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岁月。投笔从戎，立志救国的思想吸引着当时广大的青年学生。1944年夏天，16岁的胥彬和堂兄一起征得学校的支持，偷偷地逃离了家庭，徒步跋涉10多天，到了安徽天长县，找到了新四军军部，不久被介绍到军医学校学习。1945年，军医学校正式组建成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与山东的其他高校合并成为山东医学院。194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华东地区恶性疟疾大流行，山东省的灾情特别严重，胥彬参加了当时的防疫大队，带领一个小队到穷乡僻壤去抢救病人。当时药品供应奇缺，阿的平是唯一救命的抗疟药，高烧病人，药到病除，可是恶性脑型及耐药疟疾死亡率极高。他耳闻目睹种种惨状，心情难以平静。防疫任务结束后，他虽立功受奖，但也内疚。他深感疫区需要医生，更需要特效药。为人民研究和寻找好药的强烈愿望开始在他心中孕育滋长，这也构成了他从事几十年药理生涯、立志研究新药的早期动机。

1949年，胥彬以优良成绩在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毕业，留任医院内科医师，后调任药理学助教。在周延冲教授的指导下，他勤奋学习和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表现突出，学院曾授予 他二等模范的称号。1950年，胥彬被推荐到上海医学院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领导下的药理研究室进修。在张昌绍和有关老师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钾钙离子对洋地黄收缩期停止作用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当时，临床上应用的强心药洋地黄，缺乏中毒解救方法，胥彬发现低钙及高钾溶液能对抗洋地黄引起的心脏中毒，不但有实用价值，理论上也有意义。他还和杨藻宸合作完成了《白果、大蒜和其他几种食用植物在玻器内的抗结核杆菌作用》的研究。那时结核病猖厥，化学治疗处于兴旺时期，特效药链霉素刚在新中国的市场上出现，如何从植物中寻找毒副反应更小而价格低的药物是人们颇为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外的学术趋势影响下，他开始对化学治疗这门新学科发生浓厚兴趣。并对以后从事肿瘤化学治疗产生了影响。

1951年夏，当他刚从上海回到济南山东医学院，得知中央卫生部在燕京大学进行留苏考试，胥彬通过测验和选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留学唯一的药理学专业学生。他被派遣到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药理系学习神经药理。列宁格勒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创造条件反射学说的故乡，神经生理和药理研究基础深厚，神经论学说异常活跃。胥彬的导师是在苏联享有盛名的神经药理学家查库硕夫，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第一任全苏药理研究所所长。查库硕夫教授擅长镇痛研究，当时他对新合成的化合物普罗梅多尔(promedokum)兴趣很浓，于是阐明此物质的药理作用便成了胥彬的主攻课题。经过3年多系统的药理研究，他证明此化合物有良好的镇痛效能，产生耐药性的危险性小，与已知镇痛药相比有它独到的优点，从而为此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药理基础。有关此药对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影响以及镇痛作用和耐药性等3篇论文在苏联药理学和毒理学学报上相继发表；胥彬被推荐出席1954年全苏第8届生理科学大会并作报告。此事在研究生中是一种殊荣，使胥彬在神经药理学界崭露头角。1955年，他获科学副博士学位，嗣后又到莫斯科全苏药理研究所短期从事抗生素药理和化学治疗研究。

1955年8月回国后，胥彬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神经药理和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在神经药理的领域中，胥彬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他曾经发表了50多篇论文，培养了10多名神经药理研究骨干。他和金国章、邹冈在国庆十周年的总结文章中较系统地回顾了这方面的成绩及自己实验室的工作。他除了从延胡索、石蒜等中药中发现了有用的药物外，还解决了治疗精神病常用药物阿米那嗪(即氯丙嗪)在中国投产中的药理问题，并用运动防御条件反射的试验方法研究了此药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尽管后一项工作未向上级申请奖励，但在实际应用中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影响深远，使广大病员受益。他在肿瘤药理研究方面发表了70多篇论文。近年来，他又和他人合作主编了《药理学总论》和《肿瘤药理学及化学治疗学》，总结了他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在药物所，他担任了多年的药理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还培养了3 名博士生和8名硕士生。胥彬精力充沛，在学术界非常活跃，担任过多种兼职。他曾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上海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生化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他现在担任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肿瘤药理和化疗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药理与毒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他还是中国肿瘤学会、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报》副主编，并是《中国肿瘤临床》等10种期刊的编委。1985年，他被列入世界医学名人录，1989年，被列入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有成就的人》一书。

系统深入地研究延胡索乙素 ，1955年8月，胥彬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他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创建神经药理实验室，他选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延胡索的药理作用。时在30年代赵承嘏教授已从中药延胡索中提出10多种生物碱纯品，其中有几种已由黄鸣龙确定了化学结构，但未发现这些生物碱的实际用途。赵承嘏把样品送到国外去试验，提供的报告强调他们与欧产延胡索(Bu kbocapnine)相似，能产生强直性昏厥(僵住状)，以致该类生物碱长期无人问津。胥彬在留苏期间，就感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十分必要，发掘中医药宝贵遗产大有潜力，并曾于1954年向中国介绍“中药人参在苏联的研究情况”，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在从事合成镇痛药普罗梅多尔药理研究时，他就萌生探索常用中药延胡索的意愿。因此学成回国后，他便全力投入了延胡索的研究。尽管刚建的实验室条件简陋，只有一小间房子和两名技术人员7但是第一年他就发现赵承嘏提取的延胡索乙素(又称四氢巴马汀或颅通定)有较好的镇痛效能。所应用的光热烫鼻法是从国外引进的，是国际公认的测量镇痛的客观方法。后来金国章、唐希灿等都参加到此项研究中来。经过六七年系统的药理研究工作，他又发现延胡索乙素无麻醉作用，但却有明显的镇静效能。此药经临床使用，其镇痛、镇静和催眠效果明显而温和，无成瘾性等不良反应，适应症广，颇受患者欢迎，获得推广应用，并向东南亚等地区出口。

1960年，国际药理学大师海门斯教授访华，邀请胥彬给国际学术刊物撰稿介绍延胡索乙素的研究成果。胥彬的两篇论文发表在国际药理学报和神经药理学杂志上，颇受重视。胥彬对延胡索的研究，曾系统地发表了10多篇论文，为中国外许多学者引用。在1962年全国药理学学术会议上，药理学的前辈对他的延胡索乙素研究工作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是“继麻黄素后几十年来很突出的一项工作”，是“中药化学成分系统研究少有的范例”。1963年8月，他在第二届国际药理学大会上报告了延胡索乙素镇痛药理的研究成果，受到好评。1964年，国家科委授予延胡索乙索研究全国新产品二等奖。该药已收载入中国药典。

胥彬的另一个有贡献的领域是肿瘤药理和化学治疗。他是中国此项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之一。50年代后半期，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研究抗癌药物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抗生素学术会议，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和许多中国著名学者与会，并在会上议论了抗癌抗生素的问题，要求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带头研究。胥彬酷爱新药的探索，便欣然受命。

50年代抗癌抗生素研究的喜讯，大大鼓舞了科研工作者的士气，也对中国抗癌药物研究起了推动作用。短短的几年里，上海药物所从寻找抗癌抗生素发展到合成抗癌药，以及从中草药和植物中提取抗癌活性成分。自1958年起，抗肿瘤药物研究一直成为上海药物所的重点研究项目，胥彬是主要主持人之一。在他带领下，肿瘤药理组曾筛选过4000多种活性成分，发现了30多种有效的物质，通过药理和毒性研究有10多种进入临床试验，其中更生霉素、长春新碱、甲氧芳芥、溶癌吟、抗癌锑、消瘤芥、喜树碱、羟基喜树碱、三尖杉酯碱、高三尖杉酯碱等在各方面合作下投入了生产和推广应用。这些药对恶性肿瘤、白血病人提供了新的治疗武器，有几种已收载入中国药典，有的还向国外出口。抗癌药物研究获得6项嘉奖：羟基喜树碱、长春新碱、消瘤芥获1977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硫鸟嘌吟、嘧啶苯芥、三尖杉酯碱和高三尖杉酯碱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在抗癌药筛选模型瘤细胞株的培养，裸鼠肿瘤的建立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还承担不少协作项目，如蒿甲醚等，并做出了贡献。

1 杨藻宸，胥彬.白果、大蒜和其他几种食用植物在玻器内的抗结核杆菌作用.医学汇报，1951，1(6)：1—6.

2 周廷冲，吴葆杰，胥彬等.药理学(医士学习丛书).华东医务生活出版社，1951。

3 胥彬.钾钙离子对于洋地黄收缩期停止作用的影响.生理学报，1953，19(1)：1—5。

4 胥彬，吴德政，刘明章等.抗生素23—21和1779对小鼠艾氏腹水瘤的作用.实验生物学报，1957，5(4)：525—534。

5Hsu Bin，Lin M C，Lu KH，et ak.Actin0mycin K——an antibioticagainst tumoL Chinese Medicak Journak，1959，78(5)：413—418。

6胥彬，金国章，邹冈.神经药理研究的主要成绩.见：庆祝建国十周年医学科学成就论文集(1949—1959)，上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65—170。

7胥彬，吴德政.寻找抗肿瘤药的方法问题.科学通报，1959，(10)：315—319。

8 胥彬，金国章.新型中枢神经抑制剂延胡索乙素及其有关物质.见：药理学进展.上海：上海市科技出版社，1962：185—233。

9 张昌绍，丁光生，胥彬主编.药理学进展.上海：上海市科技出版社，1962。

10唐希灿，金国章，胥彬，石蒜科生物碱的药理研究I.力可拉敏与加兰他敏的神经药理作用，药学学报，1963，10(8)：466—473。

胥彬在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工作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常激励自己的座右铭是：要努力开拓，深入钻研，坚持不懈地向科学高峰攀登。

尽管他已进入花甲之年，但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由于他重视吸取国际上的最新成就，近年来运用分子生物学和分子、细胞药理学的新知识，除继续探求新的抗癌药物以外，还着重从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阐明抗癌药对生物大分子包括癌基因的作用和影响。从《中国药理学报》、《中国科学》等刊物上发表的数篇论文中，就可看出他新近的研究动向。1989年，他应邀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生物工程学术会议，在大会上报告了生物工程方法研究抗癌药的结果及研究抗癌药对DNA的作用。该论文发表在德国《Acta Biotechnokogica》上。他还在巴西举行的首届巴中天然产物学术会议上较系统地介绍了抗癌植物药研究的新成就。

2023年1月20日，胥彬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