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明治14年）7月28日，穗积陈重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担任讲师，讲授英国法，并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的课程，积极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学观。1882年（明治15年）2月15日，穗积陈重升任东京大学教授兼东京大学法学部长，就任后推进东大总理加藤弘之的德意志法振兴政策，在盛行法国法的当时，引入英国法和德国法，专心致力于法学教育体制，对处于创世期的日本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882年（明治15年）3月10日兼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勤务，同年4月28日兼任文部省少书记官兼调查课长。1884年（明治17年）9月22日免兼调查课长，同年10月2日免兼文部少书记官。

穗积陈重作为日本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在民法、刑法、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法学、法史学、法哲学、法人类学、监狱学等的法律学的广泛领域，都扮演了早期研究者们的导师的角色，他紧握法的进化论，虽然反对激变，但认为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向自由主义方向的进化。他阐明了天皇制的禁忌人类学，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驾崩后，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夫妇自殉，穗积陈重对此持批判态度。

1885年（明治18年）9月10日，穗积陈重与增岛六一郎、菊池武夫等一起创立英吉利法律学校（1889年10月改称东京法学院，今日本中央大学），旨在全面教授英美法学，将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之精神导入日本，以确立司法制度为目标。英吉利法律学校与专修学校（今专修大学）、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东京法学校（1889年5月改称和仏法律学校，今法政大学）、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并称当时的私立的“五大法律学校”。

1885年（明治18年）12月25日任东京大学法政学部部长心得。1886年（明治19年）3月，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东大法政学部改称帝大法科大学，任帝国大学教授。1893年（明治19年）3月1日任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兼法科大学教头（教育长），同年3月10日任帝国大学评议官，同年4月10日叙奏任官二等。同年12月2日任私立法律学校监督委员长。1894年（明治20年）10月4日任文官试验委员。1895年（明治21年）5月7日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日本国设立学位制度后的第一代法学博士。1897年（明治23年）4月1日在监狱官练习所讲授《刑法法理讲义》。同年4月30日任文官高等试验委员。1890年（明治23年）9月29日——1892年（明治25年）2月17日任帝国议会贵族院议员（敕选）。1890年（明治23年）12月23日升叙奏任官一等。1891年（明治24年）10月19日兼任法科大学教授，1892年（明治25年）9月9日兼任法科大学教头。

明治22年（1889年）至明治25年（1892年），日本围绕旧民法实施（明治23年法律第28号、第98号）的延期和断行展开“民法典论争”，持法律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德国法学立场的穗积陈重和富井政章鼓吹延期论，持自然法论·法国法学立场的梅谦次郎则主张断然施行。在高等学府，强烈要求延期施行民法的所谓“延期派”主要以英国法学派据点——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和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心。要求延期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新法典破坏伦常；第二，新法典减小了宪法上的命令权；第三，新法典与预算的原理相违背；第四，新法典缺少国家思想；第五，新法典扰乱社会经济；第六，新法典改变了税法的根源；第七，新法典以强力推行学理”等。穗积陈重等人主张，民法典的编纂，应以德国法为范本，建立一个家父长的支配体制（家制度），也就是宗法制的近现代版。著名的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八束（陈重之弟）甚至喊出“民法出、忠孝亡”的口号。

主张新法典应立即施行的所谓“断行派”主要以法国法学派的据点——和仏法律学校以及明治法律学校为中心。提出的《法典实施断行意见》提出了立即施行新法典的主要理由：“第一，法典施行是当今的急务；第二，延期派误解法典，毁诬法典；第三，延期派发布了不负责任的言论”等。这场争论延伸至帝国议会上下两院，延期派和断行派议员展开激烈的论战。尽管想施行民法典的明治政府极力强调推行民法典的必要性，但最终由于保守派、复古主义者和自由民权运动者共同组成的联合战线要求法典延期，使旧民法典最后归于流产。延期派在贵族院取得压倒性多数，在众议院也占据多数，1892年（明治25年） ，旧民法被否决。

1893年（明治26年）4月13日，穗积陈重与富井政章、梅谦次郎共同担任法典调查会主查委员兼民法起草委员，起草、编纂日本民法典。穗积陈重在民法、户籍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立法事业中实际发挥了中心主导作用。他受伊藤博文之命呈报的关于法典调查的方针意见书，提出民法的修正，应进行根本的修改，除了家庭法、继承法大部分保留外，整部民法编纂基本上已脱离旧民法的方向，旧民法参酌的是意大利民法典、荷兰民法典、比利时民法典，但基本上是以法国民法典为范本。而新民法更多的是引用、参照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穗积陈重等人认为，相较于德国民法，法国民法冗长而重叠。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财产法：总则、物权、债权）作为民法的基本修改方针，参照了德国民法典以及奥地利、瑞士、英国等其他30个国家的民法。第四篇·第五篇（亲族法、继承法）不适用于外国人，这减少了不平等条约谈判中的障碍。1896年（明治29年）4月27日，日本民法典公布，1898年（明治31年）7月16日施行（明治31年法律第9号）。新民法典成为日本战前社会的纲纪，对日本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余风延至战后今日。

穗积陈重提到法典编纂有五种目的：治安、守成、统一、整理、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性质，已经规定日本法典的性质必须是立足于更新。

在他看来，一般而言，法典可以立足于其中一种目的，而兼有其他一两种目的。他认为明治2年（1869年）刑部省颁布的《新律纲领》，虽是作为更新策的法典，实亦兼有统一策、守成策等等其他目的，而且，他提到此新律参酌《大宝律令》与德川的法例，同时折中于中国唐明诸律，言下之意，就是守成过于更新。在他的理解，这就是后来明治政府下令要编纂法典的主因，因为，“明治维新的革命，不单是政体的变更，更是封建制度的废止，外交贸易的开通、教育、商业、工业、印刷、礼仪、风俗等，迄今古今未曾有之大变动”，所以法典的编纂需要趋附此局势之进化而进化。

因为，他对明治维新的本质有相当政治正确的理解，尽管他也是反对日本政府在明治23年（1890年）公布的新民法条文，他对整件争议周详深入的法学认识与中道稳健的政治立场，使得明治政府觉得精于英国法与德国法的穗积陈重，乃是极为合适的折中人选来主持修改条文，编纂日本新时代的法典，其他两位法典编纂委员；富井政章精于法国法与德国法，梅谦次郎精于法国法；富井政章属于历史法学派，与属于自然法学派的梅谦次郎往往针锋相对，穗积陈重立足于徂徕学派的精义，糅合法律实证主义与效益主义，居中调停两造。

穗积陈重曾言：“难解的法文是专制的表现，平易的法文是民权的保障”。只要法律是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在任何时候都比国民读法律条文更为重要，理解那些都是必须的。国民阅读却无法理解，不是为了国民，而是维护权力的方式，这不是法律所应有的形象。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施行后的1891年（明治24年），沙皇俄国皇太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访日途中，在大津遭遇担任沿途警戒的日本巡警津田三藏行刺未遂，即“大津事件”。日本政府决定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承担国际法上政府责任，外交上息事宁人。穗积陈重的同乡出身的老前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向穗积征求意见时，穗积陈重建言“即使在外国，除非是战败国，没有自国的法律弯曲的先例”并言“在与政府的对决中应坚持自己的主张赢得胜利”。他指出必须有守护法治主义的姿态。穗积陈重以此激励儿岛反对犯人死刑论，在审判和定罪量刑的过程中抵制行政干预，倡导司法独立，传播三权分立的意识。

1893年（明治26年）9月21日补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长，同时还担当法理学讲座主讲人。同年11月29日任外交官及领事官试验委员。1894年（明治27年）3月31日——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任法典调查会委员，同年5月24日任文官高等试验常任委员。1895年（明治28年）10月12日免法科大学学长。1896年（明治29年）4月22日当选东京学士会院（仿法兰西学院设置）会员（院士）。1897年（明治30年）4月22日，帝国大学改称东京帝国大学，仍任教授。同年8月28日升叙高等官一等。1899年（明治32年）2月当选法学博士会会长。同年5月1日赴意大利罗马出席第十二届万国东洋学会并赴欧美各国考察。1901年（明治34年）9月28日——12月2日任外交官及领事官试验临时委员长。1903年（明治36年）6月1日——1904年（明治37年）3月29日任教员检定委员会临时委员。1906年（明治39年）7月12日任帝国学士院第一部长，学士院会员按专门研究的领域分为不同学部，也就是学部制，第一部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部。1906年（明治39年）——1919年（大正8年）任国家学会评议员长。

1912年（明治45年）3月4日，穗积陈重因病不堪教务，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的职务，改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回归故乡。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依功勋特旨叙男爵爵位，列入华族。1916年（大正5年）1月26日任枢密院顾问官。1916年（大正5年）10月2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2日任帝国学士院院长，登上日本学术界最高地位。1918年（大正7年）10月26日任常设仲裁裁判所裁判官。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1日任临时法制审议会总裁。1924年（大正13年）4月15日——1925年（大正14年）12月3日任文政审议会委员。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枢密院副议长，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枢密院议长，成为国之重臣，位列宫中席次第一阶第三席。1925年（大正14年）10月10日补议定官。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在枢相任内病逝，享年71岁（虚岁72岁）。

穗积陈重的岳父是号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子爵。哥哥穗积重颖是宇和岛藩藩主伊达侯爵家家令，后任第一国立银行（今瑞穗银行）行长。弟弟穗积八束是著名的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授宪法学、国法学和行政法学，倡导国权学派，强硬主张天皇绝对主义宪法论（天皇主权说）。

穗积陈重的妻子是涩泽荣一的长女歌子，育有三子三女。

长子穗积重远是著名法学家、“日本家族法之父”，历任东大教授·法学部长、最高裁判所判事等职。三子穗积真六郎，曾任朝鲜总督府殖产局长，是朝鲜半岛“产业革命”的总指挥。

大女婿涩泽元治（涩泽荣一的侄子）是电气工程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工学部长、名誉教授、名古屋帝国大学初代总长。二女婿石黑忠笃（日本军医之父石黑忠悳子爵长子）是官僚、政治家，历任农林大臣、农商大臣、贵族院议员、参议院议员，被誉为日本的“农政之神”。三女婿市河三喜是英语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名誉教授。

长孙穗积重行是西洋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大东文化大学学长，专攻近代英国史。

穗积陈重是日本著名的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资深法学大家，日本近代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一生成就颇丰。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创造了日文汉字“法理学”（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原译“法论”、“法哲学”），创立了法理学这一学科，这不仅对日本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中国人引入西方法理学开辟了道路。中国最早的法理学的名称和内容，也来自穗积陈重等日本学者的成果。

其次，倡导和传播了资产阶级法学观，他把狄骥等法国自由法学派法学家的理论引入了日本。

再次，于1884年系统地提出了法律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法律制度，一般可以分为五大族：印度法、中国法、伊斯兰法（回回法）、英国法和罗马法；1904年，他又在原先五大法族基础上，增补了斯拉夫法和日耳曼法，从而划分为七大法系。穗积陈重于1924-1927年著成的《法律进化论》，更是其代表著作。

最后，穗积陈重参与了明治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虽然当时法典调查会由伊藤博文任总裁，穗积陈重和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任主查委员，但其核心人物无疑是穗积陈重。在该部民法典中深深地烙下了穗积陈重关于公民权利、婚姻家庭进化的观点。可以说，穗积陈重的血和民法典一起融入到日本整个近代法律文化之中。

穗积陈重一生发表、著述众多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法典论》（1890）、《隐居论》（1891）、《法国民法的未来》（1894）、《五人组制度》（1902）、《『新日本民法典， 新日本民法典讲义》（1904）、《由井正雪事件与德川幕府的养子法》（1913）、《法窗夜话》（1916）、《祖先祭祀与日本法律》（1917）、《关于名讳的疑问》（1919）、《日本民法典：比较法学研究》（1920）、《法律进化论》（1924）、《神权说与民约说》（1928）、《祭祀及礼与法律》（1928）、《习惯与法律》（1929）、《穗积陈重八束进讲录》（1929）、《复仇与法律》（1931）、《续法窗夜话》（1936）、《相续法原理讲义：穗积陈重文库》（1990）、《禁忌与法律：法律渊源之信仰规范及其诸面》（2007）等。

穗积奖学财团编有《五人组法规集》（1921）、《穗积陈重遗文集》（四册，1932~1934）。

晚年的穗积陈重构思创作结构完整、体系宏伟的法学名著《法律进化论》，由两部六卷十二册构成。虽然最终他没有完成这一写作计划，但通过留下来的三册书稿，已经比较清楚地将穗积陈重关于法律进化的基本观点，传达给了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作为一名为学术奋斗终生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写作。他的家属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穗积陈重已经无法坐起来，只能在病床上放一张斜的书桌，他靠在枕头上，吃力地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撰写或修订他的著作。直至1926年4月去世，笔始终握在他的手中。

中国国内已出版的穗积陈重教授的著作为《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法典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法窗夜话》（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2月）。

1882年（明治15年）3月7日-正七位；

1882年（明治15年）6月1日-从六位；

1885年（明治18年）5月7日-正六位；

1891年（明治24年）12月10日-正五位；

1893年（明治26年）12月28日-勋四等瑞宝章；

1896年（明治29年）12月21日-从四位；

1897年（明治30年）12月28日 -勋三等瑞宝章；

1898年（明治31年）6月29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正四位；

1903年（明治36年）5月21日-金杯一个；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勋一等瑞宝章；

1907年（明治40年）5月20日-从三位；

1912年（明治45年）3月11日-正三位；

1913年（大正2年）12月27日-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礼记念章；

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男爵；

1916年（大正5年）4月1日-金杯一组；

1919年（大正8年）4月17日- 一等大绶嘉禾章（中华民国）；

1919年（大正8年）9月29日-金杯一组；

1923年（大正12年）2月10日-从二位；

1924年（大正13年）1月10日-御纹付银杯；

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正二位、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帝都复兴记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