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以后的文人还在继续着对茶德的思考。朱熹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朱子语类》卷138），所谓中庸，根据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的解释，是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一个人要践行中庸的理念，就需要内敛自律。苏轼有一首《荔枝叹》诗，提到他自己对丁谓、蔡襄进贡御茶的看法，其中有句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指丁谓）后蔡（指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而在自注中，苏轼又提到了欧阳修对蔡襄的疑问：“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指丁谓曾封晋国公），成于蔡君谟（蔡襄字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何至作此事？’”苏轼和欧阳修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比他们稍晚一点的宋人罗大经，对蔡襄也像丁谓一样专力于小龙团的制作进贡，有更明确的表态，可以算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官宦宫妾之爱君也。忠惠（蔡襄谥号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指范仲淹、欧阳修）相亚，而进茶之事，乃侪晋公。君子之举措，可不谨哉！”（《鹤林玉露》卷三甲编《建茶》）

在罗大经看来，蔡襄也算是一位与范仲淹、欧阳修声望名誉不相上下的人物，应该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忠君之心，但他却以供奉龙团茶作为己任，和“天下目为奸邪”的丁谓成为了同道，是君子做事“不谨”的结果。如果深究蔡襄的这一行为，之所以会“不谨”，当然是因为自律不足。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宋人唐庚，他在《失茶具说》中讲了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

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得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密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夫何求哉！”妇曰：“嘻！乌得不贫。”

唐庚面临一件茶具失窃的突发事件，尽管这是一件自己也很珍爱的物件，但他非但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并且规劝妻子要收敛自己的行为。上述苏轼、欧阳修、罗大经、唐庚诸人，都是在用行动认真践行陆羽所提倡的茶的俭德，而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以自律求得洁身自好。

对《茶经》中的“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文字，今人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标点断句，兹不赘述。各种标点断句中只有一种断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其余多种标点断句则都完整保留了本文要重点论述的“精行俭德”四字，并未将其点断。为了论述的清晰，笔者倾向于认同将这段文字标点断句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因为陆羽在此要表达的是两层意思。第一是说茶之可以药用，是因为其性至寒。第二是说茶之可以饮用，最适合于精行俭德之人。前者是将之当作药物，后者是将之当作一般的饮品。因为到了陆羽生活的中唐时期，茶早已不单是作为药饮而存在的了。其后谓“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则是接着药性至寒来讲的，针对的是所有的人。

本文要论述的重点——“精行俭德”，读者也有多种理解，同样无法一一列举，常见的解释是“品德端正俭朴”“品行端正有节俭美德”“注意操行和俭德”“品行端正有勤俭美德”“精诚专一，没有旁骛，品德简约、谦逊而不奢侈”“‘精行者’，无非即注意操守，品性端正之谓也；而‘俭德’呢，即‘节俭之美德’是也”“精诚专一，待人谦逊和蔼，不放纵自己”“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等。笔者的理解与上述解释不同。笔者认为，此处的“行”是动词，而“精”是专一的意思，用以说明“行”的程度。《古今韵会举要·庚韵》谓“精，专一也”。所以“精行俭德”应该理解为“专一践行自律品德”。一个人在生活中具有俭朴、节俭、勤俭的美德，其本身就是一种自律的结果，而自律的品德则不仅限于俭朴、节俭、勤俭。这样理解，陆羽的意思就是，作为饮料的茶，最适合于专一践行自律品德的人。联系到上述的陆纳、桓温以及宋代诸儒的言行，这样的解释可能更简洁贴切。

陆羽说“最宜”，并不是说只有专一践行自律品德的人才能喝，而是大家都可以喝，仅是某些人最适合而已。陆羽以多年之力撰成《茶经》，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这一过程，去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一种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均成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或许才是陆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