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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辛贝·埃亚德马(法语:Gnassingbé Eyadéma)(1937年12月26日,卡拉,——2005年2月5日,突尼斯。),多哥军事和政治领袖、独裁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活动家、国务活动家。1963年1月和1967年1月两次发动军事政变,废黜两任总统。1967年4月14日-2005年2月5日任多哥总统。埃亚德马统治多哥长达38年,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之一。2005年2月5日去世。
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é Eyadéma,1937年12月26日——2005年2月5日)
多哥共和国前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多哥人民联盟主席。陆军上将。
1937年(一说为1935年)12月26日出生于多哥北部卡拉区科扎省拉马卡拉市北郊皮亚村一个农民家庭,属多哥第二大部族卡布列族。信奉天主教。原名艾蒂安·纳辛贝·埃亚德马,1974年宣布放弃基督教教名艾蒂安。埃亚德马的父亲由于反抗法国侵略者而惨遭杀害,父亲死后,由母亲抚养长大。由于家境贫寒,埃亚德马只在家乡的耶稣教教会学校念过小学。
1953年,埃亚德马被法国殖民者强征入伍,被编入非洲兵团,开始过着艰难的行伍生活,学会了使用武器和战争艺术。1953——1962年随法国殖民军先后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达荷美(今贝宁)和尼日尔等地服役。1960年4月27日,多哥宣告独立时,埃亚德马迫切希望回到多哥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1962年法国殖民者解散非洲兵团,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埃亚德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法国人的身份去法国军官学校深造,另一是回多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埃亚德马毅然选择了后者,于1962年9月返回多哥。
当时在多哥掌权的是首任总统斯尔法纳斯·奥林匹欧,他是南方各部族利益的代表,执行的是歧视北方各部族的政策。从法国非洲兵团退役的埃亚德马中尉回到家乡,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和深入调查,深感执政当局的腐败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奥林匹欧总统扣发800名法国非洲兵团退役军人的退伍金,并拒绝他们加入多哥武装部队,更令埃亚德马和众多退役军人对现政权大失所望。他们和武装部队的一些现役军人都深刻认识并看到,多哥当时政权已经是危机四伏。埃亚德马对国内形势进行周密的分析后,便秘密串联、招募一些退伍军人组成突击队并制定了政变计划。
1963年1月13日午夜,埃亚德马率领仅装备3支枪的突击队发动军事政变,突袭总统府等要害目标。总统奥林匹欧穷途末路,冒险突围,被埃亚德马击毙于美国大使馆门前。接着,突击队接管了国家机关,封锁边境,逮捕政府大部分部长和电台的部分职员,释放了一些在押的反对党成员,为防止外部干涉,切断同外国的电讯联系,仅和科托努仍保持电话联系。以埃马努埃尔·格博德约维为首的起义委员会代表武装部队和军警接管政权,并行使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全部权力。
1963年的多哥一月政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黑非洲新独立国家中发生的第一次军事政变,此次政变在多哥和黑非洲历史上为黑非洲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开创了先例。政变成功后,由于埃亚德马并不想直接执政,仅愿意担任军职,于是邀请曾任多哥“自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当时在达荷美流亡的尼古拉·格鲁尼茨基回国,委托他组织新政府。1963年5月,多哥人民民主同盟主席格鲁尼茨基就任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任多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1965年晋升为中校。
纳辛贝·埃亚德马任军方首脑后,重整军备、巩固国防。武装部队由初建时的250人扩充到1200人,兵源多来自北方的卡布列族,与埃亚德马是同族乡亲。此外,武装部队还给一批年轻的军官升官晋职,并改善了武器装备。但尼古拉·格鲁尼茨基总统执政后,由于治国无方,致使多哥南、北部族间矛盾尖锐,各政治派别间斗争激烈,领导集体内部相互攻讦,官员们互不信任,部长们利欲熏心。在1966年11月的政治危机中,埃亚德马领导武装部队粉碎了反对党(主要是前总统奥林匹欧的支持者)的未遂政变,使秩序得以恢复。
但格鲁尼茨基没能稳定政局,各党派继续纷争,政局混乱,政府濒于瘫痪。埃亚德马对此深感失望,于是决定再次干预政治,改变多哥令人失望的状况。1967年1月13日,埃亚德马再一次发动军事政变,迫使格鲁尼茨基辞去总统职务。这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顺利废黜格鲁尼茨基的总统权位,推翻了他的政权。此后,埃亚德马发表广播讲话,揭露格鲁尼茨基政权腐败无能、使多哥四分五裂。埃亚德马表示,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军队干预了这种局面。他宣告政变成功,号召人民保持平静。继而他宣布解散议会、废除宪法、组成以克列贝尔·达乔上校为总统和全国和解委员会主席的临时政府。
1967年4月14日,纳辛贝·埃亚德马任多哥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兼国防部长。1967年12月1日晋升为准将。1969年5月取缔了纷争不休的所有政党,1969年11月,埃亚德马创建多哥人民联盟并自任主席,实行一党制,人民联盟为全国唯一政党。1971年9月晋升为少将。1972年1月将举行公民投票,埃亚德马当选为多哥共和国总统。1979年12月30日,全国公民投票通过多哥第三共和国宪法。1980年1月13日成立国民议会。1979年1月、1986年1月、1993年8月、1998年6月和2003年6月五次蝉联总统。1976年6月晋升为上将。1978年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2005年2月5日,纳辛贝·埃亚德马在紧急去国外治病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9岁。
纳辛贝·埃亚德马执政以来,对内奉行民族和解政策,致力于全国的安定团结,重视发展民族经济。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权益,埃亚德马于1974年1月10日宣布把法国资本控制的最大企业“贝宁矿业公司”收归国有,并由多哥的机构来管理磷酸盐的贸易,这一决定获得了多哥人民的热烈欢迎。但由于西方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因而他们伺机报复,加害于埃亚德马。1974年1月24日,埃亚德马的座机在拉马卡拉附近的萨拉卡瓦上空突然失事坠毁,但埃亚德马却神奇般地幸免于难。回到首都洛美的时候,洛美居民倾城出动,夹道欢迎,,仅市内独立广场上就聚集了15余万群众,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直至今天,每逢每年的2月2日这天,多哥电视台都要重播当年独立广场上的盛况。
由于推行务实、温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投资和旅游业发展较快。1977年,多哥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绿色革命”,以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作为首要目标,使多哥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现了粮食自给。1983年起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特别是强调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实行“门户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与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1989年建立洛美保税区,以吸引外资。
在埃亚德马执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多哥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3%到5%,国内政局稳定,被誉为“非洲的瑞士”。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政局动荡,多哥经济曾一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994年后,随着政局趋稳,经济走出谷底,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但1998年以来,因西方国家暂停援助,导致发展资金短缺,国家财政拮据。2002年,多哥政府努力恢复和振兴经济,通过增收节支、加强海关监管等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在推进企业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吸引外资等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工农业生产和第三产业逐步恢复,外汇有所增加。但多哥经济整体依然十分困难。
纳辛贝·埃亚德马起于行伍,早年在战火中经历过实战的锻炼,军队是他赖以发迹和称雄多哥政坛,维系威权统治的重要资本,因此他十分重视国防建设和对军队的控制。多哥武装部队总兵力约9300人,其中陆、海、空三军约8550人,总统卫队750人。宪兵1750人。陆军装备有主战坦克、轻型坦克、装甲车、野战炮等;海军有巡逻艇2艘;空军有战斗机、运输机18架,直升机3架。
多哥的武装力量对一个蕞尔小国来说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并且自1963年起一直在多哥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次政治变局中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外交事务中,埃亚德马坚持中立、不结盟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着重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争取外援;同时注意外交多元化,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关系。
他主持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并大力支持扎伊尔(今刚果(金))抗击苏、古雇佣军的入侵(当时,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化名“塔图司令员”,率游击队在扎伊尔活动,试图在“非洲心脏”支起“世界革命的炉灶”,并支持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埃亚德马常说:“邻居失火,务必相救”,这是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1986年9月多哥未遂政变,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率精锐伞兵亲赴洛美力挺埃亚德马。
埃亚德马重视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非洲地区事务,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他积极推动西非地区的经济合作,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倡导人之一,并为西共体的发展而多方奔走呼号。1977——1978年、1980——1981年和1999年三次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主席。
1968年参与调解尼日利亚同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和加蓬之间的纠纷。1974年和尼日尔等国元首一起调停了马里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之间的边境冲突。1978年是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实现历史性和解的主要调解人。1981年3月在埃亚德马的推动下,使得关系一度紧张的象牙海岸和加纳又重归于好。
2000年7月9日——2001年7月10日任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任内积极调解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冲突。曾向中非、几比派遣维和部队,向刚果(金)派遣军事观察员。
1980年以来,埃亚德马先后获得七次国际和平奖:辛巴和平奖(1980年)、国际人物和平奖和国际进步奖(1983年)、和平战士奖(1983年)、墨丘利和平金像奖和西奈骑士大勋章(1984年)、非洲国际和法学会的国际和平金像奖和七星大十字勋章(1986年)。
纳辛贝·埃亚德马身材魁梧,在政务之余喜爱狩猎和摔跤,并荣获自己家乡的摔跤比赛冠军,每逢7月,他都要赶回家乡和乡亲们一起欢度传统的摔跤节。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埃亚德马平时都住在兵营里,但他仍争取机会与群众接触,并主动和群众握手。
埃亚德马执政后20多年,多哥政局在非洲以稳定著称。但在1986年9月爆发了罕见的反对埃亚德马的政治风暴。在国外反对派人士吉尔克里斯特·奥林匹欧(前总统奥林匹欧之子)的策划下,1986年9月23日晚,一批境外武装分子从邻国加纳潜入洛美,偷袭埃亚德马总统居住的兵营。在这紧急关头,身经百战的埃亚德马总统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安全部队与偷袭的武装分子展开激战,入侵者毫无招架之力,四处溃逃。经过一夜的战斗,政府军取得胜利,从而粉碎了一起企图暗杀埃亚德马、推翻现政权的政治阴谋。“九·二三”事件立刻引起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基于法国在黑非洲的传统利益,为避免贝宁湾四国成为受苏联影响的“进步国家”(加纳、布基纳法索、贝宁这些亲利比亚的“进步国家”是反对派的庇护者),立即出兵帮助埃亚德马稳定局势。事件后,美国总统里根也向埃亚德马提供援助。
纳辛贝·埃亚德马是非洲政坛的“常青树”和“不倒翁”,196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军事独裁和一党专政,多次挫败反对派策动的政变和暗杀图谋。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和政治多元化的影响在非洲大陆兴起。1990年受多党民主浪潮冲击,多哥政局开始动荡。1990年10月30日,埃亚德马宣布接受多党制。1991年多哥实行多党制,开启政治过渡。埃亚德马一度遭遇政治困境,反对派控制了多哥最高委员会(临时议会)和过渡政府,企图把埃亚德马架空为象征性的总统。尽管如此,埃亚德马仍保持了总统权力和军队的一致支持。1991年10月和11月,多哥武装部队接连发动两次兵变,迫使过渡政府改组,埃亚德马重新掌握了政治主动权。
1992年9月27日,公民投票通过第四共和国宪法。1993年8月,纳辛贝·埃亚德马以96.42%的选票当选为多哥第四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而当时反对党大多抵制了总统大选,只有两个较小的反对党参选。1998年6月,埃亚德马以52.13%的微弱优势击败反对党联盟候选人吉尔克里斯特·奥林匹欧,蝉联总统。反对党指责政府舞弊和安全部队使用武力镇压反对派支持者。欧盟以投票过程存在违规舞弊和侵犯人权为由中止援助。国际人权组织谴责埃亚德马政权在30多年的统治中操纵选举、干预司法和普遍侵犯人权。
2002年12月30日,议会对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宪法规定多哥实行半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一轮多数胜出,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有权解散议会、颁布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实行赦免。总理出自议会多数派,由总统任命,对议会负责。议会可对总理提出不信任案,获议会2/3多数通过即可要求任命新总理。宪法可根据总统和议会的提议进行修改,由议会或公民投票表决通过。修宪取消了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从而使埃亚德马在2003年两届任期届满后得以继续连任。2003年6月大选,埃亚德马以57.78%的得票率战胜6位竞争对手,再次蝉联总统。同时,宪法修正案还把总统候选人的最低参选年龄由45岁降至35岁,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是年事已高的纳辛贝·埃亚德马在为自己的儿子福雷·纳辛贝未来(尤其是在他可能突然离世的情况下)顺利接班铺平道路。
2005年2月5日,纳辛贝·埃亚德马健康恶化,在从家乡皮亚村被紧急送往欧洲治疗的途中,距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以南250公里时在飞机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埃亚德马去世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向其家人表示慰问,“他的逝世使法国失去了一位朋友,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私人朋友。”
纳辛贝·埃亚德马儿女众多,其中只有三子福雷·纳辛贝从政,其他子女分别从事商务、公共管理、广告等工作。2005年2月6日,福雷在执政党和军方的拥戴下接掌国家权力,但遭到反对派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谴责这种行为是“一次军事政变”和违反宪法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呼吁尊重宪法,国际人权组织谴责这是“世袭独裁”。包括非盟、西共体在内的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福雷迫于西共体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辞去议长和代总统职务,由议会第一副议长邦福·阿巴斯接任代总统。2005年4月24日,福雷在总统大选中以60%得票率当选总统。
2005年3月13日,多哥为埃亚德马举行隆重的国葬,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加纳总统库福尔、尼日尔总统马马杜·坦贾、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等非洲政要参加了葬礼。他被安葬在家乡皮亚村。
纳辛贝·埃亚德马发动军事政变上台,背后有前宗主国法国的影子,这使他的政权得到了从夏尔·戴高乐到雅克·希拉克的历届法国总统的支持。埃亚德马是非洲亲西方派(与亲东方的“进步国家”对立)的头面人物,在西非次区域扮演了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代理人的角色。
纳辛贝·埃亚德马总统致力于发展多哥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72年9月19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他曾于1974年9月、1981年9月、1989年4月、1995年11月和2000年10月五次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