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敌人经过对董天知的多次审问之后，还是一无所得，他们便对董天知采取了更为残忍的逼供手段，动用了压杠子、烙铁烫、灌辣椒水等重刑，致使董天知尚未发育成熟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重病数年。

狱中的非人待遇激起了“政治犯”们强烈不满，于是，在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全体“政治犯”们起来与狱方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当局对“政治犯”进行肉体摧残、生活虐待、精神折磨。由于大家团结一致，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

1933年，敌人为了逼迫“政治犯”们“自首”，先后三次对他们进行“审查”。但每次“审查”都遭到董天知等有力的驳斥，使敌人无可奈何。在敌人的三次“审查”之后，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对敌人的“审查”提出强烈抗议，并展开绝食斗争。因董天知重病在身，党支部决定他不参加绝食，但董天知坚决要求参加，并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在革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就要冲锋陷阵，不惜一切，现在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岂能袖手旁观?就是死我也要参加这次的绝食斗争”。董天知的话使狱中的同志们深受感动。在他的影响下，全体“政治犯”都参加了绝食斗争。这次绝食斗争向敌人提出了六条要求：(一)“政治犯”一律下镣；(二)改善生活，每天一米一面，每餐一菜一汤；(三)打开监户门，“犯人”可在监房走动；(四)延长“放风”时间，每日三次，每次一小时；(五)订四份报纸，可以在外面买书刊学习；(六)每一个牢房生一个火炉取暖。1934年12月29日，刘澜涛代表全体绝食斗争的同志们庄严宣布绝食开始。

敌人为了破坏绝食斗争，故意把饭菜送到牢房门口来，引诱绝食的同志们，但同志们连看也不看一眼。几天过去了，董天知的病情更严重了，冒着虚汗，脉搏微弱，呼吸急促，生命已奄奄一息。敌人趁机抬来担架威胁道：“现在是倒一个送一个。”但绝食的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为了胜利，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拆磨。到了第七天，敌人终于提出派代表进行谈判，绝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代表全体绝食同志与敌人谈判。经过激烈的斗争，迫使敌人同意了六条要求，终于取得了绝食的彻底胜利。董天知经过狱中难友们的精心护理，他的病情慢慢好转。

经过反“审查”和绝食斗争，同志们的斗志更加旺盛，狱中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作为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还要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于是，在狱中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杨献珍负责。学委会制定了学习计划、学习纪律和学习内容，并办了《红十月》等刊物，互相交流学习经验和体会，《红十月》常有董天知的文章刊载。

1936年，日军侵占华北。为使狱中的同志不落入日寇之手，中共中央北方局准备营救狱中的同志们。北方局通过北平地下党员孔祥祯和狱中同志取得联系，向狱中的同志转去中央准备营救的意见。当狱中党支部收到第一封信时，担心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几个月，见狱中没有动静，北方局又给狱中党支部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不见你们动静。现在作如下指示：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第三，你们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的斗争已有五年多了，坚决拒绝了敌人的出狱条件，你们做得很对。第四，对这次党组织营救出狱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狱中党支部判定这确实是中央的指示，就于1936年9月14日集体出狱，结束了五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董天知出狱后，同薄一波、韩均、周中英、杨献珍四位同志一起被党中央分配到山西太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他们到了太原后，继续发展党与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等合法群众团体和武装组织的名义进行工作。“牺盟会”名义上阎锡山是会长，但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牺盟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会长还是阎锡山，由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全面工作，董天知任“牺盟会”中心区负责人。改组后的“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在中共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董天知和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太原附近的工矿区、部队、学校建立和扩大“牺盟会”组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为了慰劳前线的抗日部队，山西“牺盟会”组织了前方慰问团，董天知任团长。董天知率慰问团从太原长途拨涉来到抗日前线宝山，对二十九路军的全体官兵进行慰问。前线的官兵激动地说：“感谢慰问团的同志们，你们不辞劳苦和不怕危险来到抗日前线对我们进行慰问，还带来那么多的慰问品，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我们在前方一定要打好仗，不辜负后方对我们的支援。”

1937年9月，日寇侵占雁门关、平型关后，大举沿同蒲线向太原进犯，阎锡山在太原失陷后溃不成军。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继抗敌决死一总队、二总队之后，成立了由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团改编而成的山西青年抗敌第三总队。三总队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其中少数是共产党员，队长由原教导十团团长李冠军担任，戎子和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山西省委派杨献珍到总队工作。经杨献珍和戎子和提议，报请山西省委批准，由董天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加强了总队的政治工作力量，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

后来总队长李冠军叛变时，由于董天知和戎子和采取紧急措施，终于使叛变者自毙，部队安然无恙。到了1937年底，抗敌三总队又发展为七、八两个总队，又将驻运城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改编为第九总队。后来三个总队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董天知为三纵队政治部主任。

在三纵队党委领导下，董天知不断率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古罗、沁水、秦岗三次硬仗后，日军已尝到决死第三纵队的厉害。因此，对第三纵队的将领怀恨在心。到处扬言“谁能抓住董天知，赏大洋两万元”。董天知却漠然处之，毫不畏惧。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解放，死也值得。”

1938年2月，晋西重镇临汾失守，阎锡山被吓破了胆，仓皇出逃。只有决死第三纵队坚守抗战阵地。在决死第三纵队行至洪洞、古罗一带时，与敌遭遇。经一天一夜的激战，因敌众我寡，第三纵队退至浮山县境。到浮山时，遇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周桓。周桓告诉戎子和、董天知，朱德总司令已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司令，将决死第三纵队归属朱总司令指挥，并指示：“不要正面顶住打、硬打，要从两旁侧击。阻止敌人前进”。董天知感到万分高兴。遵照党中央和朱总司令的指示，改变了战术，只打山地战和分散的游击战，不打大的、集中的阵地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决死第三纵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已有六个团的兵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队伍。1938年2月底，日军侵占临汾后，阎锡山逃到陕西宜川秋林镇，他为准备投降日本在此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秋林会议”。薄一波、戎子和代表决死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与阎锡山投降日本的丑恶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阎锡山为了控制决死纵队，把军政干部抽到秋林受训，以达到投降的目的。

在形势逆转的严重情况下，为了坚定军心，董天知除了到纵队直属机关大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决死纵队阻击日寇进攻和反扫荡的大好形势外，还深入学校、连队进行演讲。当他讲到大好的形势时，英俊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说到阎锡山阴谋策划妥协投降，反共反人民的“秋林会议”时，他的浓眉紧缩，大大的眼睛放射出气愤的怒光。他在演讲的最后提醒大家：“我们既要坚持抗日救国的原则，又要搞好统一战线。但还要注意蒋、阎中的顽固派搞投降、搞分裂、搞磨擦的罪恶手段，我们对顽固派的收买拉拢、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反对、二不怕、三揭露。阎最近派来大批晋绥军军官，他们施展金钱、名誉、地位进行利诱，大家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他的演讲不断引起阵阵的掌声和口号声。

1939年12月，阎锡山蓄谋已久的“十二月事变”终于爆发了。第七总队、第八总队先后叛变，他们大肆暗杀共产党人和军政领导干部。第一九七旅、独八旅和陈长捷军队包围了第三纵队。在这危急时该，董天知率领决死第三纵队冲出重围，在转移到高平陈梁八路军三四四旅旅部驻地时，正值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此视察工作。彭德怀听了汇报后，赞扬了董天知等在反逆流斗争中表现出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十二月事变”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将游击十团改称决死第三纵第九团，保安第九团和第十一团编为决死三纵第七团，原第三十二团改为第八团，成立了新的决死第三纵队，戎子和任司令员，李汉光任副司令，董天知任政治委员，车敏樵任政治部主任，高体乾任参谋长，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序列。

1940年秋，为了打击敌人的分割、封锁根据地的阴谋，歼灭和牵制敌人大量兵力，遏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逆流，坚定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从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发动了驰名中外的百团大战。8月10日，决死第三纵队接到参加百团大战的命令。具体任务是拔掉潞城、黄碾、微子镇三个据点，对潞城、长治实行大规模的破击。接受任务后，董天知和戎子和等领导同志立即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第七团攻打微子镇第八团、第九团先打潞城。部署完毕后，董天知就率部队出发，经过一夜的行军，到达路城县北王郭庄。刚驻下，参谋和保卫科长对参谋长高体乾说：“离前线太近，太危险”。但董天知却抢先说：“不要紧，离前线近，便于指挥。”

王郭庄离潞城县城30里，距微子镇40里。它四面环山，地形复杂，是潞城县抗日根据地的大门，这里进可袭击潞城、黄碾、微子镇据点三敌，退可凭借有利地形固守，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部队到王郭庄后，就被日军密探发现。晚11点，敌人便纠集黄碾、微子镇、潞城三处的兵力分三路将王郭庄包围，并占领了王郭庄各个山头的有利地形。

20日凌晨，王郭庄村西石坪岭打起了照明弹，这是警戒部队报告发现敌情的信号，董天知明白敌人已将第三纵队包围。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董天知立即决定带一个警卫排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这时南山、东山、北山枪声四起。董天知带领28名警卫战士向村西石坪岭的岩脑洼夺取有利地形，并把敌人的全部火力吸引过来。董天知在敌人强烈炮火之下，镇静自若，沉着指挥，28名警卫战士英勇顽强、奋力拼搏，在四个小时的战斗中打退敌人七倍于我的一次次冲锋，打死敌人90余名，顺利地完成了掩护大部队突围的任务。可是在董天知最后突围时，他的左臂中弹，但仍坚持的指挥。不料，在与敌人拼杀的时候，董天知头和胸部又连中三弹，他倒在了血泊中。董天知壮烈殉国，年仅29岁。

“英气横贯比干岭，壮志常怀鸭绿江”这是原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董天知牺牲后为其书写的挽联。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董天知烈士的忠骨由山西平顺移葬到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了驰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决死第三纵队的具体任务就是破坏白晋线南段交通，拔掉潞城、黄碾、微子镇3个日军据点。

8月20日凌晨，董天知带领部队到达潞城县城北王郭庄，被汉奸出卖，敌人纠集日伪军200多人包围王郭庄。为掩护大部队转移，董天知亲率警卫排阻击敌人，身重7弹，和28名警卫战士全部英勇牺牲。

董天知牺牲后，灵柩暂安放于一个山洞里，不久移灵于太行山平顺县侯壁村北，再次进行了安葬。

陈万卿曾专程去董天知牺牲和安葬的地方考察，他说，董天知的纪念碑是当地老百姓自发凿建的一个6米多高的石碑。

一位参加过董天知葬礼的老人回忆说，当时老百姓自发捐了100多担小米，才修好的，一天几十个人只能挪动四五米。

在当地，广泛流传着纪念董天知的“山西民谣”：同志们要记清，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的炮火中，在太行失去一盏明路灯，董政治委员为求解放而牺牲，哎呀呀，董政治委员为解放而牺牲！莫悲痛，莫伤情，只要为偶们学习董政治委员的英勇精神，哪怕它荆棘满地路难行，一齐向前冲，冲破黑暗争光明。

董天知故居，位于郑州市荥阳市索河街道城关行政村南街自然村，坐东向西，初建于明清，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原有建筑分为前后2个院落，共有房屋7所(均为硬山式)，曾经年久失修，房屋破损严重。

2005年7月，荥阳市人民政府拨巨款，对故居进行复建，初步恢复了故居的原有面貌。复建后的故居，布设了董天知事迹展览，共有3个展室。2009年6月，被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董天知故居，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宣传活动，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深了后辈们对历史英雄的缅怀，培养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较大的历史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