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病，又称“多发性源石感染综合征”，学界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由活性源石感染造成的不治之症。在这片大地上尚未发现过治愈并被确认的先例。

在历史上，神民和先民出于对萨卡兹的仇恨，曾经认为矿石病是萨卡兹带来的诅咒，萨卡兹的矿石病易感体质则是他们身负某种诅咒的证明。

如今，关于矿石病的致病原理，学界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活性源石论体系。活性源石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矿石病并非萨卡兹的诅咒，而是活性源石与正常细胞结合，一步步侵蚀并取代了感染者的健康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系统性病变。这一过程会造成感染者身体机能全面衰竭，最终导致感染者死于急性并发症或器官衰竭。

为了进一步验证，威尔逊教授设计了著名的驮兽矿石病实验，它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理论。在实验中，人们将一群驮兽分为多批，分别放置在没有源石、有非活性源石以及有活性源石的环境下生活。经过相同的时间后，在实验组与各对照组的比较中可以观察到，患上矿石病的驮兽数量与生存环境中的活性源石含量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在进一步的驮兽解剖实验中，人们则根据外部可见的源石结晶和解剖结果，推演出了矿石病基础诊疗标准。

该实验在泰拉大地被复现了无数次。这一点，加上基于这一思路开发出的矿石病抑制剂的有效性已得到切实的验证，“活性源石论”这个无可否定的解释成了如今泰拉最主流的矿石病理论。

至于历史上是否确实有过矿石病痊愈的案例，埃里克森博士（后文称“笔者”）查阅了各国的记录。其中可信度最高的数据支持，来自拉特兰教皇厅第六厅。根据拉特兰的感染者条例，被感染的公民必须离开拉特兰，但可保留公民身份，所以理论上，痊愈的公民是可以返回拉特兰的。但在全民纳入户籍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拉特兰，没有发现痊愈并回国的感染者。

除拉特兰资料的佐证外，笔者又查证了其他国家的可用数据。维多利亚等地区曾出现过一些痊愈案例的报告，但其中体现出一种微妙的规律：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莱塔尼亚学者发明出血管造影诊断技术前，这些报告出现得还较为频繁。尤其是源石工业大爆发时期，痊愈病例的数量曾经非常可观。但在更明确的诊断手段出现以后，报告迅速减少。而当医学界将血管造影技术纳入感染者的正式诊断流程后，“痊愈”报告几乎绝迹。

本世纪七十年代，维多利亚皇家科学院曾经系统地复核了历史上的痊愈报告，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决定性证据，也找不到仍健在的痊愈者。不过，如今在如萨尔贡这样的地区，矿石病被治愈的报告仍然时有出现。这样的事通常被视为“奇迹”降临，具有超越医学本身的意义。

按照活性源石论，人们与活性源石的密切接触被认为是感染矿石病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感染途径均有概率接触到活性源石，包括但不限于天灾、矿物开采、工业污染、意外接触及感染者崩解。

与大众通常的认知不同，要引发矿石病感染，关键在于源石必须处于活性化状态，也就是处于能量释放的状态。将非活性化的源石摄入体内，几乎不会使人患上矿石病。

已确诊的感染者血液内确实含有活性源石成分，只不过血液被分离出人体后，其中的活性化源石结晶也会在短短数分钟内迅速失去活性，不再具有感染性。因此，矿石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包括母婴传播等途径。

在笔者拜访过的伦蒂尼姆诊所，外科医生常常抱怨会遇到这样的事：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未被检测出的早期矿石病患者共用同一套注射器具，因而感染了矿石病，成为新的早期矿石病患者，又在同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血液继续传播矿石病。这种事后难以追溯的情况，促使医学界一轮又一轮地呼吁使用一次性医疗器具。

感染途径中场面最为激烈的，就是天灾。在天灾爆发时，巨量的活性源石微粒自高层大气向地面沉降，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无一能够幸免。而且，这种源石微粒在一定浓度以内无色无味，更具有迷惑性。

笔者曾经在乌萨斯的原野上，跟随天灾信使前去一个因为故障而被天灾波及的移动城市地块搜救。由于当地源石粉尘浓度过高，天灾结束三天之后荒野救援队才敢进入长满巨大晶簇的天灾现场。救援队发现，即使是躲在地块中、下层结构中的幸存者，也大多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矿石病。

天灾的影响范围巨大，单次小型天灾向环境释放的活性源石总量就超过了伦蒂尼姆一家小型源石工厂一年的释放量，所以天灾也被认为是矿石病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泰拉社会越来越依赖的源石工业和源石制品、大量新出现的源石造物等，也逐渐成为矿石病的主要诱因。根据维多利亚、雷姆必拓和哥伦比亚等地的相关统计，矿石病感染者比例最高的行业均为源石相关行业，特别是在矿业和工业领域。另外，住在源石工业设施附近或者排放口下游的居民也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容易患病。

历代矿物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源石开采的过程中，伴随着晶体外壳的破损，源石矿石内部的少量源石蒸气会携带活性微粒喷射到空气中，源石的密度越高，散发的微粒越多。在工业加工过程中，源石会被破坏、粉碎，以粉尘甚至是废气、废水的形式排放入环境之中。源石燃料在释放完能量后，同样会留下含有大量活性源石微粒的废渣。以上这些有关活性源石微粒特性的研究成果，与矿石病的相关统计不谋而合。

矿石病的最后一种感染途径是最早被人们认知的，那就是感染者逝去时的自然崩解，这一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活性源石。这种现象是公众排斥感染者群体的根源，也是一般人对矿石病产生恐惧心理的起点。

根据各地医生积累的经验，笔者于此将矿石病的病程分为三段。这是一种模糊的共识，似乎矿石病的症状表现和地域并无直接关联。

在矿石病的早期，患者可能并无太大异样。这是传统判断方式最容易误诊的阶段，因为患者可能只会出现一些普通的发热症状。主流医学观点认为，在这个阶段，人的免疫系统会试图排出体内的源石。由于感染矿石病时间较短，程度较轻，感染者体表仅有少量或不存在源石结晶分布，体内脏器造影轮廓模糊，可见浅表异常阴影。早期阶段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结晶密度通常不会高于0.30u/L。

第二阶段为矿石病的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源石与体细胞融合的进程加速，病情逐步恶化。感染中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感染者体表出现的成片源石结晶体。这个阶段也是抑制手段介入的最后窗口期。此时感染者体内脏器造影轮廓模糊，可见密集的异常阴影，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结晶密度通常不会高于0.50u/L。

第三阶段为矿石病的晚期阶段。在该阶段，一切现有的医疗手段都不再起效。处于这一阶段的感染者死亡时会立刻引发崩解现象，在数分钟到半小时内大量源石微粒将散布到周围的环境中。此时感染者体内脏器造影轮廓难以辨认，异常结晶阴影覆盖大部分器官。由于感染病情严重，大规模蔓延的源石结晶将令感染者失去行为能力。晚期阶段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结晶密度难以测定，会出现高于0.80u/L这一理论致死线的情况。

泰拉各地对矿石病患者的处置对策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手段较为直接。普遍来说，在处置濒死的矿石病患者时，移动城市内比移动城市外所采用的方法更规范、温和。

凯尔希：“为了让感染者临终前不再有被抛弃的感觉，罗德岛设计开发了生物处理装置。把即将崩解的感染者放置其中，等生命体征消失后，再进行特殊处理。这个设备的处理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通过冻干或焚烧等方式，处理感染者遗体中没有被源石同化的部分；而遗体已经源石化的部分，则靠主动诱发源石反应，最后将惰性源石颗粒沉降掩埋处理。”

“矿石病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患者的体表结晶都会发展到图中那样夸张的程度。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在体内还是体表，无论影响的是什么器官，源石结晶的存在都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因被源石刺穿肺部而无法呼吸、被侵占胃部而无法进食……无法排泄、无法发声、无法活动等症状也十分常见。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些痛苦。”

在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血管造影技术出现以前，人们通常只能通过简单地检查体表是否有源石结晶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被感染。当然，也可以请来拥有天赋的施术者，通过特定的源石技艺感知待测者体内可能存在的源石结晶。但无论是观察体表结晶，还是用源石技艺感知体内结晶，都无法在感染早期精确地诊断。

除这些效果不佳的诊断手段以外，当时还有大量后人看来没有逻辑的治疗手段，比如米诺斯人流传过一些奇妙的药方：将驮兽粪便熬制五十分钟，加上羽兽的羽毛十五克煎煮，煮出白色液体后，剩余的部分在太阳下晒干后为药。

古代泰拉人可能不清楚矿石病通过何种途径传播，但是很清楚矿石病患者的血液中含有能充当施术媒介的源石结晶，这一点可以从泰拉多地曾经使用的血液检测手段看出来。这种血液检测只需一点受检测者的血液和一位术师，如果术师能够利用这点血液辅助施法，说明血液中含有源石结晶，由此便能证明被检测者患有矿石病。如今，这种简单直接的方法因其低准确性的缺点而不再适用，但它确实启发了很多学者开展血液与矿石病相关的猜想与研究。

在活性源石论流行之后，人们对矿石病的诊疗标准变得清晰且明确，诊疗的手段也在有方向性探索下逐渐增多。

一位莱塔尼亚学者在进行常规血液造影实验时发现，感染者体内的源石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血管和内脏在特定光电射线的照射下会呈现出独特的影像结果。虽然源石微粒遮蔽特定光电射线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未明确，但并不妨碍由此产生的造影检测技术在各国家和地区普及。

从此，即使是体表尚未出现结晶的早期感染者也能得到准确的矿石病诊断结果。从接受检测到得出报告的时间间隔，最长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在矿石病研究的发展中，除造影之外，矿石病的临床诊断方式还先后出现了血液检测和组织活检这两种。对血液中每单位源石结晶密度的测定，以及感染者器官组织的取样检测，为矿石病的病理分析和后续的抑制措施规划提供了关键的依据。

但是，上述两种现代检测手段未能得到充分普及，究其原因，部分源于技术条件的欠缺，另一部分则是预估投入成本极高所必然导致的推广动力不足。

在治疗方面，除延缓疗法以外，矿石病针对性治疗的关注点还集中在降低活性源石与细胞结构的结合速度这一环节上，完全治愈的方法则仍然在探索中。

根据一些矿石病抑制剂开发者提供的说明，活性源石虽然在微观结构上呈现为颗粒状晶体，但通过感染者体细胞膜跨膜蛋白结构的不是晶体，而是单体结构之间连接形成的“能量”。这种“能量”其实是一种实质性的物质，会在单体结构断裂之后释放，进入细胞结构并增生，形成新的多重结构。因此，抑制剂的作用就是“裹住”这些具有活性的多重结构晶体外壳的部分点位，阻止活性化源石内部的“能量”断裂后向外逸散。

但抑制剂需要持续摄入，再加上它是科学前沿的实验性产品，极其昂贵，难以批量化生产，因此无法推广使用。

笔者不确定这种微观结构上的解释是否正确，因为所谓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但抑制剂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罗德岛提供的低价抑制剂，极大控制了市面上由于事实存在的技术垄断而导致的药物溢价，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地区感染者的痛苦。

根据老李尔兰爵士发表于939年的论文《远古时代的矿石病》所述，矿石病最早可见于古代文明的石刻画和原始文字中，一般以“人”“石头”以及“灾难”等文字符号相结合的形式展现。无论在何地，感染者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刻被逐出社群聚居地，这似乎是一种不同地域之间通用的历史传统。晚期感染者则会被以深坑填埋的方式处决，避免死后崩解危及社群中的其他人。

在源石工业大发展的年代之后，矿石病已不再单纯地被认为是诅咒，针对矿石病的大排查司空见惯，感染者在许多国家也得到了更为友善的对待，但它引发的社会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感染者仍然被过于强硬的处置政策伤害，许多感染者仍然在失去自由、权利和生命的泥潭中挣扎。在维多利亚南部沿海地区一些远离移动城市的荒地上，至今还有许多感染者定居点。这些被当地人称为“矿石村”的固定定居点，就是由那些遭到移动城市驱逐的感染者们建造的。

创作这幅画的杰拉德先生对感染者并无偏见，但在这里，他依然感受到“压抑”“局促”和“无地自容的不安全感”，“仿佛空气中有源石颗粒在刮着人的脸”——尽管人们已经知道感染者聚居区并不会有肉体可感的源石粉尘。

矿石病治疗不再是单纯的治病救人，而成了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人们需要意识到，和矿石病治疗技术一起发展的还有利用感染者的技术。

感染者体内存在大量源石结晶，因此，未经训练的感染者可以无需施术单元就施展源石技艺。这种非常规施术能力的高低与施术者感染的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且会随病情恶化而增强。在一些临床报告中提到，感染者发生严重病变的器官可能并不会导致其死亡，反而会为其带来独特的源石技艺能力。

这是一个事实上有利可图的“机会”。即使是在源石技艺盛行的莱塔尼亚，未经源石技艺训练、无需使用受到严格管制的施术单元、脱离于管理制度之外的施术者，也必定会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此外，感染者死亡时引发的崩解现象带来了大范围传播矿石病的连带风险，它断绝了感染者与非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也使感染者几乎不可能得到一般公众的同情。这让感染者在被迫背离社会主流后更倾向于对抗，整合运动就是其中非常典型和突出的案例。

在矿石病感染率日益上升的现代，一味地恐惧与迫害感染者并不能阻止疾病蔓延，只有理智地研究与反复实验才能让人们攻克难关。该如何应对矿石病，该如何拯救感染者，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因为这涉及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