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中，他的各类作品相继问世。1911年，约翰·里德返完成两部小说：《堕水》（《牛船》）、《来自赛内河的人》。小说《堕水》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社论《移民》发表在《科里尔》杂志上，随笔《大企业家的虚伪道德观》被《趋向》杂志采用。他开始被人看作职业作家，并应邀参加了纽约文化艺术名人组成的团体“自费聚餐俱乐部”。

1912年秋，里德被左翼的《群众》杂志聘为撰稿人，并参与制定了该刊的新宗旨：刊载那些被某些牟利性刊物认为过份揭露和直言的文字；反对僵化，反对教条，不奉承任何人。他从《群众》杂志那里没有获得任何稿酬，却获得了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该杂志所提供的“写作自由”。1912年，约翰·里德创作《良心何在》描写舞女生活，投稿于《群众》杂志。

1913年，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的25000名丝绸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纽约报界对此采取了缄口不言的态度。里德作为《群众》杂志的记者，独自赶去采访。在那里，他由于“蔑视侮辱警察”而被投入监狱。这倒给了他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监狱中关押着大批的罢工工人，里德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他们向里德讲述罢工的详情和各自被捕的经过。罢工工人在牢房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那暸亮的《国际歌》和《马赛曲》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里德。他感到这些伟大的气质使他的思想也崇高起来。

4天后，里德获释。描述帕特森罢工斗争的文章和报导很快就在《群众》杂志上刊登出来。这使得纽约各报争先恐后地派人去帕特森采访。为了宣传罢工斗争，里德把自己写的有关文章投寄给纽约一家大杂志《大都会》发表，并为罢工工人在麦迪生广场的露天演出写了一个被报界称之为“惊人之作”的出色的剧本。《帕特森之战》的采访、《拉德克利行政司法长官的旅馆（监狱）》小说投于纽约最著名杂志《大都会》。

1913年春天，墨西哥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年3月，军官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在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宪法派马德罗政府，从而激起了墨西哥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墨西哥南方以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阿诺·萨帕塔为首的两支农民军和北方的卡兰萨为首的“宪法军”共同对韦尔塔的联邦军作战。激烈的战争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注意。里德由于在报导帕特森罢工中显露的才华，于1913年秋，被《大都会》杂志和《纽约世界报》委任为特派记者，前去采访。

在墨西哥，里德纵横数百里，历时4个月，采访了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潘乔·比利亚、反政府军官乌尔维纳将军、“宪法军”首领卡兰萨等人，采访了大批参加反抗斗争的农民和勇敢的农民军战士。他和他们一起睡营房、吃生肉，甚至参加他们的战斗。他把这些农民和战士的艰苦的战斗生活，英勇的斗争精神，以及他们建立民主的新墨西哥的美好理想都反映在他的新闻报导中。这些文章使美国人民了解了墨西哥革命的真相，也使里德获得了极大的荣誉。《纽约时报》把他的肖像作为英雄人物登在宣传他的文章的广告上。《纽约世界报》的邮递车车身两旁写上了他的名字。沃尔特·李普曼在评价里德的这些报导文章时，甚至认为“报告文学始于里德”。里德的文章汇集成书《暴动的墨西哥》，里德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记者，进入美国一流记者行列。

1914年4月，勒德洛矿工罢工，科罗拉多州国民警卫队在复活节枪击并纵火焚烧工人的帐篷，烧死33人，造成一次使人震惊的大屠杀，《大都会》派里德去调查。其后，里德写了一篇关于勒德洛罢工的充分纪实的调查报告，题为《科罗拉多之战》，刊出在《大都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里德在《群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人的战争》的文章。他批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美国各报关于协约国在为“世界的民主获得安全”而战的说法，尖锐地指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它纯粹是商人们的冲突”。不久，他再次作为《大都会》的特派记者到欧洲采访战事。在5个月的采访中，他写下了《对战争的探索》、《在协约国的一边》、《约翰·里德的报导：德国战壕里的一夜》等多篇报导和战地见闻。1915年3月，《大都会》再派里德去采访东欧战场。后来，他把在东欧战场7个月的采访中所写的文章收集到1916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东欧的战争》的书中。在书的导言中，里德指出：通过对于“长期吃紧的战争”中的东方各民族生活的观察，他更加确信，欧战是悲惨而且无益的事情。

1916年初，里德在学生时代患过的肾脏病复发。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切除有病的肾脏。为了筹得足够的医疗费用，里德不得不在为《大都会》拼命工作的同时，不断地为其他的报刊杂志写稿。即便在这种景况下，他也绝不为赚钱而放弃原则和信仰。这一年，美国政府为了镇压墨西哥革命，派出了一支由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大都会》与另外几家美国报刊都提出要里德重返墨西哥，对这一事件进行报导。里德认为，这些报刊的编辑肯定会迫使他去颂扬这支用武力干涉别国革命的远征军。因此，他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11月，里德在巴尔的摩的琼斯·霍普金斯医院作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休养了1个月后便出院了。为此，美国国防部免除了他服兵役的义务。里德曾说：“丧失了肾脏可以使我免除为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服役，并没有使我免除为各阶级之间的战争服役。”

1917年1月，《大都会》准备让里德作为特派记者到中国采访。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这是美国参战的信号。《大都会》与其他各大报刊一样，准备提高鼓吹战争的声调，而冲淡反战的色彩。里德直言不讳的反战态度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麻烦人物。于是，到中国采访的计划取消了，里德与《大都会》合作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里德并没有沉默。他继续阐明所相信的真理，抨击所反对的战争。威尔逊总统发表宣战声明的当天晚上，里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和平主义者集会的讲坛上公开表示反对。几天以后，在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里德义正辞严地宣布：“……我决不为这个战争效力，枪毙我也罢，强迫我作战也罢，随你们的便。可是我知道，这不止我一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里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的深刻认识使得他逐渐地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1916年，他在自传《三十将至》中写道：在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我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有饭吃，是因为别人挨着饿;别人在冬天几乎光着身子穿过冰封雪盖的城市，而我穿着衣服……”他衷心地盼望着“产生一个更富裕繁荣、更勇敢有为、更自由、更美好的新世界”，虽然当时他还不知道通往这个“新世界”的途径是什么。

1917年，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里德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未予以重视。然而，到了夏天，当革命在实践上显示出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时，里德作为最先看到这一点的美国人之一，在《群众》杂志上写道：这场革命的“实质是长期受蹂躏的俄国群众起来了，这一点我们看得愈来愈清楚。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他决心要到俄国去采访革命实况。 那些当年积极聘请他为特派记者的报刊，都由于他反战的态度和享有的激进主义盛名而不再敢雇用他。最后，《群众》、《纽约号角》等左翼报刊决定委派他为特约记者。1917年8月，约翰·里德与妻子路易丝·布赖恩特两人一起去俄国采访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代表《大都会》）。

9月中旬，里德到达彼得格勒。在那里，他走遍全城，与工人、士兵、商人、实业家、妇女、政治领袖等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他会见过号称“俄国的洛克菲勒”的资本家里亚诺佐夫，也会见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负责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他经常到工厂的车间里，临时政府政务会的记者席上，甚至前线的战壕中去采访各种会议和各类人物，并把他听到和看到的各种情况用符号或密码记录下来。为了补充所获得的材料，他努力收集各种传单和报纸，甚至从公共建筑的墙上剥下各类组织的政治宣言书和文告。从采访中，里德清楚地看到，俄国存在着一个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平行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政府”。这些原来在最底层的人们，到了最上层。他衷心地希望“无产阶级兴起，并取得政权”。

地处彼得格勒市郊的斯莫尔尼宫此时已成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里德获得了一张允许自由出入的特别通行证，因此，他很快就成了斯莫尔尼宫内的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他在那里采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的领袖，出席在大礼堂举行的各种会议。

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里德正在这场革命的心脏中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参加了攻打冬宫的行列。冬宫被占领后，里德和工人赤卫队员们一样，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他写道:“士官生们扔下的一大堆步枪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当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里德在斯莫尔尼宫的礼堂中见到了列宁。他认为列宁是“一位异乎寻常的深孚众望的领袖”，是“一个恐怕有史以来也很少如此受人爱戴和敬仰的领袖”。

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曾建议里德担任苏俄驻美领事。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任命，这个建议被迫取消。

1918年2月初，里德离俄返美。由于在俄国的采访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和赞成革命的政治倾向，他受到了美国政府多方的刁难和迫害。美国国务院拒绝发给他签证，使他不得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滞留了两个月，直到4月28日才回到纽约。里德一登上纽约码头，就受到联邦特工人员的仔细搜查。他的手稿及全部文件、笔记均被没收。第二天，法庭又认定他曾阻挠新兵入伍，判处他交纳2000美元的保释金。许多杂志和报纸受到官方的警告，如刊登里德的文章，即会被查封。

面对反动政府的迫害，里德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于回国后不久正式加入了美国当时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社会党。该党1901年建立之后，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坚强的统一领导，于1909年和1912年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许多左派分子脱离了社会党。留在党内的左派分子此时也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而与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发生了激烈斗争。里德加入社会党后，由于他的反战和支持十月革命的主张，很快就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左翼分子，在纽约形成了里德派左翼集团。他不断地为左派报纸写文章，还运用讲坛来向美国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策略。他走遍了纽约、波士顿、布鲁克林、伍斯特、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布朗克斯等地，向各种进步团体和广大群众进行演讲。在费城和布朗克斯时，他被控“鼓动暴动和进行煽动性演说”而两次被捕，花去了1万美元的保释金。

1918年秋末，美国政府经过仔细审查，断定里德带回的文件和笔记没有危害，把它们交还给了里德。里德收回这些东西后，立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6—18小时，集中写作了3个月。1919年3月，记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终于出版了。该书一问世，立即受到各方面正直与进步人士的欢迎，1个月之内就印刷了4次，3个月就销售了9000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先后为书作序，列宁称赞该书“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做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震撼世界的十天》被陆续译成80多种文字，广为印发，1923年译成俄文版。

1919年2月，社会党纽约20个地方组织宣布成立社会党左翼党。4月，这个左派组织出版了《纽约共产主义报》，里德担任了该报的主编。 5月，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左派获得很大胜利，里德当选为社会党赴莫斯科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21日，里德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社会党左派全国大会。这次大会批判了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在美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社会党内把持领导集团的右翼分子对左翼集团在组织上坚持实行排斥和清除政策，包括社会党内最有势力的里德派和鲁登堡派在内的所有左派集团均被开除出党，里德想通过在社会党内部进行斗争，革新和改造该党，使之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愿望再无实现的可能。于是，1919年8月31日，以里德为首的左翼人士约1万人宣告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里德成为该党主要领导人。

为了继续探讨和介绍苏维埃俄国，里德盼望着再到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恰逢当年9月，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决定派里德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由于无法取得合法的出国护照，里德设法弄到了一个假护照，化名在北欧一艘船上充当水手，横渡大西洋，于12月份到达莫斯科。

当他尚在途中，共产国际在10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把他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达苏维埃俄国后，发现自己在这里不仅有许多以前结识的老朋友，而且有《震撼世界的十天》为他赢得的更多的新朋友。他走访俄国各地的农村、城镇、工厂、学校、军营，也经常到克里姆林宫中去会见列宁，与列宁促膝长谈。在列宁的建议下，他为共产国际的出版物撰写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状况的文章。

1920年初，里德获悉美国政府已对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进行起诉，他的名字也在被起诉的名单上。他决定回国去对付审讯。3月，他藏在一艘驶往瑞典的芬兰船上离开了俄国。当船到达亚波时，被发现。里德被指控犯有煽动罪，芬兰当局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逮捕了他。

里德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苏俄政府立即与芬兰政府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俄方面释放两名被俘的芬兰反革命教授，以换取芬兰政府释放里德。6月初，里德获释。但美国驻芬兰外交机构却拒绝发给他护照。他只得重返莫斯科。

3个月的监狱生活使里德本来就已过度劳累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他仍就不断地写报导，作演讲，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他染上了斑疹伤寒。苏维埃政府把他送进马林斯基医院，派出第一流的专家去治疗。医生们虽然尽全力医治，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实行联合封锁，无法获得抗伤寒药物。里德的病情迅速恶化。

1920年10月17日，约翰·里德工作过度而极度虚弱，因患伤寒而去世，年仅33岁。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谢尔盖这样评价约翰·里德：“里德高大有力，事实上，他有一种冷静的理想主义和活泼的智慧，还带有幽默感。”

约翰·里德的一生仅活了33年，不过像历史广宇中的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他的业绩却犹如那些光辉灿烂的恒星，永远闪烁在人类历史的星河之中。他是记者，人称“现代新闻学之父”；他是记者兼文学家，被誉为“报告文学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