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大吉岭为基地，考察了喜马拉雅山区的植物，曾到过锡金、尼泊尔、孟加拉和西藏，1850年1月和2月，他回到大吉岭，整理标本和写日记，然后又到不丹和阿萨姆邦，1850年12月9日起程回国。他在加尔各答出版了《喜马拉雅山日记》（Himalayan Journals）。

1817年7月30，英国萨福克郡的黑尔斯沃斯的威廉·胡克爵士的第二个儿子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i，1817—1911)诞生了。

胡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格拉斯哥度过的，他对植物的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他父亲是格拉斯哥大学植物学教授，格拉斯哥植物园在他的领导下焕然一新。打小开始，胡克就经常帮父亲整理植物标本，还跟父亲一起到大学听父亲讲课。那时的格拉斯哥肮脏的郊区，人们每每看到只有五、六岁的小胡克在墙缝里乱翻，当有人问他干什么，小胡克骄傲地说，他已经找到了真菌。

胡克的植物学知识增长很快，到他10岁的时候，连一向谦逊的父亲也忍不住夸耀儿子学识的广博。也就在这个时候，胡克天性中的另一面—勇于探险的精神逐渐显露出来。他细心地阅读芒戈·帕克写的《非洲内地旅行》和库克船长的日记《航行》，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周游世界，而道格拉斯的故事更加坚定了他探险的决心。

15岁时，胡克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医学（那时的植物学是隶属于医学系）。一日他在特拉法加广场邂逅查尔斯·达尔文，两人从此成为密友。1838年9月的某一天，胡克和即将到南极圈探险的罗斯船长共进早餐，他当即决定加入探险队，老胡克欣然赞成，并帮助儿子获得了船上助理医生和植物学家的双重身份随行。

1839年9月28日，胡克登上了“埃里伯斯”号探索船。1842年3月13日夜间，船在穿越一片冰原时，海上突然刮起大风，一座巨大的冰山赫然呈现在前方。慌乱中，“埃里伯斯”的姊妹号“特罗尔”撞上了“埃里伯斯”， “埃里伯斯”号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幸亏罗斯船长经验丰富，才挽救了这只船。

在为期四年的旅途中，船只在三大洲停泊过，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胡克都对当地的植物进行广泛的研究。他详尽地记下了新发现植物的具体位置，并与其它种类的植物加以比较。这些研究奠定了他日后在植物地理领域的权威地位，而且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南极圈回来后，胡克准备把南极冰冷地带的植物和热带植物加以比较。正在这个时候，即将出任加尔各答植物园总管的休·福尔克纳和英国海军部第一位勋爵奥克兰建议他去锡金，他们认为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北部的遥远国度是游客和博物学家尚未涉足的地方。胡克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很快他就获准代表邱园去锡金进行为期两年的植物采集工作。

1847年11月11日，胡克乘“西顿号” 汽船出发，途中结识了前往履新的第一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伯爵，两人一见如故，这种友谊保障了胡克日后在锡金的采集活动，出于感激之情，胡克以达尔豪西夫人的名字命名了他所发现的一种最为精美的杜鹃花。

1848年4月16日，胡克到达大吉岭，在这里，他认识了印度杰出的动物学家布赖恩·霍奇森和英国驻锡金的政府代表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如果说达尔豪西为他的探险扫清了官方障碍，那么霍奇森在以后的两年中给予他的是更为实际的支持。

在大吉岭，胡克每天都习惯站在霍奇森为他提供的房子的阳台上眺望，他想到锡金高山口去，但是要进入这个王国必须得到锡金国王的批准。因为英国和锡金没有官方关系，所以胡克申请到锡金的要求不为对方理会。这自然使胡克非常沮丧，好在他马上投入到《南极植物》的写作。在完成这部著作后，他到大吉岭走了几遭，发现了新的杜鹃种类—开着象牙白花的银杜鹃。他用充满激情的句子描写自己见到这种植物的狂喜：“12米高的大树。漂亮的深绿色的叶子舒展着，有0.3—0.4米长，叶面上有褶皱，背面呈银色……那一团团的花朵灿烂耀眼，我从未见过有什么比银杜鹃那盛放着花朵的枝桠更美丽的杜鹃了。”他还发现了长药杜鹃和大黄花杜鹃，胡克不仅有植物学家精细的头脑，也有文学家生花的妙笔，如他对找到的滇藏木兰这样描述：“树大……枝桠稀疏，冬天及开花季节无叶。花杯状，呈玫瑰紫色。”

8月，胡克向达尔豪西求助，达尔豪西以武力相要挟，迫使锡金国王答应了英国对其领地进行植物考察的要求。

1848年12月27日，胡克正式动身前往锡金。路上的艰辛难以向外人道，每每要在无路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开出路来，路旁的荆棘使他们伤痕累累。峡谷地带激流湍急，他们有时要从摇摇欲坠的桥上经过，有时要涉水而过，而且还要面临谷壁上1500米长塌方的危险。不知不觉冬天来了，情况更为恶劣。越往山上攀登，气温就下降得越厉害，天气的变化更是让人吃惊，不过一小时内，原本阳光满地的山谷就会云遮雾罩，来一阵猛烈的大雨、雨夹雪甚至大雪。到了湿漉漉的森林，雾水滴滴答答地流着，要找能生火的干柴几乎不可能。高原反应一阵阵地向他们袭来，头疼欲裂，给胡克的记录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雪地上反射出的强光直刺人的眼睛，令人难以忍受。尽管这样，胡克还是坚持写日记，作记录，把白天采到的植物分门别类。每当他晚上在搭建的帐篷里就着蜡烛的微弱光亮写日记或绘制地图时，蚊虫、飞蛾还有许多别的甲虫都会前来“亲昵”，藏狗也会溜进帐篷寻找食物，牦牛也会把好奇的头颅伸进来，使人烦不胜烦，以至于胡克睡觉时，总要在身边放一个三角凳，用来打击这些“访问者”。

当然，探险的愉快也是随时存在的。高耸入云的山峰、浓密的森林、宽阔的峡谷、气势宏伟的日出，使胡克的内心充满了敬畏和感慨。旅行中，高山上植被不断变化，从长满长叶松、橡树、竹子和蕨林的葱翠的热带风景，到河水咆哮、激起大片浪花，色彩厚重的森林，再到冰雪覆盖、布满岩石的山顶，让人目不暇接。

11月23日，胡克一行来到海拔3165千米的沃伦春。他们看到了藏民的红色木房子，每所房内最大的屋子总是旺旺地生着一盆火，房子四周长满着杜鹃，高高的旗杆猎猎飘扬。11月26日，他们抵达沃伦春山口的西部，沿着山口的东侧走到扬马山口，一直爬到海拔4623千米处，在这里积雪使他们无法向前。

扬马山口隐约有一条狭窄的小径，不时地被松树阻隔，路的下方是奔腾的河水。扬马谷风景优美，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从胡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感兴趣的是不同种类的杜鹃，对于锡金的落叶松并不欣赏。

由于锡金政府对英国人充满着警惕，双方的谈判破裂，胡克深入锡金的计划只得中止，他踏上了回头路，回到大吉岭。到此为止，胡克的工作成果是喜人的，他将需要80个苦力搬运的植物标本整理、分类、打包运回父亲所在的邱园。

1849年5月3日，胡克离开大吉岭开展第二次植物搜集活动。此行受到锡金总理的竭力阻挠，不是将他们的前方道路破坏，就是禁止当地村民把粮食卖给他们。但当地善良的老百姓还是不顾禁令，冒着巨大的风险给他们送来粮食。

每年的春季在这一地区旅行是非常危险和艰苦的。冰雪融化意味着塌方，天气闷热，一群群的昆虫、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蚊子滋扰着他们，水蛭使他们身上布满血块，多少影响到他们考察的心情。

行程中，胡克他们搜集到10种杜鹃，其中不丹杜鹃和泡泡叶杜鹃是新品种，前者是后来杜鹃杂交的最重要一种，后者在花型的精致方面可能要超过一般杜鹃。

到了崇塔村后，他们又跨过了拉琛河，在拉琛河对岸，他们呆了三天，找到了许多新植物，包括可爱的西藏毛脉杜鹃和颇具异国风情的朱砂杜鹃，后者毒性很大，山羊和小孩不慎吃了它的叶子，就会口吐白沫，当场毙命。另外，他们发现的两种草本植物：生长在小溪边用黄花把沼泽地染成一片金黄的锡金报春以及大片大片开紫红色花的头状花序报春，也极富魅力。

7月24日，胡克抵达锡金—西藏边界海拔4800千米的康格拉·喇嘛山口，尽管天气严寒，他们还是成功地得到了40种植物。8月5日，他们回到崇塔村，休整后继续出发，当他们再次在崇塔村看到坎贝尔时，兴奋异常。胡克和坎贝尔一起攀登勃姆错山，经冬基亚山口返回锡金。随后，胡克和坎贝尔又决定奔赴锡金西南部的朝拉和雅克拉山口，在通往海拔4550千米的朝拉山口的路上，胡克采集到20种杜鹃的种子，在海拔3048千米的山口，他还发现了全缘叶绿绒蒿，一种开着黄花、貌似罂粟的植物。

在朝拉山口，西藏的边防检查人员把他们赶回锡金。在去楚摩那口村的路上，坎贝尔被绑架，绑架者希望借此而达到外国人不再干涉锡金事务的目的。他们没有动胡克，但胡克仍决定与朋友共患难。在途中，胡克尽可能地与自己的朋友保持最近的距离，同时不忘搜集杜鹃的种子。后来他还说服绑架者，同意他搬进被监禁的坎贝尔狭窄的屋子。这桩绑架案直到达尔豪西用一个英国军团、三位枪手压境造成的威慑，才告一段落。1849年的圣诞节，二人平安归来。

经历过绑架危机的胡克并没有停止作为植物猎人的工作，他绘制地图，整理植物，一直忙个不停。中间他还还到印度东北部的卡西亚作了最后一次旅行，采集到非常时尚的兰花—万带兰。

1851年3月26日，胡克结束了在锡金和印度三年半时间疲惫不堪的科学考察，返回英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此时，政府不再资助他的工作。这大大激怒了胡克，他言辞尖刻地控诉有关部门，说自己如果是一个商业植物猎人，仅杜鹃的种子和幼苗就可以卖1500英镑。政府终于被说服，在此后的三年，每年给他拨款400英镑。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胡克完成了《新西兰植物志》，并着手写作《喜马拉雅山日志》。米·艾伦说：“《喜马拉雅山日志》和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达尔文的《随小猎犬号航行考察》一起，构成了探索科学奥秘之旅的黄金时代的三部曲。”也是在这一时期，胡克恢复了和达尔文的通信联系，两人的友情从此日益巩固，作为达尔文极为尊重的批评家和密友，胡克一直是物种进化理论的支持者。

1855年，胡克开始作为邱园助理协助父亲工作。老胡克已使邱园的面积从5公顷扩大到100多公顷，德·奇姆顿设计的棕榈房，经济植物博物馆均于1848年开放，图书馆也举行了落成仪式，他的私人收藏品—干燥的植物标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标本室的核心。邱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科研机构，而成了公众和游客青睐的地方。

在担任邱园的主管助理期间，胡克负责大部分邱园日常营运工作，大量源源不绝地到达邱园的植物标本需要整理和收藏。胡克将自己在锡金和印度采集的和托马斯·汤普森在喜马拉雅山西北部和西藏采集到植物标本合二为一，居然有近7000个种类。老胡克将儿子在野外的笔记进行编辑，并请人做彩色插图，使《锡金—喜马拉雅山》一书问世，书中的植物赢得了人们高度赞赏，轰动了全世界。

1865年11月，胡克接替了父亲的爵士之位，成为邱园的主管。1876年，胡克成立了乔德尔实验室，对植物生理学和分类学进行研究。19、20世纪之交，共有700名植物学家和园艺师分赴世界各地，为邱园工作，他们的成果使邱园更加充实。胡克在为邱园的事务奔忙时，还抽出时间去黎巴嫩研究雪松，在摩洛哥，他发现了柳穿鱼这种一年生植物，1877年，已60岁的他还完成了毕生的最后一次探索—到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登上了3960千米的落矶山脉，为的是把这里的高山植物和锡金的加以比较。

1883，胡克把邱园的工作交给女婿，过起了退休的生活。大约在这个时候，一种艺术性地复制异域风景的时尚逐渐兴起，这一潮流来源于自然造园和野生造园的理念，人们争相模仿杜鹃森林和喜马拉雅山山谷，其灵感就得自胡克的《喜马拉雅山日志》。外界的追捧并没有打扰到胡克生活的节奏，他把自己的家安在桑宁戴尔附近的坎普，在房子周围树木里种上了他发现的杜鹃，过起了隐居日子。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和乔治·班逊姆合作撰写了《植物属志》一书，这部十九世纪最卓越的植物学巨著花了26年才完成，书中列举了植物200多个家族中所有已被发现的成员，并对每个成员都有独到的研究。多年前，班克斯要把所有在殖民地中发现的植物全部记载下来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1903年，胡克收到英国锡金—西藏边境委员会的电报，称赞他的不同凡响的专业水平，同时特别提到他大约半个世纪前绘制的那一地区的地图仍然精确。1911年，94岁的胡克辞世，当时他在研究凤仙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最具有欺骗性的植物。

胡克对植物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再次确立了邱园作为世界首要植物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在他和大英帝国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植物在各殖民地得到普遍种植，英国的繁荣和殖民地的扩张也得益于此（当然后者是植物学家的他所始料未及的）。他所发现的喜马拉雅山杜鹃的后代，保证了日后全世界园林中每年春天都有亮丽的风景。

* 《锡金-喜马拉雅山区的杜鹃花》 The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 1849年-1851年

* 《插图喜马拉雅山植物》Illustrations of Himalayan plants 1855年

* 《印度植物》 Flora indica，和托马斯·汤姆逊合著，1855年年

* 《南极探险植物》: The Botany of the Antarctic Voyage 1844年-1859

* 《新西兰植物手册》 Handbook of the New Zealand Flora 1846年-1867年

* 《印度兰花世纪》 A Century of Indian Orchids 1859年

* 《植物分属》 Genera plantarum ，和乔治·边沁合著，1862年-1883年

* 《不列颠植物》 The Flora of British India 1872年-1897年

* 《喜马拉雅山区日记，一个自然学家在孟加拉、锡金、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在……的记录》 Himalayan Journals or Notes of a Naturalist, in Bengal, the Sikkim and Nepal Himalayas,

Khasia Mountains ... 18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