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科学方法研究空战的时候，伯伊德深刻体会到急需充电，于是向空军申请奖学金，要到乔治亚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由于伯伊德在此之前在伊阿华州立大学有过一个经济学学位，空军不想让他再读一个本科学位，改而建议他读一个 MBA 之类的学位，或者在空军指定的院校学习电子工程。伯伊德坚决地拒绝了。这家伙死脑筋，一点不考虑升官发财，不考虑人脉，只知道一门心思研究他的空战科学，得罪上司也不管。幸好此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卫星，美国大受刺激，空军开始鼓励军官选工程类的课程。伯伊德再次申请，终于如愿。1960年，34岁的伯伊德带着 4 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这小子可没让他妻子的肚子闲着），到乔治亚理工学院，和毛头小伙（那年头黄毛丫头学工的不多）一起学习航空工程。　 离开内利斯之前，伯伊德要编写一本空战机动动作手册，总结所有已知的空战机动动作，说明其战术应用，以及反制的手段。可是上司告诉伯伊德，他只能用业余时间写。几个月后，手册终于编写完成。在一年内，这本《空战攻击研究》就成为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基本战术教材，在 10 年内，这本手册也通过来美国训练的外国飞行员传到全世界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世界里，成为各国的标准空中机动手册。几十年来，这本手册只有过很少的增补。

在乔治亚理工学院，伯伊德开始系统地学习航空工程原理。在学习热力学第二定律得时候，被熵的概念搞得很头痛。伯伊德痛苦地想，为什么我可以把战斗机玩得滴溜溜转，但搞不定这个该死的熵呢？没办法，只得去找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帮忙开窍。高年级同学正在唾沫飞溅地大讲能量的守恒和耗散，伯伊德的脑子突然岔到心爱的战斗机空战格斗上面去了：战斗机在空战格斗中抢占优势位置的原因不是速度和推力，而是战斗机的能量水平。速度相应于动能，高度相应于位能，爬升和俯冲就是动能和位能之间的转换，谁能更快地转换能量水平，谁就能获胜。于是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机的能量水平的数学描述。经过无数不眠之夜，伯伊德终于提出了一个评价战斗机机动性的简洁、优美的数学表示：

战斗机的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飞行包线里任何一点，SEP 较高的一方占优。能量机动理论的意义在于：

1、定量地对比两架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里的机动性

2、定量地根据敌我机动性的差别，优化空战格斗战术

3、定量地对分析设计中的未来战斗机在飞行包线里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和指出改进途径

伯伊德从乔治亚理工学院毕业后，调任佛罗里达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任机修军官。埃格林空军基地是空军最大的试飞和机载武器试验基地，空军常年在这里测试各种新式飞机和新式武器。这时，空军中的轰炸机制胜论正如日中天，但新总统肯尼迪已经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问题，因为大规模报复战略把美国介入战争的底线抬得很高，束缚了美国介入世界上局部冲突的选择，导致“无人管理”的局部冲突升级，反而容易把美国卷入大规模冲突。肯尼迪开始实行“灵活反应战略”，要求美国军事力量大大强化常规战争能力，能够有效地制止局部冲突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一个商界神童，根据工业界“规模出效益”的观点，极力主张空海军发展通用作战飞机。麦克纳马拉首先中止了空军的 F-105 的继续采购，指令空军采购海军的 F-4，然后指令空军和海军共同发展 F-111，F-111A 将作为空军型，以战斗轰炸机为主要任务；F-111B 为海军型，以舰队防空为主要任务。

这期间，伯伊德被晋升为少校。他对能量机动的研究还是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伯伊德为人狂妄，言语粗鲁，自以为是，咄咄逼人，时常出口伤人，人们开始叫他“疯子少校”。但是作为试飞中心，埃格林空军基地毕竟是一个英杰荟萃的地方，伯伊德遇到了汤姆·克利斯蒂（Tom Christie），两人开始探讨能量机动的问题，和如何把复杂的数据用简明的图表表示出来。克利斯蒂不是一个军人，只是一个文职的数学家。他倒不是在 Eglin 作什么高深玄妙的研究。在计算机广泛用于作战飞机之前，轰炸机作水平轰炸时，投弹时机是根据速度、高度、风向、风速等参数通过轰炸表（bombing table）手工计算的。美国空军的前身是陆军航空队，空军轰炸机的轰炸表都是陆军时代的东西。喷气时代的轰炸机速度、高度都大大提高，炸弹的尺寸形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空军要重新计算新的轰炸表，克利斯蒂就是被找来做这个事情的。克利斯蒂很快理解了伯伊德的想法，看到了其中智慧的火花。他对伯伊德不顾一切、近乎疯狂的钻研精神和将空战艺术上升到科学高度的使命感尤其敬佩，决定帮忙。

伯伊德和克利斯蒂从简单的问题入手：从某一个位置开始，攻击的一方需要多少个 g 才能获得所需的射击角度？如果拉这么大的 g，战斗机的性能受到什么影响？伯伊德的问题不复杂，但是需要大量的重复计算。这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除了极特殊的项目需要超级计算机以外，今天的人们恐怕根本没有“上机时间”这个概念。要用计算机算一点数据，用就是了，快一点的 PC 就可以完成绝大多数工程计算。但是 60 年代初，计算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Eglin 基地倒是有当时属于十分先进的 IBM704 大型计算机，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少校，正在从事“业余研究”，他要得到仍然十分昂贵的上机时间，那是天方夜谭。但这对克利斯蒂就是近水楼台了。克利斯蒂先用小型的王安计算机和朝鲜战争的 F-86 对米格-15 的空战数据来验证伯伊德的基本思路，然后用自己的项目的上机时间帮助伯伊德作大量的计算。要是真追究起来，这其实是“挪用公款”。这样的计算到伯伊德调到华盛顿后还在遥控进行，前后几年加起来，总共“盗用”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上机时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伯伊德受到军法调查，但负责调查的军官最后决定不予起诉，毕竟伯伊德不是在打游戏，伯伊德“挪用公款”的结果是根本改革了空军的战术，导致了 F-15、F-16 和F-18这一整代战斗机的“梦之队”。空军里的官僚一面咬牙切齿，一面不得不发给伯伊德一个又一个科学成就奖。

1966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国报到，加入一个F-4中队参加在越南的空战。这正是伯伊德梦寐以求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报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楼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F-X 计划，空军高层终于想起这个又是顶级空战格斗老鸟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来。

F-X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空军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强加的海军战斗机F-4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经验更加深了空军的反感。在海军另起炉灶搞F-14的时候，空军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军的战斗机。但是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更远”的老套里跳出来，F-X 起飞重量达 30 吨以上，3 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复杂，太昂贵，整一个 F-111 的翻版。

伯伊德决心对 F-X 洗心革面。他对改组后的 F-X 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他只要 F-X 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电子系统的人要装备一个大型的雷达，这样机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统的人认为机内航炮没有用，用空空导弹足够；气动设计的人要采用变后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机动理论的计算（这一次是用正大光明的上机时间了）标明，变后掠翼的气动优越性将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是战斗机设计史上第一次在纸面上就可以评估一架新型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的机动性。

1967 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 和米格-21 搞得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差不多 1：1。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一个击落 5 架敌机的王牌，空军的 Steve Ritchie 和海军的 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军则出了 16 个击落敌机 5 架以上的王牌。这里面原因不光是 F-4、F-105 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制度的因素。美国空军有一个过时的老传统：飞满 100 个作战航次后，可以转到一个非作战岗位。这样，有经验的老鸟离开前线，前线的战斗机飞行员空前紧缺。另外，军官晋升制度要求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作战飞行小时数才能晋升，这样，运输机和轰炸机飞行员也临时充当战斗机飞行员，好积累一点作战飞行的小时数，为晋升积累资本。这些“业余”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驭着笨拙的 F-4、F-105，在小巧、灵活的米格面前，怎能不为鱼肉？

米格-25的公开震荡很快使 F-X 计划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海军正式退出 F-111 计划对空军又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 F-111B 的资金转用于 F-14，海军和格鲁曼为此签订了一个固定价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鲁曼大大低估了从 F-111B 的基本技术研制 F-14 的艰巨性，计划严重超支，格鲁曼差一点破产，不过这是题外话了。空军本来不必介意海军研制 F-14，但是海军向国防部和国会指出，F-14 可以满足空军 F-X 的所有要求，如果国防部和国会同意海军的说法，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F-14 的生产和升级都能得到保证，而空军将难以拒绝再次采购海军战斗机，空军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而且空军的颜面也将大大受损。为了尽量和海军的 F-14 拉开距离，空军在 F-X 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大大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 2.5 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 F-X 终于立项，命名为 F-15。

伯伊德对 F-15 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 F-X 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 F-15 的设计和研发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部长办公厅下属的系统分析处主管 Pierre Sprey 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公是航空工程师出身，也擅长数理统计，后来也是催生 A-10 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 埃文斯特·瑞齐奥尼（Everest Riccioni）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最著名的试飞员恰克.耶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 55 种飞机，这时在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在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 F-15 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的同时，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哈里 J. 希拉克尔（Harry J. Hillaker），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埃格林的克利斯蒂用计算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根据研究的结果，瑞齐奥尼“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了名字很拗口的“通过折中分析来实现增强的能量机动的验证性研究”（Study to Validate Expanded Energy Manuverability Through Trade Off Analysis），和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合作，开始了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通用动力派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希拉克尔，希拉克尔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 8,000 多公斤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 F-4 好两倍的机动性和两倍的航程。伯伊德的为人很不讨人喜欢，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得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被人讥讽为“成吉思约翰”（Genghis John），以形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做派，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 希拉克尔 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希拉克尔 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70 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逃避兵役成为时尚，美国被迫放弃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战在盟国和国际社会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尔梅甚至公开参加反战游行。苏联在世界各地蚕食美国及西方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蚕食美国公司的势力范围，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放弃把美元和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美国文化丧失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颓废、暴力和失望所主导。这是一个“垮了的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当口上，F-14 和 F-15 的研制和部署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长莱尔德整顿国防采购系统，莱尔德则责令助理国防部长 David Packard 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件事。Packard 强烈主张用新技术、新概念来控制像脱缰野马一样的武器系统研制成本，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 Riccioni“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Packard 很有兴趣，批准招标，将 LWF 列入作为国防采购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试验原型计划”（Experimental Prototyping）。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 YF-16和 YF-17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伯伊德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 1976 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伯伊德回绝了很多军工公司的邀请，他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朋友们甚至也被告知，如果他们能把伯伊德一起拉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但是伯伊德不为所动。甚至在汤姆·克利斯蒂把他请到国防部为项目分析和评估作咨询的时候，他也只每两周时间拿一天的工资，因为国防部没有“义务工”这个说法，伯伊德如果这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拿的话，国防部无法发给他有机密等级的通行证，也无法让他使用国防部的电话、传真和复印机。好友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清苦，伯伊德在烟雾缭绕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无欲则刚。他就是不愿意被人诱以重利，宁愿生活清苦，不愿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清苦和与世隔绝的生活，也给伯伊德带来一个“地窖上校”（Ghetto Colonel）的外号。Ghetto 本意是犹太人隔离区，但用在伯伊德身上，主要是形容他生活的清苦和与世隔绝的人生态度。

在五角大楼的最后三年里，伯伊德还是醉心于心爱的空战艺术，或者对伯伊德来说，空战科学。他对 YF-16 和 YF-17 对比试飞中的一个疑点一直大惑不解。试飞过两种战斗机的飞行员都异口同声地说 YF-16 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机动的计算，两者的差别不应该那么大，部分飞行包线里 YF-17 甚至更为优秀。通过大量分析和与飞行员的实际交谈，伯伊德发现 YF-16 迅速转换飞行状态的能力（fast transient）更为优秀，尤其是迅速加速、减速的能力，使过去不到死马当活马医时不用的主动减速成为一个可行的战术，因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战中的战术选择。这是早期的能量机动理论里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伯伊德由此联想到朝鲜战场上 F-86 对米格-15 的情况，F-86 可以更迅速地变换蛇形机动的方向，而米格-15 虽然持续机动能力更强，但瞬时机动能力不如 F-86，只要 F-86 不断地迅速改变蛇形机动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 就渐渐地跟不上了，F-86 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咬住对手。由此，伯伊德进一步联想到二战中德国在西线的闪击战，德国进攻的节奏大大超过法国防守的应变能力，导致法国的防御在军队尚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从这里，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中更广泛的因素。基于对对抗性决策过程的研究，伯伊德总结出战场上的 OODA 决策循环。OODA 代表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里，orientation 作调整自己的心态、理解对手的意图解。这其中，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伯伊德进一步提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步。从此，伯伊德开始研究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时结合戈德尔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情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

伯伊德开始研究军事历史和行为科学，特别注重研究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他开始疯狂地读书，数学、物理、心理、历史、逻辑，进化论、信息论、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孙子、克劳斯维茨、约米尼、成吉思汗、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大帝、格兰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泽东，什么都读。有人统计，几年里，他读了 300 多本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编成一个 16 页长的讲义“毁灭和创建”（Destruction and Creation）。这是伯伊德涉足战略理论的开始。伯伊德正在从一个顶级空中斗士演进为一个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军事理论和实践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传统上，美国军事理论崇尚“火力制胜论”，强调用优势的火力和协调的行动，像不可阻挡的压路机一样，压垮敌人。所以，美军行动讲究在远距离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在敌人冲倒跟前之前就消灭敌人，或者自己冲到敌人跟前就消灭敌人。或者拚消耗，就是邓小平的所谓“打钢仗”。机动灵活、穿插包围、调虎离山、围点打援等等概念和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格格不入，在美军的战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界、军界要求反思的呼声一片，当几千美军在小小的格林纳达竟然用了两天才摆平 600 名古巴建筑工人的时候，军事改革的呼声在美国达到最高峰。

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有时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 OODA 循环的周转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 OODA 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是对手确信继续抵抗的无用，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喜欢用飞行员的切口：切半径，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感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众院议长纽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 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弗莱德.格雷上将，1979-83 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在接受伯伊德的传记作者的访谈时，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说，斯瓦茨科夫最先递交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从科威特正面用优势火力和兵力横扫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机动战思想的影响，切尼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方案，紧急召见伯伊德来五角大楼咨询几天后，切尼断然否决了斯瓦茨科夫的计划。国防部长对作战指挥到底有多少直接影响难说，但国防部长对战争的政治指挥是国防法规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后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美国陆军最终也接受了伯伊德的军事思想，“空地一体战”、轻装甲战斗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对伯伊德即爱又恨的美国空军，也组建了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混编的远征联队，增强部署和应战的灵活性。

拉姆斯菲尔德称伯伊德是“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楼时，力主“军事事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张用轻小、灵活、具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银弹”（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万能）军队，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响。不过有人批评说，拉姆斯菲尔德过分依赖技术，忽视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军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而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观意志，正好是伯伊德毕生痛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失败，恰恰是伯伊德理论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讨厌，兴致来了，半夜 3 点钟会打电话到同事、朋友家里，大谈战略或飞机的问题；女秘书们常常被他的粗话、脏话弄得泪水涟涟；争论得火气上来了，一面唾沫飞溅，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烟灰顺着人家的领带滚下来，即使是顶头上司或级别高得多的军官也不管，有两次实在恼了，甚至把雪茄烟屁股按在将军上司的领带上，上司们能喜欢他吗？他对家人也一样严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简陋公寓里，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两个孩子长期为忧郁症和困扰，和孩子们的关系僵到家里人直担心第三个孩子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伯伊德的葬礼上，海军陆战队仪仗队鸣枪致敬，政界、军界高官云集，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资深陆战队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边放上有地球和铁锚的陆战队军徽，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敬意。海军陆战队也在伯伊德去世后 48 小时内，提议伯伊德的家人将伯伊德毕生的研究笔记和藏书转移到海军陆战队学院图书馆专门开辟的特别收藏室。但空军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只派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伯伊德的中将。多亏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鲜的天空就共同战斗过的退休将军们出面，空军派出 4 架 F-15 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气实在恶劣，没飞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层有很多朋友，国会出面问询（congressional inquiry）为什么如此人才在空军得不到重用，空军只得压住火气，将内利斯的 Aggressor 中队的大楼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对空军的指责，但是空军心底里还是对伯伊德的违规犯上和桀骜不驯极为不满，不想竖这么一个榜样。伯伊德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死党们直到现在还是每周三晚上在 Fort Myer 的一个小酒吧里聚会，离伯伊德安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谈伯伊德的旧事，谈伯伊德会对某件事怎么说。伯伊德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名言 ： 机器不会打仗，地形不会打仗，打仗是要靠人，只有了解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