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兴哥到广东合浦贩珠，与卖珠陈老发生争执，陈老跌倒身亡，兴哥被捉到县衙。恰巧吴杰调任合浦县令，三巧见讼词，遂以兄妹名义向吴杰求助。

吴知县断兴哥偿赔殡葬之费，善了此案。事毕，吴知县令兴哥与三巧相见，二人触动旧情，“你我相抱，放声大哭”，被吴杰看出破绽，问明情由，遂令兴哥带三巧回家。因兴哥已续娶平氏为妻，此番三巧再回蒋家，只能做偏房了。一夫二妇甚为相得，终于团圆至老。那件珍珠衫又回到蒋兴哥手中，是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休书所署时间为成化二年（1466），小说创作时间当在稍后的时间，但肯定不会晚于16世纪。生活在16、17世纪之际的冯梦龙将此篇编入《古今小说》（后改名《喻世明言》）之前，已有题作《珍珠衫记》的单行本流传。万历年间宋懋澄的笔记《九籥集》也载有这篇故事，只是角色均无姓名。冯梦龙编纂的《情史类略》即转录了《九籥集》文字。究竟是小说演衍了宋懋澄的笔记，还是宋氏据小说的情节缩写，已无法考定。

这篇小说的题材和思想倾向都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印记。小说反映的时代，正处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的时期，通俗文艺首先感应到社会变迁。反映市井生活题材的作品出现在北宋时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描绘城市朴素的生活画卷。“三言”是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经加工编成的。这在城市商品经济兴起时，民主平等意识也产生，大量篇幅描绘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他们都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作为正面形象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积极的时代精神。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生活中的消费方式、习俗风尚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了历史上一度耀眼眩目的特殊文化景观。以市民情爱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现，正是这种特殊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与当时那股思想解放思潮密切相关。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人情小说是中晚明整个要求个性解放运动的一翼。它们既冲击着封建理学，又不能完全摆脱理学束缚，因此，这篇小说也不能不在善恶殃祥、天理昭彰的支架下敷设情节，使之至少在表面上不违背礼教的惩劝。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主要人物为蒋兴哥、王三巧，还有新安商人陈商（陈大郎）及其妻平氏、卖珠宝的薛婆、王三巧父亲王公、县令吴杰、小丫头晴云与暖雪、卖卦先生等。

蒋兴哥

主人公蒋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他姓蒋名德，兴哥是他的小字。蒋兴哥九岁死了母亲，父亲蒋世泽是个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非常钟爱他这个独生子，在经商路途中，始终随身携领同行。为怕人妒忌，还故意隐其真实关系，佯称为内侄，因而行商同事又称他为罗小官人。蒋兴哥“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由于从小随父行商，“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不料，他刚满十七岁，父亲一病身亡。于是，少年老成的蒋兴哥独力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娶王三巧为妻，建立了家庭。他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但他在愤恨之下并没有暴跳如雷，颇有自制力，表现了重感情又不失理智的性格特征。

王三巧

女主人公王三巧是襄阳府枣阳县王公的女儿，嫁与蒋兴哥为妻。王三巧具有多面性。在家中，她与蒋兴哥恩爱非常，不忍心与丈夫分别，像是一个传统娇妻；夫君离开时，她心中思念，后来常在窗口张望，盼君归来，像是一名艳体诗中的思妇；难耐寂寞，与陈大郎私通，最后还以珍珠衫相赠的她则又像是一名大胆的淫妇；收到破镜断钗，试图自缢的经历又让她成为了一个遭弃的怨妇。最后，她对处于困境中的蒋兴哥伸出援手则让人常常联想起知恩图报、暗中襄助善人的狐仙之类。到头来，她仍然回归到“娇妻”身份，与蒋兴哥共度余生。

薛婆

薛婆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型造得最鲜活的一个。有形——“一脸春色，脚略斜地走入巷来”。有神——“半痴不颠”“装醉诈疯”，尤其是她那“长线钓鱼”的垂钓功夫和如簧的巧舌融合一处，天下罕有其匹。某种意义上，这个人物是说不尽的，绝不可用“老奸巨滑”一言以弊之。作者对其三进蒋门的描画，完全可以当作深入虎穴刺探敌情、诱敌倒戈的孤胆英雄事迹来读。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歌颂了蒋兴哥理解人、尊重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吴县令成人之美而舍己之爱精神，具有平等待人的思想。小说作者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并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这种超时代的人文精神，不能不说冯梦龙已具备先进的文学观。他认为“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古今小说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小说主人公蒋兴哥这样的商人，在封建社会是为士大夫不齿的，在文中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作者把这篇作品放在《喻世明言》第一卷的位置，可见其用心。“二拍”作者凌蒙初，有过这样的评论：“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珍珠衫作为线索，通过写蒋兴哥、王三巧、陈商、平氏四人之间的分分合合，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蒋兴哥的光辉，在于他的形象表现为是一位痛失所爱、悔恨交加的男子，而非因妻子出轨而怒气冲天的丈夫。其中对人物心理描写丝丝入扣，初见珍珠衫的惊、询问中的疑、确认后的痛、辗转反侧的恼、被托送信的气、见物扯书的怒、遥望家门的悔都条分缕析表现出来，跃然纸上的是一个善良坦荡、有着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而非夫权的代言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哥与三巧的分离，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原因。从身世来看，兴哥幼年丧母，因为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父亲带着年仅九岁的他伺行作伴。十七岁上，父亲在家中一病身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人的童年经历对长大后的一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兴哥看来赴粤经商是“绝不得的衣食道路”，是即使千难万险都不得放弃的。这方面，父亲是他的榜样和人生旨归，孤身携子，奔波劳碌，弥留之际，足慰平生之事是没有客死异乡。兴哥记事成长以来的八年中，他和父亲应该基本上都在湖南、广东两地往返行走。至此不难发现，广东一行，不仅是蒋兴哥的“衣食道路”，还是父亲留给他的衣钵和回忆，更是伴随成长、融入血脉的一部分。没有广东的商旅生涯，蒋兴哥的感性生命便是残缺的。正由此，无论物质外因，还是潜意识的呼唤，辍商五年后，作为人的本能要求兴哥再赴广东，因此他的决计远行，并非“商人重利轻离别”，而是人性的必然。

蒋兴哥对三巧的爱“润物细无声”，不仅表现在新婚中对妻子的呵护，更体现在得知真相后的自我谴责追悔、遣归妻子前夜的彷徨、岳父一再追问下不忍明言的体谅、陪送十六箱嫁妆的宽容、书房相见的抱头痛哭。“吹尽黄沙始到金”，前事已矣，兴哥由爱而衍生的宽容体谅早已再次将情注入三巧的生命。如果说三巧是由于悔恨内疚而生情的话，那么兴哥的爱则是缠绵不绝、从未转移的。这种着力表现的男子对女子的痴情，特别是在女子琵琶别抱后仍待之以诚的形象，填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白；这种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男女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爱，远不是封建男权欲者所能比拟，也非封建礼教藩篱所能拘囿。三巧最后的身心回归，是历经风雨后的水到渠成。

蒋兴哥这一艺术形象，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来，明代市民阶层的经济生活风貌。蒋兴哥作为市民阶层中的一员，是长期奔波于经商之途、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商人，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均与商业经营活动有关：因其父多年经商，才置下偌大家业，才有机会以丰厚的彩礼聘得美貌妻子王三巧；婚后蒋兴哥为了衣食之道，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需要下广东经商，不得已与三巧离别因从事经商之事，奔波劳累患病卧床导致推迟归期，最终导致爱妻失贞；生活画面均为以蒋兴哥为主的市民阶层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场景；贯穿于作品之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各种因素，无一不和各种商业经济活动有关。因此，冯梦龙在作品中通过塑造蒋兴哥这一艺术形象，再现了明代丰富真实的市民阶层经济生活面貌。

另一方面，作品通过蒋兴哥这艺术形象从深层次反映出明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貌、道德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宽厚善良的蒋兴哥面对妻子失贞，先是自责，又被迫休妻，心中亦是痛苦不堪；怒责拉皮条的薛婆之后，他还处处为王三巧考虑，同意其改嫁并赠送妆奁。蒋兴哥作为一位富商，正因为他对封建礼教的不屑，将择偶标准定为“不拘头婚二婚”，只需“人才出众”，才有缘娶得徽商陈商之妻平氏；正因为对封建纲常的不认同，才能够与已嫁作他人妾的前妻王三巧夫妻团圆。这种对平氏、对王三巧的认可正是源于蒋兴哥性情的宽厚，以及其对感情的尊重，对女子人格的尊重，更源于他对封建纲常礼教的蔑视。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引发了难以阻挡的变革思潮，市民阶层的感情、欲望得到进一步彰显。作品通过蒋兴哥这艺术形象，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失贞女子的同情和谅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女子的行为进行肯定，体现出思想领域中追求情感自由与“存天理、灭人欲”封建礼教的抗争。作品对蒋兴哥能够接受失贞后再次改嫁的发妻三巧的行为给予了肯定，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舆论对“人欲”的首肯，也反映出市民阶层对失贞等违反礼教纲常之行为的宽容，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历史进步轨迹。

王三巧是襄阳府枣阳县王家的女儿，受到过良好的家教。蒋兴哥因自幼与三巧定有婚约，十七岁时父亲因病身亡后便托媒人欲求完婚，王父却认为守孝一年期限未满不可完婚，自己也没有时间准备妆奁，未能应允。王父如此看重守孝礼仪，从侧面反映出王家家风甚好。另外，作品里描述有三巧因看到蒋兴哥涉人命官司的卷宗而舍命求后夫相救之事，由此可知，三巧是自幼便读过书。三巧不仅能够识文认字，而且青春美貌。枣阳县流传有一首童谣：“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妥着她，胜似为驸马。”王家两位大女儿美貌之名早已远扬，蒋兴哥之父凭借自己打拼来的殷实家底，在儿子七八岁时，便将彩礼送至王家，替儿子与三巧定下婚约。蒋兴哥因此才娶到三巧这一如花美眷。三巧自身青春美貌，丈夫蒋兴哥不仅是英才俊杰，而且对自己知冷知热，嘘寒问暖，有情有义，更兼少年多历练，言辞多敏捷，处事有分寸，三巧因此内心自是欢喜不尽，对兴哥敬爱有加。婚后因夫妻恩爱难舍，蒋兴哥屡屡耽误经商行程。四年之后因怕坐吃山空，为生计蒋兴哥下定决心出门经商。得知丈夫即将远行的三巧虽然内心难受，但贤淑的她也明白，不能再阻碍丈夫远行了，毕竟有蒋家祖上传下来的衣钵，更有丈夫自九岁起就开始追随父亲开始历练的事业。温柔多情、安分守己的王三巧与丈夫蒋兴哥离别之时，她轻声问此去几时可回。她手指楼前椿树对丈夫说“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王三巧以椿树荣枯而设约是一种纯情诗意的行为。三巧依依不舍地再三叮属远行的丈夫，一定要“好歹一年便回”，更表达出她对丈夫强烈的眷恋之情。无论是从蒋兴哥私自安排远行还是从邻居薛婆设计售卖珠宝首饰等事件来看，胸无城府的王三巧在待人接物方面从不设防。安分守己的王三巧，打内心深处是不愿意与丈夫蒋兴哥分开的，但她并没有哭闹不休，只是心酸流泪，面对丈夫“耐心度日，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的嘱咐，她深情款款地答应丈夫自己一定会足不下楼等待丈夫的归来。由薛婆对陈商之言“（三巧儿）足不下楼，甚是贞节”等话中可知，王三巧确实是这样做的，连请到家里的问卦之人也是让人捎话过来问卦，自己未曾露面。薛婆初进蒋门之时，卖珠饰不仅不讨价论价，而且说可以先只收半价，最后还借口说有急事需将自己的珠宝首饰箱锁放于蒋家，再次进门时还自携酒食，表明自己不差钱儿以及与王三巧的知遇之情。缺少社交经验的王三巧未起半点疑心，未加任何防范还满心欢喜地以为碰上了知己，盼着其再次登门。这些细节描写无不揭示出三巧自身的纯真与善良。

明代中后期在平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观念，王三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象征着封建女子敢于冲破思想枷锁的精神与勇气，又象征着市民阶层女子形象的自我个性张扬。但在当时，这些新观念与旧的思想观念发生斗争，又无法彻底地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出现偏差。在这些思想的对抗中，作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采取了一些矫枉过正的方式，导致人物形象在体现先进社会思潮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局限性和落后性，从而使人物体现出一种进步性和落后性相交织的特点。

在作者的笔下，蒋兴哥和王三巧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王三巧虽说一时犯了错误，但也不是不知廉耻。至于蒋兴哥能对妻子的不贞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明代，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的束缚是非常厉害的，像王三巧这样的行为，在常人来看是不容赦免的，在夫权思想严重的封建社会，女子犯了这样的过失，轻则辱骂，重则毒打。而作为丈夫的蒋兴哥，却没有这么做。他虽说将王三巧休了，但为了保全妻子的面子，没有在休书中写上王三巧的不贞。这主要是因为兴哥还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不忍心责备陷在情欲中的妻子，他觉得妻子的不贞是由于自己逾期不归所造成的。在妻子再嫁后的再次相遇时，蒋兴哥发觉自己仍是深爱着王三巧的，而王三巧也仍是深爱着蒋兴哥，并对自己的不贞表示了沉痛的悔恨。这样蒋兴哥就彻底地原谅了妻子，将她接回家中，重新团圆。作者塑造的蒋兴哥这一形象，在封建的夫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他让人们懂得尊重妇女的人格，谅解妇女所犯下的一时过失，为提倡男女平等开了先风。

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国古典小说充满了荒诞，而《珍珠衫》则是其中经过変异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如果当时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定会更加优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除了叙述方式的创新手法受到学者的关注外，还体现在小说在寻常的殃祥果报、道德教化的框架下，作者的同情心与审美趣味最终催生出的王三巧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在王三巧的身上，可以说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几乎已经呼之欲出，这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中脸谱化的女性塑造与情节大于人物的叙事模式有所补益。

另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多次被后世剧作家改编为戏曲，如吴江派戏剧家叶宪祖改编的《会香衫》杂剧以及明末清初戏曲家袁于令改编的《珍珠衫》传奇均由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改编而来。

冯梦龙（1574一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龙子犹等。长洲（今苏州）人，少为诸生，晚年以贡生历官丹徒县训导、寿宁知县。倡导言情文学，抨击伪道学。虽工诗文，但主要致力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小说方面，除编撰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外，还增补罗贯中的《平妖传》为《新平妖传》，改写余邵鱼《列国志传》为《新列国志》。戏曲方面有《墨憨斋定本传奇》，其中自撰《双雄记》《万事足》二种，改订汤显祖、李玉、袁于令诸人之作十余种。另编有时调集《桂枝儿》《山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笔记小品《智囊》《智囊补》《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等。