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Engels）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M. Benston）和莫顿（P.Morton）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

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 （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作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虽然她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将私人与公众领域的划分、生殖与生产领域的划分都看作是男权制的结构；但是她们的结论不是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去重新评价私人和生殖领域，为其赋予较高的价值，而是强调公众和私人这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她们的政治要求是：

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

第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曾经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财产是一个世俗的三位一体，这三样邪恶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他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反对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里生活的人们，还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对一对居住的格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单一的反资本主义或反性别压迫，都无法达到经济正义与两性平等，必须二者并进。所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理论策略时，产生两种取向──双系统理论与统合系统理论。

（一）非物质的男权社会分析+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锋，她对家庭的分析大都是非物质的，亦即是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家庭中非物质的部分由人类深层心理决定，除非深层心理改变，否则妇女追求社会上再多的平等也无法改变妇女处境。这是因为男女在潜意识心理皆深受阳具符号宰制且形成社会对女人的态度，所以这态度要改变并没有那么快。米切尔认为，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模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两个领域，应以马克思主义策略颠覆资本主义，以精神分析策略颠覆男权社会。

（二）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物质的男权社会分析

海迪.哈特曼（heidihartmann）的双系统理论分析是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加上物质的男权社会分析。她对男权社会的物质分析，起源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妇女和生产的关系解释妇女的压迫，这显示现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倾向于专注劳工妇女的研究，但是，哈特曼指出，并不是所有妇女（如：家庭主妇、退休妇女、非就业妇女、就学妇女等）就是劳工。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家庭主妇为资本家做了伟大的生产工作，但这只是把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包含在劳工与资本家的关系中，不仅资本家从妇女参与劳动市场中得利，男性──丈夫、父亲在家中也得到个人服务。

哈特曼不赞同米切尔以男女受意识型态控制来分析男权社会的运作，她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在于限制女性拥有重要经济资源，控制女性的性，特别是生殖力（这是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控制具体的表现如：一夫一妻异性恋、女性的生养家务工作、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女人讨好男人以免被抛弃或解雇。所以男权社会主要在物质领域运作。

男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体系交互运作时，会有利益冲突，因为资本家需要女工、童工，而一般男性又希望把自己的妻儿留在家中。为了解决这个冲突的妥协方式，是由资本主义提供男性劳工“家庭薪资”（family wage）。因为“家庭薪资”能使妇女和小孩留在家中，男性劳工可以得到妇女较好的照顾，受教育的小孩也比不受教育的小孩能成为好工人，对资本家或男性劳工，都一举两得。当代的妇女为维持充裕生活，不仅担负劳动市场与家庭的工作双重负担，还只能拥有从属地位。所以，哈特曼说，男性控制女人的欲望至少和资本家控制劳工的欲望一样强烈。

（一）艾里斯·杨与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艾里斯·杨（Iris Marion Young）强调统合理论要以女性主义的性别分工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她认为资本主义是有性别偏见的，它一直是一种男权社会，工人并非男女可以互换，资本主义决定了谁（如男性）是主要劳动力，谁（如女性）是次要劳动力。以性别分工来分析，前资本主义至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妇女地位如何相对降低：前资本主义时期，婚姻是“经济伙伴”关系，妻子有自己的财产，和丈夫共同经营生意，不期望依赖丈夫，后来资本主义来临，区分工作和家庭领域，以男性所在的工作场所作为首要劳动力，妇女所在的家中作为次要及后备劳动力，而降低妇女的地位。

（二）阿立生·贾杰格的异化（Alienation）和再生产

阿立生·贾杰格（Alison Jaggar）以异化或疏离概念，取代阶级概念。妇女从事性、再生产等，并非依妇女需求，而是满足男性，异化使男人在工作中退化成劳务工具，使女人在家中成为让男人欢愉的工具。

杰格根据异化观念的精义，认为每一位妇女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时，都以一种性别方式与相关的人疏离。例如：妇女声称瘦身是为了自己，其实是为了男性，逐渐地，身体成为“东西”或机器，女人和自己疏离，女人的身体对男人或自己而言，都成了客体。因此杰格相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压迫来自她与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特别是她自己的异化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妇女经济依赖，及人际关系贫乏的产物。

缺失性别视角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直接师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的思想家，她们倾向于认同妇女受压迫的终极原因是阶级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以经济基础不同造成阶级压迫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她们认为只要消除了经济不平等，消除了阶级压迫，女性受压迫自然也就消失了，即妇女解放是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后的附带结果。但是，就妇女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连解放妇女都没有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然地实现，又何况妇女解放呢？”

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出反思。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基本忽略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的现实，在探讨作为工人的女人遭受压迫时，她们理所应当地以为资本是妇女首要的压迫者；此时，男人至多是次等压迫者。对这样的理论预设，贾格尔发问：“其“女性主义”的立场究竟有何展现？”

与阶级分析相结合

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通过一种独特的视角即运用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仅是实现了女权主义的一种复归，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改良。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针对女性的性别身份与阶级身份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

第一，海迪·哈特曼在《资本主义、男权制与性别分工》中提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男权制观加上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观”的二元制理论。哈特曼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男权制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益的、有力的协作关系。一方面，无论是哪个阶级和阶层的男性，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考虑，针对立法对女性就业的限制采取中立或者支持的态度和做法，以期达到维护其家长制特权的地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从女性置身于家务劳动的安排中得到好处。因此，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相得益彰。这种观点虽然认为资本主义与男权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存在，但是它们却在压迫妇女上达成了共识。

第二，与二元制理论家相对立，一元制理论家利用一个概念来发展一种单一的、可以把资本主义男权制理解成一种制度的理论。爱瑞斯·杨和盖尔·卢宾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反对把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两个彼此独立、互相作用的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和男权制就像物质和意识一样不能截然分开，只有一体化的概念范畴分析才能认清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的本质，才能揭示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

引入公共领域概念

1962年，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问世，他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了一个界分。公共领域指的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空间活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外，这实际上也就否认女性在公共观念形成中的作用。所以，遭遇了女权主义者的批判；但是，也启发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别分工与性别角色的分析视角。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哈贝马斯相对来说忽视了社会性别问题，这削弱了原本会很精彩的解释，即揭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怎样使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膨胀，把我们全体转化为被动的客户；而同时又使我们作为公民的角色收缩，把我们都降低为纯粹的投票者。她认为，公民和工人的角色都是具有男性气质的角色，而消费者和育儿者的角色却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角色。她指出，尽管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压迫着每一个人，但是，与压迫男人相比，它以不同的和有争议的恶劣方式压迫女人。

性别分工理论是把性别分工作为与阶级分析相对应的理论范畴，来分析妇女在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下受到的特殊压迫。艾里斯·扬认为，性别分工分析比阶级分析更具体、更详细，更加注重参加社会生产的个人；相比之下，阶级分析比较抽象，它只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抽象的分析，这样就忽略了妇女的性属特征。她把性别分工提高到与阶级同等的位置，用性别分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盖尔·卢宾（Gayle Ru-bin）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中的有关内容有机地结合，创建了社会性别制度学说。她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含义，即“一个社会的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了满足”。她认为社会性别是外在的，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她主张妇女运动的目的不是消灭男人，而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制度的社会制度。

与自由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要求的平等、平权违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运作，如：职业妇女要求的同工同酬、托儿、产假...等都是花钱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略了性别角色的分工现象，它对公╱私领域划分维持了阶级现状，并且忽略了妇女在所谓私领域中日常劳务如养育小孩、养护家庭成员生活的价值及政治经济意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企求在既定的社会体系中改革，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要革命性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

与马克思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它的两个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阶级压迫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消灭性别压迫。它同样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但是除了阶级和种族压迫之外，还关注男权制，主张消灭私有制以改变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关注家庭，改变性别的劳动分工，要求父亲分担家务。

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时被人们视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同小异。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批评的，其主要之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的状况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仅仅讲这样一点点，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女性问题的证据。

（一）认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

爱力生·杰格（Alison Jaggar）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妇女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性（human nature）的看法，认为human nature是由人的生理、社会及物质环境的交互辩证关系决定。透过不同的生产活动，人类重新创造生理和心理结构，因此人性因历史而改变。亦即物质生活、生产型态决定社会、政治和心智生活，且改变社会不是靠公理、正义的诉求，而是集体的阶级斗争。

（二）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活动”的分析：

虽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及生产活动也包含家庭，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定的“生产”是满足物质需要的食、衣、住等交换价值的生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在家庭（私领域）所做的“再生产”（reproduction）：性（sexuality）、孕育、养育、个人情绪支持及生活养护等，也是“生产”，绝非传统马克思主义认定的只是具有使用价值（use value），不具交换价值。“再生产”活动不仅具有交换价值（如：婚姻、妓女），且有其政治经济意涵。

（三）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妇女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为只要让妇女到工作领域就业就可以解决妇女的问题，结果妇女就业后，家务并未社会化，妇女反而要承受双重的劳务负担，而且妇女在就业市场也是从属地位。故马克思主义被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性别盲”，是男人的世界观，无视男权制度对妇女的压迫。

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一）认同激进女性主义提出的“男权制”概念：

一种宰制女人的社会体系，决定男女位置的性别分析。他们他认为必须重新界定人类生活的公、私领域、看到人性和人类社会由性和生养育活动的组织型态所形塑，基进女性主义强调其政治意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其政治经济意涵。

（二）对“男权制”理念的不同解释：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是一组男人之间互相依赖和团结的社会关系，这种句阶层性的社会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倾向“生物性”定义，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自成一个阶级，强调所有女人的共同性，不论身份，统一的定义是“母亲”、“性服务者”，亦即性和生养育是社会基础，相较于女人的阶级区分，女性被男性压迫是更基本、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个人生活经验除了由性与性别形塑，也由阶级、种族、国族、等塑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企图解释所有这些压迫的关系，并解除这些压迫，不认为有哪一种压迫是更基本、更重要的。

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两性的性别认同和行为模式根筑于潜意识，这是男性被置于公领域和女性置于家庭私领域的原因，不受经济、政治变革影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讨论家庭与意识型态社会化时，曾引用相关探讨，但精神分析的“普遍、一致”性现象，可能产生问题，如前伊底帕斯和伊底帕斯情境只适用于当代及西方，并非适用于所有时期、所有地方。此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没有提供妇女被压迫的物质基础解释，仅以心理结构分析过于虚幻。

朱丽叶·米切尔

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被誉为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综合性理论。主要观点如下：

（1）马克思的生产范畴未能包涵妇女的再生产（性、生养育、情感慰藉），从而引发了女权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理论范畴的批判与改造。（2）妇女的从属性地位来自于她们被迫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和四个相关结构：生产、生育、儿童的社会化和性。（3）所以，要想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性地位，就必须进行全而的社会改革。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1970）。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提出：

（1）性阶级（sex class）的概念，认为女性的身体、生育（再生产）及哺乳使妇女成为不同于男人的一个阶级，女性的身体是造成其从属性地位的物质基础。（2）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将其困于家庭，从而使其地位低下，经济不独立。（3）技术的发展可帮助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摆脱生育的束缚，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海迪·哈特曼

海迪·哈特曼的《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1979）。作者在《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中提出的观点是：男权制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己经存在。尽管作者指出维护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资本主义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天生的平等派，但在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维持性别分工时，作者语焉不详。所以她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中似乎认为并非资本主义自身愿意实行性别分工和性别歧视，而是由于男权制的阻挠和坚持。性别分工是男权制的物质基础，在维护性别分工与男权制时，男劳工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男劳工们组织起来，垄断技术、机会、行会和工会，排斥、控制妇女。资本家则从男劳工坚决维护的男权制中获益。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力图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为女性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理论基础，并指导女性解放的实践：它把性别压迫和剥削看作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副产品，认为实现性别平等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和阶级分析观点，也接受了激进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的看法，对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强调女性被压迫问题存在的独立性，认为消除和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它特别关注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把女权主义的关怀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连接起来。

由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与其她女权主义流派相比，它提出的社会变革策略更为具体，也更为全面。它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具有多方面含义，是一种整体而全面的解放。如果说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所理解的女性解放主要是政治上的解放，既在国家范围内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如选举权等，那么居于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已经确切地认识到，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权利上的解放，而是包括经济领域、思想领域以及存在状态在内的全面的解放。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方法论和认识论，对性别与经济、政治、又化等诸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成果。但在21世纪回顾时，除对她们的智慧与辛勤致敬外，会发现一些理论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烙印，如对性别制度与妇女生活的简单化、普遍化、本质化，及唯经济论对她们视野的束缚等。90年代以来，随着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日渐融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渐渐突破以往的局限，并与其他女权主义流派一起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女性是人类的母亲，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这个占人类总数一半的庞大群体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挑战，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难题，是人类历史上亟待解决的各类重要课题之一。女性问题不仅仅包涵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诸要素，更是一个多元化的综合性问题。现代女性研究更多的涉及社会、法律、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妇女问题不仅仅关系着女性自身，也关系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全人类的生存发展。

社会进步可以用妇女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是社会发展的度量衡，关于妇女的地位与受压迫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马克思理论对妇女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切，把妇女的解放问题纳入到人类的解放问题中讨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妇女问题，总结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为妇女摆脱压迫，争取自身的解放指明了道路，也为妇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 西方女性主义同样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活跃的女性主义思潮，来源于女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阶级、经济因素对女性受压迫的分析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式，结合女性特有的气质，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后总结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为妇女的解放指明了途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女性的劳动直接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在家庭中成为个体化的，所以处在社会生产之外。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意见指出：这种分析把由性别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主要是在英国，在那里，脱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被单独提出的女性问题被视为非问题，或者是从阶级斗争的有害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