⑵“张仪”句：张仪，战国时纵横家，魏国人。游说入秦，首创连横，先后任秦相、魏相。《史记·张仪列传》：张仪通楚，“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观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汉书·蒯通传》：“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颜师古注：“掉，摇也。”

⑶“苏秦”句：苏秦，战国时纵横家，洛阳人。倡六国合纵抗秦。《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二顷田，全唐诗本作一顷田。误。

⑷“沧浪”二句：《楚辞·渔父》：“渔夫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⑸“虚作”句：指屈原。

⑹“赵有”句：豫让，春秋战国间人。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悦，去而投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为饮器。豫遁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欲刺襄子未果。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变容，又吞炭哑音，一再谋刺襄子，均不果。后被兵包围，请求襄子衣而击之，呼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屈平，即屈原。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⑺洗耳：皇甫谧《高士传》卷上《许由》：“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⑻夷齐：伯夷、叔齐二人。《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⑼“猛虎”句：猛虎，含有苛政之意。看，观察，注意。机上肉，机同几，全唐诗本作几上肉。指案板上的肉。比喻任人宰割者。《新唐书》卷一二○《桓言范传》：“会日暮事遽，言范不欲广杀，因曰：‘（武）三思机上肉尔，留为天子藉手。’”

⑽“洪炉”句：洪炉，指天地。《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抱朴子·勗学》：“鼓九阳之洪炉，运大钧乎皇极。”引申为陶冶锤炼人才的环境，薛逢《送西川杜司空赴镇》诗：“莫遣洪炉旷真宰，九流人物待陶甄。”铸，熔炼金属以成器。囊中锥，比喻有才能而未展露的人。《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也。’”周昙《咏史诗·毛遂》：“不识囊中颖脱锥，功成方信有英奇。”此句意谓熔炼人才的洪炉，不铸就像囊中之锥这样有才能而未展露的人。也即设有使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⑾宁武子：王本注云：“岂武子是戚之字耶。”《吕氏春秋·举难篇》：“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叩角，指击牛角。朱买臣：汉武帝时人，官至会稽太守。《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背负薪，《乐府诗集》作皆负薪。

⑿佯狂，《史记·殷本纪》：“箕子惧，乃佯狂为奴。”佯狂即装疯。

真可笑呀，真可笑，君不见曲如钩吗，古人知此可以封公侯；

君不见直如弦吗，古人知此可要死道边。

张仪之所以愿鼓三寸不烂之舌，苏秦之所以不愿种洛阳负郭二顷田，皆是此由之故也。

真可笑呀，真可笑，君不见沧浪老人唱一曲吗，“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可怜的屈大夫，连自己保身都无术，却虚作《离骚》教人读。

真可笑呀，真可笑，赵国有个豫让，楚国有个屈平，卖身却只买得千载虚名。

许由洗耳又有什么用？伯夷和叔齐饿死也至无所成。

君爱身后之名，我爱眼前之酒。

饮酒眼前即能享乐，虚名身后又在何处？

男儿穷通当有时，今日之不遇，并非将来也没有时机。

如今我曲腰向君，君却不明白这个道理。

猛虎向来不食案上之死肉，洪炉也不铸囊中锥一类的小玩意儿。

真可笑呀，真可笑，宁武子和朱买臣，当年也是叩着牛角唱歌，背着柴薪诵书。

这些一时遭困顿的贤土若今日逢君，君却看不出来，岂不令人佯狂而傲世哉！

至德二载（757），李白五十七岁。正月，永王军次寻阳，李白下山人幕。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言志抒怀，旨在思抒奇计以济时艰。二月，皇室内讧，兄弟交兵。永王兵败丹阳，李白于乱军中仓皇逃亡，旋陷寻阳狱中。有鸣冤求援之作多首。江南宣慰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李白推覆洗雪，乃获释。

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和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均肯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因李白晚年被诬为永王“附逆”，政治上又毫无出路，甚至于连衣食都发生了困难。杜甫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可见，李白所写《笑歌行》为狂怪的讽刺诗，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虽然白卒就语，亦自有不衫不履之意在，床头捉刀人故自有真，假托者终不似也。”

明·朱谏（《李诗辩疑》卷下）云：“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诗，辞意格调如出一手，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初则若薄于功名富贵者，末则眷恋流涎，而躁急忮害之不已，是则为可怪也。以之疑谪仙，谪仙岂若是之浅陋乎？……今《笑歌》、《悲歌》二行，较于《草书歌》、《东山吟》、《僧伽吟》、《白云歌》、《金陵歌》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贯休辈亦不若是之甚也。”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容，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集中如《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种入选。嗷訾者指太白为粗浅人作俑矣。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说诗晬语》卷一：“太白七古，想落天外。……集中《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开出浅率一派。王元美称为百首以后易厌，此种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子所拟。”

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此首与《悲歌行》皆非太白诗也。郭茂倩《乐府（诗集）》以《悲歌行》录入杂曲歌辞，以《笑歌行》录入新乐府辞，不知有何区别？殆亦强作解事，不辩其为赝作耳。”

近代·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自苏轼以来，胡震亨、朱谏、沈德潜等诸家，众口一辞，均以《笑歌行》、《悲歌行》二诗为伪作。其所据者，略谓二诗‘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朱语），而无谪仙‘深远宕逸之神’（沈语）云云。此不察李白作二诗时境况故也。夫李白于病笃之时，以精神失常之人，焉能好整以暇，为飘逸之辞乎？《笑歌行》多反语，《悲歌行》多绝望语，皆至忿至悲至痛之辞也。诗为心声，若无至忿至悲至痛之身世，其何能至此！至于‘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则正与此时之精神状态相符。”

安本又云：“《笑歌行》、《悲歌行》（见下篇）二诗，各家均以为伪。其所据者，惟‘凡近’、‘粗劣’、‘言无伦次，情多反复’而已。是诚不足以断此伪作 。李白诗，固有语不甚择、临时率然之句。李白为此二诗时，或当病笃之际，以精神迷乱之人，势不能好整以暇而为雄快宕逸之诗。观此二诗，或多愤激之语，或多绝望之辞，皆至忿、至悲、至痛心情之反映，当是临终前所作。”

近代·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此诗与《悲歌行》自苏轼定为伪作以来，后人多从之。……苏轼在这里仅凭风格来断定作品真伪是靠不住的。因为一个大诗人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和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均肯定此二诗为李白作。而李白晚年，因被诬为永王‘附逆’，政治上又毫无出路，甚至于连衣食都发生了困难。杜甫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他写出这两首颇为狂怪的讽刺诗，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与杜甫并称“李杜”。其诗以抒情为主，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又善于描绘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