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语文献的种类杂多，大致可分为宗教与世俗二类。宗教文献方面包括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今所发现者，以佛典类为多。粟特语佛典大多转译自汉文佛典，有《维摩诘所问经》、《莲华宝珠陀罗尼》、《青颈陀罗尼》、《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等，大部份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另外，在吐鲁蕃发现有摩尼教及基督教的经典。

世俗文献中，于敦煌之西所发现的书简类，系粟特文献中最古老的资料，依伯希和等人的推定，当系西元二至六世纪之遗物。然亦有人推定为四世纪初所书写者。又，在撒马尔干西方亦发现写在纸、皮、木上，有关经济、法律的文书。另在西藏西端的拉达克与蒙古高原，发现有以粟特语写成的碑文。其中，拉达克碑文大约作于九世纪中叶，是属于最晚期的粟特文献。

粟特语佛典的出土地为敦煌的千佛洞和吐鲁蕃盆地。敦煌千佛洞的佛典是由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和俄国的奥登柏格所发现的；吐鲁蕃盆地的佛典则是由德国的古留维第尔和鲁可克所发现的，他们都分别将猎物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在这些佛典里面，数目庞大而在研究上又有相当进展的是敦煌出土的佛典，这些佛典都是断片或一部份，下面就不按顺序的把它们举出来︰《长爪梵志请问经》、《Vessantara本生谭》（据说与《太子须大拏经》有很大的不同）、《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维摩诘所说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央掘魔罗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不空罥索咒心经》、《Niakan!t!hadha%ran!I》、《非难饮酒经》、《Su^kasu^tra》、《Jataka》（本生谭）、《Avada^na》（譬喻）佛典、《善恶因果经》（伪经）、《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伪经）等。

在吐鲁蕃盆地所发现的佛典里面有一些断片被认为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涅槃经》等的断片。

这些佛典翻译成粟特语的年代并不明确，不过，其中只有《非难饮酒经》在跋文中记明是在‘沙拉古之都’（自伯希和的学说以来，据说这里指的是洛阳），于开元十六年（728）翻译的，所以，一般认为粟特语译佛典大约成立于七世纪后半到八世纪前半之间。

粟特语佛典里面有两本在跋文里面分别记明是从印度语、龟兹语所翻译过来的，不过，凡是能够归类于某一种经典的粟特语佛典，几乎全部都是汉文佛典的转译、翻译。我们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汉文佛典的用语和语法上的各种特征，在粟特语的佛典里面也可以原封不动的找到。比方说，粟特语的《维摩诘所说经》就是从汉译本忠实地一句一句翻译过来的，我们不能想像还有其他的情形。又如在《善恶因果经》里面有许多直接从汉语音译过来的语汇。此外，《非难饮酒经》的跋中虽然记明是从印度语翻译过来的，可是在这里面却出现了许多译自汉文佛典的本子当中所用的特殊的表现，所以，这也可能是从汉文的原典翻译过来的吧！那么，在跋文中所记的译自‘印度语’又表示了什么意思呢？这难道是一种‘潜在意识’的流露吗？还是为了使这部经具备佛典的权威性，才说是直接译自印度语的呢？──我们有这些推测。

粟特语的佛典既然大部份都是汉文佛典的重译、翻译，那么，在敦煌以及吐鲁蕃盆地的粟特人的佛教信仰上，中国系统应该是占有支配性的地位的。

前面也提到过，根据敦煌、吐鲁蕃盆地发现的汉文文书，我们知道敦煌附近及吐鲁蕃盆地在七至八世纪有许多粟特人，与取有汉人名字的人混住在一起，和汉人之间有过各种关系。而在同样的地方也发现了几乎是同一时代（七至八世纪）的粟特语译佛典，这些粟特语译佛典的译者一定有许多就是在汉文文书里面所说的定居在敦煌、吐鲁蕃盆地的粟特人，而这些粟特人与汉人社会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佛教与其说是属于印度系统，不如说是属于中国系统，这应该是当然的事吧！

关于粟特语译的佛典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可是，在这里都加以省略。现在只对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上，粟特人的佛教徒所发生的作用加以说明一下。

第一，由于粟特佛教徒社会与摩尼教徒的社会相互影响的缘故，使得佛教的思想、概念、主题和用语等也出现于中亚和中国的摩尼教文献上。关于中亚的佛教和摩尼教在用语上互相影响的问题，虽然已有先驱的研究，可是，有组织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在这方面，汉文的摩尼教文献一方面反映了中亚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一方面又应该显示了佛教对摩尼教文献的影响，所以很受我们的重视，在这方面，粟特人的佛教徒社会很可能为表现佛教的思想、概念或主题提供了必要的用语，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

第二，各种各样的故事类以及故事中所表现的主题是如何传播到中亚去的呢？在这方面，粟特人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这从粟特文故事类的存在已经得到了证明。

在敦煌发现的文学文献中，最有名的是所谓的‘变文’。关于‘变文’中的‘变’字的意思，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原来大概是指把佛说或佛教故事用绘画表现出来的‘变相图’。而‘变文’就是以‘变相图’（有时只称‘变’）为中心，藉著「白’、‘散文’和‘唱’（将散文的内容加以浓缩后的韵文），把‘变相图’说给人听的一种图解讲唱说法的台词。它们的年代大多不明，似乎在八世纪初已经存在，据说以十世纪的为最多，在十一世纪初遭到禁止。这种‘变文’的讲唱说法在敦煌曾经盛行一时，有人指出‘变文’的性质与现存的粟特文故事类之间，显示了某种类似的地方。

前面也说过，粟特人的佛教徒社会与汉人佛教徒在敦煌附近曾经保持过密切的接触，这些粟特人接触了‘变文’，而且加以熟记应用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吧！这么一来，粟特的佛教徒对‘变文’这种文学样式向中亚的传播发生过某种作用也不是不可想像的事了。

第三，我要提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佛教思想、概念或主题等向中亚及回教徒世界传播这个事实以及与粟特人的关系，我下面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阿拉伯语的书籍里面有一种叫做《比劳哈尔与尤达萨夫之书（KitabBilawhar wa-Yu^da^saf）》的书，书名里面的尤达萨夫（Yu^da^saf）是布达萨夫（Bu^da^saf,□Bu^dha^saf）的笔误，我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布达萨夫的故事内容。

印度的苏拉巴特（Su^la^bat!）王贾纳萨尔（Janaysar）年长无子。一日，王子在一种奇特的方式下诞生了，取名布达萨夫，占星师预言说，这个王子的伟大恐非现世之物，父王就把他幽闭隔离于一个都市里，使他不知人间的苦恼。布达萨夫成长后，厌恶幽闭的生活，百般要求外出。一天，他乘马外游，途中见弱不禁风者二人，又见一衰弱老者摇摇欲墬，始知人间有脆弱、死亡。正当此时，沙南第布（Sarandi^b）的高德隐者比劳哈尔乔装前来，藉各种喻话对布达萨夫说教，使他深信人世之空虚无常及苦行、禁欲生活的益处。比劳哈尔劝他不可耽溺于名声、财富和饮食，要排斥性的快乐及其他一切世俗肉体的愉悦。

贾纳萨尔王对比劳哈尔抱有敌意，反对王子的改宗，可是由于败于宗论而只好屈服。布达萨夫遂出宫，踏上传道之旅程，一路上遇到各种事情，最后抵达克什米尔，在那里，把自己所学托于阿巴比第（Aba^bid）而殁。以上是比劳哈尔和布达萨夫故事的大概情形。

从上面的简约的介绍，我们大概也可以想像到这个故事就是乔达摩佛陀，也就是释迦牟尼佛陀的生涯事迹，布达萨夫和阿巴比第分别就是Bodhisattva（菩提萨埵、菩萨）和A^- □nanda（阿难陀、阿难）的变音。我们或许可以在比劳哈尔的身上看到传说释迦在他的母国迦毗罗城所遇到的为了‘自我抑制、平静、从苦恼中完全解放’而流浪的一个人物的影子。

在这个故事当中，有的地方会使人联想到《Buddhacarita》（《佛所行赞》），《Lali-tavistara》（《普曜经》、《方等本起经》）等各种Ja^taka（本生谭）。不过，一般认为这个故事并非印度传说的直译，而是以释迦的传奇性的生涯中所发生的各种故事为中心，再加上许多其他的成分而形成的，故事中所出现的喻话也包括了《新约圣经》里面的东西。

当我们要考察上面这个起源于印度的SANSKRIT（雅语）原典是如何向西方传播的时候，我们能够参考的首先是伊朗摩尼教徒把这个故事用波斯语抄写下来的写本，波斯语写本是用韵文写的，其中有一种写本的成立年代据说不会迟于十世纪前半，这个写本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的名字的第二音节的母音，这在阿拉伯语中是a，可是在这个写本里面 却是di^（全名作Bwdysf〈Bo^di^saf〉），这可以说更正确的把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音译了出来（当然不能说是忠于原文），从这件事来看，把这个故事传到西方去的是中亚的伊朗摩尼教徒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吧！中亚的伊朗摩尼教徒社会主要是由粟特人组成的，而且，刚才也说过，粟特的摩尼教徒与粟特的佛教徒曾经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佛传，必然是经由粟特佛教徒传到伊朗的摩尼教徒当中去的。

如果我们的推理没有错的话，有关释迦的生涯、事迹的故事是由粟特的佛教徒传给粟特的摩尼教徒，其中经过各种变化，再由粟特的摩尼教徒传到回教世界去，在一个接一个的抄写过程当中，一定是由于阿拉伯文字中的点（发音符）的打法发生了错误，结果才会使Bu^-da^saf,Bu^dha^saf变成了Yu^da^saf。

这个《比劳哈尔与尤达萨夫之书》和与它类似的《卡利拉与第姆那（Kali^la wa-Dimna）》以及有名的辛巴达（Sindba^d）的故事同样的广传于回教的世界。

周书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