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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生于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献县),其父纪容舒为清朝官吏,其母为张氏。其家族本为应天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人,后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奉朝廷之命迁往献县居住。
纪容舒在做官之外,对学术也颇有研究,在他的严厉督促下,纪昀从小便开始认真读书,为之后的参加科举做准备。而纪昀也展示出了极高的天赋,才思敏捷,过目不忘。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纪容舒被调任户部,将纪昀带去北京,入读书生云精舍。与纪容舒交好的学者如方苞、陈兆岑、戴亭等人时常与纪容舒来往,纪昀跟随他们学习,受益匪浅。
在几年学习后,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纪昀返回家乡,参加童子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得‘神童’绰号。四年后,又参加了科试,进入河间郡庠就读。但不久后,纪昀在乡试中名落孙山。其后,纪昀闭门不出,潜心苦读,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乡试中写出了词采富丽、才气飞扬的诗作,深得主试者阿克敦和刘统勋赞赏,以乡试第一的身份入京应会试,却未能中进士。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纪昀再次应会试,中第二十二名,又在殿试中取二甲第四名,成为庶吉士。之后,纪昀进入翰林院,在几年学习后,应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后又迁任左春坊左庶子,掌管记注、撰文等事。
乾隆帝喜好吟诗作赋,因此身边常有文士跟随唱和。纪昀进入翰林院后,便以出众的才思赢得众人瞩目,并时常跟随在乾隆帝身边,吟诗作对,成为深得乾隆帝宠信的文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秋,纪昀奉命纂修《热河志》,并跟随乾隆帝出巡承德(今河北省承德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纪昀被委派为山西省乡试的主考官,又先后担任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等职。次年,纪昀又被委派为国史馆总纂,之后又升任为侍读、左春坊左庶子等职。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纪昀被授予贵州都匀府知府一职,而乾隆帝认为纪昀学问深厚,额外赐予他四品之衔,仍命他担任左庶子之职,之后,又将他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纪昀的长女嫁给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之孙卢荫文,而卢见曾在任期间有贪污受贿之举,乾隆帝得知后,下令革职查办所有涉嫌贪污的官员,更严令将卢见曾的家财查封充公。纪昀得知此事后,传密信给卢家,卢家立刻将家财转移,上门查抄之人一无所得。之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等人经过调查,发现纪昀是传信之人,便将其软禁,并据实上奏,乾隆帝夺去纪昀的官职,将他贬至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任职期间,纪昀主要担任戍所印务章京之职,负责整理案牍、撰写文书等。在此期间,纪昀撰写了不少杂诗,编成《乌鲁木齐杂诗》,对乌鲁木齐的人文地貌进行了记述。
在乌鲁木齐工作约两年后,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乾隆帝下旨赦免纪昀,命他回京任职。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纪昀返回京师。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纪昀得知后,便在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区)迎驾。乾隆帝恰遇土尔扈特部回归,便命纪昀以土尔扈特归顺为题作诗,纪昀所作的诗深得乾隆帝赞赏,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在多名学者的提议下,乾隆帝决定编修一部大型丛书,树立自己“文治武功”全盛的形象。因此,他下令在翰林院内成立《四库全书》馆,编修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全面总结的《四库全书》。在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推荐下,纪昀和郎中陆锡熊担任了《四库全书》的总纂。
纪昀和陆锡熊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是否存录;之后,将去取留舍的意见呈交乾隆帝,皇帝审阅后对收录书籍的名单做出决定;最后,总纂官对入选的书籍提要进行修订,并将书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把各篇提要排纂为《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昀撰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乾隆帝看后大为赞赏,将此文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帝将纪昀提拔为侍读学士,后又将其调任侍讲学士。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纪昀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又迅速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可谓荣宠备至。
在晚年仕宦生涯中,纪昀竭尽心力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曾多次担任会试副考官、殿试读卷官等,还曾上奏请求在乡试中以《左氏春秋传》为主,参考《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而废弃胡安国春秋传。
此外,晚年的纪昀也多次跟随乾隆帝出巡,如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第五次南巡,纪昀伴驾;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前往热河避暑,纪昀伴驾。为了表示恩宠,乾隆帝将纪昀升为兵部侍郎,又在几年后将其改任为礼部尚书之职,并有太子太保、国子监监事、协办大学士等衔,享有紫禁城骑马这一待遇。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二月,纪昀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嘉庆帝赐谥号为“文达”。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京畿地区遭遇灾荒,饥民多前往京师乞食,朝廷迅速调配粮食,救济灾民。按照惯例,赈济灾民应在临近五城设饭厂,自十月至次年三月施饭。纪昀上奏请求从六月中旬开始施饭,每日煮三石米,十月开始增加为每日五石,次年三月停止施饭。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京师的饥民都不再聚集,社会秩序随之安定了下来。虽然纪昀的措施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清代到了乾隆朝时期,文字狱达到了最盛,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犯罪”纳入法律惩治的范围。当时文字狱的株连,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纪晓岚就是在乾隆时期文化专制最残酷的一片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馆”的。《四库》开馆期间,发生了50多起文字狱案,和纪晓岚一起担任总纂、总校的大员,或被吓死,或被罚光了家产,除纪晓岚以外,几乎无一人得到善终。
虽然纪晓岚本人曾几次被牵连进文字狱,颇有几番险象丛生。也曾被多次记过、出资赔写讹错书籍,但他总算是挺到了最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纪晓岚以他的一己之力,多次上书,保护了一大批被确定为“抽毁”和“全毁”的图书,使之免遭“秦火”之厄。这在当时是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的。
纪昀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的十四年间,一直担任《四库全书》总纂修一职。他既总揽全局,负责全书的编纂和审核工作;又主持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先后主持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校对和补遗工作,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库全书》收集了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客观上对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纪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其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方式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及历代著作要旨的概评也是后世学者读书、研究的重要参考。
在著述之外,纪昀也有诸多诗文作品,在他逝世四年后,由他的孙子纪树馨收编成书,即为《纪文达公遗集》。该书共三十二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文十六卷,按照文类可分为赋、雅颂、折子、表、碑记等;下编诗十六卷,分为《御览诗》《南行杂咏》《乌鲁木齐杂诗》等。《纪文达公遗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是研究清代著述的重要资料。
纪昀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小说
纪昀创作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1196则,约40万字。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每一则书前均有作者写的小序,说明各书的写作宗旨、过程和成书时间。在撰写期间,每成一卷便风行于世,对当时及其后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在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由于纪晓岚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正直而通达,学识渊博且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的写实手法,所以,小说对清代中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反映。其故事,既有上层社会的故老遗闻、官场百态、人情翻覆、典章考证,也有下层百姓的闾巷琐谈、奇事异闻、医卜星相、神鬼狐魅。这些或雅或俗、亦正亦奇的故事,纵横上下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种种矛盾,也揭示出不同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在文字狱泛滥的清代中期,文人稍有疏忽,动辄得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用直接或间接的办法,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指斥道学家的虚伪害人,揭发官场黑暗,抨击不合理现象。这种勇气和胆量,在当时社会形态下实属不易。
纪昀对笔记体小说有独特的理解,他继承了晋宋志怪小说的写作理念,重在“表彰风教”,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时要求笔记体小说只应记录那些奇异非常之事,不能“诬谩失真”,不能以个人的主观好恶或恩怨私情去颠倒事实,否则就是“为例不纯”。在纪昀看来,笔记体小说同样离不开真情实感的表现,他非常强调情感表现在志怪小说人物事件中的重要性。《阅微草堂笔记》这种只是搜奇志异、以记狐鬼神怪故事为主的特点,真正体现了纪昀对笔记体小说的一种文学解读。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自问世以来,一大批文人墨客争相仿效,如许仲元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大有淹没《聊斋志异》之势。
《阅微草堂笔记》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和体现了纪昀的文学思想主张。在《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以及《溁阳续录》等自序中,纪昀也反复谈到自己“准时拈纸墨,追录旧闻”,“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编”,等等。这些谈话也都反映了纪昀对于小说内容之广博与庞杂的孜孜以求。纪昀门人盛时彦对纪昀追求“博”“杂”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称其“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这就不只是对《阅微》特色的一个思想总结,也明确地道出了纪昀在小说内容上是力求其博采旁搜、摭拾繁复的。但也并不是说,纪昀所致力以求的“博”与“杂”就是漫无边际、无所约束的。在纪昀看来,笔记小说所记,除了必须赋予一定社会功能之外,同时又是应该受到一定“例”外限制的。这个“例”,其实就是指笔记体小说所应有的特性。而纪昀小说思想的出发点正是针对笔记体小说,即志怪小说,而不包含志人小说,更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小说。其实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文学思想观念的具体实践。
墓碑文
纪晓岚其为人撰写的墓碑文的数量相当不少,据其孙纪树馨所辑《纪文达公遗集》收录统计,所收墓表文28篇,其中墓志铭25篇,墓表3篇。友人李忠智、周林华、孙建等访求又得四篇,均为墓志铭。纪晓岚的墓表文创作展示出自身的特点。
1.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人物长廊
墓碑文要求在不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家世、胪列墓主生平事迹,因而对其人事迹材料的选择组织须有史家的才能,使之不仅具备人物传记的性质。同时尚须具备史传价值,所以写来就要求有风韵、不呆板,以典型的事件塑造出典型的人物。纪晓岚的32篇墓碑文字,除少数几篇应酬的文字外,基本上能以巨笔精心刻画,构成了一条生动的人物画廊。
这里有政绩卓异、地位显赫的名公巨宦。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作者往往能抛开历数其重大事迹的陈套,而从中发现那些异乎寻常的独特之处。如《内务府郎中黄钟姚公墓表》叙写姚吉保的一生,并没有重点写他倍极恩荣的宦海生涯,而是重点写恬退。在那种急功近利、躁竞异常的环境里。“他人求之不得事,在己则弃之”,兄弟同时入幕而以事亲让兄出仕;为官后,“处肥差而清高”,自甘清贫,不事苞苴。“家贫拮据,仅供二人食饮”,彰扬了其虽见可欲而心终不乱的清廉品质;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临利害而见忠厚”,小官失火,代为受过而不悔,宽厚仁和。
纪昀的墓碑文还塑造了一些安贫乐道、穷达顺其自然的中层官员形象。还为一些有所作为的中下层地方官员立传,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政治才能。此外,他还为许多平凡人立传,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下层人物(无官阶的平民)如南皮张振斯事亲唯孝、周恤亲朋、与乡党为善的忠厚之风,不特意以节高行异而炫耀耳目,能推其所爱,有古君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风范等。
纪昀所撰墓碑文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为清代史的研究、清代思想的研究、中国墓志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写作方法丰富多彩
纪昀自谓古人创作体式已经大备,后之作者难以跳出古人的藩篱。但仔细品读他的碑志创作,却能从中发现许多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1)抒情、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墓碑文总体上讲应属于史传类文体中的人物传记,作为传记,则其手法当以叙事为主。而纪昀的碑志创作并不单单运用了叙事的语言,并非只单纯依靠叙事叙述墓主的生平事迹,而是将叙事、议论和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篇篇较生动的人物评传。
(2)多样的衬托。一个人物的优劣,须有可参照的对象,两相比照,便是对比。在对比中,高下相形,优劣自现;而突出一个主要人物,常常用另外一个言行与之相关或相似的人物铺垫底色,以之印证主要的特点,便是衬托。纪昀所作的32篇墓碑文中,就有不少篇什采用了这种手法。它们或以夫衬妇,或以友衬友,或以僚衬主,或以子衬父,样式繁伙而灵活。
(3)言行见性。纪昀所传墓碑文,基本上属于人物评传,而这种文体要求人物具有丰满的血肉,要使他们活起来。所以,要通过人物自身言行的刻画使之生动而形象。如写刘湄阻止挑直直隶山东河道时,慷慨自任其责曰:“脱以误运罹谴,吾独当其咎,不以累君。”激昂慷慨,如出肺肝,忠心可鉴。
(4)铭与志的结合。志以散体的性质详叙履历生平,铭以简短的韵语形式对人物作概括的评价。从写作学的意义上讲,铭类似于史传的传赞、骈文的赞语,均有卒章显志的作用,都有以结尾总结全篇的用途。而铭文的简短,又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极具概括力的文字,根据传主一生中最具魅力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评价)。纪昀的墓志铭继承了前辈作家为人物立传的优秀传统,而在铭与志的结合上又超出了前人。如铭刘亨地曰:“外朴内真,中粹而温。其存也,不疏不亲;其没也,乃慨想其人。已矣乎,吾谁与论?”与记述刘亨地不妄交友、恬淡自持而内存锦绣的性格、经历相符,表现了作者的悼惜之情。
(5)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墓碑文作为一种较特殊的文体,既有历史的性质,又有文学的性质。作为历史,要求记述符合历史事实;作为文学,要求记述符合人物的特性。纪昀的墓碑文创作,较为严格、自觉地遵循着这一创作规律。
诗歌批评
纪昀与其说是一位诗论家,还不如说是诗歌批评家更合适。其诗歌批评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在《瀛奎律髓刊误》中。
纪昀的批评理念首先是坚持艺术标准第一。针对方回评朱子《登定王台》诗,许其可人老杜、后山集中,纪昀先断言:“以大儒故有意推尊,论诗不当如此。诗法、道统,截然二事,不必援引,借以为重。”然后具体指出“中四句有古迹山川处便可用,最为滥套”。卷五评韩琦三首,也认为:“三诗皆平钝,虚谷特以昼锦佳事、魏公名人存之耳。然选诗只合论诗:诗不可废,虽宋之问之邪佞,不能删而不存;诗苟不佳,虽名臣大儒,不宜迁就标榜,使后学循名而误效也。”凡此都可见纪昀论诗,毫不含糊地以艺术水平为唯一标准,既继承了“不以人废言”的传统,又修正了“有德者必有言”的观念。出于同样的认识,纪昀论诗也不迁就题材和风格。像《早朝大明宫》之类,在他这样的庙堂文人乃是最重要的题材,可他偏说“此种题目无性情风旨之可言”。在纪昀心目中,诗以意味为本,题材和风格都是末,没有什么题材或风格天生就重要。因此,“凡诗只论意味如何,浓淡平奇,皆其外貌。若偏主平淡,则外强内干,亦成伪体,与西昆弊等”。同理,偏主豪壮亦然。崔颢《题潼关楼》纪昀评:“气体自壮,然壮而无味,近乎空腔。”这种认识保证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纪昀论诗不仅对原理问题有清晰的意识,同时对历代诗学源流也有高屋建瓴的洞见,因此从不一般化、教条化地谈论诗法,而总能紧扣作品的具体语境来把握作者的意图,从范式的高度来判断作品写作的得失。他在《田侯松岩诗序》开篇即指出,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自己的范式,历史上的流派也各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唐代以前流派意识尚不清楚,从晚唐开始流派意识和不同的美学追求成为诗坛明显的事实。然则讨论唐代前后的诗歌,就必须出以不同的眼光。既不能以后人的趣味来衡量前人,也不能因末流的泛滥而抹杀创始者的价值。基于这种认识,他通过对一些作品写作意图和写作特点的独到揭示,提出三个有理论指导意义的批评原则。
其一,对前人有意识的风格戏仿,应该在理解作者意图的前提下给予评价。
其二,对诗歌写作有历史的认知,不以后起的艺术观念来衡量和评价前代作品的表现手法。
其三,对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的评价须放在历史语境中看,不能以后代模拟泛滥的结果来抹杀创始者的价值。
纪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相关,涉及艺术评价的历史性、评价的准则,以及如何看待作品的独创性、在历史上给它定位等问题,纪昀在这些问题上显示出清楚的理论意识。
纪昀论诗非常重视类型和体制的把握,评点中对作品分类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评柳中庸《愁怨》:“此闺情诗,非边塞诗也。缘误看五六句,故收于此耳。”评李商隐《隋宫守岁》:“此是咏古,不宜人怀古类。”这都是从体制来辨析类型。宋庠《闰十二月望日立春禁中作》,方回断为昆体,纪昀谓“此非昆体,乃初唐应制体耳”。这是从风格来辨析体制。王安石《次韵仲卿除日立春》,冯班许其“毕竟大样”,纪昀则指出颔联“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两句“乃试帖刻画小样,入诗碍格”。这是由笔调来辨析类型。严格对待具体作品的归类,是重视作品类型、体制意识清晰的表现。始终从体制入手把握作品,使纪昀对诗歌作品的理解明显比前人通达,对批评尺度的掌握也更有分寸。总而言之,纪昀的诗歌批评不仅具有清晰的理论意识,同时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穿透力和出色的判断力。
清初,由于康熙、乾隆等人的倡导,当代大部分书法家都推崇研习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纪昀也跟随着当代的潮流,并在当代书法占有一席之地。其书法书写流利,有着圆融的特点,有着雍容华贵气质,书法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苍劲多姿,可以说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纪昀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奇才,兼有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编纂家等多种身份,曾被人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通儒”、“怪杰”、“真正的才子”、风流才子、一代文宗,号称是“无书不读”、“博雅淹通”的学者。多数学者对纪昀持较为正面的评价,如赵尔巽等在《清史稿》中评价,纪昀学识渊博,主持《四库全书》并为其撰写提要,功绩卓著;清代官员汪德钺则说,纪昀虽身居高官,却保持简朴作风,其堂室、衣服、饮食都朴实无华。
生活中的纪昀曾被世人称为东方朔式的“诙谐大师”、“世故老人”,流传下许多脍炙人口、诙谐风趣的逸闻,被刻画成一位聪慧敏悟、旁人所不及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对纪昀的性格给予了评价,如清代文学家牛应之认为纪昀喜好诙谐幽默,朝中的学士多被他戏谑;清代经学家江藩也认为,纪昀的话语开始只是让人觉得滑稽诙谐,但事后细细反思,却有许多道理。
关于纪昀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爱平认为,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过程中,纪昀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为此几乎倾注了一生的学识和精力;学者路拴洪也认为,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在保存文化典籍、校对散佚古书、分类著录卷册、编撰每书提要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于纪昀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研究。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评注〈阅微草堂笔记〉序》说:“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现代作家作家孙犁先生称赞《阅微草堂笔记》说:“直到目前,它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学者张阳也认为,《阅微草堂笔记》语言平易自然,议论精当深刻,在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代文学家鲁迅:①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买〈小学大全〉记》)②《聊斋志异》出来之后,……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在民间传说中,纪昀出生时,多有奇异之象。有传说纪昀出生前夕,纪昀的祖父纪天申梦到一道火光闪入自己的家,之后纪昀便出生,于是人们将纪昀称为灵物托生。还有传说纪昀出生当天,献县的人们正在驱赶火精,火精逃至纪家门前,径直闯入门中,失去踪迹,此时,府内传报纪昀出生,人们便认为纪昀是火精转世。
纪昀在参加童子试时,主考官是一位青年俊才,登科仅有三年。他见到纪昀后,先出上联“八岁儿童,岂有登科大志”,以戏谑纪昀的“神童”之名,纪昀立即对道“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回敬考官的登科经历;考官看到门上所绘门神,又出一联“门上将军,两脚未曾着地”,纪昀则对出“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又见考场附近有一塔,便再出一联“宝塔六七层,四面东西南北”,纪昀答道“宪书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几番答对后,考官也不得不叹服纪昀的才华,纪昀“神童”之誉更是声名远扬。
纪昀在翰林院时,时常在乾隆帝左右侍奉,与之吟诗答对。有一天,乾隆帝在殿中与群臣闲谈,提及《论语》中的“色难”一词,认为这两字很难答对,纪昀却随声应答“容易”。乾隆帝闻言,便让纪昀试着答对,而纪昀回道自己已经作出了答对。乾隆帝仔细回味,发现“容易”正是“色难”的佳对,对纪昀的才思大为赞赏。
纪昀在得知皇帝将要查抄卢家后,想提前通知卢家,使他们有所准备,但又不敢传话或写信。最后,纪昀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一点食盐和茶叶装入空白信封,命人送到卢家。卢见曾接到信封后,再三揣测,终于悟出纪昀传达的信息:“盐案亏空查(茶)封”,于是,他急忙将家中资产转移,因此朝廷命官前来查抄时,几乎一无所获。
纪昀在生活习性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两点:一是他从不好饮酒,不食谷物,吃饭时,桌上只摆猪肉十来盘,茶水一壶,日食肉十斤左右;二是烟瘾特大,他自行设计了一个造型独特的大烟袋,烟管长三尺,烟锅一次能装三四两烟,故人称其“纪大烟袋”。据说“纪大烟袋”这一袋烟,从虎坊桥的家抽到圆明园,几十里路都抽不完。
有一次,纪昀刚点上烟抽得正起劲时,忽然皇上召他前去议事,他急忙将烟袋插入靴筒便进宫见驾。但谈话间,他越来越觉得火烧火燎的难受,原来烟袋里的烟未灭,在里面逐渐燃烧起来。但他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叫苦。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了,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皇上见状,忙问为何突然伤心落泪?他只得如实禀报:靴内失火了。皇上只好恩准,待他到外面脱下靴子时,已是浓烟四起,脚上肌肉被烟烧焦了一大块。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和珅曾在宰相府内修建凉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额,便求纪晓岚题字。结果纪晓岚爽快答应,题以大字“竹苞”。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题字后非常高兴,就高高挂在凉亭上。乾隆偶然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晓岚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晓岚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纪晓岚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结果和珅对纪晓岚恨之入骨,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
《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昀的一部诗文总集,含诗文各十六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文十六卷,第一、二卷为赋,第三卷为雅颂,第四、五卷为摺子,第六卷为表、露布、诏、疏,第七卷为论记,第八、九卷为序,第十卷为跋,第十一卷为书后,第十二卷为策问、书,第十三卷为铭。第十四卷为碑记、墓表、行状、逸事,第十五卷为传,第十六卷为墓志铭、祭文,共计文三百多篇。下编诗十六卷,计经进诗八卷,古今体诗六卷,馆课试一卷,我法集一卷,共计诗一千多首。为其孙纪树馨在他死后四年编定。
关于纪昀的成就,一些学者认为名过其实,这主要时针对《四库全书》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局限性而言。
学者张秀枫在《追寻历史的真相》说,当时的文化高压政策和严厉的文字狱,使纪昀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因而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四库全书》也称不上真正的大书。学者周英杰进一步指出,纪昀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所以纪昀和同时代的汉族知识精英面对压制,断然是不会再像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那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周英杰还在《大历史的小切面》一书中援引鲁迅、唐弢等人的说法,评价《四库全书》为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至于《阅微草堂笔记》,他认为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外,也很少有震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
“纪晓岚文化园”于2008年9月在河北省沧县崔尔庄镇落成,占地70余亩。园内建有宦海书丛馆、阅微草堂、滦如槐姑室、九十九砚亭、文漪阁等仿古建筑。该园以实物、绘画等方式,记载了纪晓岚的生平和著述。依据清代相关记载中的“纪大烟袋”说法,文化园特别用由21吨生铁铸成了长达8.2米的“大烟袋”,该“标志性建筑”由烟嘴、烟杆、烟锅和烟荷包四部分组成,其中最为贵重的是烟嘴内镶嵌的象牙。据纪氏研究会查证,此烟袋之长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另外,藏砚阁、文漪阁内,还珍藏着百方砚台和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被视为镇园之宝。
岚园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鉴湖西南侧。该园始建于1921年,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对纪昀十分敬仰,曾寻访纪昀在新疆的遗迹,并在整修鉴湖公园时,在园内修建了一排平房,取名为“阅微草堂”,还请书法家张景州题写门匾,纪念纪昀谪居新疆之事。新疆解放后,鉴湖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2008年公园改建时,在阅微草堂的基础上修建了纪晓岚新疆纪念园——岚园。岚园由三个小院组成,内有门亭、碑林等,整体风格仿照北京的纪昀故居修建。
纪昀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珠市口西大街,整体坐北朝南,为二进院落,院内植有相传是纪昀亲手种植的紫藤萝和海棠树等。二进院内正房正中悬挂木匾,上书“阅微草堂”,为近代所书。2003年,纪昀故居被公布为第七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由晋阳饭庄管理使用,并建有纪晓岚纪念馆向社会开放。此外,河北省沧县的崔尔庄镇内也有纪昀故居,但毁坏严重,现仅存一眼古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