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1月，达·伽马一行人的船队抵达了东非的莫桑比克海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史可查的大西洋直接至印度洋的深度航行。随后，船队逆着强大的莫桑比克海流北上，巡回于非洲中部赞比西河河口。3月底，达·伽马的船队在消耗了大量补给品后，按照惯例凿沉了伴随航行的补给船，仅以3艘船只轻装前行。4月1日，船队来到了东非沿岸的重要港口蒙巴萨。城里的穆斯林居民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船只毫无了解。当蒙巴萨的居民发现这些神秘的来客居然是基督教徒后，双方的关系便迅速恶化，武装冲突也不可避免。由于达·伽马深知自己有重任在身且兵力单薄，所以不敢在蒙巴萨恋战。在摆脱了临时聚集的穆斯林船只后，他们继续向北航行，于4月14日转入了蒙巴萨的竞争对手城市马林迪。当地的统治者虽然也是穆斯林，但却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与葡萄牙人表示友好。

马林迪的统治者不仅允许达·伽马在自己的城市建立用于贸易和支持航海的小型要塞，还为达·伽马奉上大礼：资深领航员艾哈迈镕·伊本·马吉德。这位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阿曼地区的导航员，是当时著名的航海学专家，由他编著的有关西印度洋方面的航海指南当代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正是在这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的带领下，葡萄牙船队于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利用印度洋海上只有每年上半年才特有的西南季风，直扑印度海岸。终于在1498年的5月20日抵达了印度西南海岸最强大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

这是中世纪以来，西欧人的船只第一次航行到这片神秘的土地。马吉德手里的印度洋海图，则成为了葡萄牙人之后探索和征服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情报来源。而卡利卡特的港口则在一片惊讶中，迎接了登岸的葡萄牙开拓者。印度当地更为多元的宗教文化和复杂的贸易活动，都让卡利卡特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蒙巴萨居民的那种强烈敌意。

之后的三个月里，达·伽马的小型远征部队一直呆在卡利卡特，一来是为寻求贸易，其次也是在进一步打探印度地区的情报。但在这段时间里，达·伽马和他的属下过的却并不顺利。虽然卡利卡特扎莫林国的土著居民和国王都是印度教徒，但这里向西的贸易，大部分都已经被穆斯林所垄断。

由于穆斯林商人阶层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缘由而介入进来，轻而易举的挑拨了萨摩林与达·伽马一行人的关系。结果葡萄牙人开始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甚至不被允许开船回国，部分登岸的使团成员被当局扣留。

一筹莫展的达·伽马仍旧不想用自己手头微弱的兵力，轻启战端，不过聪明的他很快找到了对策。当几位印度教贵族上船尝试贸易时，伽马果断下令将他们扣留，并作出要拔锚起航的姿态。萨摩林马上用之前扣押的葡萄牙人交换了这些重要人质，并允许葡萄牙船队立即起航离开。

临行前，达·伽马收到了萨摩林写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件：只要能得到金、银、珊瑚和红布，愿意建立贸易关系。这样简短而刻板的客套话，仍然让达·伽马一行人备受鼓舞。

1498年的8月29日，达·伽马在留下少数几名联络人在当地建立他们在印度地区的第一个商站后，就带着船队匆匆起航回国了。在经过卡利卡特的北方邻居坎纳诺尔时，葡萄牙人终于在当地进行了友好的贸易，获得了香料、肉桂和五六个印度奴隶。当地统治者对于葡萄牙的态度与马林迪对蒙巴萨的怨恨基本一致。毕竟，同一联盟或阵营下的对手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返航途中，达·伽马经过马林迪，在此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当代还矗立着。

返航时船队就不太幸运了，许多水手在途中死于疾病，其中包括达·伽马的弟弟。最后只剩下2条船。1499年7月10日，“贝里奥”号回到葡萄牙，达·伽马的旗舰则在9月9日才抵达里斯本。生还的水手仅有开航时水手总数的一半。由于达·伽马突破了葡萄牙80年来一直期盼的海线拓展，使他受到奖励并成为了一位富商，并被赐尊称为“印度洋上的海军上将”。

有了达·伽马在1498年的这次成功，葡萄牙国内对于远航印度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1500年，曼努埃尔就派出了历史上去往印度的第二支舰队。这支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远征部队总共有13艘船只组成，比达·伽马之前指挥的探索舰队强大了不少。有了这样强大的舰队支持，卡布拉尔不必在同蒙巴萨以及卡利卡特的交涉中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不过港口与市场内的穆斯林商人并不合作。他们联手抵制刚刚登陆的葡萄牙人，还收买了当地的印度商贩，让印度人谎称手里没有香料存货。

卡拉布尔于是下令突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的阿拉伯帆船，并在船上搜出了大量印度人此前已经声称没有了的香料。这一行动也导致了当地的几千名穆斯林和印度人对陆地上的葡萄牙人发起了攻击。卡拉布尔派出的70人商团在众人的围攻中损失了50人。这位已经忍无可忍的统帅当即下令舰队炮轰卡利卡特城。

不愿意浪费时间的卡拉布尔在当地寻觅到了同情他们的印度人。在他建议下，卡拉布尔的舰队向南航行，来到了与卡利卡特有竞争关系的港口城市科钦。葡萄牙人在这个条件优良的港口内，成功地进行了贸易。

接着，更南方的港口奎隆也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向葡萄牙人伸出了橄榄枝。卡布拉尔顺势在科钦和奎隆两地建立了2个商站，加上此前就与葡萄牙关系密切的坎那诺尔，三座嫉妒和反对卡利卡特商业霸权的城市，一同向着葡萄牙一方倒戈。

如同东非的马林迪一样，葡萄牙人以旧格局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很快获得了弱势一方的垂青。他们可以不用担心在印度缺乏停泊港口与贸易对象了。

1501年，卡拉布尔的舰队终于返回了葡萄牙本土。搭乘这些海船一同到达里斯本的三位大使。他们是科钦、奎隆和坎纳诺尔三座城市的外交代表，各自都随身携带了当地统治者给予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信件。这三座城市都是印度洋西南海岸地区的重要贸易港口，却长期为最强大的卡特利特所压制。强大的葡萄牙人出现让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看到了希望。

1502年2月，瓦斯科·达·伽马再度率领船队开始了第二次印度探险，目的是建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地位，新的船队总共有多达23艘战船。船队途经基尔瓦时，达·伽马背信弃义把该国埃米尔扣押到自己的船上，威胁埃米尔臣服葡萄牙向葡萄牙国王进贡。

舰队抵达卡利卡特后萨摩林继续奉行一贯的不合作态度。达·伽马在要求萨摩林赔偿商站及人员的损失无果后也不再像第一次登陆时那么克制，下令舰队第二次炮轰卡利卡特城。

船队在坎纳诺尔附近海面上，达·伽马捕俘了一艘麦加驶来的埃及商船梅丽号，将船上300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米里号事件）。

为了减弱和打击阿拉伯商人在印度半岛上的利益，达·伽马下令卡利卡特城统治者驱逐该地阿拉伯人，尔后又在附近海域的一次战斗中，击溃了阿拉伯船队。

对于萨摩林而言，更加无法接受的是这次葡萄牙人的远征已经不满足于贸易和勒索。总共有5艘船在达·伽马回国后被留在了科钦和奎隆，成为了近代欧洲人在亚洲地区的第一支常驻舰队。

这些战船不仅仅将在1502年年底到1503年年初保护两个城市的葡萄牙商站，还要在回国前执行在贸易季节封锁红海的重任。穆斯林的商船将在整个夏季被封锁在红海里无法进入印度洋，这样香料贸易将被葡萄牙独享。

这些军事力量已经拥有了印度和非洲本地盟友的支持。整个过程中军事所占据的比重并非大头，利益与外交才是达·伽马这样的葡萄牙指挥官的制胜之道。

1503年2月，达·伽马满载着从印度西南海岸掠夺来的大量价值昂贵的香料，率领13艘船只返回葡萄牙。同年10月，回到了里斯本。据说，达·伽马此次航行掠夺而来的香料、丝绸、宝石等，其所得纯利竟超过第二次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在返回葡萄牙时，载满了贵重的印度货物，并买下了原先属于布拉干萨（Bragança）皇室的许多土地。达·伽马在之后的二十年过着平静的生活，这段期间不受宫廷的欢迎，也没有参与印度的事务。达·伽马试要获得曼纽一世的欢欣，不过成效有限。这段期间葡萄牙皇室属意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参与印度事务。

在斐迪南·麦哲伦投靠西班牙后，达·伽马向国王威胁说他也会作相同的事，希望国王可以让他留在葡萄牙，避免将印度总督落到西班牙手中。

当达·伽马完成了第二次远航印度的使命后，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额外赏赐，1519年12月29日，国王签署一个皇家法令，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一世，这项法令也授予达·伽马及其子孙很多的特权，让达·伽马成为第一个没有王室血统的贵族。

曼纽一世在1521年过世，他的儿子若昂三世开始重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达·伽马成为国王重要的建议者，提供新国王意见及策略。在看到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的威胁及优先性后，达·伽马反对像曼纽一世一样将重心放在阿拉伯，他主要关注印度。印度的统治者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zes）既无能又腐化，引发多方的不满，约翰三世决定用达·伽马代替梅内塞斯，相信他的名声及以往的成就可以建立他在葡属印度的权威，可以转变当地政府，并且有新的策略。

约翰三世在1524年任命达·伽马可以享有总督的名称，是在1505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后第二个有此名号的人。达·伽马的第二个儿子Estêvão被任命为印度海军指挥官，取代梅内塞斯的兄弟。最后一个条件是约翰三世答应任命他的几个儿子可以先后成为葡萄牙麻六甲舰队的队长。

1524年，达·伽马在印度已有“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可怕称呼，他派遣了更多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企图替换当地的无能统治者梅内塞斯，并取得他的葡萄牙领地，但达·伽马抵达印度果阿时感染疟疾。12月，在卡利卡特逝世。他被火化后埋在印度柯亲茶的圣法兰西斯教堂。

1539年，达·伽马的尸体被运回葡萄牙，重新安葬在维第格拉（Vidiqueira）。

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尤其对欧洲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引起了所谓“商业上的革命”：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扩大了经济和文化往来，欧洲同非洲、亚洲之间的贸易扩大，同美洲开始有了联系，各地区的商品逐渐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不过，这时的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了变化，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逐渐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国、尼德兰所代替。其次，引起了所谓“价格革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大量贵金属源源流入欧洲，造成金银价值下降，物价猛涨。在“价格革命”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暴利，封建主衰落了，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新航道的打通同时也是欧洲殖民者对东方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开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印度洋沿岸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达·伽马的印度新航路的开辟，最终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

达·伽马航海的基本意义是他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和远东的直接航线，其影响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出来。

从短期来看，它对葡萄牙的影响最大。通过控制通往东方新的贸易航线，这个位于文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不久便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葡萄牙人迅即在印度周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他们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非洲及其它地区均设有前哨站，这当然是对他们在巴西租界地和在非洲西部殖民地的巩固。甚至早在达·伽马之前他们就拥有在巴西的租界地，在非洲西部建立了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有几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被葡萄牙人所把持。

达·伽马对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开辟，使从前控制印度洋贸易航线的穆斯林商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这些商人不久就被葡萄牙人彻底击败并取而代之。而且从印度通往欧洲的陆地上贸易之路变得荒凉冷落了，因为走绕过非洲的葡萄牙海路比较便利。这对于先前控制东方贸易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贸易城市（如威尼斯）均有害无益。但是对欧洲的其余地区来说，这意味着来自远东的货物要比从前便宜多了。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达·伽马航海所带来的影响不在欧洲或中东，而在印度和东南亚。事实上印度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一个相当闭关自守的国家，惟一重要的外来影响是来自西北，但是达·伽马的航海使印度通过海路与欧洲文明世界相接触。欧洲人的影响和势力在印度逐步上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大陆都受不列颠君主统治为止。就印度尼西亚来说，它首先受到欧洲人的影响，随后又完全被欧洲人控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些地区才获得自主权。

《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版本）：达·伽马通航印度，促进了欧、亚商业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从事殖民掠夺的开端。

达·伽马的父亲埃斯特旺·达伽马也是一名航海探险家，曾受命于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的派遣从事开辟通往亚洲海路航线的探险。达·伽马的哥哥巴乌尔也是一名终生从事航海事业的船长，曾随同达·伽马从事1497年的探索印度的海上活动。

在达·伽马的出生地，葡萄牙西南部的海滨小城锡尼什城堡外屹立着1970年塑就的达·伽马全身铜像——远眺大海的达·伽马圆帽长袍，脚登长靴，腰佩长剑，手持望远镜。铜像石基座上写“堂·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等字样。基座下方还写着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对达·伽马的颂词：“以大海为荣的达·伽马！”

肯尼亚马林迪

1498年8月29日，达・伽马率领船队返航，途中经过马林迪（马林迪是当时少数接纳葡萄牙人的城邦之一）时，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达·伽马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至今还矗立着。

澳门

澳门达·伽马纪念碑建于1898年，以纪念达・伽马抵达印度航行400周年。

葡萄牙里斯本

1960年，适值恩里克王子逝世500周年，葡萄牙在里斯本贝伦塔附近修建了航海纪念碑，屹立于海旁的广场上。在纪念碑的船头，恩里克王子昂然站立在最前面，手中擎着一个轻快多桅帆船的模型，突出了他在葡萄牙航海历史上开拓者的地位。在他身后的船体两侧，各排着一列由16人组成的雕塑群像。第二位身披长袍的就是达·伽马。第三位是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身后是一群继而续之的发现者、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艺术家、军官。第四位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手捧一座地球仪，因为哥伦布是在葡萄牙学会航海技术的。

为了表示对达·伽马的深刻怀念，葡萄牙发行一枚瓦斯科·达·迦马纪念金币，由João Duarte设计，葡萄牙造币厂铸造。该币成色为99.9%，直径为12毫米，重量为1.56克，发行量为20000枚。正面以大海为背景，左上方为葡萄牙国徽，右下方为面额，边缘为国名；背面为瓦斯科·达·迦马肖像和船只的线条抽象画，边缘为其姓名和生卒年份。

1898年4月1日，7个葡萄牙殖民地用统一图案发行了达·伽马发现新航路400周年纪念邮票。

1997年，葡萄牙发行了达·伽马抵达蒙巴萨的邮票和编号样张。

1998年，中国澳门发行了“华士古·达伽马发现印度航海路线500周年”纪念邮票，全套3枚，票面主图是达·伽马人像和他的探险新航路的船队。同时发行了小型张。

1989年2月1日，布隆·福斯公司与德国船舶建造商HDW合作建造第二代MEKO舰——葡萄牙海军的3艘达·伽马级导弹护卫舰（MEKO-200P型）。

20世纪90年代初，葡萄牙新购的一级共3艘护卫舰相继服役，分别命名为“瓦斯科·达·伽马”号、“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号和“科尔特·雷亚尔”号，舷号分别为F330、F331和F332。这级舰也便称“瓦斯科·达·伽马”级，简称“达·伽马”级。

瓦斯科·达·伽马大桥是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东南、横跨特茹河的一座跨海斜拉桥，总长度17.2公里，1998年建成时是葡萄牙以至欧洲包括高架桥在内的最长桥梁，同时也是世界上排行第九长的桥梁。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军事博物馆里有瓦斯科·达伽马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