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罗明纳兹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南昌暴动的问题。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便不可动，可以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还有两位成员是李立三和恽代英。会上还确定在7月28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新的策略和任务。但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中央紧急会议未能如期举行。8月3日，罗明纳兹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

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罗明纳兹的督促下，也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诺伊曼出席了这次会议。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国内群众的英勇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错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未将国际的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让步，甚至失去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到了摧残；党要工人让步，结果工人运动大大失败。因此，他认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方针。罗明纳兹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中国的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罗明纳兹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认为它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现在已经反动了。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决地不仅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该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实际上，罗明纳兹的这番意见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又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他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他强调了土地国有的主张，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此外，在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虽然在报告中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出卖革命”的行径，但仍然根据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上始终是正确的，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开脱责任的态度，引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罗亦农、蔡和森等的不满。罗亦农曾当场批评了一些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且指出了共产国际派出代表不当的问题。但是罗明纳兹虽然口头上承认“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会有错误的”，但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八七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接着，会上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8月9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提名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候选人，经选举后组成了中央常委会。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罗明纳兹在这次会议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明纳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已经转变”，即“无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此之前——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在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反映。显然，在这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召开之际，罗明纳兹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所以根据罗明纳兹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认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在这些地方通过暴动建立苏维埃以前，我们坚决反对在小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就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起义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的起义，把苏维埃看作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因而制订了广州起义的计划，而后来广州起义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经过“八七”会议到9月1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完成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然而，罗明纳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远不止此。1927年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奥尔加·米特凯维奇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报告。但是，罗明纳兹的观点——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曾有过这样的描述：“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纳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决议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10月爆发桂唐战争，广州军阀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使罗明纳兹产生了错觉，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冲突矛盾非常激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暴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基于这样的错觉，他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说是处于低潮的现实，因而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制定了组织全国暴动的“总策略”和“总方针”；提出要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更可能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罗明纳兹起草的这个决议案还强调说“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罗明纳兹的影响下，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而且中国革命高涨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日益剧烈，显然有汇成总暴动的趋势，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直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罗明纳兹的错误主张，于1927年11月18日正式作出并下达了发动广州起义的决议。

此外，这个决议还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如：它规定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故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过“左”的政策，在湘南、广西左右江、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村暴动中，发展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及无差别屠杀的“烧杀政策”。

罗明纳兹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还提出了为之服务的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提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由此，曾错误地处罚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罗明纳兹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罗明纳兹指责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提出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因此给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还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罗明纳兹在参加了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便离开了中国，经由日本转海参崴回莫斯科。广州起义等事宜便由他的助手德国人海因茨·诺伊曼负责。罗明纳兹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在中国期间留下的影响却继续左右着中国革命的局势。在11月会议所作决议案的种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策略”来进行的。中共中央先后布置了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又布置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以及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错误地指导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导致了这次“左”倾错误的产生。

罗明纳兹回到莫斯科后参加了1927年12月2日至19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此刻正是广州起义发动之际。罗明纳兹只知道广州起义的发生，因此，他在作题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危险》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时，还认为广州起义一定能取得胜利。罗明纳兹说，中国革命在1927年遭受了三次惨重失败（指“四·一二”、“七·一五”和贺龙、叶挺的军队在广东的失败），其客观原因都在于特别剧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涨，在时间上不相持一致，而现在这种不相持一致的状况“不存在了”。“自发的农民运动正在日益扩大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浪潮和加强政治斗争来影响这个运动。中国的四个主要工业中心——上海、广州、湖北、华北，也到处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因此，罗湖纳兹竭力宣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他说广州事件就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共产国际的政策应当是举行暴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罗明纳兹在发言中又发挥了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革命”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亚细亚生活方式，不是纯粹封建主义的，这两者是不同的，有区别的。他说“要把中国农村存在的那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称作封建主义，只能是相对的，并需补充说明：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同欧洲的中世纪很少相似之处。独特的中国封建残余（这种封建主义最好像马克思那样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引起农村极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原因。”罗明纳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垮台了、瓦解了。他说：“资产阶级原来是一个未成熟的历史流产儿。只要他一转入反革命阵营，就会土崩瓦解，不再成为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了。它的某些派别便置于一些军阀的指挥之下。”罗明纳兹讲到这里，会场上有人喊“你说得太过分了！”罗明纳兹回答说：“这里没有任何过分之处。”罗明纳兹又讲了一段话后，斯大林也提出质问：“那么资产阶级剩下的是什么呢？”罗明纳兹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会场中出现的笑声中，罗明纳兹又改口说：“剩下的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接着，罗明纳兹又在发言中高声宣布：“现在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

在这次大会上，米夫反对罗明纳兹的主张，驳斥了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的第四部分，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中明确支持了米夫，批评了罗明纳兹。布哈林说：“宣称资产阶级分裂为互相倾轧的不同集团，决不是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力量已被完全消除了。说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个别的资产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说封建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是说不通的。”罗明纳兹虽然受到了布哈林的批评，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只要我自信我的观点正确，在没有就这些争论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决议以前，我就尽自己之所能，当然也不顾情面，在自由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就在《真理报》刊登了罗明纳兹的发言之后，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然而，罗明纳兹并未轻易放弃他的观点。他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汇集起来，写成了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文章，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召开之前寄给了联共（布）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米夫也写了《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后来刊登在1928年2月29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三、四期会刊上。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罗明纳兹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罗明纳兹受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与诺伊曼的全部主张也遭到了大会的否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等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者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的，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想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诺伊曼也同时受到了批评。

然而，罗明纳兹并未改变他的观点，也未正视自己的错误，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他与其他人的争辩情况。尽管罗明纳兹这样再三的争辩，共产国际“六大”还是根据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他对错误的态度，没有再选举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1929年4月，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罗明纳兹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由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于是，罗明纳兹在高加索地区从事工程学研究，后来又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去工作。1930年12月，联共（布）党指控他组织了反党集团，解除了他的党内外全部领导职务。1935年，罗明纳兹自杀身亡，死后被联共（布）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