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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抚(1907年7月12日 - 1988年8月6日),字继高,四川省(今属重庆市)云阳县人,出生于黑龙江省。中国园林专家、城市规划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建筑工程部城建局副总工程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对洛阳、包头、上海、苏州、北戴河等城市和风景区的规划作出了贡献。程世抚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园林绿化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国园林学会顾问等职。
1907年7月12日,程世抚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家中四子。其父程德全,四川云阳人,时任黑龙江将军寿山幕僚,后升任江苏巡抚,辛亥革命时毅然响应,宣布江苏独立,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程德全心灰意冷,辞官归里,从此隐居不出。几十载宦海沉浮,他看够了官场的黑暗龌龊,伤心之余,希望儿子将来能“报学垦荒”,不再涉足政治,而是做一些于国于民有利之事。
程世抚自幼聪慧好学,4岁即入私塾,13岁考入上海青年会中学。1921年秋,尚在中学读书的程世抚遵从父母的安排,在扬州迎娶一位长他一岁的扬州盐商之女为妻,次年他们的长女程绪珂出生。
青少年时代的程世抚受父亲影响很大,因此在1924年毅然报考了金陵大学园艺系。1929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夏季只身漂洋过海,自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造。
不幸的是赴美求学不到一年,父母便先后辞世,家里开始经济拮据,再也无法负担他的学费。无奈之下,只得在1930年转入学费较低的康奈尔大学,依靠在餐馆打工、洗盘子来挣得学费。历尽艰难,终于在1932年春,获得了康奈尔大学风景建筑及观赏园艺硕士学位,成为了获此专业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是年程世抚仅25岁。
1932年初夏,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程世抚赴欧洲考察城市建设和造园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捷克等国。归国途中经埃及、吉布提(当时为法属索马里兰)、科伦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马尼拉和香港。在几个月的考察中,重点了解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和造园史实例,并购买了大量的图书资料,丰富了教学内容。
1933年1月,程世抚从欧洲游历结束后回国,受聘担任广西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副教授,后又改赴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任教。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程世抚和家人辗转从江西南昌到湖南长沙,再取道去桂林,担任广西省建设厅计正,后赴福建永安担任福建省立农学院教授,1942年又回到广西,任广西大学园艺系教授,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后改去成都,担任成都金陵大学园艺系教授和园艺研究部主任。
抗战胜利后,程世抚应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邀请担任园场管理处处长兼正技师。后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两路局沿线造林绿化顾问,同时兼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期间,程世抚参与了《上海市都市计划》一、二、三稿的工作,并重点负责绿地系统方面的规划工作。1949年6月6日完成的“三稿”规划总图的设计者签名中,程世抚的名字紧随首席德籍专家鲍立克之后,在中国规划人员中列于首位。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委员兼规划处处长,先后完成上海市 人民公园、人民广场、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的规划与设计。1954年调往北京,历任国家建筑工程部洛阳、北戴河规划组组长、城市设计院工程室、技术室、研究室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城市设计院撤销建制,程世抚调任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副总工程师。
1972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科学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1979年,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顾问、总工程师。
1980年,国家建委成立规划专家组赴天津指导震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程世抚为专家组成员之一。
1988年8月6日,程世抚逝世于北京。
程世抚是我国园林规划工作的老前辈。从事城市园林规划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达50多年,硕果累累,在园林规划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园林规划科学发挥了重大作用。早在30年代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他就开始了城市规划、风景区、公园规划的实践。如浙江奉化溪口公园设计、浙江四明山风景区规划、广西大学校园总体规划、成都市规划方案的制定等并完成了成都少城公园设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走出校门,到上海从事城市公园、广场的规划设计,编制了上海市、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上海、南京两大城市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负责上海市公园绿地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完成了上海市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设计与施工、曹扬新村、控江新村居住区规划建设。他精神振奋,默默耕耘。仅在1950年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天津、长沙两个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和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总体规划。
1954年5月,调北京以后,几十年来,参加无锡、杭州、温州市的城市规划,广州、海南岛的植物园规划;完成了洛阳涧西工业区规划,苏州、韶山、庐山、九江以及大连市棒锤岛的环境规划等。他曾参与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几十年来,他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处凝聚着他辛勤劳动的结晶。
1978年冬天,程世抚以高度的工作热情,赶写了长沙市革命纪念点及绿地系统修改意见。1979年,他抱着病弱之躯亲自赶往湖南,主持了岳阳市及南湖风景区规划。1980年,73岁高龄的程世抚还参加了天津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并对井岗山革命纪念地、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区规划提出了书面报告。
早在半个世纪前,程世抚已是国内学术界著名的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执教于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及福建省农学院。开设花卉学及造园学两门课程。抗日战争期间生活艰难困苦,这两门课程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但在他主持讲授下,已成为学生们的两门很严肃、很认真的必修课程。他讲授的花卉学内容丰富,涉及到农学、工程学、生物学、美学和艺术领域的多学科内容。如花卉分类不仅立足于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之上,并研讨各主要花卉种类的特征、特性,曾提出菊花品种分类体系。在50年前,就深入探讨温室的工程结构、热能的供应和消耗,强调了设施园艺的计量系统。程世抚讲授“造园学”第一课时,就对“造园学”、“造庭学”、“庭园设计”等名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名词的概念含义偏窄,最大范围不超过城市公园,而绿地系统、风景区、大地景色都很难包括进去,他主张用“风景建筑”一词。认为风景建筑概念准确,能表达出这个学科在设计、规划上与建筑和城市规划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再限于花园本身。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这样的观点,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对于造园他主张“师法自然”,时常对学生讲要向大自然学习和探求,到大自然中索取园林素材。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设计他则主张:风景区设计切忌“人定胜天”。首先必须保护自然景观,保护植被。过分施以人为手法,与天然竞争,必然遭到失败。所以大自然中的建筑,只能起点缀景观的作用。
他的学生贺善文(原湖南省农科院院长、教授)在《忆世抚老师》一文中写道:“美国园艺学会的荣誉主席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阐述了绿化与城市生态条件改善的问题,就是几十年前世抚老师已阐述过的观点,更认识到世抚老师的治学,实际上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在祖国的大地上努力开创一个新的领域,把生态学、建筑学、植物学和美学相互紧密结合起来的新领域。这一项新学科,随着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数十年过去了,亲爱的老师也完成他的历史使命而去世了,对于这样一位新领域的拓荒者和先驱,令人长久的怀念不已!”
唐天培(原广东肇庆风景区高级工程师)在《忆先辈、念恩师》一文中写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对离乡背井的流亡学生十分爱护,我身受恩泽。如在湘桂撤退的大动荡中,他在经济拮据,家累沉重的情况下,还带领四个学生一同辗转于桂川道上,直抵成都,且积极帮助我们转金陵大学就读。我们乍到一个新环境,生活难以安排,程先生无条件的收容在他家,这不是一般的恻隐之心,而是出自爱护青年的崇高品德,此恩此情,终生不忘。”
程世抚在工作中精心培养后辈更是不遗余力,晚年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孤寂环境中,始终没有停止笔耕和育人。1980年,他拖着半身不遂的病体,亲自带着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去天津、上海进行实地调查,使这位研究生成功地完成了硕士论文。他为自己能给国家培养了一个合格人才而感到欣慰。北京大学陈俊愉教授说:“程老之所为,令人感动!”
程世抚在抱病卧床期间,有时会突然要纸要笔,托着特制的小木板,颤抖着记下一个个新想法、新课题、新建议。程世抚的奉献、品德、学识、精神,令人感动,催人上进。老一辈知识分子饱经风雨而矢志不移,为祖国、为人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精神,一定能为新一代所继承和发扬。
自古以来,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自然环境具有恢复和自我补偿的能力,人类和一切生物才能和谐地生活在自然环境里。程世抚认为建设风景区切忌“人定胜天”,应充分合理地利用宝贵资源,即对地形、地貌、植被、各类动物、水土保持、积蓄水利资源等要加以保护,不得随意破坏。根据实用性、科学性和经济性,综合开发,充分发挥资源价值,达到以最少投资,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规划者的任务。他主张以自然风貌为主,不可大兴土木。保存天然风景的真面目,就是遵守自然发展规划,促进生态平衡。自然环境中的建筑物,是人为作品,应居次要地位,让地形来表现它的粗壮线条。风景名胜区建筑,以服务为主,点缀为辅,绝不可与自然气势争长短。不能搞过多的建筑,要从中国山水画中找经验,要学帝王离宫别苑,使建筑与环境相融合。
他在为《岳阳风景城市规划设想——为开放旅游做准备》的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从综合平衡用地计划入手,要保护自然风景和土地资源,合理安排旅游、城市建设、工农业用地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他建议风景区建设,要结合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体育活动、果树试验场、学术研究等都要密切结合当地生产,来开展旅游事业的各项工作,可增加就业机会,安置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多余的劳动力。如开展多种经营、小型工厂、为旅游服务的各种行业,尽量不打乱原来乡、村生产计划项目。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果木、油料植物、用材植物、观赏植物等,并以此作为背景,组成各种不同的植物群落,林下还可种耐荫的中草药。使既具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四季季相分明。把旅游事业与农民经济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扶持,并行不悖,在建设中做到少花钱、多办事,这是规划的原则。
城市规划是一门政策性很强的综合性科学,包括政治经济与工程技术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所谓都市规划,只是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做些点缀性纸上谈兵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全面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经验。在长期实践中,程世抚认为城市规划工作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学习外国,有助于我们看清前景,外国经验里有些包含着客观规律,可少走弯路。但外国经验,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1959年,苏联专家要把苏州市区主要干道拓宽、取直,拆除原路旁的所有建筑,大兴土木。他面对这种情况,坚持“经济、实用、保留古城面貌”的观点,主张随形就势,少拆建筑,搞一条曲线干道,在弯曲空地内见缝插针搞绿化。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古城风貌,既可节约投资,又可利用空地进行绿化,改善环境,同时形成自然式街景特点。
程世抚在城市建设系统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规划,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的规划思想反映了城市综合性、空间形态和环境效益的观点。风景城市规划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要有地方风貌,避免到处一样。城市建设和管理要贯彻节约精神。
程世抚十分强调人与植物是鱼水关系,植物直接提供氧气和降低建筑密度,人与植物不可须臾分离。使城市融化在树木花草中,摆脱混凝土高大建筑和沥青、水泥铺装路面的枯燥郁闭。发展植物造景是人类改善生存环境的最好办法。建设公园时常把大部分投资用在土建上,忽视园林植物的设计。今天的城市里,好不容易划出一块空地来作公园绿地,并不是为了再用建筑把它塞满。城市里缺少的是绿色的空间。必须珍惜城市的大大小小的空地,运用乡土植物材料造景,提高设计园林植物材料进行构图的能力,是园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对于中国园林的发展趋势,从整体看,中国园林必须走以植物材料为主,以自然为主,为广大人民服务,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的道路。当然建筑物在配景和服务等方面仍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不可抹煞的。而建筑物只能作为装饰物,也不能只以古典园林作为园林创作的蓝本,不要搞许多非生命的东西。要发展自然之美,不要造成没有亭、台、楼、阁、石就不成园林的固定观念。
他强调各城市园林要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而不是依葫画瓢一味模仿搬用。每个园林的大小、环境、条件各不相同,采用丰富多彩的植物,就提供了多种风格存在的可能性。用植物造景,为园林有连续性的活动画面,显示艺术的节奏和韵律,色彩缤纷,季相分明,以多样的变化达到和谐,以组织个别特殊的大量悦目景色达到统一。
程世抚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绿地系统的连贯性、普遍性、整体性的问题。他认为老的公园系统过时了,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把绿地系统范围扩大到远、近郊区,把自然景色组织到城市结构中。城市与周围环境十分和谐,融为一体。使园中之林和园外之林,并与四郊成片、成带的林(包括森林、果园、桑园)形成有机的循环系统,把植物送到每一角落,遍布全市,为人民提供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为改善城市生态、增进人民身心健康服务。他在1956年主持编制《城市建设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把这些观点写进了文件。他认为绿地系统在城市规划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个新课题。绿地系统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必须合理的分布才能发挥其作用,不能单纯用林荫道一条绿线的办法,来联系大块绿地,好比细血管输送不了大量鲜血一样。绿地的分布原则是:环城林带、大片林业、果园、大型公园、森林公园、防护林带(用作防烟尘、防有害气体的除外),动植物园都可作储藏新鲜空气之用。林荫道、公园路、森林带楔入城市并分隔居住区,可输送凉风与新鲜空气到达居住区。居住区的小型公园、街坊绿地、公共建筑的绿地都是储备新鲜空气的小仓库,同时可供游览休憩之用。由此可见,绿地系统为的是达到净化空气改善小气候,提高生态效益的总目的。
1 程世抚.冯纪忠,钟耀华.绿地研究报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出版,1951.
2 程世抚.关于绿地系统的三个问题.建筑学报,1957,(7).
3 程世抚.城市规划管理的几个问题.城市建设,1959,(12).
4 程世抚.城市建筑艺术布局与园林化问题.建筑学报,1960,(6).
5 程世抚.郑孝燮,安永瑜,周干峙.关于居住区规划设计几个问题的探讨.建筑学报,1962,(3).
6 程世抚.苏州古典园林艺术古为今用的探讨.建筑学报,1980,(3).
7 程世抚.城郊园林空地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关系.建筑学报,1982(2).
8 程世抚.园林科学发展趋向的初步探讨.建筑学报,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