层层设关卡，严密封锁，出动3000多日伪军用梳蓖式的战术大规模“扫荡”。与此同时，敌人大搞“清乡”的反动宣传，登报重金悬赏通缉王香雄、杨洪才等新四军独立二团的领导人；同时四处收罗流氓和反动帮会势力，派出大批密探和武装特务，在“清乡”区强迫人民“人口登记”、“连保连坐”，颁发“良民证”等等，妄图消灭武南、锡西地区的共产党和新四军。

4月上旬，王香雄奉命率领武南县警卫连的一个精干排20余人返回武南，与县委书记王子达、副县长陈成的短枪班一起，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内线反“清乡”。当时，环境艰苦，斗争尖锐复杂，敌人白天黑夜到处搜查抓人。王香雄等人领导部队昼伏夜出，灵活地在敌人的空隙中穿插，伺机袭击敌人。他们有时一天换几个地方宿营，白天哨兵化装成农民和老百姓一起在田间劳动，借以观察敌情；夜间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得到群众的关心与支持。许多群众只要听到新四军到来，主动让出房屋给新四军宿营，为新四军放哨，千方百计为新四军筹集粮菜。王香雄等领导人每到一地都向群众进行反“清乡”、反伪化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王香雄等人的科学指挥下，先后数次发动群众5000余人，到7月间共计烧毁敌人竹篱笆170余华里。

5、6月间的一天，王香雄率领20多名战士在淹城南面一个只有10来户人家的小俞村里宿营。第二天上午，遇到1咖多日伪军进村来“扫荡”。敌人由南向进行梳蔑式的搜索，王香雄的部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无法转移了。在这危急关头，王香雄坚决依靠群众，机智指挥群众上演“空城计”，让各家各户把大门敞开，告诉大家不要慌张，要沉着应付敌人，王香雄自己把20多名战士集中起来隐蔽在房东陈兰英的内厨房里，人人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准备同敌人搏斗。当他们隐蔽好时，20几个鬼子、伪军进村来了，叭里哇啦乱叫着涌进民屋，一群鬼子进入陈兰英屋里，王香雄透过门缝可以瞧见鬼子的嘴脸，暗示战士们握紧武器准备挤杀。就在这危急时刻，陈兰英等群众不慌不忙地“热情”招呼，向鬼子敬茶烟，并说：“太君，我屋里没有新四军!”并主动把房间门打开让鬼子查看，待鬼子摸进王香雄隐蔽的房子时，几个群众打开鸡笼、鸭笼赶鸡鸭出来飞跑，故意引诱鬼子去抓鸡鸭，贪心的鬼子们果然跑出屋门只顾赶抓鸡鸭去了。新四军化险为夷，待鬼子离开后，王香雄才率领战士们安全转移。

不久，王香雄率一排战士和武南县短枪队一起穿插到政平与南宅乡交界的符家桥村宿营。村农会会长管培荣和庄九皋报告：驻漕桥的13名日军和南宅的20余名“清乡”警察下乡“扫荡”，要经过这里附近的华渡桥。王香雄抓住这一战机，决定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日伪军，他亲自率全排战士埋伏在一片竹园里待机。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区时，王香雄下令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并发起冲锋，日伪军除两名鬼子逃脱外全被歼灭，缴获步枪20余枝。这一伏击仗打得干脆利落，新四军只牺牲短枪班战士1名。虽然是一次小的战斗，但在武南地区反“清乡”斗争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日伪军再不敢轻易下乡了。

9月中旬的一天，王香雄率部在牛塘桥至湖塘桥之间的桑树村宿营，又得群众报告：有十几名日军化装便衣下乡来。王香雄又亲自率领部队埋伏在大路边，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猛烈开火，当场击毙数名鬼子，活捉了日军冈本一利，其余日军向常州方向逃窜，新四军无一伤亡。

在开展反“清乡”武装斗争的同时，王香雄还积极配合地方抗日组织开展政治斗争，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力量。他和武南县副县长陈成经上级批准，在武南边沿地区利用青帮名义活动，与伪军及国民党顽军争收“徒弟”和“干儿子”等，通过这些策略，教育了一批伪军警人员及乡、保长，争取了中间派，团结各界爱国抗日人士，推动了反“清乡”的斗争。

从1943年3月到秋天的反“清乡”斗争中，王香雄率领的一个排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由20多人发展到70多人，组建了1个连。在武南、锡西地区进行较大的战斗20多次，共缴获机枪4挺，驳壳枪4枝，步枪30余枝，俘虏日军1名，伪军100多名，杀死敌伪密探30多名，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武南地区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妄图窃取胜利果实，保九旅派孙志汉率1个团从宜兴窜至武南，依靠其社会关系和伪化关系，虚情假意地称要“友善相处”、“互不侵犯”，以此为幌子，逐步向新四军抗日游击区武南中心区域挤压蚕食，继而捕捉新四军交通员、地方干部，蓄意制造磨擦。敌我双方剑拔管张，一场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为此，新四军十六旅指示王香雄要对来犯之敌给予狠狠打击。1944年2月9日，顽军孙志汉部属一营营长钱殿荣率顽军150余人回老家桐庄乡的朱家头宿营。王香雄和杨洪才得到当地党员和部队侦察人员报告后，率二营2个连、武南县警卫连，区长钱梦梧率短枪队和丁舍区大队，于当日傍晚从西庄出发，奔袭10余里至朱家头，将顽军三面包围，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除顽军营长钱殿荣带少数卫兵泅水逃走外，大部被歼，缴获机枪5挺，步枪70余枝，新四军牺牲1名副排长和5名战士。朱家头战斗的胜利，大大激发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可是，顽军钱殿荣营部被歼后，其团长孙志汉不甘失败，一方面整顿部队准备找王香雄部决战，另一方面与日军进一步妥协，向武南中心地区猛扑，疯狂地捕捉地方干部、抗日群众和地方群众骨干，四处烧杀掠夺，扬言“消灭独立二团，为钱殿荣报仇”。为了进一步打击顽军反共气焰，金坛县委派侦察人员跟踪孙志汉部的行踪，新四军十六旅首长王必成、江渭清决定，调派四十八团1个主力营，配合王香雄独立二团二营和金坛县警卫连歼灭顽军。2月19日，王香雄获悉孙志汉部在加泽夏庄桥宿营，立即指挥部队兵分三路连夜奔袭包围顽军。一夜激战，至凌晨战斗结束，全歼孙志汉部2个营和刘孟根营的残部，俘获顽军营长赵伟民等100余人，缴获机枪17挺，步枪300余枝，短枪40余枝，还缴获一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品。

1945年1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一师主力到太长地地区与十六旅会师，成立了苏浙军区。2月，苏浙军区主力向莫干山、天日山进军，独立二团奉命参战，王香雄参加天目山战斗。8月中旬，独立二团回到太涌地区，王香雄率一营返回武南，、执行接受伪军投降的任务，歼灭了杨树园的伪军，直到武南地区全部解放。

王香雄在太涌地委直接领导下，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中，领导独立二团与日伪顽军作出顽强的斗争，使独立二团发展壮大成为一个2000多人的主力团，做出了很大贡献。王香雄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中，沉着冷静，科学分析，当机立断，声东击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重重包围，击碎了敌人妄图把独立二团消灭的痴心妄想，从此，王香雄这个被称为“矮枯营长”的优秀指挥员的美名就在太满地区广为群众所传颂。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10月，新四军奉命北渡长江。

12月，王香雄调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五十二团任参谋长。1946年3月，改任第四十六团参谋长，七月参加苏中战役310月调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任副处长，后任处长，参加了两次涟水保卫战；1947年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参加睢杞、淮海战役。在历次战役中，他完成了许多艰难的任务。在莱芜战役中，王香雄率领一个团突进莱芜城内，将敌指挥部打乱，使敌方失去指挥中心，迅速溃败，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孟良固战役中，王香雄遵照王必成司令员的指示，向各部队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国民党七十四师是个美式装备的作战部队，战斗力很强，我六纵队要集中全力配合华东兄弟纵队，把这个敌人主力彻底消灭。王香雄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顾一切困难和危险把指挥部的命令传达到各部队。当他爬到孟良固山上时，敌人一颗炮弹落到身边，他受了伤，但仍咬紧牙关，不顾生命危险继续向前，终于把命令传达到各个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王香雄这种奋不顾身的英勇行动受到了王令成司令员和江渭清政委的表彰。事后，王香雄说：“国民党七十四师是我们的死对头，在涟水保卫战中吃了他的苦头，这次报了仇，狠狠地揍他，把他彻底消灭了”。

1948年12月，王香雄调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任参谋处处长。

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的胜利凯歌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将乘勇追穷寇”，演绎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壮举，1949年4月，王香雄参加了横渡长江的战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国民党军队，吹响了向全国进军的雄壮号角。

1949年11月1日，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王香雄调到空军工作，在刘亚楼司令员直接领导下，参与了筹建空军航空兵的第一支作战部队——混成4旅/(后改称空军第四师)，他刻苦学军击毙的美军飞行员戴维斯的习，埋头苦干，很快由外行变成内行，掌握了空军作战的指挥要领。不久，空军第四师奉命出国抗美援朝，王香雄改任空军第四师副师长，两次赴朝在指挥所指挥空军作战，在我年轻的空军队伍装备和器材等条件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而且实战训练极其有限的“仓促”状态下，王香雄鼓励年轻的空军官兵发扬了克服困难、战胜敌机的大无畏精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中不断成长，逐渐掌握了一套灵活的战术，有效地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在朝鲜战场上茁壮成长，狠狠打击了不可一世的美国空中强盗，让中国空军威风四传、扬眉吐气。在空战中，空四师首次击落美机一架，还击毙了美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王牌”飞行“英雄”戴维斯，在盟天的空战中，击落击伤敌机30架，取得了我年轻的人民空军的辉煌胜利。

刘亚楼司令员一听到捷报，喜不自禁，立即发了贺电，向空军四师指挥员、飞行员和地勤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敬意，电文赞扬了空四师作为初建的人民空军光辉范例，赞扬了一批声震长空、威慑敌胆的战斗英雄在人民空军作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王香雄等人所率的空四师在朝鲜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也让毛泽东主席感到了喜悦和兴奋，他亲自审阅了刘亚楼司令员起草的电文后，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军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王香雄回国后，1954年10月任空军二十六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6月任空军第六军参谋长；1959年9月进空军学院高级系学习2年，毕业后任空军第六军副军长；1964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调任空军第九军军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香雄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1969年被免职下放到三机部012航空工业基地工作；1973年调出基地休息。王香雄能够忍辱负重，勤奋工作，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付出了自己的心血。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4月，王香雄调到济南空军工作。次年2月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长期抱病勤奋工作，为空军的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5月王香雄离职休养，被聘为空军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济南分会副主任。他注重调查研究，积极撰写学术论文，为空军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后因患重病，住院治疗，他思念着家乡人民，特别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嘱咐家属将自己购置的价值8干多元的3000多册书籍赠送给才溪中学。才溪中学为此专门设立了“香雄书室”，以纪念王香雄热心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

1988年12月1日，王香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王香雄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空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长期军事工作，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服从命令、大胆管理，在参与纪建混成四旅、空四师、空六军、空九军等部队时都无怨言，积极负责，显示出很强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具有坚强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党性观念、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几十年如一日，自觉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生活俭朴、教育子女严格、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满腔热情、廉洁清正，关心部属，关心群众。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创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