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30 09:39
索绪尔语言学也称为“索绪尔主义”，就是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如社会的、物理的、言语的……）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和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的研究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索绪尔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源于此。
从诗性的智慧中
十八世纪，结构主义开始萌芽。1725年，意大利法学家詹巴斯塔·维柯的《新科学》（New Science）就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早期智慧，他的“诗性的智慧”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人类社会的各项原则不仅可以在我们人类自身心灵的变化中发现，而且这些制度最后也制约了人。维柯似乎力图让人们认识到这个由人创造的社会结构正麻醉着人的心灵。他认为没有预先存在的“既定的”人的本质，没有预先确定的“人类共性”，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决定的。他的观点激发了学者们对“共性”和“制约”性的思考。
后来，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德克海姆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他把“社会事实”看作是物质的东西。这种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的行为规范使人们的行为成为社会事实，这些行为规范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外部制约。例如：人吃饭、穿衣、说话等都要符合社会规范。这种“集体心智”似乎是一种网状的、结构状的，是无形的。人在其中对此无意识，但又无处不受其限制。“集体心智”启发学者们对整体性、结构性的认识。
尽管如此，人们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瑞士的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Fardinand de Saussure）。1878年，索绪尔在他的《关于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报告》中，提出语言是集体的习俗，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认为各种语言具有普遍性，即人类语言具有某种共同的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在文中未用“结构”，而用“习俗”。但“习俗”实质上就是结构主义后来指的结构，索绪尔的这些观点在近代语言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
索绪尔的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表达和传递有关周围环境和自身的认识成果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了众多相对自足的形式系统。这些形式系统的共性在于他们不同程度的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达的主客体对象，如语言、手势等。如果将这些形式系统纳入一个范围，找出其规律，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出于这种考虑，索绪尔提出了符号学。
索绪尔明确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本质差别，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但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之间具有转换性。如：我们的想法可以用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体态语言表达，也可以借助道具等不同的符号形式表达。这说明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有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及至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来对待，这其实就是索绪尔提出的“将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范例。
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
语言的能指和所指
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①符号的任意性；②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同时，索绪尔又有两点补充：①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②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语言的系统性
语言的单位都是一定系统里的成员，本身是什么，要由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决定，也即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来决定。这地位或关系就是它在系统中的“价值”。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指出，语言中的关系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合聚合。索绪尔揭示的两类关系，代表纵横两条轴线，成为每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坐标。
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结构主义的思潮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风靡全球，这主要得益于当时正处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矛盾冲突激化期。
当时，东西方阵营都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也让人们感受着战争的梦魇；另一方面，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种族矛盾所引发的激烈冲突也是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
如今的不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趋向于把1960年代看成是对1950年代的一种反动或断裂，其“标识”就是所谓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
这重激进思潮同时渗透进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使得当时整个欧美思想理论界出现大分化、大整合的局面。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曼·雅各布森等一批结构主义思想理论家的崛起，原来的那种受实证论影响而注重务实的思维方式，逐步转向一种相对的思维方式；“历时”的观察角度被“共时”的观察角度所代替。
其实，虽然当时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动乱环境为结构主义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结构主义运动的学术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但其直接原因是学术性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史内部结构变迁的产物。
法国结构主义大体来说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成果在战后全面进入法国和法国对其加以特殊运作的双重因果的产物。没有德国哲学、心理学，英美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瑞士、丹麦语言学，东欧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现代派文艺实验等等，就不会出现法国结构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学者，集中地、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方向上创造性地运作了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