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历史上，建置的出现是在汉元狩二年（前121年），从设立酒泉、武威二郡开始，后来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统称为“河西四郡”。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武威、张掖各辖10县，酒泉辖9县，敦煌辖6县，共计35县。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一举击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汉王朝将这里作为向西发展的根据地，通过推行“移民实边”“徙民屯垦”等政策，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和经营。经过本地各族民众与中原移民的艰辛努力，河西走廊在发展绿洲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将秦长城从临洮修到了敦煌以西，并在阳关和玉门关设立了两个军事关隘，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为强化统一管理，汉在这里实行军事屯田，推行军农结合的管理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河西四郡的建立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分设13州，各州设一刺史，史称“十三刺史部”。河西走廊属凉州刺史部管辖。

东汉时，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赋予地方官以较大的权力。在郡之上又设立起了州一级地方政权，并将刺史更名为州牧。由此，将实行了400年之久的郡、县两级制改为州、郡、县三级制。当时，凉州辖10个郡，99县和2个属国。河西走廊设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另外，新增设了两个属国。一个是张掖属国，在今张掖市的东北面；另一个是张掖居延属国，在居延海西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属国在政区级别上相当于郡，地方长官称都尉。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在河西置雍州（州治姑臧），撤销凉州。

三国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前朝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重置凉州。“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省境共设有凉州1州（另外一部分地方分属雍州和益州），12个郡，77个县。”大部分地方属魏国，南部的部分地方属蜀国。凉州领金城郡（治今兰州西）、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武威郡（治姑臧县）、张掖郡（治今张掖西北）、西海郡（治居延）、酒泉郡（治今肃州）和敦煌郡（治今敦煌市西）。河西走廊的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等属于魏。西晋时，凉州治姑臧，辖6个郡，即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酒泉郡和西郡（今山丹一带），共41个县。

“五凉”，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于河西的、以“凉”为号的五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两个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即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从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算起，直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灭亡，“五凉”的存在的时间长达130多年。这“五凉”分别为：前凉（301—376年），治姑臧（今凉州），辖河西走廊18郡，最终为前秦所灭。前秦匆匆走过之后（只有10年），后凉（386—403年）建立，亦治姑臧。其辖地东边以金城郡与乞伏西秦相邻，西边置高昌太守，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督镇守高昌。除前凉18郡外，新设昌松、番禾、西河、乐都、西安，三河、浇河和临池等8郡。显然，其控制范围达甘、青部分地区乃至新疆境内的天山南北，可称得上是当时西北较强的一支割据势力。南凉（397—414年），最初治所在乐都（今青海乐都），406年迁治姑臧（今武威）。西凉（400—420年），初设治敦煌，后迁往酒泉，辖今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亡于北凉。北凉（401—439年），初设治张掖，后迁至姑臧，所辖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还有西平、乐都至湟水流域以及天山一带。

北魏，凉州治武威（今凉州区），辖武威（今武威市境）、番禾（今永昌县）、临松（今张掖市和民乐县之一部）、梁宁（今酒泉市）。

北周，河西走廊设凉州、甘州和瓜州。凉州，治姑臧，辖区大致范围包括今民勤东北、武威、永登东南、永昌西部。甘州，治永平（今张掖市西北），辖区大致为今张掖、山丹、民乐、酒泉、高台之一部。瓜州，治鸣沙（今敦煌市东南），辖区约为今敦煌、瓜州、玉门市之一部。

隋初，为避免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根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于隋开皇三年（583年）取消郡一级建制，确立州、县两级制。最初，在河西走廊设三州，即凉州（今武威部分地方和永登县南部）、甘州（今甘州部分地方和肃州）、瓜州（今敦煌、瓜州和玉门部分地方）。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再次恢复为郡。

入唐之后，唐太宗时期全国共分为10个道，同时将原来的郡改为州。河西走廊属陇右道。唐玄宗时又恢复为郡。唐肃宗时再次改郡为州。自此，一直为州、县两级制，终唐一世。当时，河西走廊设有5州，即凉州（辖今凉州、金昌、古浪），甘州（辖今甘州、山丹），肃州（辖今肃州、玉门），沙州（辖今敦煌），瓜州（今瓜州）。到了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将陇右道一分为二，黄河以东仍称陇右道；黄河以西称河西道，并置河西节度使。分设后的河西道辖凉、甘、肃、瓜、沙、伊、西等7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各州，并废除了原先的州、县、乡、里建制，按不同区域重新建立若干部落，实行统一管理。

宋时，河西走廊为党项羌所统治。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王国正式建立，定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西凉府为其辅郡。西夏在河西走廊设有5州，即凉州（后改为西凉府）、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府。”将甘州设为镇夷郡，肃州设为番和郡。另外，西夏政权还专门设立宣化府，作为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构。

进入元代，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之首字相并取名为“甘肃”，正式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长官为平章政事），简称甘肃行省，治所在甘州路的甘州（今张掖）。主掌监察的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亦设甘州。河西走廊设有甘州路、永昌路（原凉州）、肃州路、沙州路、亦集乃路（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兀刺海路。甘肃行政区划大致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在中国行政史上，元代首创的行省制度成为地方行政最高一级建制，沿用至今。

明初，沿用元朝的行省制。一直到了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认为行中书省的职权过大，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出现割据局面，决定废除行省制。在原行省的基础上，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此时，甘肃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在河西走廊设有甘州五卫：即甘州左卫（今张掖）、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肃州卫（今酒泉）、山丹卫（今山丹）、永昌卫；凉州卫（今武威市）、镇番卫（今民勤县）、庄浪卫（今永登县南）、沙州卫（今敦煌、瓜州）；赤金蒙古卫（今玉门西北赤金堡）、罕东卫（今酒泉市西南）。另外，在河西走廊还设有古浪、高台两个守御千户所。

清代，地方行政建置基本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清初河西走廊建置沿用明制。直到雍正二年后，对河西走廊建置作了较大调整。调整后的建置，据《清史稿》记载：凉州升为府，置厅、县；领厅一县五，即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和平番五县，以及庄浪厅。甘州，罢行都司置府，领张掖、山丹、高台三县；顺治七年，割高台隶肃州；乾隆间，增置抚彝厅。肃州，省卫并入甘州府；雍正七年，置直隶州，割甘州之高台县来属。安西直隶州，雍正元年复设沙州所，设安西同治；雍正三年，省靖逆同治，徙通判治其地，仍领二卫，旋升沙州所为卫；乾隆二十五年，以沙州卫为敦煌县；二十八年，降直隶州，隶安肃道，领敦煌、玉门二县。清朝在地方还设有监察区，其下设道。甘肃省监察区共设6道，河西走廊为二道，即甘凉道（治所甘州）、安肃道（治所瓜州）。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了清代的府、州、厅制。民国初，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河西走廊为甘凉、安肃二道，但治所有变。甘凉道，治武威县，辖甘、凉二地。安肃道，治酒泉县，辖肃州、安西二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河西走廊设立了三个专区，即武威专区、张掖专区和酒泉专区。1955年10月，撤销武威、酒泉二专区，合为张掖专区，治张掖。1961年，重新恢复为三个专区。1965年，从酒泉专区划出嘉峪关，设嘉峪关市（地级）；1970年，又将嘉峪关划入酒泉地区（1969年10月后称地区）。1971年，再次将嘉峪关划出酒泉地区，连同嘉峪关地区指挥部、三九公司并为嘉峪关市（地级）。1982年，从武威地区划出永昌县，成立金昌市（地级）。

河西走廊位居中国西部地区，在甘肃省的西北部，北山—阿拉善高原以南，祁连山以北，是一个呈北西—南东走向的狭长地带，因形似走廊地处甘肃黄河以西而得名。河西走廊东部与著名的黄土高原相邻，南部与青藏高原毗邻，北部与蒙古高原接壤，西邻塔里木盆地。

河西走廊在国外地理文献中又被称作甘肃走廊，其具体位置西起若羌、阿克塞、敦煌间的甘新交界，东至古浪峡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30—120千米不等，包括阿拉善高原中西部地区总面积约为40万平方千米。主要涉及甘肃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城市。

在地质构造上河西走廊是隶属于祁连褶皱系的北祁连褶皱带中的一个过渡地带，即就是北祁连优地槽褶皱带与中朝准地台之阿拉善台隆间的一个陆棚型冒地槽褶皱带。河西走廊由三个地质构造单元组成，分别是南部祁连山和阿尔金山断块、中部是河西走廊拗陷、北部是北山断带。

河西走廊的三种地质特征决定了河西走廊的土地资源也划分为三种地貌类型：（1）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山地和阿尔金山山地，是由古生代褶皱、中新生代断裂隆起的高山和谷底组成，大部分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2）中部为走廊的平原，东西各与河西走廊的东西界点相吻合，即东至古浪峡口，西至甘新交界，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从南北两侧山地冲刷而下的砂砾遍及整个走廊，在重力的作用下冲积、洪积物呈明显的带状分布，自南向北依次为南山北面的坡积带、洪积扇带、洪积冲积带、冲积带和北山南面的坡积带。在新构造运动时将走廊内的平原分隔为安西—敦煌盆地、酒泉—张掖盆地和武威—民勤盆地这三个独立的盆地，并分别由三大内陆河孕育生发。安西—敦煌盆地南北宽100—200千米，是河西走廊最宽广和辽阔的区域，海拔在900—2500米之间，地势自南向北，由东向西倾斜。酒泉—张掖盆地位于走廊中段，主体海拔在1500—1800米之间，地势主要向西北倾斜。武威—民勤盆地主体海拔在1500—2000米，地势自西、南、东向中心倾斜，最后向北缓降到阿拉善高原南部。（3）北部为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分布着长期遭受风蚀的低山和残丘，自东向西又绵延数千里的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

从以上地貌类型划分可以看出河西走廊的土地面积辽阔，单从理论上来讲是非常适合发展农耕的，但遗憾的是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戈壁、沙漠、山地占据了走廊的大部分面积，适宜农耕发展的土地仅限于走廊中部的绿洲平原，加之河西走廊水资源匮乏，限制了河西农业的规模发展，据统计河西走廊宜农土地仅为13360平方千米，占土地总面积的5％，其中人工绿洲面积11125平方千米，仅占土地总面积的4.12％。

河西走廊深居西北内陆地区，远离海洋，在气候上属于温带、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干燥少雨、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等气候特征，南部祁连山区则属于青藏高原高寒气候。河西走廊光照时间长，热量保持较好，年日照时数可达2600—3250小时，日照年太阳总辐射量可达5700—6400兆焦耳/平方米，这不仅在甘肃省内为最高值，就是在全国来说也是高值区之一。河西走廊夏季主要受东南暖湿气流影响，西南气流可以把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水汽带入本区，增加了该区的湿度，但由于干燥的气候很难成云致雨，只有走廊南部的山区是降水量相对比较多的地方，个别地方可以达到300毫米以上，其他广大地区降水量基本上是在200毫米以下，并且越往西降水量呈递降趋势，降水严重不足而蒸发量极强使河西走廊成为名副其实的干旱区。冬季易受西伯利亚寒潮影响寒冷而漫长，最冷时气温在零下10度—20度之间。河西走廊年平均气温6.6—9.5摄氏度，无霜期约为140—170天，超过10度的积温约在2500—3500摄氏度，除满足作物一年的热量需求外尚有剩余。河西走廊气候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多风，而且是多大风，在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风速比较小，一般都在2.0—2.4米/秒，而在西段的玉门镇和安西年平均风速分别为4.2米/秒和3.7米/秒，成为河西地区风速最大的两个地区，每年4、5月份是大风肆虐的时候，也是河西走廊沙尘暴最为严重的时候。

2018年8月6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在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发掘的木本植物木炭显示，距今约3700年前后，河西走廊的气候从温凉湿润开始变干旱了。

河西走廊气候干燥降雨稀少，所以在整个走廊内无法形成河流，走廊内的大部分河流都是发源于祁连山地，靠祁连山的山区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作为补给来源。

河西走廊内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水系，把河西走廊分成了武威—民勤盆地、酒泉—张掖盆地和安西—敦煌盆地，各个水系孕育了各自独立发展的绿洲灌溉区。

河西走廊的矿藏资源，已探明的储量矿产品达66种，各类矿床330多处，潜在经济价值约3128亿元。主要矿产有煤、铁、铜、镍、钴、铂族、金、银、石油、化学原料以及非金属、冶金非金属和建材非金属等。河西走廊矿藏不仅种类多、储量大，而且一些矿种的品位也很高。镍、钴、硒、铂族（即铂、铱、钌、铑、钯等）以及铸型黏土的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

河西走廊主要的植被类型有温带荒漠草原、温带和暖温带荒漠。温带荒漠草原位于走廊东段，主要的植被包括戈壁针茅荒漠草原、沙生针茅荒漠草原以及短花针茅草原；荒漠分布在走廊的中西断，主要的植被类型有梭梭、裸果木、蒙古沙拐枣、含头草、红沙、齿叶白刺等，在高海拔地区分布有草原植被，如大黄山东南坡的针茅、冰草草原。走廊内的森林分布比较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黑河、石羊河下游沿岸的胡杨和沙枣林，一是位于大黄山阴坡的小片青海云杉林。

河西走廊主要的土壤类型有灰漠土、灰棕漠土和棕漠土。灰漠土分布于古浪河冲积扇中部，花草滩和民乐洪水河冲积扇下部，灰棕漠土分布于酒泉—张掖盆地的洪积平原中上部、疏勒河大坝冲积扇，棕漠土分布于干燥剥蚀残山及其以南的砂砾洪积倾斜平原，敦煌以西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山前平原。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的人口构成复杂，人口流动性大。既有大量的内地移民迁入，又有当地人成批迁出。加之受政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人口增减幅度比较大。因而，留给后世的人口数据不够详尽，有的时段甚至难以查考人口的具体数量。另外，在有限的史料中，对人口数据的记载也不尽一致。

西汉时期，在河西走廊设立四郡之后，开始从内地大量移民，使河西走廊的人口迅速增加。至西汉末年，河西走廊进入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河西走廊总户数达71270户，总人口为280193人。除了来自内地的大量移民人口外，还有军屯田卒人口数。“河西亦应有田卒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加上原有的二十八万人，则西汉河西人口应在40万以上。”

进入东汉以来，统治集团与羌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羌人起义比以往更加频繁，而且一直持续不断。处于战乱状态的河西走廊，不仅经济倒退，而且人口数量也急剧下降。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武威郡，城14，户10043，口34226；张掖郡，城8，户6552，口26040；酒泉郡，城9，户12706，（人口数缺）；敦煌郡，城6，户748，口29170；张掖属国，户4656，口16952；张掖居延属国，户1560，口4732。在以上数据中，敦煌郡的户数仅748户，而人口数为29170人，户均人口数高达39人。这个数据明显有误。按两种假设数推算：1.户数按7048户计，户均为4.1人。2.户数按7480户计，户均为3.89人。这两个数字推算的结果，户均人口数都比较接近实际。这里按户均4人计，敦煌郡的户数约为7048户。另外，酒泉郡的户数为12706户，人口数空缺。也按户均4人推算，酒泉郡的人口数约为50824人。那么，东汉顺帝时期河西走廊的总户数为42584户，总人口为161945人。

西晋时期，河西走廊的人口数仍然呈下降的趋势。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5900；张掖郡，户3700；西郡，户1900；酒泉郡，户4400；敦煌郡，户6300；西海郡，户2500。西晋时期的总户数为24700户。但《晋书》没有记载人口数。仍按户均4人计，那么总人口约为98800人。

隋代河西走廊人口数，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11705；张掖郡，户6126；敦煌郡，户7779。总户数为25405户。《隋书》同样没有记载人口数。按户均4口人计算，那么总人口约101620人，比西晋时期稍有增长。

进入唐代以后，由于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和休养生息的措施，河西走廊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人口数量也得以迅速增长，出现了自西汉以来的又一次人口高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河西走廊14县，总户数为35718户，总人口172086人。

北宋时期，宋朝政权没有能够对河西走廊实施有效的统治。直到11世纪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与唐末五代相比，西夏鼎盛时期河西走廊人口有所增加。13世纪初叶，蒙古灭西夏。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中，不仅西夏政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人口损失也十分惨重。幸存下来的党项羌人，除少部分人留居原地外，大部分人被安置到了河南等地，有的长途跋涉徙往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一带定居，有的则流散其它各地。在战乱中，西夏的各种史料几乎毁坏殆尽，加之元朝没有修编西夏志，致使河西走廊人口无法查考。考虑大规模战乱及人口流失的影响，此时河西走廊人口减少很多。

《元史》只记载有甘、肃二路的人户数：甘州路，户1550，口23987；肃州路，户1262，口8679。河西走廊其它4路的户数与人口数无考。

《明史》不见河西走廊人口记载。根据《五凉全志》《甘州府志》和《肃州志》等河西地方志提供的人口数据匡算，明代后期河西走廊的总人口为35万左右。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石羊河流域和黑河流域，而疏勒河流域的人口则很少。

明清时期，尤其到了清代，河西走廊进入大规模的开发时期，也迎来又一次人口高峰时期。清代人口高峰时期，河西走廊的总人口约在230万左右。

2000年所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河西走廊5市总人口为4680343人。

截至2020年末，河西走廊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5个市总人口440.24万人。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多民族走廊，这里先后居住过许多不同的民族。河西走廊古代居民的族种多，关系复杂，而且迁徙也很频繁。在漫长的岁月里，各民族共同开垦了这片热土，一道成就了河西走廊灿烂的古代文明，也使这里成为民族融合的一个大熔炉。主要有羌戎、乌孙、月氏、匈奴族、鲜卑族、卢水胡、回鹘、吐谷浑族、党项羌等民族。

作为多民族聚集地的河西走廊，古代民族众多，民族迁徙频繁。以上这些民族，只是其中一些主要民族，并非全部。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有许多民族无法甄别，甚至连一些民族的确名也是后来很晚的事。

2000年，从人口数量上看，藏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数量居首位；从分布状况看，河西走廊从东到西都有藏族居住，分布地域广泛；再从宗教信仰方面看，以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为主，包括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和土族，约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5%。其中绝大多数民众都信仰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少数民族人口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是最多的。

河西走廊生态地位突出，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中国交通、能源、电信、物流战略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路段，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020年末，河西五市地区生产总值2291.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2015年增长29.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5.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61.9亿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018.7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844.80元。

2020年末，河西地区生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7.7%，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生态工业发展势头强劲，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电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文旅产业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设稳步推进。现代农业蓬勃发展，丝路寒旱农业、高原夏菜品牌效应显著。

2020年末，河西地区区域进出口商品总值达到158.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1.53%。武威国际陆港和嘉峪关、敦煌国际空港建设稳步推进，酒泉被列入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布局规划，对内对外交流合作更加密切。

到2025年，河西走廊经济带生态支撑能力、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区域特色进一步彰显，地区生产总值占到甘肃省的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达到8%左右，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历史悠久，是甘肃省最重要农业区，是西北地区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

河西走廊气候干燥，农业耕种其性质与内地一般农业有所不同，依靠高山雪水灌溉，一切灌溉沃野均沿山麓作点状分布，有水即为良田，无水变为荒漠，是典型的依靠祁连山融雪灌溉的绿洲农业。古人曾说无弱水即无张掖，推而广之，无雪水、无河渠、即无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灌溉用水，直接来源有河水、泉水和井水，三者之中，井水多供饮用绝少灌田，泉水灌田虽不乏实例，范围亦属有限，故最重要者当推河水。该区较大河川，均发源祁连山中，雪融下注，乃成河川，河流出山后，人民筑坝拦水，分渠引道，用以灌溉。渠道长者达到百余里，短者十余里。渠分流谓之沟，渠宽一二丈，深一丈以下不等，在河西走廊形成了沟渠纵横的灌溉网络。河西大部分人口，皆聚集于此等少数灌溉沃野。

从汉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原地区往西，南边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北边是茫茫的戈壁滩与沙漠，能够有效沟通中西的唯一大通道便是处于高原与沙漠之间的河西走廊。在中原文化达到鼎盛的汉、唐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几大古文明如古印度、古波斯、古罗马等，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部。由于当时的海上交通线尚未普遍建立，故河西走廊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通道。

自汉以来，由于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多民族文化处于长期变动之中，文化杂糅与整合过程持续发生，促使原来性质不一的河西地域文化趋于均匀与一致，并为新的民族文化的进入以及更高层次上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奠定了基础。

蒙元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重要时期，河西历史上曾经活跃的各个民族名称至此从历史书籍中消失，表明河西民族文化融合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彻底。明清以降，河西走廊各民族被统称为“番”，名称的统一表明民族文化地域复合体已经形成。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番”之称下，有“生番”与“熟番”之别，“生番”又称“黑番”，是指那些位居深山，语言、服饰、风俗还保留有较多本民族特征的民族；而“熟番”又称“黄番”，是指那些近汉边，其居住、服饰、语言、风俗与汉族相差无几的少数民族。河西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这种地域指向性与有序性变化，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在时间上、地域上扩展的某一个历史域度。

历史时期河西地域分分合合，统治民族代有更替，促使河西文化不断地发生分异与重组。如果走廊被置于强有力的政权控制之下，其文化的一体性就会得到最大的体现；反之，如果外部力量不足以弹压或控制河西走廊，河西文化就体现为多头出露。

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物质文化的借用、吸纳和移植，也有制度及精神层面的深度整合。其主要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河西走廊的文物品类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文物价值突出。简牍、彩陶、壁画、岩画、雕塑、古城遗址等等，各具特色，交相辉映，是一条灿烂夺目的“文化长廊”。因是佛教东传的要道，这里还留存了大量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等大小石窟星罗棋布地点缀于走廊沿线，因此河西走廊又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

在河西走廊四季少雨多风的气候条件下，居民的住宅建筑乃至城市聚落景观迥异于其它地方，“因四时少雨，不瓦不甓，用松杨木密椽陪楹籍以屋籣，覆以瓦墁”。房屋一般低矮且封闭较为严实，运用取之不竭的黄土资源，采取厚重的生土墙围合了整个庭院，形成了一个围护性极强的院落空间，防止风沙的侵入和损害，它们所处的堡寨与民居具有同构关系，外部有高大夯土墙体维护在四周。

由于河西走廊独特的通道地位和多民族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河西走廊地区一直到今天都保存有独特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此和谐共存，主要包括以儒、释、道文化为主的汉文化体系，回族、哈萨克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由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构成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因而，河西走廊地区成为体验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宝库。同时，也是了解中华民族形成、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活教材，成为培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区域。

2017年9月以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林草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甘肃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下发了相关实施方案和任务，确定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54项。

2019年10月1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发布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