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朝鲜封建地主阶级却没有吸取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和日本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被击败并被羞辱的教训，依旧横征暴敛，不思进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贫苦，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当时朝鲜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

19世纪后期，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实际统治者更是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长夜之宴无日或辍，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而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等等，也使朝鲜国库空虚，赤字猛增。朝鲜政府不得不以卖官鬻爵来维持财政收入，就连科举也成了交易市场。朝鲜统治者还勾结日本侵略者，成为了列强侵略朝鲜的帮凶。

1889年，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天灾频繁，朝鲜部分地区实行“防谷令”，禁止把大豆和大米输往日本。日本人却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朝鲜政府立即废除防谷令，并勒索大量赔款。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置朝鲜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立即废除防谷令，并赔款11万多元。朝鲜的中央政府既如此荒淫腐败，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富悬殊空前严重，朝鲜的社会矛盾就像干柴一样不断累积。朝鲜统治者对内骄奢淫逸、对外妥协卖国的这些行为都极大地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由于以上情况，深受多重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起义反抗的意识日渐形成，正如当时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向沙皇报告的那样：“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的一位领导者吴知泳也对当时朝鲜社会的状况和人民的心态这样描述道：“凡此种种，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既鱼肉百姓，民恶能不以为敌？！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吾民于死地？故百姓日夜盼国亡，有言必称亡国，曰：‘此朝必亡，非亡不可，何不早亡？’”

与此同时，面对国家的日益崩坏和人民的深重苦难，一大批立志于拯救苦难的民众的有识之士开始大量地涌现，朝鲜人民和这些仁人志士开始不断进行救国救民的探索与斗争，比如1882年反抗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以及1884年旨在促使朝鲜近代化的“甲申政变”等。1885年—1894年间，朝鲜官方记录的较大规模的“民乱”就有38起。后来的甲午农民战争的领袖全琫准就是这样一位试图改造朝鲜的仁人志士。

全琫准（1854年～1895年），是朝鲜西南部全罗道古阜郡人，自小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他，深刻地体会到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认识到推翻朝鲜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的必要性，很早就萌发了反抗的意识。

全琫准的父亲全彰赫对他影响犹大。全彰赫为人正直，秉性刚强，因为不满郡守横征暴敛，率众袭击郡衙，不幸被捕牺牲。全琫准以父亲全彰赫为榜样，立志拯救苦难的民众，最终促使他走上领导人民反抗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道路。

当时朝鲜流传着融合儒教、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宗教——东学道，其主旨是提倡东方之学，与当时在朝鲜流行的西方的天主教相抗衡。另外，东学道还以“人乃天”为教条，反映出反封建的平等思想。东学道从1860年创立起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却在地下迅速传播。东学道通过一系列的宗教宣传，提出了“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这很好地迎合了在贫苦的农民的斗争需要，因而在贫苦大众中具有极大影响。

1864年，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被斩首示众。此后崔时亨继承教主之位，完善了东学道的教义体系和组织系统，并不断在地下发展东学道势力。而朝鲜政府则恣意迫害欺压东学道徒，东学道徒常遭到逮捕，财产也被地方官员、吏胥掠夺和没收以饱私囊，使政府和东学道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

1893年1月，数千东学道徒在全罗道参礼驿集会，展开了“教祖伸冤”运动。1893年3月，东学道徒麇集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在王宫景福宫光化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东学道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的外国人（除中国人以外）。

1893年4月，上万名东学道徒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后来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方式强制解散。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爆发已酝酿成熟了。全琫准认识到这种思想能发挥巨大的鼓动作用，便于1874年（一说1890年）拜见了东学道教主崔时亨，并成为东学道信徒。加入东学道后，全琫准通过大量发展东学道的道众，四处宣传东学道的教义，为发动起义做了准备，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全琫准已是东学道在古阜郡的接主（首领）。

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朝鲜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以及东学道的传播和全琫准等仁人志士的积极推动下，在朝鲜国内，起义的爆发就像一个缺乏导火线的炸弹，一旦导火线具备了势必引起剧烈的爆发，而朝鲜的全罗道地方政府压榨百姓的行为就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是个有名的贪官，自上任后巧取豪夺，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弥漫，随着全罗道古阜郡1893年12月的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古阜郡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是国有洑，农民从万石洑引水浇地，要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

1892年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在原有旧洑的基础上毫无必要地另建一座新洑——八旺洑。完工后，赵秉甲不但增加水税，还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百姓不服，找他论理，赵秉甲闭门不见。百姓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反遭逮捕。百姓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于是朝鲜甲午农民战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1894年2月15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十日），经过五天的准备，古阜、泰仁上千名农民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蜂拥向衙门冲去。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赵秉甲闻讯，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走。起义军占领郡衙后，惩办贪官污吏，烧毁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百姓，打开仓库，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但这次暴动之后十多天起义农民就作鸟兽散。之后的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民乱”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一郡居民，痛入骨髓”，议政府给国王的报告中也称自李容泰到任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乱民情迹，去益叵测矣”。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1894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日）率领农民起义，占领白山，以其为大本营。起义军捣毁官衙，开仓济民，并于4月30日（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白山举行大会，提出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四大纲领，还在檄文中表示要“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基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史称“白山倡义”。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武器也大有改善。不久，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自称“绿豆将军”，金德明为军师，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

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规定不准吸烟，不得奸淫妇女，不能损坏农田，违者严厉惩处，对于两班、吏胥、地主、土豪则十分严厉。当时日本东京《国民新闻》的报导中曾援引旅朝日本人的这样一段话：“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一位对东学军持敌意的文人写道：“贼（指东学军）所至，毁廨宇、烧文簿、劫军器、掠官财。守宰虽见获，不辄杀，而拘锁戮辱之。亦不杀吏胥，而施棍杖、周牢、股钗之刑。民间则索饭、索草鞋而已，不掠妇女财物，从者日众。”可见东学军的军纪确实非常严明。

1894年5月7日，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官军，迫使其退守全州城。

不久，官军被东学军打败的消息传到汉城，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一来是因为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二来是全州供奉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急派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800名京军携枪炮弹药乘坐清朝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和朝鲜的苍龙、汉阳两火轮从海路开赴全州，又命200名京军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5月8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机械及弹药400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 10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19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金文铉见大批京军来援，以为东学军即将崩溃，便抢先发动进攻，却没占什么便宜。1894年5月10日拂晓，东学军趁天还未亮，便在黄土岘组织一场袭击，官军大败，死伤800余人，领兵官李璟镐被击毙。东学军在黄土岘战斗中缴获枪支600多杆，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士气也大大提高。

洪启薰在南下途中先向东学军发出招降书，威胁利诱。但全琫准不但拒绝投降，还率军偷袭灵光县，生擒守城军官黄万基。洪启薰一看招降不成，决心用武力镇压。他的部队经过了美国教官的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西方新式武器的军队。然而此时洪启薰率领南下的800名京军，一路上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开小差不断，到1894年5月19日抵达全州城时，只剩下470余人。洪启薰感到东学军声势浩大，便密奏国王，建议借外国兵镇压。朝鲜高宗害怕引狼入室，不敢轻易借兵，只派黄宪周督带300名壮卫营士兵与200名江华火枪兵支援。援兵还未到达，两军已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原来洪启薰到达全州后，全琫准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官军正面交锋，拖着官军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东学军在城南月坪洞扎营。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

1894年5月27日，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洪启薰害怕埋伏，便先派小部队试探虚实，自己躲在后面观察动静。官军哆哆嗦嗦地走进树林，只听喊杀声起，吓得回头就跑。洪启薰一看，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大多拿着大刀、长矛。他顿时壮起胆来，跳起来大叫：“冲上去！”官军无奈，只得掉头冲锋。东学军却仿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这一下洪启薰意气风发，指挥官军全力追击。不料，洪启薰中了计。原来全琫准早已知道官军武器精良的优势，便决定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黄龙江一带，另派小股军队诱敌深入。官军追入树林后，行至黄龙村，无数埋伏已久的东学军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顿时杀声震天。官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武器扔得满地都是。官军伤亡200余名，洪启薰抱头鼠窜。长城郡会战，东学军大获全胜。

东学军乘胜进军全罗道首府——全州城。5月31日，东学军占领完山，逼近全州，以缴获的野炮向全州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的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弃城而逃。6月1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全琫准率军入城，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一名叫金允植的政府官员曾这样记述东学军的军纪：“每于对敌之时，兵不血刃而胜，首功；虽不得以而战，切勿伤命为贵。每于行阵所过之处，勿害人物，孝悌忠信之人所居之村，十里内勿为屯住。”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道和庆尚道的东学道徒群起响应，东学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不久全朝鲜各地的东学道徒和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多万武装力量了。

东学军占领全州后，洪启薰曾多次猛烈炮击全州城，东学军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也抵挡了官军的攻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根据兵曹判书闵泳骏的建议，国王高宗一面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于是清政府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2000将士于1894年6月8日左右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将金文铉、赵秉甲、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向东学军求和。

东学军领袖全琫准等人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便放弃了“驱兵入京”的计划，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相议官民相和之策”。严世永、洪启薰等人被迫答应东学军提出的12条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严惩贪婪暴虐的官吏、两班和富豪，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废除奴婢和贱民制度，严惩私通日本者，平均分配土地等，史称全州和议。同时，政府还“许置执纲于各郡”。6月11日，东学军撤出全州。东学军在其控制区内的53个郡县建立执纲所，作为自己的政权机构，以贯彻执行全州和议的12项改革方案，管理当地一切事务。史载“ 于是东徒割据各邑，设执纲所于公廨，置书记、省察、执事、童蒙之名色，宛成一官厅，日以讨索民财为事。所谓邑宰只有名位，不得行政，甚者逐送邑宰”。全州和议达成标志着甲午农民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日本政府早就密切注视朝鲜局势的发展，等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中日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在全州和议达成后，日本右翼间谍组织“天佑侠”便潜入东学军内部，藉此刺探情报，鼓动东学党再次起义，以挑动中日冲突，不过没有得逞。而在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的同时，一万多名日军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不请自来，陆续从仁川港登陆。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挟持高宗和闵妃，扶植了以兴宣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7月25日，日本未经宣战就突然袭击丰岛海面的清军运兵船，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9月底，清军退回鸭绿江，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

面对日本人粗暴干涉朝鲜内政，各地东学军开始跃跃欲试，试图重新起义。1894年10月8日（阴历九月十日），全琫准将10万名东学军集结在参礼驿再次起义，史称“参礼起包”。东学军的再起首先是由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全琫准被捕后日本领事内田定槌问他：“更起包何故？”全琫准回答：“其后闻则贵国称以开化，自初无一言半辞传布民间，且无檄书，率兵入都城，夜半击破王宫，惊动主上云。故草野士民等忠君爱国之心，不胜慷慨，纠合义旅，与日人接战。”后来又问：“然则日兵与各国人留住京城者欲尽驱逐耶？”全琫准回答：“不然。各国人但通商而已，日人则率兵留阵京城，故疑讶侵掠我国境土也。”可见东学党第二次起义的矛头直指日本。除此之外，东学军的再起与当时朝鲜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密切相关，他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表面上以“汝等若幡然感悟，释兵归田，断无一毫加罪之理……如或不遵告戒，恣行犯法，蜂聚蚁屯，观望不解，是自取大祸”等言辞晓谕东学党解散，而暗中在9月下旬命三南招募使李建永向东学党传达其密旨称：“方今倭寇犯阙，祸及宗社，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要求其立刻起兵，驱逐日本人及亲日派。全琫准透过姻亲宋喜玉等了解大院君的想法，曾将该密旨轮示部下，并附上“自大内有密教，送招募使李建永到此边同义。而此说泄于倭，则祸及玉体，慎之，秘密”的一行字。此外大院君还曾派密使郑寅德、朴东镇、朴世纲等人在东学军各部中活动，大院君及其党羽相信“东学以上奉国太公（大院君）之说倡起者也，若使挥动几十万众，卷土而来，真所谓人众胜天。日兵虽动，亦无奈何也”，因此东学军的再起与大院君不无关系。

“参礼起包”后，全琫准打出“辅国安民”的旗号，决定兴师北上，直捣汉城，推翻亲日傀儡政府，驱逐日本侵略者。甲午农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1894年10月15日，全琫准首战告捷，攻占忠清道论山，并在这里用谚文传檄四方。然而就在此时，东学道上层领导集团发生分裂，其中以东学道教主崔时亨为首的“北接”系便说全琫准等“南接”人士“借道酿乱”，指责他们是“国家之罪人，师门之逆贼”，在东学军中散布投降主义和不抵抗思想，对东学军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经过全琫准与崔时亨等人的谈判，南接和北接终于达成一致举兵的意见。直到11月18日，东学军才正式开始北进汉城的军事行动。

镇压东学军本来就是日本出兵朝鲜的目标之一。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在11月10日的报告中说：“东学党曾切断我军用电线，袭击兵站部，并虐杀了商人和人夫等”，而且“朝鲜兵究竟是无用之物……遇贼后反而逃走，不能起任何作用”，因此日本决定出兵剿灭东学军。此时日军已攻入中国辽东半岛，清军节节败退，11月22日，日军攻破要塞旅顺，便可腾出手来镇压东学军。日本派后备步兵独立第十九大队长南小四郎少佐率领1000名士兵（一个大队）前往镇压起义，朝鲜政府也起用申正熙为两湖巡抚使，率李斗璜、成夏泳等部共3200名官军配合日军围剿东学军。11月底到12月初，十万东学军与日军和官军在忠清道首府公州激战6天6夜，日军和官军拥有装备和训练上的绝对优势，东学军则人数众多，战斗勇敢，因此公州会战异常激烈。尽管东学军在利仁驿等地挫败了日军和官军的一些进攻，但双方实力悬殊，未能攻下公州。在1894年12月5日的牛金峙战役中，日军凭借机关枪等优势武器打败东学军。东学军损失大半，向南撤退。全罗道各地的官僚地主纷纷组成“民包军”、“守城军”，与日军和官军合力围歼东学军。与此同时，黄海道和忠清道的东学军也相继失败和解散。

1894年12月28日，全琫准在全罗道淳昌为叛徒金敬天出卖而被俘，被押解到汉城受讯。他面对日本人和朝鲜官吏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公然在法庭上控诉日本暴行，终于在1895年4月23日与孙华仲、金德明、崔景善、成斗汉等农民领袖一起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甲午农民战争也在朝鲜内外反动势力的猛扑下失败了。

甲午农民战争后，东学道徒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据估计有30—40万起义者及其眷属被朝鲜统治者和日本军杀害。其中日军大本营在1894年10月27日下达了对东学党“无条件杀戮”的命令，不仅是起义者，只要是遇见持有东学经传或名帖的人就将其杀害，至少有5万人被日军以“讨平东徒”为名而被屠杀。其后东学道残余势力发生分化，李容九等起义者放弃了“斥倭斥洋”的理念，转而与日本人妥协，甚至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一进会”，彻底投靠日本。更多的东学军继续加入义兵运动及其他反日运动，为国家独立与日本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是在东学道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它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揭开了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甲午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其灭亡；这次起义将“逐灭倭夷”作为纲领之一，因此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众运动，促进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后不少在朝鲜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孙秉熙、金九等，都参与过这次爱国运动。

这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同，都是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东学军在战略上孤立、分散，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犹豫、散漫，导致多次贻误战机；东学军一直依赖宗教的外衣，不停地念诵十三字咒语“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以祈求天助，甚至相信贴上符咒便可以刀枪不入；全琫准虽然提出了“尽灭权贵”的口号，矛头却并未直指朝鲜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封建专制制度，还在檄文中称：“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并对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抱有幻想，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外戚奸臣、贪官污吏；虽然要求“土地平均分作”，但从未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在其实践中最多只是革除苛捐杂税而已；大量动机不纯的两班和儒生加入起义队伍，使之鱼龙混杂，并且最先投降官军，配合其镇压起义；东学道教义虽然与儒学相悖，但其核心思想并未脱离儒家思想的忠孝观念；其纲领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这些都是甲午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和旧式农民战争的属性的体现。

但是甲午农民战争也不是全然的旧式农民战争，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它也同时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帝国主义的瓜分侵略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加速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由于这次农民起义的爆发掺杂了新旧农民战争的不同因素，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就具有两方面：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也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势力。这次农民战争与越南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构成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亚洲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当时，朝鲜封建地主阶级将东学军视作历史上的黄巾军、白莲教等“异端”，蔑称为“东徒”、“东匪”，称这次起义为“东学乱”、“东学党之乱”，清朝和日本的官方文件也沿袭这一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起义的光辉与进步的历史意义逐渐为人们承认，所以现今朝鲜和日本称这次起义为甲午农民战争（갑오농민전쟁），韩国称这次起义为东学农民运动（동학농민운동）或东学革命（동학혁명），中国则多称为东学党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所也因其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受到朝鲜半岛人民的永久称颂与纪念。

甲午农民战争爆发110周年之际，即2004年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东学农民革命参与者名誉恢复特别法》，并专门成立了“东学农民革命参与者名誉恢复审议委员会”，隶属国务总理，下设“登录审查”、“名誉恢复推进”和“纪念产业”等三个事务课，正式为东学军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恢复了名誉，并由国家出面将甲午农民战争发扬光大。

韩国国史教科书直到1965年仍将甲午农民战争称为“东学乱”，但1970年后就改以“东学农民运动”或“东学革命”，此为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亲手所改，可能与其父朴成彬曾参与其中有关。在其历史教科书中用大量篇幅加以叙述。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批评，指出现行教科书“给人一种韩国近代史仿佛以东学运动为中心展开的印象”，认为“在‘民族’和‘民众’的名义下灌输特定观念，教导对亡国的自我陶醉合理化，这样的历史教育只能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变成‘瞎眼的世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