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宁陵县。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冗官，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参见词条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不和，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罢相，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参见词条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参见词条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让文彦博、滕宗谅、张亢分掌秦州、庆州、渭州。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参见词条庆历和议）为止，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他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同意，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仁宗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兄范仲温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调范仲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四万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二百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主词条：庆历兴学、北宋三次兴学、义学、苏州文庙府学、嘉岭书院、稽山书院、花洲书院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如《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范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姜遵：“朱学究（范仲淹）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叶清臣：“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

欧阳修：

韩琦：“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其后恤灾南方，扞寇西垂，贰机政，陪宰席，宏谋大策，出入仁义，朝思夕虑，条疏深切，志欲膏泽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万世不拔。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

蔡襄：“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司马光：“仲淹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身先士之。夜深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洞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钱公辅：

王安石：“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士争留公，蹈祸不栗。有危其辞，谒与俱出。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外更三州，施有余泽。如酾河江，以灌寻尺。宿赃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终老无邪。讲艺弦歌，慕来千里。沟川障泽，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铸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声之所加，掳不敢濒。以其馀威，走敌完邻。昔也始至，疮痍满道。药之养之，内外完好。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枢密。稽首辞让，至于六七。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彼阏不遂，归侍帝侧。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谓宜耈老，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自公之贵，厩库逾空。和其色辞，傲讦以容。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绨恶粟。闵死怜穷，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锲乎厚？其传其详，以法永久。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

苏轼：

苏辙：“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

朱长文：“范文正公置义田、义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仲淹次子、三子）继承其志，近益增广。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

黄庭坚：“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

蔡槃：“半龛遗像饰貂蝉，往事犹思庆历前。未说两朝亲捧日，且言一柱独擎天。山林付与书生管，香火当同信史传。独恨军中无此老，如今西贼又侵边。”

王十朋：“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义。”

刘珙：“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

朱熹：

楼钥：“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孙应时：“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非文正公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刘宰：“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

吕中：“先儒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有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此诸葛武侯不计成败利钝之诚心也。观其论上寿之仪，虽晏殊有所不能晓；宽仲约之诛，虽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规模，虽张方平、余靖之诸贤有所不能识。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岂天未欲平治天下欤？”

罗大经：“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

罗璧：“陈平为宰相，不问钱、谷、讼狱，丙吉为宰相，不问横道死人，但以镇国家、理阴阳、亲诸侯、附百姓为事，汲黯为九卿，拾遗补过，范文正公所至为政，敦礼教、厚风俗，皆识其大者也。”

元好问：“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徐琰：“致君之志，动物之诚，放诸四海而准，百世而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是岂区区富贵利达，以炫耀于须臾者，可同日而语哉？”

王恽：“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泽民，尽夫在我。……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受知裕陵，千载一遇。”

吴澄：“韩司徒张文成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业不尽同，而其为百代殊绝之人物则一。……文正佐汉于盛际，而器局公平广大，设施精审详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时虽异，易地则皆然。故朱子称其磊磊落落，无纤芥之可疑也。”

张起岩：“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脱脱等：“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王袆：“圣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载之文章，用虽不同，而实则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东都，其间慨然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

方孝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况钟：“仰止范文正，宋朝第一人。”

马中锡：“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宜其见诸事为者，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毕瑜：“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侃侃封章，天子动容，凛凛甲兵，西贼胆落。呜呼！休哉，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

郑纪：“汉有天下四百余年，唐则几于三百，宋则三百有奇，虽创业中兴，各有贤主，然申公之劝力行，狄梁公之复唐祚，韩范富欧诸公之定储靖国，纵非周召之偶而社稷之功。”

王鏊：“昔在有宋，吾苏入参大政者，有两范公（范仲淹、范成大）。文正公当仁宗朝，开天章阁求治，更张庶治，将大有为焉。未一年，以小人不悦罢。文穆当孝宗朝，在政府两月，未及有焉，以言者罢。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呜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观其使金受书之仪，举朝皆悚，有苏子卿（苏武）啮雪之操；缴还阁门张说词头，有阳城裂麻之忠；奏罢明洲海物之献，盖与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奖用名节，间与陆务观诸人赓唱，流风余韵，渐被岷峨；而吴中民风士俗，人情物态，尽悉备见其时。”

张志淳：“张留侯、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业不同，而同为百代殊绝之人物，遭时虽有异，易地则皆然。”

孙承恩：“德行纯备，贞金粹玉。风节峻厉，霜松雪竹。先忧后乐，思济斯民。一代贤相，前后绝伦。”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茅坤：“范公为一代殊绝人物。”

樊升之：“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王世贞：“问宋臣，曰：李文靖之远、王沂公之公、韩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马文正公之笃，庶几尔。”

冯梦祯：

黄宗羲：“上下千古，如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宋之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矻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世界以之为轻重有无，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

顾炎武：“先朝亦复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巳见干戈缠海内，尚留冠佩托江东。含霜晚穗遗田里，噪日寒禽古庙中。吾欲与公筹大事，到今忧乐恐无穷。”

王夫之：“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李光地：“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奖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余’也。”

余正健：宋儒范仲淹学术精醇，行谊卓绝，如延胡瑗入郡学以闻圣经，勉张载读《中庸》以明道学。会变通于《大易》，著褒贬于《春秋》。俾所在州县各立学校，以祀先圣、先师。朱子称宋朝道学皆因范仲淹作兴，实有功于圣道。

爱新觉罗·玄烨：“济时良相。”

李果：“石笋排空山骨清，范公祠庙俨峥嵘。独从天下关忧乐，尚想胸中富甲兵。”

蔡世远：“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诸葛武侯、陆宣公、范文正、司马文正也。”

全祖望：“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爱新觉罗·弘历：“学醇业广。”

仲鹤庆：“茫茫潮汐中，矶矶沙堤起，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袁枚：“黄阁风裁第一清，宋朝名相半书生。 西边经略成何事，尚劝横渠莫论兵。”

纪昀：“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陆以湉：“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陈去病：“独范文正以矫厉特异之才……盖惟心无所偏私，用能绝人之贪，而宇宙亦以清宁。”

张寿镛：“道学气节则文正范公为之魁。”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东藩：“若夫韩琦、范仲淹二人，亦不过一文治才耳。主战主守，彼此异议，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虽咎由任福之违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辞责。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微杜衍，仲淹几不免杀身。史虽称韩、范善防，然卒无以制元昊，使之帖然归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

毛泽东：

江泽民：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范仲淹还未显达时，曾经去神祠求签祈祷，他说：“将来我能当丞相吗？”结果“不许”。他又求签祈祷，说：“如若不能拜相，那我愿意当个良医。”结果“亦不许”。范仲淹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为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范仲淹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范仲淹任用文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有气节才智的人，决不会拘泥于琐细的小事，如孙沔、滕甫等人都一向受到他的尊重。他所选用的幕宾僚佐，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有人觉得奇怪，范仲淹解释道：“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至于那些不幸受过处罚的可用之才，如不趁机起用他们，就要变成废人了。”范仲淹麾下因而济济多士。他镇西北时，张载赴陕谒见，有投笔从戎之志，范仲淹勉以治《中庸》，张载励志苦学，后成为一代名儒。

范仲淹被称为“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歌妓中有一位名叫“小鬟”的年轻歌妓，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了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命极为严格。他亲自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销”了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同僚富弼见他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了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得痛哭了！”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笔勾销）”于是全部将其罢免。

皇祐二年（1050年），吴州、两浙路爆发大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方面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募工兴建。他又募工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此时，粮食价格上涨，一斗粮食要一百二十钱。范仲淹就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升到了一斗粮食一百八十钱，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做法。范仲淹依然命令部下沿江多张贴榜文，详细描述了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所上涨的数目。商人们听说后，争先恐后地往杭州运粮。粮食聚到一起后，范仲淹就把价格降到原来的价格。如果价格低廉，那么商船就不会再来，就会更加的困难。紧接着米价降到一斗一百钱，商人们汇集到了一起，百姓得以度过饥荒。

朝中台谏官员弹劾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在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范仲淹上奏解释：“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同时，据杭州《西湖志》记载：西湖当年有“范公堤”，灵隐寺曾珍藏范仲淹的卧榻，以纪念这位贤臣修缮寺庙之功德。

皇祐二年（1050年）秋，范仲淹在杭州会见了前来拜访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在鄞县为知县，到临川省亲后返回鄞县途中，专门绕道杭州，去拜见范仲淹。这是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一说二人在此之前就已认识，不止一次见面）。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有《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谢范资政启》三文有相关记载。

据《宋史》载，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宋史》记载范仲淹的老师是戚同文。20世纪40年代，邓广铭撰《论范仲淹的师承》一文，指出戚同文去世时，范仲淹尚未出生，故后者不可能师从前者，《宋史》之说根本不足取信，进而发现关于范氏师出戚氏的最早记载乃元人牟巘《范文正公义学记》，并认定其当为《宋史》相关记载的史源。苗润博则主张牟巘创作《范文正公义学记》时，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发现了戚同文以“行义”自任的记载，与范仲淹之意旨若合符契，而戚同文曾在应天府教学，范仲淹恰恰也曾负笈南都，乍看来似乎一脉相承。于是，牟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戚同文早在范仲淹出生之前即已辞世这一巨大漏洞，编造出一段子虚乌有的师生关系。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河南省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祐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范仲淹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的儒学贡献，所以直至身后六百余年才得以正式入祀孔庙，并且他的从祀非一次成功，而是先后在明清两代有过五次提议，最后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同意江南提督学政余正健之请，以“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位列东庑唐儒韩愈之后，称“先儒范子”。在地方上，郑三俊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撰写《范文正公从祀议》，并首开先河，下令归德孔庙从祀范仲淹。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范仲淹又从祀于历代帝王庙。

中国各地有数处范仲淹纪念馆，今展示如下：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范公亭位于山东青州范公亭公园中。亭为六角形，顶开一圆孔，与井泉上下相对，其亭之柱上木下石，别具风格。迎面的柱子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井养无穷兆民允赖，泉源不竭奕世流芳。”亭东有三贤祠，为后人祀三位青州知州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之所，范祠居中，建于范公离开青州后，富公祠与欧阳公祠故址均在城西瀑水涧之侧。明末皆移建于范公祠左右，称“三贤祠”。

1991年7月1日，苏州市范仲淹研究会成立。

2024年3月，南通市范仲淹研究会成立。

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第一回（金圣叹本为“楔子”部分）中，讲述宋仁宗嘉祐三年，京师出现瘟疫，范仲淹提议派人去龙虎山请张天师禳除瘟疫。于是太尉洪信被派去龙虎山。后来洪信在龙虎山打开了伏魔之殿的封印，放出了天罡地煞，引出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故事。

根据史料，范仲淹并未活到嘉祐三年。《水浒传》中涉及历史人物却又与历史稍有偏差处不少，这是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