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纳西人，男穿短衣、长裤，女穿短衣、长裙。维西一带，男子的裤子不过膝盖，女裙以盖膝为度。他们不论男女，大都不穿鞋袜，妇女则束花布腰带，外披一块羊皮或毛毡。清代以前，纳西族民间衣服的颜色以黑白为主，青壮年多着白色，而老年人穿黑色，因黑色表示尊贵。土司们则有朝廷赐给的华贵官服和官帽，在见官、迎宾、拜客时穿用，平时很少穿戴，在家时他们多穿黑锦缎做的长袍马褂，戴瓜瓣式小帽。土司妻女穿的裙子，长及足背，以示高贵。

雍正初年以来，受“改土归流”的政策的影响，清代历任官吏曾多次明令纳西族移风易俗，因而纳西族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丽江一带男子服饰与临近汉族已基本相同，穿长袍马褂或对襟短衫，下着长裤。妇女服装，除个别地方仍保持穿裙的习俗外，已改穿长裤，但整个服饰，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纳西族未婚姑娘爱梳长辫于腰后，或戴头帕、帽子。妇女们还喜欢佩戴耳环、戒指、银或玉质手镯及金、银项链等饰物。

丽江纳西族的大襟女袄多为布袍，基本结构是大袖、无领、夹层，前短后长。穿时将袖口卷齐肘部，上加坎肩、百褶围腰，背披“羊披”。由于丽江地区的海拔、气温、水草山林等条件宜于发展畜牧业，牛羊皮毛也就成为纳西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东巴经《迎东格神》中有这样的描写：“天地动，生两兄妹，结缘成一家，牧养白绵羊，用羊毛作衣衫披毡，用羊毛作帽子腰带……”，纳西妇女的“羊皮披”仍是民族服饰的一个主要标记。羊皮披纳西语称“优轭”，用毛色乌黑纯净的绵羊皮经皮硝、糯米粉等加工后，再按体裁制。缝上黑绒或黑氆氇的“优轭筒”（羊皮颈），饰以七块圆形五彩丝绒绣的“优轭缪”（羊皮眼睛），再订上七组细白羊皮条做成的“优轭崩”（羊皮须），一对“优轭货”（羊皮背带）用白布做成。上绣蓝色蝴蝶纹饰，一端订在羊皮的背部，羊皮披在背上，背带在胸前交叉，然后绕回背后从下端把羊皮系紧，尾端自然垂下，类同有“尾”，与东巴文的“羊皮”十分相似。宁蒗纳西族摩梭人女子的腰带，用很多的宽布条制成，层层缠于腰间，宽的可达二十多公分。腰带下面系着的，是宽大的百褶长裙。

以丽江县城大研古城为代表的纳西族民族服饰，未婚女子一般梳长发或扎长辨批垂肩后，已婚妇女则在头顶梳发髻，喜欢带蓝色帽子。衣着方面，上身着宽腰大袖的袍褂，前幅及膝，后幅及胫，前短后长，穿时将袖口卷起到肘部，外加坎肩，下穿长裤，系用黑、白、蓝等色棉布缝制的百褶围腰，从腰至膝，形如扇子，足穿穿船形绣花鞋。在领、袖、襟等处绣有花边，朴素大方。由于纳西族受汉族的影响较深，男子服饰与汉族的基本相同，穿长袍马褂或对襟短衫，下着长裤。妇女服装，除个别地方仍保持穿裙的习俗外，已改穿长裤，但整个服饰。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纳西族妇女服饰中最具特点的是身后的七星羊皮披肩，披肩上并排钉着七个直径为二寸左右的绣花圆布圈，每圈中有一对垂穗。这一装束的来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较为通常的说法是代表七颗星星，寓意为“披星戴月”，据说圆布圈上用丝线所绣的是精美的星图，垂穗表示星星的光芒。传说上古一位叫英古的勤劳能干、聪明美丽的纳西姑娘与旱魔王搏斗，奋战九日，累倒身亡，白沙三多神为了表彰英古姑娘的勇敢行为，把雪精龙制服旱魔吞下的七个冷太阳捏成七个圆星星，镶在英古的顶阳衫上，以后纳西姑娘模仿英古，将七星图案钉在披肩上，象征披星戴月，勤劳勇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纳西族自古将青蛙视为智慧之神，能解人危难，因此那些圆形图案代表青蛙的眼睛，是一种青蛙图腾崇拜的历史遗痕。

宁蒗地区的摩梭人的服饰则另有特点。摩梭女子喜欢用牦牛尾或线制成粗大的假发辩，戴交缠式布包头，上身着短衫，下着十分宽大的长裙。腰间用很长的宽布条层层缠绕。

纳西妇女喜欢佩带手镯、耳环等饰物。

纳西族女子服饰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在丽江一带，穿的人数较多，分布较广。丽江纳西族女子留发编辫，顶头帕或戴帽子。一般内穿立领右衽上衣。衣为布纽扣、长袖、宽腰，前幅短，后幅长，用蓝色、白色等布料制作。外罩一件用浅湖蓝色、蓝色、紫红色、大红色、黑色等颜色的棉布或毛质布料、灯心绒缝制成的有衽圆领的坎肩，系围腰或搭裙。下着黑色或蓝色、灰色长裤，脚穿绣花鞋、布鞋或胶鞋，背披七星羊皮背饰。这种羊皮背饰是纳西族女子服饰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做工精美，造型别致。其上七个日月星辰图案，用彩线绣制，呈两排缀饰在羊皮背饰的表面。

第二种见于中甸白地。那里的纳西族妇女留长发，束于脑后或编成长辫，上饰有花纹的圆形银牌。身穿开长杈的搭襟白色麻布长衣，襟边为黑色并加彩绣，腰系黑底 起彩色线格花并垂毛线须穗的腰带。下穿长裤的有彩色条纹的长百褶裙，穿毡鞋或靴，背披白毛山羊皮。其服饰色调素雅，古朴大方。各地纳西族女子普遍戴耳环、戒指和手镯，有些胸前挂银须穗。服与饰搭配得体，自然谐和，很有风韵。

纳西族妇女的羊皮背饰是其服饰中最具特色之处，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背饰用羊皮制成，披于背部，故俗称为“羊皮披肩”。羊皮披肩多精选黑色、白色的绵羊或山羊皮，经过反复揉制后，剪裁而成。不同地区的羊皮披肩形制不同，中甸、维西等地的纳西族妇女羊皮披肩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丽江一带的纳西族妇女的羊皮披肩以毛色纯黑为最佳，上部横镶一段黑氆氇（毛织品）或黑呢子，内衬天蓝色棉布，其下用七对皮条穗订缀有并列的七个圆形彩线绣花布盘，传统羊皮披肩的肩部还缀有两个圆形彩线绣花布盘。披戴时用前面的两条绣花布长带在胸前相系，带端绣有海螺、水波浪、盆花、灯笼、蜜蜂、蝴蝶等图案，还有携手跳舞的人群像，据说是象征纳西族人民如蜂似蝶的奔忙，以辛勤的劳动换取甜蜜生活的炽热感情。

纳西族羊皮披肩，以妇女披戴为主，过去男子也曾披用。这种披肩首先源于纳西族先民的游牧生活，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的时候，羊皮披肩是纳西族先民的主要御寒工具，那时，纳西族是山地游牧部落，以放牧为主，他们剥下羊皮披挂在肩上以御风寒。由于劳动需要背负重物，羊皮披肩又多了一个负重垫背的功能。随着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羊皮披肩开始向适用美观的方向发展，而且装饰的功能日益突出，成了纳西族妇女特有的一种装束。

纳西族男子的传统穿戴也大致分两种：一种见于丽江一带，一种见于中甸三坝一带。丽江纳西族男子蓄短发，戴毡帽或缠包头。毡帽中有一种一半卷边、名为喜鹊窝帽的，十分潇洒和别具一格。上身内穿麻布和棉布衣，外披羊毛毡或穿羊皮坎肩。下穿黑色或蓝色长裤，腰束带，穿布鞋、皮鞋。中甸三坝一带的纳西族男子穿麻布衣裤，衣为右衽或对襟、长袖外套，衣长到腹部，缠红布包头。各地的纳西族男子服饰都比较简洁，色调明快，显得纯朴自然。

环境与气候，是造成纳西族服饰“厚重”特色的主要原因。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漫长的过程中，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想尽办法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服饰，就是这种适应性选择的直接结果。古人把服饰问题放在“衣、食、住、行”之首，说明服饰是人类原始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厚重”是纳西族服饰变迁中较为稳定和普遍的特色。以丽江坝区传统女性服饰为例，上身第一层为衬衣，第二层为夹层大褂，其中后摆直达小腿部，第三层为粗呢“氆坎间”。第四层是“七星羊皮”。下身是裤子、大褂尾摆和围腰。头上是一个半球形的头箍，其上有加厚的衬布和加宽的遮阳片。粗略计算，一套传统服饰，其重量少则七八斤，多则十余斤。

在探讨这一“厚重”特色的成因时，我们看到纳西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及其气候因素。据史载，纳西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从黄河流域南迁，至迟在秦代以前到达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这一地区是典型横断山区，其气候特点是“早晚冷，中午晒”，夏季凉爽，寒冷，为了抵御寒风，她们采用了较厚重的着装。

如前所述，纳西服饰以“厚重”为特色，而“厚重”就难免“粗笨”，“粗笨”就难于被　年轻人所接受。这巳成为民族服饰传承中的一大障碍。几年前，有关部门率先对传统服饰进行改革，多数人都选择了面料轻薄、色彩鲜艳的新装，穿在年轻女性身上，确也出彩。但笔者每见丽江导游小姐早晚时间在漂亮的民族服装之外罩上一件厚实的风衣，不用问，从她们冻红的脸蛋上看出，新式服装满足了的需求，但达不到御寒的目的。这也是新式服装难于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力水平是纳西族服饰面料选择中的制约性因素。

唐宋时期，纳西族“男女皆披羊皮”，但此时的羊皮已经有较好的加工工艺，因为当时纳西族制造的“摩梭盔刀”、“铎矟”、“革鞋”、鞍具等颇有名气。这种“军工技术”肯定影响到服装的特作水平，而且军事活动和对外交往也影响了服装的改进，比如传统服饰多有条带捆绑的特点，脚上则“缠以毡片、挟短刀”，头发从早期的“编发”到后来的“束发”，依稀可见军事装束的影响。

元明时期，内地轻纺工业较为发达，纳西族进入稳定的农耕定居时期，随着贸易的活跃，内地移民的增多，一大批工匠艺人进入纳西族地区，加上民族上层多次到中原参观访问，引进内地文明，使纳西族地区出现了“富冠诸土郡”的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当时“男子头绾二髻，旁剃其发，名云三塔头，卫附绿珠，腰挟短刀，膝下缠以毡片，四时羊裘。妇人结高髻于顶前，戴尖帽，耳坠大环，服短衣，拖长裙，覆羊皮，缀饰锦绣金珠相夸耀”。显然已有明朝服饰的影子。

从“四时羊裘”到“短衣长裙”，表面看是服装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服装面料的生产水平和制作工艺的变化，正是因为明代发达的纺织业和加工业，才有可能使纳西族服饰过渡到“短衣长裙”时代。联想到兴盛于明代的丽江古城，其中就以发达的工商业作为其经济基础，那里生产的皮革制品，铜器、铁器、毛、麻织品，曾行销滇西北地区和藏族地区，充分显示了生产力水平对服饰面料和制作工艺的决定性影响。

宗教文化因互是纳西族服饰颜色选择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早期的是御寒遮羞为主要功能，那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宗教文化的审美因素。最终固定为民族识别的外在因符号。

纳西族自称“纳”。“纳”即“黑”，“黑”即“大”。因为在先民的观念时里，“光明”是看得见的，因而是有限的；而“黑暗”是看不见的，因而是无限的。所以在民族语言中把“黑”引伸为“大”。称大江为“黑水”，称大山为“黑山”，称自己为“纳西”即“大族”之意。有人因此认为纳西族是“尚黑”或 “尚白”。纳西族也不例外，她有“尚黑”的一面，也有“尚白”的一面。《东巴经》中有著名史诗《东埃术埃》即是讲黑，白两个部落争夺太阳的故事，但史诗所赞颂的正义方是白部落。纳西族的战神、胜利神和保护神“三朵”，也是玉龙雪山化身，是个白盔甲，骑白马的战将。由此看出，纳西族既崇尚黑，也崇尚白。

在历史传统上，纳西族“不事神佛”。惟祭天为大，崇拜自然神，热爱自然，崇尚天性，乐天知命。被誉为是“自然之子”。《东巴经》在描述自然和人类诞生的过程中，往往要讲到黑、白、红、绿、黄等多种颜色的“蛋”互相撞、交混，变化出各种生物。《东巴经》中有四样神物。即神山——居那什罗山，神海——米令达吉海，神石——赠峥含鲁巴，神树——含英巴达树，四样神物有黑、白、黄等颜色，这种多色彩观念反映了纳西族居住地域内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也影响到服饰颜色的选择上。

丽江民间有“纳西标谋通”（纳西语，意为纳西人以穿青色衣裤为相宜）的俗语，但并不排斥服色搭配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山地居民喜暖色，湖畔和坝区居民喜用青、紫、白、黑等色，追求与环境颜色的反差与协调。如丽江和泸湖一带，喜穿青、蓝、黑色衣裤，着白裙，系红腰带或彩色腰带，着黑布（皮）鞋，尤其丽江坝区产羊皮，基本是黑白两色的组合体，但“七星”缀饰却用五彩丝线。而传说中的“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说法，则赋于一种以勤劳为美德的象征性，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被众人所认可。

宗教文化的另一方面是相邻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纳西族与汉、藏、彝、白、傈僳等民族长期交往，部分地区处于杂居状态，而纳西族在文化观念上较为开放，关于吸纳兄弟民族民族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吸纳表现在服饰上，就是相互交融。比如泸沽湖畔摩　梭人的服装，男装的宽边呢帽、高筒靴，“楚巴”样式的斜襟上衣与藏族风格相近；而女性服装中的长裙保持了纳西族的传统，但编发与头饰，显然兼有藏、纳融合的特色。盐源一带的纳西族支系“纳汝人”，其黑头帕与蓝布衫明显与当地汉族相似。三坝纳西族编发时喜编一色丝带。与藏族相似，但黑色长衣又是自己的特色。至于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维西等民族杂居的边缘地区，由于各民族间互市互婚是存在，又处在同一气候带内，民族服装多有互相借用和混穿的情况，有时是这一民族的，裙子以是另一民族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域内几个民族服装互不相同，但风格相近，部分衣服可以混穿的情况。

社会变革是纳西族服饰风格急变的主要原因

服饰一旦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便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时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使服饰风格短期内发生急变。中国近代户主革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穿“中山装”结束的。“文革”时期丽江“破四旧”也曾首先拿服装开刀。而近年改革开放，西装、牛仔服、运动服、休闲服流行，成为国民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

对纳西族来说，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的“改土归流”是一次触动较深的变革，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服饰文化领域。当时的流官知府以“否定一切”的过激行为。对纳西社会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变革，强制性地将原来的“短衣上袖”，并在短衣加长了后摆，变为“前短后长”的宽大袄子。又将长裙一破为二，只保留了一片围腰。这种服饰除了便于劳动而外，已经散失了原来裙装的飘逸之感。而泸湖湖地区远离纳西族政治中心，环境较为封闭，未受冲击，保留了“短衣长裙”的古风。

辛亥革命时期，纳西族男子服饰彻底汉化。长衫、学生装、中山装逐渐流行。直到解放后，一种叫“滚史”的对襟棉被成为男子服饰的为主体。

到“文革”时期，把服饰列入“四旧”，主张变革。曾有剪长衫后摆、去头箍等动作，推广“解放帽”，穿汉装，只是丽江的气候特点，那块羊皮终未能取缔。

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共工作中心。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文化的活跃，竞争的激烈，新一代年轻人不再穿民族服饰，城镇中许多人不再说纳西话，主动融入现代潮流。到九十年代，纳西文化受到举世关注，丽江旅游持续升温，随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不被看重的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建筑等又受到重视。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服饰改革，在旅游等窗口行业推广民族服饰，一时间，丽江城乡又冒出一批身着民族服饰的年轻女性，成为丽江旅游的一道风景线。这样的“民族服饰”当然给旅游业增添了艳丽的色彩，但由于它的局限性，远没有达到保护或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民族服饰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