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管松涛在武昌被保送到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进修。在校学习期间，他依靠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广泛结交校友，秘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努力扩大党的影响。从南京炮校毕业后，管松涛被分配到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炮兵营当连长。

1936年12月，管松涛积极参加西安事变。为了防止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他把炮兵连布置到渭南一带，将大炮置于前沿阵地上，严阵以待，协同步兵一起，决心保卫全国人民关切的、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西安兵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东北军陷入分化和混乱。不久，东北军的部队被分散到各个战区，原来积极参与西安事变的人都遭到清算，军衔仅是尉官的管松涛也被撤职。中共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批准管松涛去投奔原来的老上级、时任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一一一师三三三旅六六五团上校团长董翰卿，被任命为六六五团少校副团长。

1937年3月，管松涛随东北军五十七军从陕西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开进了河南周口镇。由于环境的变化，管松涛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管松涛随东北军五十七军从河南转战到江苏徐州一带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此时，管松涛与中共党组织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1938年6月，管松涛在山东沂水县经黄如刚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东北军五十七军从江苏沭阳转移到山东滨海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管松涛所在东北军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也逐渐放弃抗日立场，转而集中力量反共，激起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官兵的强烈反抗。此间，管松涛积极支持东北军五十七军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武装摩擦活动中，争取广大东北军官兵坚持抗日立场上，与五十七军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一起做了许多工作。

1940年9月14日，管松涛所在的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为了保存实力不抗日，密派六六五团上校团长董翰卿、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等，与日方鹫井师团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伪兴亚建国军顾问新容幸雄举行谈判，双方商定互不侵犯、共同防共事宜。于文清回来之后，心中十分烦恼，将谈判的情况报告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中共党员）。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中共特别党员）闻讯后，便与旅长万毅等人在9月21日晚上发动了“锄奸行动”，扣押了董翰卿，抓捕了军中联日将领，缪澄流在混乱中逃掉。管松涛在这次“锄奸行动”中，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抗日大业所系，抛弃老上司董翰卿对他的接纳之恩，坚决执行常恩多师长下达的关于“锄奸行动”的命令，毅然参加了捕捉勾结日军反共卖国的汉奸军长缪澄流等人的“锄奸行动”。常恩多师长、万毅旅长等对管松涛的义举感动不已。当管松涛完成任务班师回营时，师长常恩多竟不顾团副管松涛在行军礼，箭步迎上前去拥抱管松涛，让大家都热泪盈眶。师长常恩多当场挥笔书写任命书 ：“六六五团少校团副管之山，即日起任该团团长职务”。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因积劳成疾，已经卧床不起。该师反共分子头目、师参谋长陶景奎、旅长孙焕彩、团长刘晋武等勾结国民党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等配合全国的反共形势，对该师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分子进行大清洗。结果，万毅旅长被扣押，管松涛先被监视，后被强行遣送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议处。管松涛在被强行遣送的途中机警逃脱，投奔了山东八路军滨海军区。从此，管松涛参加了八路军，不久被任命为滨海军区独立旅参谋长。

1942年8月3日，身患重病的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毅然率领一一一师2000多官兵起义，投奔了山东八路军滨海军区。管松涛所在的独立旅奉命划归山东军区新一一一师指挥，管松涛又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队。9月，海陵县（今东海县）的日伪军在东起沙河镇、西至桃林镇一带安设了据点，其中在罗庄和横沟的据点插入了海陵县抗日根据地。11月3日下午5时，管松涛奉命指挥独立旅拔掉罗庄据点，首先打响了海陵地区反蚕食斗争的第一枪。经过7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伪军的炮楼被炸毁，罗庄被攻克，罗庄据点被拔掉，俘虏伪军大队长以下60余人，缴枪60余支。接着，新一一一师第四团也拔掉了横沟据点，歼灭伪军200余人。11月5日晚，管松涛又指挥独立旅拔掉了圈沟据点，歼灭伪军30余人。12月15日，山东军区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打败国民党军顽固派孙焕彩部、朱信斋部越过日（照）莒（县）公路对抗日根据地的进犯，决定组织发动甲子山战役。战前，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亲自给八路军参战部队作动员报告。罗荣桓指着甲子山说：“同志们，这就是你们的家，要安家，就必须消灭顽军…… ”管松涛和八路军参战部队的指战员听了罗荣桓的动员报告后，深受鼓舞，决心打败国民党军顽固派孙焕彩部、朱信斋部，进而收复甲子山地区。12月17日，八路军参战部队分4路发起全面进攻。管松涛所在部队担任攻打甲子山南、北垛及浮棚山顽军阵地的任务。经过7昼夜的战斗，顽军终于不支，于12月23日逃往日（照）莒（县）公路以北，八路军收复了甲子山地区。甲子山讨叛战役胜利结束后，管松涛随部队进驻茅墩、横沟一带休整。在此期间，管松涛积极配合中共新一一一师总支委员会的工作，加强党对新一一一师的领导，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

1943年6月，管松涛随部队奉命挺进日（照）莒（县）公路以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新一一一师旗开得胜，连战连捷，迅速在五莲山区站住了脚跟。接着，一一一师再次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并且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4年6月，管松涛随部队参加了滨海军区发起的攻打伪军的讨李战役。战后，新一一一师等八路军部队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地区及海（阳）青（岛）公路、胶（县）诸（城）公路各一部分地区，巩固和发展了滨海及胶东的联系。10月，管松涛随部队在诸城、胶县边集结休整。10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专程赶到新一一一师的驻地参加誓师大会，宣读山东军区命令：原东北军一一一师改称 “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兼任支队长，王振乾任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彭景文任副支队长，管松涛任参谋长，李欣任政治部副主任。滨海支队以重罗山为中心，在3000平方华里的地域里，与6倍于八路军的日伪顽反动势力进行着极为尖锐复杂、艰难困苦的斗争。

1945年5月下旬，管松涛和万毅支队长、王振乾政委一道指挥滨海支队与日本侵略军在滨海北部作战，破坏了公路和桥梁，歼灭了一部分日本侵略军，打退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1945年山东大反攻中，八路军滨海支队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高密的铺上，为八路军攻克胶县，威胁青岛，解放烟台，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8月，滨海支队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胶县县城，歼灭日伪军450余人，缴获92步兵炮2门、轻重机关枪20挺、步枪200余支。抗日战争时期，管松涛在八路军的队伍里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成为八路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创建和发展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以及抗击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调遣八路军、新四军10万部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山东军区下达了关于挺进东北的命令。山东军区在接到命令后，立即组建了3000多人的东北挺进纵队，任命万毅为司令员、周赤萍为政治委员、关靖寰为参谋长、王振乾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一、二两个支队。其中，一支队由滨海支队改称，共1800余人，支队长彭景文，政治委员李欣；二支队另由胶东军区特务营和滨海军区、鲁中军区各抽调的一个营组成，共1200余人，支队长管松涛，政治委员黄明清。从1945年9月2日起，东北挺进纵队各部分别由各自的驻地向胶东黄县方向开进，准备渡海挺进东北。部队进行了挺进东北的思想动员，并且做好了渡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万毅先将部队交给东北挺进纵队参谋长关靖寰、政治部主任王振乾等人负责，自己带一个连的先遣人员经一昼夜的海上航行，于9月25日上午11时许在辽宁省兴城县钓鱼台登陆。经与冀热辽军区部队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后，万毅决定东北挺进纵队沿他此次航行的路线渡海。万毅随即给东北挺进纵队发报，命令部队立即组织渡海，到兴城集结。9月下旬，东北挺进纵队的大部队奉命先后渡海挺进东北，10月陆续到达了沈阳，并且新发了军装和武器。接着，一支队奉命到抚顺执行任务，二支队奉命到沈阳东大营待命。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东北挺进纵队第一支队由抚顺向吉林方向挺进，第二支队由沈阳、铁岭向长春方向挺进。10月26日，东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和二支队支队长管松涛带领第二支队从沈阳出发，步行向铁岭挺进。10月27日下午到达铁岭城郊区。铁岭县城的伪维持会和伪保安队在知道了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支队到达的消息后，误以为是“国军”来接收了，在铁岭县城的西门列队欢迎。王振乾和管松涛、黄明清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智取铁岭县城。第二支队的指战员装成“国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铁岭县城。王振乾和支队长管松涛、政治委员黄明清在进铁岭县城后，连夜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置战斗任务，决定在天亮的时候对铁岭县城的伪维持会和伪保安队采取行动。10月28日早晨，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支队的指战员根据战斗分工，分别向各自的目标采取行动。由于事先进行了细致的侦察，完全摸清了各处的情况，加上伪保安队又没有防备，结果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支队没有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解除了伪保安队的武装，缴获大枪230多支、手枪30多支。接着，又勒令解散了伪铁岭县维持会。铁岭县城获得了首次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二支队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地方干部建立了铁岭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铁岭县公安局，宣传和发动群众，搞好社会治安。发布了布告，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群众安居乐业，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11月初，王振乾和支队长管松涛、政治委员黄明清带领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支队的指战员乘坐火车离开铁岭，前往长春执行新的任务。在长春，支队长管松涛根据中共长春市委的要求，解决了伪警察的武装，命令二支队二大队指战员换上了黑色的警察服装，由八路军化装的“警察”控制了长春市；支队长管松涛还命令二支队一、三大队进驻长春市以西的范家屯、大屯一带，监视飞机场。12月初，管松涛奉命带领东北挺进纵队第二支队先进入吉林市，然后又去双阳县地区剿匪，消灭土匪800余人。之后，二支队移驻双河镇。

1946年1月中旬，东北挺进纵队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一支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十九旅，二支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管松涛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旅长，下辖第五十八团、第五十九团、第六十团。改编后，第二十旅第五十八团就开往苏家屯一带进行剿匪，经过10余日的剿匪，消灭了国民党地下军王丹匪部的土匪1000余人。3月中旬，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颁发“剿匪”密令，在东北点起内战的大火。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兵力多达6个军18个师，连同地方团队，其总兵力达30万多人。3月12日，国民党军队以从苏联红军之手接收的方式进占沈阳后，立即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张，相继进占辽阳、抚顺、铁岭，随后集中5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南攻营口、本溪，北犯四平，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独霸东北。管松涛奉命带领第二十旅破坏沿铁岭向开原前进途中的公路、铁路，以迟滞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管松涛指挥部队从山区对铁岭、开原的东部进行侧击，沿途逐段破路，与国民党军队节节纠缠，双方交战的枪炮声昼夜不息。接着，管松涛奉命带领第二十旅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阻击国民党军新六军向四平的进攻。第二十旅第六十团奉管松涛的命令，在乌龙岭阻击国民党军新六军。接着，又转移到西安北山阻击国民党军。由于敌强我弱，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二十旅遭受很大损失。为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撤出四平、长春、吉林等地实行战略转移。 5月，管松涛任辽宁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率领4个连来到了第二军分区组建了军分区独立团。第二军分区辖西安、开原、西丰、沈（阳）铁（岭）抚（顺）联合县、东丰、梨东、清原等7个县。这一带地处长白山余脉，位于长（春）大（连）、沈（阳）梅（河口）、四（平）海（龙）铁路中间的“三角”地带，四周环铁路，腹地公路纵横，交通方便，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区域内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既是米粮仓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无论在补充兵员还是在军需供应上，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部队主要任务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目的是牵制国民党军，分散国民党军，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打击反动势力，稳定群众情绪，保护群众利益，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休整、回旋提供空间，创建敌后根据地。国民党也深知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因此，也就决定了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斗争的重要性和艰苦性。当时的敌后斗争形势十分险恶，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处于游击战争的状态，群众的正统观念严重，国民党军队数倍于军分区部队，不断地清剿立足末稳的新生政权和人民武装。管松涛率领军分区独立团300多人活动于西丰一带，并且和地委党政军领导分别到东丰、西丰、开原等县视察，帮助各县委抓县大队的整顿和建设，采取了调整骨干、清理不可靠分子、改编区中队、加强县大队领导等措施，使各县县大队或者保安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巩固和发展。到1946年7月底，沈（阳）铁（岭）抚（顺）联合县保安团划入后，军分区拥有地方武装队伍2000多人，成为坚持敌后斗争的坚强柱石，形成了以东丰县与西丰县接壤的小四平和实妙村为中心的坚持敌后斗争的指挥体系。面对恶劣的军事、政治、自然环境，管松涛指挥二分区指战员坚持敌后武装斗争，担负起剿匪、土地改革斗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新生政权，动员群众、动员青年支前、参军参战的任务。6月初，国民党当局以驻开原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交通警察部队第十三、十四总队等部队扫荡军分区。管松涛指挥独立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破坏铁路、公路和桥梁。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在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于1946年10月2日一举攻克了西丰县城。10月7日，国民党军开始向军分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10月26日，军分区被迫放弃西丰、西安地区，先后转移到通化、临江进行短暂休整。11月上旬，辽东军区、中共辽宁省分委决定，充实和调整中共辽宁二地委、二分区的领导机构，李砥平任中共辽宁二地委地委书记兼辽宁二分区第一政委，辽东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彭龙飞兼任辽宁二分区第一司令员，管松涛改任辽宁二分区第二司令员，何善远任辽宁二分区第二政委，将辽东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部及七、八团与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合并。11月19日，李砥平、管松涛、何善远等率领辽宁二地委地直机关干部、军分区部队与辽东军区独立第三师八团一部、各县县大队启程重返敌后。管松涛在带领军分区部队重返敌后的途中，在柳河县五凤楼与国民党军队一九五师一部和二〇七师一部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管松涛带领军分区部队又在腰子岭、湾甸子和大小苏河一带与国民党军队连续进行了3次战斗，军分区独立团团长石俊豪等10余官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2月7日至9日，管松涛带领军分区部队和各县县大队先后从清原的草市、南杂木镇越过沈吉铁路，击溃了开原曾家寨等处的国民党清剿队。12月10日，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李家台、夏家堡子国民党军据点，摧毁了国民党军的工事。辽宁二地委在开原的李家台召开地委干部会议，讨论开辟重点区的工作方针。经过认真地讨论和研究，地委确定了在坚持清河沟以南的同时，应挺进清河沟以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为了尽快站稳脚跟，地委又提出：”能在哪里站住脚就到哪里去“的口号，广泛开辟游击区。

1947年1月7日，辽宁二分区第一司令员彭龙飞、辽宁二分区副政委刘振华率领独立第三师师部及七团和八团的1个营插到沈（阳）吉（林）铁路北，在开原曾家寨一带与辽宁二分区第二司令员管松涛、分区第二政委何善远等人会合。管松涛和军分区参谋长杜荣民指挥部队先后歼灭了西丰老营厂、野鸡背、开原松山堡的清剿队。当时，辽宁二分区的许多干部、战士是衣不保暖，连棉衣也难以换上，经常露宿在深山冰天雪地之中，有的战士的手脚都被冻坏了，而且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国民党军和匪特的突袭。管松涛带领军分区部队和各县县大队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敌后站住了脚。1月2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书记陈云在临江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坚决保卫南满根据地，坚持敌后“三大块”（即安东三分区、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坚持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不让国民党军队去进攻北满根据地。管松涛带领辽宁二分区军分区部队和各县县大队坚决贯彻上级的命令，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抓准国民党军的空隙薄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队和警察；开展破路段、桥梁，拔掉薄弱据点，分散消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且结成各阶层广泛的统一战线。从1946年底到1947年5月，管松涛指挥部队几乎天天打仗，夜夜行军，回击国民党军队6次大规模的扫荡及无数次小规模的袭击。辽宁二分区先后攻克敌人据点68处，歼灭敌人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553支，电台4部，分地33246亩，锄奸89名，爆破敌占区铁桥、隧道多次，破坏铁路、高压电线，致使四梅铁路多次停运。由于二分区武装和各县武装的不断袭扰，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〇七师、独十师、青二师、交警十三、十四总队及保安团等1.7万余人被牢牢地牵制在辽宁二分区境内，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管松涛指挥辽宁二分区部队兵锋直逼国民党统治的沈阳、铁岭、抚顺等城镇，国民党当局的报纸惊呼：“国军安在？”在敌后斗争两年中，辽宁二分区仅以百十人很小的代价换取毙伤俘国民党军3000多人的战果。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夏季攻势，辽宁二分区境内成为夏季攻势的重要战场之一。管松涛率军分区部队和各县大队积极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作战，于1947年6月1日攻克清原和西丰，6月3日收复西安，与北满主力部队胜利会师，辽宁二分区与后方的联系得到了恢复。7月，辽东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部及七、八团编入主力部队，彭龙飞也同时调任辽东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辽宁二分区军分区部队就剩下独立团一个团的兵力。12月底，管松涛参加了军分区独立团在西丰县老营厂召开的全团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到前线视察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来到老营厂，听取了管松涛和独立团领导的工作汇报，对辽宁二军分区的工作成绩慰勉有加。

1948年1月，辽宁军区决定以辽宁二分区独立团和沈（阳）铁（岭）抚（顺）联合县保安团为基础，成立辽宁军区独立师，管松涛任师长。7月，管松涛调任东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领独立第一师作为机动部队在昌图地区集结，待机歼敌，主要任务是阻击沈阳北上增援接应长春国民党军的任务，其次是拦截南下突围的长春国民党军。10月19日，长春获得解放。管松涛率领独立第一师迅速南下，与打到沈阳市郊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会合，完成了对沈阳市国民党军的包围。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独立第一师担任了从东向西进攻沈阳市区的任务。10月30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军新1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派人与管松涛指挥的独立第一师达成了起义协议。10月31日，国民党军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根据起义协议的规定，撤出了其在沈阳市城东的防区，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从沈阳市城东入城让出了通道。管松涛指挥独立第一师进入原国民党军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在沈阳市城东的防区，并且对西面的国民党军进行警戒。11月1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各攻城部队向沈阳市区发起总攻，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两道防线，各攻城部队向沈阳市中心穿插前进，国民党军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管松涛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进占了沈阳市区的大、小东边门一带。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各攻城部队在沈阳老城胜利会师，沈阳获得解放。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在辽宁省锦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新番号在天津解放后正式使用），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原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师调归第40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三师，管松涛任师长。11月23日，管松涛奉命率部从锦州出发，沿北宁铁路西侧经青龙、冷口入关。管松涛率领部队开始是夜行晓宿，对部队是边开进边动员，进行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教育。到12月初，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为了争取时间就在白天行军，快速前进。12月上旬，管松涛率领先遣部队进至河北香河地区参加平津战役。12月14日，部队占领大兴县青云店，17日攻占了北平（今北京）南苑机场，并缴获了飞机25架和大量军用物资。

1949年3月11日，东北人民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编入四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建制。天津、北平解放后，管松涛随第40军主力部队在北平的东南地区休整。针对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管松涛根据上级的指示，对全师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政治时事学习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向华中、华南进军。3月27日至4月5日，管松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的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重点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内容。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香山接见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管松涛也在其中。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给管松涛和南下部队以极大的鼓舞。会后，管松涛立即率领师南下河南信阳，与第40军的先遣部队会师。之后，进入花园、应山、应城地区活动，迫使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收缩部队来防守武汉，牵制了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渡江行动。5月14日，第40军与第43军一起发动汉浔间渡江作战。根据上级命令，管松涛率领的第一五三师由团风至武穴段渡江。他们首先突破了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防线，于5月17日下午4时进入武昌。接着，管松涛指挥第一五三师一部配合第一二〇师进抵贺胜桥，并在追击途中歼灭了国民党军河南保安第三旅。经过战斗，华中重镇武汉等10余个市县获得解放。6月，第一五三师调归武汉警备司令部建制，担任保护武汉地方安全的任务，稳定社会秩序，保证武汉地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7月，管松涛由于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积劳成疾，身患胃病、贫血、营养不良、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不得不离队休养。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上级任命管松涛为东北边防军第38军参谋长。管松涛奉命到第38军军部驻地辽宁省铁岭县城报到。他在9月分别组织集训了师、团参谋人员，对美国军队和韩国军队的编制、装备情况及作战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对现代条件下各兵种性能及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协同作战的组织应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学习，提高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先后组建了军火箭炮营和各师的高射炮营，还进行了打风筝的实弹射击演习。10月2日，中共中央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管松涛抱病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参谋长。第38军在铁岭县城召开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组织措施，管松涛根据作战的计划将朝鲜族联络员735人分配到各师。10月19日，第38军各师分别在铁岭地区的驻地召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誓师大会，然后分别由铁岭、开原乘坐火车东进，于22日黄昏从辑安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第38军在军长梁兴初、参谋长管松涛等人的指挥下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使第38军“万岁军”名扬四海。管松涛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7月因病回国。

1953年，管松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副校长（校长万毅），军委高级炮兵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为培养大批干部和支援抗美援朝做出贡献。

1955年9月，管松涛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6年5月1日，管松涛因为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沈阳逝世，享年64岁。管松涛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管松涛工作务实，斗争坚决，关心下属和百姓，被辽宁二分区的干部、战士亲切地称为“老管头”，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百姓无不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管司令”。管松涛虽然身为司令员，并且年龄大、体质弱，可他很少顾及自己，却十分关心干部和战士。行军中见到有伤病员他就下马，让伤员骑马，自己和战士们走在一起，问寒问暖，谈笑风生，把温暖送到战士的心里。数九寒冬，冰天雪地宿营的时候，管松涛常常把仅有的一件旧皮袄盖在病弱战士身上，战士不忍他年长体弱受风寒，他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严肃，命令战士把大衣盖上。管松涛经常深入连队，每到连队首先查看连队的伙食，到班里看望战士。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战士病了，他就叫警卫员拿自己的津贴买了4个鸡蛋给那个战士。管松涛平时要求自己十分严格，生活一向艰苦朴素。从朝鲜返回祖国的时候，管松涛身为38军参谋长完全可以乘专用小车或者乘火车软座软卧。可是他既不乘专车，也不乘软座软卧，而是把吉普车装上火车，他自己坐在吉普车里回国，甘愿自己吃苦，也要为国家节省汽油和钱。他无论在哪一级领导岗位上，都从不讲排场。在管松涛的心目中装的是人民，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是党的伟大事业，从来就没有“我是哪一级干部，我有什么功劳，要享受什么待遇”的观念。自朝鲜战场回国后，管松涛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后来发展到不能坚持工作。20世纪60年代，管松涛因为长期患有多种疾病，被疾病折磨得出现了神经紊乱状况。管松涛就是在神经紊乱状况严重的时候，他却仍然知道挎着篮子往乡下去给老百姓送馒头。别人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说：“给老百姓送馍去。”管松涛头脑里想的还是解放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或者是敌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虽然管松涛看起来精神似乎错乱，可他连接着人民的那根神经没有错乱，使他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与老百姓血肉相连。

抗美援朝时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17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江拥辉、唐青山、李少元、管松涛、杨弃五位开国将领忠骨安葬仪式在福寿园国际集团辽宁观陵山艺术园林将军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