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5 10:06
薛福成从1875年开始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1879年，他网罗见闻，将自己认为应采用的“应变之道”写成书面文字，即著名的《筹洋刍议》。
这部著作约二万字，分《约章》、《边防》、《邻交》、《利器》、《敌情》、《藩邦》、《商政》、《船政》、《矿政》、《利权》和《变法》等十四篇（其中《利权》共4篇）。
该书脱稿后，薛福成把它上呈给李鸿章。李对此书大为赞赏，把它送到总理衙门，供总署的官员们参考、采择。同时，这部著作不胫而走，在洋务派和进步人士中迅速流传开来。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用西洋餹印法印刷了数十套，很快就分发完毕。直到1895年，郑观应在修订出版《盛世危言》时，还把其中的《变法》等章全文附录。
不过，在薛福成撰写和发表《筹洋刍议》时，郑观应等一些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人们，已开始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与此相比，《筹洋刍议》中所宣扬的思想，仍然落后了一步。但该书也触及了早期改良派关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否认传统的封建观念，认为“人人欲济其私”等观点，更是直接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筹洋刍议》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陈虬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公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领域的重要成果。
薛福成在这十四篇文字中主要阐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反对不平等条约。薛福成指出，两国签订和平条约，应对两国都有益无损，决不能损此以益彼。他觉得，在今后中国再也不应屈服、退让，接受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要是列强坚持侵略要求，甚至摆出决裂的架势，“中国惟当静以待之”，对万不能允者，更应“始终坚执一辞”，这样，敌人倒也奈何我不得。对于已经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他也力图加以修改、补救。他指出，过去中国在立约时视若寻常而实际上贻患无穷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一国获利，各国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样，“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不啻是驱西洋诸国协而谋我。其二是“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即领事裁判权。这样，在洋官的百般庇护下，洋人杀了人，犯了法，都能逍遥法外，中国无法去惩治他们。他认为，要使列强同意废除这些不平等的条款是极其困难的，如今只有采取“潜移默夺”的办法。对前者，可拟定通用各国的条约，在与各国订约时，不让内容稍有参差，这样，虽未去利益均沾之文，但已无利益均沾之实。对后者，可以通过与洋人订立条约，在通商口岸设立由中国官员与外国律师共同主持的理案衙门，用中西律例，甚至单用西法来治理涉及华、洋的讼案，以便使洋人难逃法网。
（2）预防俄、日侵略。薛福成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沙俄、日本。对于它们的侵略，中国决不能依赖列强的“调停”。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特别是只有走自强的道路，才能遏止俄、日等国的侵略野心。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西方各国改善关系，争取获得一个真正的西方盟国。中国地大物博，通商之得十倍于日本，只要搞好外交，列强也不会专门去偏袒日本。此外，中国还应该援助朝鲜、越南等国，巩固东南的海防。对于孱弱已甚、受法侵逼的越南，应援以偏师；对已被日本吞并的琉球，要争取让它复国；对受俄、日觊觎的朝鲜，应劝它开通风气，兴办洋务，并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用商务来牵制列强。
（3）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指出，西方谋求富强，是以“工商为先”，是用“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中国要振兴工商业，有三个要端。一曰“贩运之利”，即发展运输业。他强调中国货物应由中国轮船自己来运输，直至运输到南洋和欧美，决不能让外国的轮船公司夺走中国的运输大利。而且，也只有通过发展运输业的办法，才能使我国自造的轮船得到充分利用，使船厂不致经费支绌，使造船业得到发展，并使兵船获得养船的经费。二曰“艺植之利”，即发展农业。他指出，如今外国已纷纷种茶、养蚕，中国应迅速整顿、刻意讲求，以扩大生产、不增税额的办法，来降低售价，增加中国丝、茶的出口。三曰“制造之利”，即发展工业。他积极鼓吹用机器来织布和织毡、绒工、呢羽等。在创办工商业的方式上，薛福成不赞成官办形式，而积极主张利用私人资本，倡办官督商办的企业。
（4）保护中国征税的主权。他一方面指出，中国的厘金制度确实不利于民，到中国财用充足时，应逐步加以改变。但德国公使等以此为由，蛮横地要求中国对洋货免厘，是“挠我自主之权”，是决不能允许的。他还指出，有人主张通过加税鸦片来免除洋货的厘金，那是个极其有害的办法。他还精细地指出，如果西方坚持要以加税来免厘，那就将关税提高到西洋国家中较低标准的值百抽二十。但西洋国家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中国在洋货免厘问题上，也应该寸步不让，以保护国家的利权。
（5）阐述洋务运动的理论根据。他指出，兴办洋务，实际就是变通旧法，而变法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他认为，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集百王之成法”，尽善尽美，可以“万世不变”。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等很多方面则需要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及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的效法西人是用夷变夏和“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等种种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