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岷山中穿行，不时能够看到富有特色的羌族的碉楼和石砌房。羌族建筑正是以碉楼、石砌房、索桥等享有盛名。

羌语称碉楼为“邛笼”。碉楼的历史悠久，早在2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

碉楼是羌族人用来御敌、储存粮食柴草的建筑，一般多建于村寨住房旁。碉楼的高度在10至30米之间，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十三四层。碉楼的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墙基深1.35米，以石片砌成。石墙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由下而上向内稍倾斜。

碉楼的修建让人惊叹，匠人不绘图，吊线、柱架支撑，全凭高超的技艺与经验。碉楼建成后稳固牢靠，经久不坏。1 9 8 8年在北川县羌族乡水安村发现的一处明代古城堡遗址“永平堡”，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仍保存完好。

现在羌区的碉楼虽能见到，但比以前少了很多，不少地方也新修了一些碉楼，多为观赏用。在一些保存完好的原始山寨，还有正在使用的碉楼，一般作为羌族民居的一部分，存储粮食使用。

碉楼根据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功用，共分为家碉、寨碉、阻击碉、烽火碉四种。

家碉在羌峰寨最为普遍，多修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并与住房紧密相连，一旦战事爆发，即可发挥堡垒的作用。古时，羌峰寨还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谁家若生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同时要埋一块铁在建碉的地基下，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碉楼，还要把埋藏的那块铁拿出来锻打一番。直到孩子长到十八岁，碉楼才封顶。在为孩子举行成人礼仪式时，将那块锻打了十八年的铁制成锋利的钢刀送给他。在当时，如果谁家没有家碉，那儿子连媳妇都娶不到。可见羌族的建碉风气早已深入人心。

寨碉通常是一寨之主的指挥碉(也常祭拜祖先用)。阻击碉一般建在寨子的要隘处，起到“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烽火碉多在高处，是寨与寨之间传递信号用的，同时也能用于作战。

羌峰寨建设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有石、泥、木、麻等。他们将麦秸秆、青稞秆和麻秆用刀剁成寸长，按比例与黄泥搅拌成糊状，便可层层错缝粘砌选好的石料。它那金字塔式的造型结构决定了它稳如泰山般的坚固，加上精湛的工艺，坚固耐腐的材料，素有“百年碉不倒”之说。即使在冷兵器的年代里，用火炮轰也难以伤它筋骨。一般建一座军事碉楼至少耗时两到三年。

每座碉楼的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活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攻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碉门十分矮小，成人也须躬身出入，门板坚实厚重，亦有多道带机关的门闩(木制门锁)。碉内分有若干层，每层都有碉窗(用作近距离作战时投掷巨石打击敌人)和枪眼。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敌在明，我在暗，以守代攻，游刃有余。

土碉色如铜 凌空傲苍穹－－布瓦黄土碉群

布瓦黄土碉群位于汶川县威州镇克枯乡布瓦山上，是川西高原藏羌传统军事防御碉的主要形式，被誉为“中国最后的黄泥土碉群”。始建于明末清初，为阿坝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资料介绍，川西高原藏羌碉群，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石块砌筑而成的石碉，大多分布在阿坝州和甘孜州的农区县；另一种是用粘土夯筑而成的黄泥土碉，主要分布阿坝州的汶川县、甘孜州的乡城、新龙等县和凉山州的木里县，其中尤以乡城县的四角黄土碉最雄伟，通高达30米以上。历史上散布在两州的黄泥土碉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或被石碉所替代。不过，布瓦黄土碉群在经历种种劫难之后，仍然完整地幸存下来，这不得不叫人啧啧称奇。因碉群为黄泥粘土夯筑而成呈淡紫红色，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铜碉群。

布瓦黄土碉群高高耸立在布瓦山顶上。布瓦黄土碉群由5座黄泥土碉组成，分布在布瓦村羌寨中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的范围内。碉为四角形的黄泥土碉，碉体平面呈长方形，底边长4.5米，宽1.64米，墙厚0.74米，整体下大上小略带收分，内置木质楼架分层，各层四面墙正中开“T”字形小窗作了望或射击孔，顶有木质斗拱建筑以蔽风雨，底部开有一门，门高2.1米，宽1.64米。碉外貌无任何装饰，每面都笔直如削，5座黄泥土碉通高不一，从18米到20米不等。布瓦黄土碉群互为犄角，构成完整防御体系，战时主要用于防御侵袭与抢劫，一旦有事，附近各户老幼妇孺均可入内躲避；平时则多用土碉贮藏粮草。

布瓦黄土碉群立体地反映了尔玛羌族追求深沉而热烈，质朴而雄浑，极富力度感的审美倾向。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布瓦山的仙就是这冲天而耸立的黄泥土碉群，在它身上能展读出尔玛羌族不屈不挠、与山共舞的民族个性。

代表羌族文化精华的羌寨在此次地震中很多都垮塌了。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于今日的北川来说，羌笛今后还有没有人会吹，有多少人会吹，至今还是未知数。

“谁也没想到北川会遭此劫难。这次大地震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的805件馆藏文物全部被埋，无一幸免，大量研究羌族文化的知名专家也在地震中遇难。羌族文化这次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抢救措施，中国羌族文化有可能成为绝响。这种口口相传的文化可能从中国消失”，绵阳市文物局局长王锡鉴昨天面色凝重地说道。

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大量羌族文化遗址和文物在此次地震中受损严重，羌族文化传承难度非常大。

劫难：羌族文化遭遇毁灭性重创

前天在北京举行的四川地震灾区羌族文化抢救和保护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焦急指出，北川地震不仅使羌族人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还使其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川永平堡石砌古城墙多处垮塌，城门开裂、变形。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勒石村聚居遗址、克枯栈道、青坡门河坝遗址、石棺葬、无影塔等无不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外，北川羌族博物馆、羌族民俗博物馆等倒塌，大量文物和羌文化档案资料被埋或严重毁坏，对羌文化传承影响巨大。

对于羌族文化的受损程度，绵阳市文物局局长王锡鉴反复用的字眼是“毁灭性打击”，他表示：“比专家们估计的损毁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他解释说，北川自古是羌族聚居区，是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总人口16.9万，其中羌族人口近10万人，占总人口的近六成，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有着14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羌族文化遗产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这次大地震不仅使得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中的400多件羌族文物悉数被毁，而且大量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也在地震中遇难，由于羌族文化主要靠口口相传，熟知羌族技艺的传人遇难可能就意味着很多重要的文化因子从此“断了香火”，所以羌族文化更是面临着绝响的威胁。

专家：很多被毁文物是国家级“宝贝”

据绵阳市博物馆的统计，北川在此次大地震中被埋的有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21件，一般文物280余件；羌族民俗文物、实物400余件。其中，已有120多件文物经过认定级别后送往绵阳市博物馆馆藏，这才幸免于难。为保护羌族文化，绵阳市专门拨款10万元用于羌族文化遗产的收集，并倡导广大羌族群众踊跃捐献藏品，但谁也没想到，这次收集行动却导致了羌族文物的集体被毁。

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异常痛苦，这些文物是羌族人珍藏，流传了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家传“宝贝”，在高泽友的心中比他的命根子还要金贵。

对于这些被深埋于地下，可能永远无法重见天日的文物，高泽友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羌族的碉楼、羌寨，祭祀用的山神塔、羌族婚丧嫁娶中的服饰，以及羌族狩猎用的公弩等，至今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被毁的文物很多都是国家级的宝贝，只可惜刚刚收集起来，没来得及鉴定级别，如果定级的话可能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像那把古羌族人狩猎用的公弩，3米多长，是中国唯一的一把，这次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高泽友眼圈有些发红。

他表示，历史上，羌族从甘肃、青海等地迁移到石泉（今北川），至今四川安县以北基本上都是羌族人，北川约10万羌族人在地震中遇难了3万人左右，其他分布非常零散，羌族文化要重新繁衍广大，难度相当大。

困局：非物质文化传人大量遇难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语言、文化均靠年长者口授身传来传承。会羌语的长者、通晓羌族历史文化的“端公”等对羌文化的记述和传承至关重要，地震导致大量通晓羌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羌族人遇难，对羌族文化的传承影响巨大。

他表示，地震前北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余条，其中四川省级3条，分别为“口弦子、许家湾十二花灯、羌历年”，绵阳市级 30余条，有大禹传说、口弦子、羊皮端公舞等；县级20余条，此外还有还未申报的名录及正在申报的40余条。“北川文化馆5名正式工作人员这次地震中全部遇难，北川知名的羌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也在本次地震中遇难。而会吹羌族乐器羌笛的一名传人也在地震中遇难，现在羌族中会吹羌笛的仅剩几人，这门技艺能否传承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

记者目击：

羌族文化遗产遭毁令人痛心

昨天，记者多方周折来到已经严重受损的“永坪堡明代古军事城堡”外看到，上城、中城、下城墙体大面积出现裂缝，最深的口子达到10多厘米，由于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城墙墙体大面积垮塌，四周山体很多已经严重倒塌，大量泥沙就堆积在城墙边上，淹没了部分城墙。“伏羌堡明代古军事城址”的城址四面墙体部分垮塌，出现大面积裂纹，地基严重下沉倾斜，已经成为“危楼”。部分受损的墙体也孤零零地立在山石堆中。

高泽友告诉记者，该处遗址是历史上汉、羌融合的重要历史见证，明朝中叶，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在北川设立了军事要塞，并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羌族也逐渐汉化。

希望之光：

“抢救羌族文化”行动已经启动

北川上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场空前的“抢救羌族文化”行动。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温家宝在北川映秀镇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要求，要保护好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古老文化和文明。

高泽友告诉记者，他已经开始联系博物馆工作人员收集资料，并将到博物馆废墟中搜救残存的文物资料。同时，中国民族博物馆也将启动羌族民族文化抢救与保护项目。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也建议，重建安置要坚持“就近安置、集中安置”原则，根据区域环境灾害评价结论，选择周边羌族相对集中、适应羌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进行安置。他们还建议推进国家级“羌族文化保护区”的规划建设。

“我相信，只要有人在，通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羌族文化传承还是有希望的”，临别时，高泽友－－这个在此次地震中失去了妻子的中年汉子坚毅地告诉记者。

现在羌族碉楼虽能见到，但比以前少了很多，不少地方也新修了一些碉楼，多为观赏用。在一些保存完好的原始山寨，还有正在使用的碉楼，一般作为羌族民居的一部分，存储粮食使用。关于羌族碉楼的产生，目前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汉羌两族在岷江河交汇，文化抵触发生战争，碉楼是战争的产物;其二认为，碉楼是羌人用来祭祀的建筑;另一种观点则说，羌人汉代还没有来到岷江河谷以前，那里的土著已有建碉楼的历史。

然而，无论羌族碉楼的产生是什么观点，在今羌族聚居区内遗存的大量碉楼中，作为一种极特殊的空间形态，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本土建筑中，都正以不可替代的历史、科技、艺术价值昭示人类，展示着独特的空间创造和极不寻常的民族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