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

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在巴县中学（今重庆实验中学）读书时，正逢辛亥革命，受其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

1919年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投身五四运动。

1923年在该校农业经济系毕业后回渝，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1926年转入军界，任刘文辉为军长的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1928年任成都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期间，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禁鸦片、轻赋税，政绩斐然。1932年任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

1933年重返重庆，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1937年10月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与此同时，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成渝铁路第一总段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声威大振。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钢铁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此之前，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华康钱庄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只得重新起用胡子昂任公司总经理，但他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

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于是中兴公司彻底倒闭。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于是，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其间，他担任了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1949年初，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赴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总会西南办事处主任，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1978年2月至1991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胡子昂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和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1930年在南昌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江西省农场场长。1932年，适逢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共创华西事业。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他毅然地辞去军队的官职，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此外，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 声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 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一批华西系列工厂。

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

1938年开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国兴业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1945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中国兴业公司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异常苦闷、访惶。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并不能走通。

早在1938年，胡子昂便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以后又多次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黄炎培、胡厥文等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担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被攻占后的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1951年将经营的企业股票和房产等全部无偿交给国家。1956年后，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二、 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

在此期间，他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企业的全部股票和房产无偿交给了国家。

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引导工商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胡子昂又积极推动工商界人士学习、贯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徐徐春风。在欢愉、振奋之余，胡子昂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此时，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带着这个问题，胡子昂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和工商联机关全体同志，努力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署，望着胡子昂由于奔波劳碌而蹒跚的脚步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还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9年1月，邓小平邀请胡子昂和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 见，在这次会见中胡子昂对工商界中在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人才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叮嘱大家，“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

1979年，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 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全国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努力方向， 表达了民建会员与工商联广大成员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强烈愿望。报告受到民建会员和工商界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工商联成员的共 同行动纲领，为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此外，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为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治，加强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为推动全国工商联集体领导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胡子昂同志因病于1991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胡子昂同志是四川重庆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前，先后担任重庆市教育局长，南昌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经理、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长，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重庆中华职教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曾任“国大代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解放后，胡子昂同志曾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副市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他是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胡子昂同志病重期间，丁关根、王任重、孙起孟、王光英等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曾到医院看望；邓颖超曾派人到医院问候。胡子昂同志逝世后，到家中吊唁和问候的有：宋平、丁关根、宋任穷、刘澜涛、荣毅仁、谷牧、周培源、王光英、赵朴初、马文瑞、钱伟长、程思远、钱正英、任建新等领导同志及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洪学智代表李先念、王任重到家中问候和吊唁。乔石、邓颖超、薄一波、习仲勋、刘靖基发来函电，表示悼念并慰问家属。

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巴县县委、县政府发来唁电，对胡子昂同志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曾派人到家中问候。

霍英东先生及海外工商社团也发来唁电，表示深切悼念和慰问。

胡子昂同志生前多次表示，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