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玉文化里，有四个大类是非常独特的：云勾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龙形玦，和Y形器。牛河梁考古的红山文化玉器组合显示了一种规律：在中心大墓里， 都具有高等级的勾云形器。而且勾云形器是竖起来放在显示王权的位置。

红山玉文化不是甲骨文和金文的唯一象形原始码或唯一源头，但红山玉文化是一个起创造性作用的象形文字符号的基本象形原始码。

红山玉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创作题材广泛，主要包括仿生和摄象两大类。其中，仿生类是主要部分，指摹仿并被神化了的动物形玉器和人物形玉器等，尤以动物形玉器独具特色。摄象类指摄取自然现象又经过艺术加工的璧、环、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等。其二，造型手法多样，既有浅雕又有浮雕。红山文化玉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讲求神似，大都以熟练的线条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艺，将动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极具古朴苍劲之神韵，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动物形象注重整体的形似和关键部位的神似。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有玉猪龙、C形龙、玉箍形器(或称马蹄形器)、勾云形玉佩、玉璧、玉镯、玉丫形器、玉匕形器、玉玦、玉臂鞲、玉枭、玉龟、玉蝉、玉凤、玉人、串珠等。红山文化玉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发现才认识到的，虽然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玉器图录中偶尔可见红山文化玉器，但那时人们并不认识这些玉器的时，所以基本上见不到那时的仿红山文化玉器。

据目前统计，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所藏传世及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总数大约在300件左右。相对来说，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中，玉猪龙、玉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为三大重器，一般出土于墓地的中心大墓中，数量也最少;而玉匕形器、玉玦、玉枭、玉龟、串珠等则见于大小墓中，数量较多。近几年来，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地区很多红山文化墓地和遗址被盗掘，一些红山文化玉器流入古玩市场，其数量不详，应该多于考古出土的数量，但在器形和纹饰上不会超出文博考古部门所藏红山文化玉器的范围。

玉龙、玉猪龙、勾云形玉佩可谓最具代表性的玉器。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 件红山文化玉龙，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该玉龙用整块墨绿色软玉雕刻而成。体蜷曲呈“C”字形，昂首扬颈、弯背卷尾、吻部前伸、鼻端截平、梭眼上翘、头似猪首、颈鬣上卷。龙背重心处对穿一孔。该龙除龙头部分用浮雕和阴刻的手法表现眼、鼻、嘴外，龙身上下光素无纹，通体磨光，使其看上去如蟒似蛇、生气凛然。此龙形体之大、雕工之细，世所罕见。它可能是红山先民的神灵崇拜物或氏族部落的象征及保护神，也可能是祭司祈天求雨的法器。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其形制极富猪的特征，猪在原始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各种祭祀活动中，以猪作为人神之间媒介物是很自然的事情。文物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发掘到一件玉猪龙，它体蜷如环、肥头大耳、圆眼有皱、口露獠牙，头尾之间的缺口未完全断开，头部有一圆形钻口。该猪龙通体抛光，浑厚圆滑、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是红山文化同类玉器中形体较庞大、形制最规整的 件。它既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也可能是祭司的法器，还可能是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

勾云形玉佩也是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它不是一般性的装饰品，也不是对于某种使用工具或具体动物的直接摹仿，而是为适应当时的宗教典礼需要专门制作的。在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佩，它由浅绿色玉制成，呈长方形薄板状，中心镂空作勾云状回旋，四边出勾角和圆突，有正反面之分，正面磨出与中心纹饰走向相 致的浅槽，反面光素无纹。该勾云形玉佩温润灵动、寓意深刻，是同类器物中形体较大也较规整的一件。从勾云形玉佩通常出土于等级较高的中心大墓，并且多放置于墓主人的胸部等人体关键部位来看，它可能是当时祭司的专用物品，可能被用于沟通祭司与上天或祖灵之间的媒介，具有其它器物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与红山文化的分布在同地区的从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统称为“泛红山系文化”，各个文化类型均有玉雕制品，在红山文化时期达到玉器制作与使用的巅峰，其圆润简约的风格，生动诠释了“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用料考究、做工精美、纹饰天然、造型繁多的红山玉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红山文化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被发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大量红山古玉流失海外。这次特展的展品是由海外收藏家经过数十年精心搜集而来。展品依器形、作用、特色分为三大主题十系列：“天工开物”包括打制狩猎工具、石制抓鱼工具及磨制非配饰器，“几何乐章”包括耳块形配饰、环璧形配饰、符节信物及随身工具配饰、管珠形配饰，“生命礼赞”包括人形配饰及非配饰器、神兽异形配饰、生肖动物配饰、昆虫花草及特化形配饰等。产品中既有原始质朴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也有浑然天成的红山文化玉器，还有中规中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泛红山文化玉器发展史。

这批红山古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3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看过展品后表示，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由此将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本次展出兴隆洼文化典型玉器如块、匕型器、小型斧、锛、凿等约200件，极大地丰富了对于兴隆洼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现今正式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不足百件，而此次集中展示出数量如此之多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对中国玉器源头的认识将产生重要影响。而展出的玉块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神器，用于祭神、敬神和沟通上天。这意味着统一的宗教神权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管理状态，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中华文明8000年”的古老佐证。

对古玉鉴别最有发言权的，当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伯达先生与周南泉先生。杨伯达是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的，周南泉也于1972年进入故宫开始与玉打起交道，几十年来，他们参与鉴定、整理了不计其数的各时代古玉，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使他们成了古玉方面的活辞典。甚至在民间，收藏者还有这样的传说：包在被子里的玉块，他们只要上手一摸，就能马上说出其年代、品质、背后的故事。 　在古玉真伪的鉴别上，专家们主要是从形制、文饰、琢工和玉质这四个方面来着手。而针对红山玉，周南泉先生依靠多年的摸索，提出从玉料、沁色、制作工艺等几方面来辨别真假。

鉴定红山玉真伪的首要问题是玉料。周南泉先生说，红山玉采用的玉料有三类：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的深绿色玉，被称为“老岫玉”的宽甸玉和岫岩玉。第一种玉的代表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采集的红山文化玉龙，推测其产地很可能在东北、内蒙古或靠近这一文化区域的蒙古国，也可能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地。由于仍没有调查清楚这种玉料的确切产地，因此也没办法造假，所以周先生认为符合这种玉料的红山玉基本是可信的。

而宽甸玉和岫岩玉因确定为红山文化所用玉料，产地亦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取材方便且价格不高，故今作伪者多用它制作假红山玉，用这两种料制作的红山玉就没办法单从玉料上判断真伪了。

藏家们会有这样的经验，得到的古玉上手盘玩几日后即变得光亮、温润，而一旦停盘数日则灰暗无光，再盘又会变亮。周先生认为，这说明年久古玉吸收的地下异物微量元素在持续地排出，也进一步证明了真品玉质变化发自其里，而经人工处理将变化附着于表的伪品就没有这特点。这是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遗址出土的远古玉器的“共性”。

具体到红山玉，周先生透露，从他们接触过的大量真品中发现，即使在土中埋藏了五六千年的红山玉，其沁色亦较少或浅，往往只在某件玉器外表的局部或原有绺纹及有磕缺损伤等处有所表现，很少有被沁色整体掩盖者。所以市场上常见的整件玉器均被钙化或呈鸡骨白色，或有很重很浓的侵蚀色掩盖着，其真实性就有问题。

周南泉还指出一个诀窍：采自河流水中的仔玉，往往在未做玉器前就有天然侵蚀和皮色，一般呈黄、灰或红褐色，其情况很似出土玉器上的侵蚀色。这些皮色，在六千年前红山文化的做玉者看来，是玉料有毛病、有瑕斑的表现，在制作玉器前，几乎都要把它全部去除。而作伪者为使新做玉器有如土中埋藏而形成的自然土沁感，常留下一些皮色，这是他们百密一疏、弄巧成拙，没有站在古人做玉的角度去考虑。古人做玉是“料有所选、形有所意、工有所敬、神有所求、沁有所生”，而造假者是被利益驱使着的，根本不管那么多，以为旧就是真、残就是真，这样的造假也就比较容易识破。可以这么说，凡玉器留有玉料中的原沁色者，几乎都可断定为伪品。

从现有的实物资料来推断，红山时代做玉器的基本工序，与其后各文化期和朝代相似，也需要经过采集玉料、看料取材、因材施艺及制作玉器时的开料、切割成形、琢磨纹图、穿孔和抛光等多道工艺。周先生认为，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因材施艺方面，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是小件玉器和用仔玉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玉料略施琢饰完成的。其中又以神异动物和写实动物器采用此法者居多。即使是同一造型的玉器，其大小厚薄和五官形式也往往各有所别，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红山玉中没有任何两件是完全相同的。而市场上遇到了“千人一面”的红山猪龙、红山玉人时，就需要用到我们辨识假币时候用到的逻辑：如果有一打号码相同的人民币摆在面前，很显然这其中最多只有一张真币；每件红山玉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号码”，面目雷同的众多红山产品，也不会都是真家伙吧。

细说起来，比如穿孔工艺，当时玉器上的孔有的是两孔斜穿相通，有的是两面对穿相通，且在孔内多留有似来福线的穿钻痕。其孔均呈喇叭形、马蹄形，且打孔时对接不正。与真品相比，假的红山玉穿孔太急、太匀、太正，一蹴而就，显得太“高科技”了。

“单条阴线和粗细不等的较粗的凹槽”是红山玉纹图线条的特点。若用放大镜观看，其中较粗凹槽的制作，是先用大小不等的宽边砣具，沿阴线凹槽的横向磨琢，再用粗细不等的条棒，带动俗称“解玉沙”的石英颗粒，顺着阴线凹槽来拉动摩擦。因此，其上的阴线凹槽应能看到先后两种方法加工留下的痕迹。

按照柳冬青先生的理解，原始先民用玛瑙、水晶、玉髓等制作的工具打出的“马蹄孔”，与用现代金属工具“丝锥”打出的孔内“螺旋痕”是不同的。前者是不规则、不等距的，后者是规律而“等距”的。红山玉在史前古玉中，虽说每一件作品的制作加工都耗费了漫长的岁月，非常精美，但大多器物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不规则的刮削痕迹在放大镜下十分明显。红山古玉原始加工的挂洼工艺是用锋利坚硬的刮削器手工刻出横向凹洼，然后再用“水砂”顺向研磨。细致观察后会发现，真品的打洼痕迹是二次加工而成，有不规则的石器刮削底，在懂玉的人看来，这与粗细相同、距离相等且平行而直的机电砂轮打磨痕迹是很容易区别出来的。

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参考书有：《中国玉器全集》(6卷，杨伯达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卷，古方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文物考古之美》(杨瑾、黄明山主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红山玉器》(于建设主编，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